婺源朱子学国际学术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婺源论文,学术论文,国际论文,朱子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朱子显学，方兴未艾。群贤毕集于婺源，成果交流于盛会。家世生平，韩人寻根于东渡；心性哲学，贤哲绸缪于西传。文学思想，专著初成其体系；领域拓宽，无人问处见精神。弘扬传统，学术岂泥于功利？搭台唱戏，文化奚论为弁髦？谁能置信，兴让犹尊白鹿；何必存疑，韩李现传朱子。论辩纷呈，兹为综述。
关键词 朱子学 国际会 综述
今年是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诞辰865周年， 由江西上饶朱熹故里朱子学会、安徽黄山市社联、江西、安徽两省朱子学会、中华朱子学会（筹）五家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朱熹诞辰865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0月8日至12日在朱子故里婺源——黄山举行。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国内外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及朱氏后裔计60余人。大会收到论文共38篇，除少数学者因故未能到会发言外，有23位学者作了大会报告和发言，其余30多位学者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大会对部分学者的论文进行了评议，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就朱子生平过化、哲学伦理、文学史学、当代价值与海外流传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是近几年国内外朱子学研究的又一次交流与总结。现将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于下。
一、朱子家世与生平研究有新进展
在1987年至1990年间，先后两次在厦门大学和福州—武夷山召开了朱子学国际会，以高令印先生著《朱熹事迹考》及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的出版为标志，朱熹在闽活动的遗址遗迹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朱熹在赣、在浙、在徽州的活动情况，却无人问津。在这次会议上，皖浙赣三省的学者汇聚一堂，才使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进展。江西师大许怀林教授系统地介绍了朱熹在江西的书院教育和政治实践，他认为，朱熹知南康军三年，是把他的政治理想付诸社会实践的重要阶段。江西社科院胡迎建先生撰文，从讲求荒政、赈济救灾，劝农耕种、重视生产，整肃吏治、治政严明，化育人才、转变士风，研究学术，创作诗文等五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朱熹知南康军的政绩。
来自浙江缙云的王达钦先生根据地方史志的记载和当地遗迹的考察，介绍了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内，两次深入州县乡村，赈荒救灾的成功和六劾唐仲友的失败，以及朱子门人创设仙都独峰书院的史事。安徽大学赵华富教授则通过多年来对徽州文化的考察，否定了明人汪六符杜撰的朱熹三次赴徽州之说。他通过新发现的朱子佚文《呈坎罗氏宗谱序》及朱在《罗始祖朱氏祖妣墓记》的记载，修正了朱瑰先世为歙县黄墩的说法，提出了朱子先世为歙县通德乡长春里朱村的新说法。
朱熹祖籍婺源。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上饶。这次大会在婺源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了海内外朱氏宗亲后裔文化寻根的心理要求。上饶师专饶祖天教授为此作了朱子家世之由来与发展的专题报告，详细揭示了朱熹先祖婺源茶院公朱瑰一世以下，至九世朱熹、以及朱熹后裔流衍各地发展的脉络。
朱熹四世孙朱潜，于宋宁宗嘉定年间，“见权臣执命、主和误国，无复修攘之义，居恒郁悒忍痛。一日读《论语》居九夷章，忾然兴感，呼门弟子诫之曰：‘海外青邱，箕圣攸封，而素称其礼壤，吾属可居。’携叶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应奎、杜行秀、陶成河七人，浮海而东。……舟泊锦城，仍居焉。元人闻宋朝遗氏多出东国，使高丽押送上都。于是大索诸道。公变名积德，自罗州逃隐龙潭。又值三别抄之乱，遂移绫城。”此事见于韩国《鲁城阙里祠新安志》。据该志载，韩国朱氏后裔皆奉朱潜为始祖，而追迹于武夷婺源朱文公之世。1990年，值朱子诞辰860周年之际，韩国玄松文化财团理事长， 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会长朱昌均先生应邀到会，携韩国《全州朱氏世谱》，且云自朱潜东渡高丽，一去未返，在韩国全罗南道锦城登陆后定居于彼。800年来，子孙繁衍，遍布全境，至今已达14万之多。他提出诸多问题，要求寻根查证，以确立先代传承世系。然此事展转数年，终无结果。在这次会议上，浙江湖州代表提供了新发现的地方史料。据《乌程县志》、《竹溪朱氏族谱》、《浔溪紫阳朱氏家谱》、《获溪紫阳家乘》、《桃南朱氏宗谱》等记载，朱潜曾为浙江乌程县令，有槐、楠、梓三子，世居浙江湖州，其子孙墓葬至今犹存。朱潜东渡，三子并未随行，其后人今分布于湖州、南浔、菱湖、长兴雉城、安吉等地。朱潜先是为官，后隐居安吉芝里，又居杭州，晚乃携七学士东渡。朱潜走后，家人为防官府查询，曾建疑冢于乡，因而湖州仍存朱潜墓。朱潜东渡，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曾带去家藏朱氏世谱并朱子书，这比1289年安珦携新刊《朱子大全》归韩要早六、七十年。但此事终因缺乏确凿史料及佐证，学者尚无一致意见。
二、朱子心性哲学研究的新发展
21世纪将是东方伦理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与实践的时代。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要解决后现代化社会所带来的核战危机、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问题、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在此趋势下，国内外朱子学研究者都一致地注意到对朱子心性哲学的研究，力求找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
江西社科院赖功欧副研究员认为，人性论是朱熹整个理论的核心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它有二点值得重视：一是以自然主义的天道观为基础、为出发点；二是以人文主义的道德理想为目的，为终点。朱熹理论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以理论的优势说了人道来源于天道的合理性，建立了真正的人性之道德的纯粹自然客观的根源。
安徽大学孙以楷教授认为，儒学的根基是仁，自孔子在人生诸德中择取了仁，仁的人人关系及“爱人”原则便确立为儒家始终不变的视域。从孔孟到程朱，再到王阳明、王夫之、戴震、康有为，仁学由源而流，淌出一条蔚为壮观的生生长河，构筑了仁的不息不已的生命。孔子把仁的本意当作根基加以提炼、扩充，使仁由孝悌上升为具有爱的趋向的表达普遍的人人关系的唯一大德。孟子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仁的位置，为仁找到存在场所。他把仁伸张、扩大为人和非人的差异，他使身外的东西变为自身的存在及其本质，把具体的人找关系准则化为抽象个人的普遍特征，仁的实施就是人自身的要求与必然。朱熹的仁学理论远绍孔、孟、近续二程，他反对空谈仁的境界，力主仁的实践，他为仁定下准确的定义和内涵，并进而对仁与诸德关系、仁人关系作出进一步论证，已标志着仁学发展至此已趋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副教授着重探讨了朱熹心论的生生思想。他指出，朱熹强调天地以生生为德，人之生道继续天之生道而来。天之生物是生成万物，人之生物却在生成伦常。人得天地之心实际上是得天地之仁，由仁发而为恻隐之心。求仁的工夫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存心与存仁都是直下顿悟，存心即是不放，即是新生。心之存而不放是一个不断涵养体验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的。
南昌大学郑晓江教授对朱熹人生哲学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朱熹以前的儒家学者在探讨人生问题时，多以比较具体的日常生活切入，缺乏对人的生命产生和存在，人生本质等根本问题的讨论，因而显得肤浅、苍白、朱子则着意寻找人生命和生活的形而上根据，希图以本体太极或理的性质直接外化为人生的基本准则，理论上更深刻，现实中也更能使人信服和遵从。朱熹刻意描绘了一个本体世界，通过人性这个中介而落实到人间社会，然后提出一个“穷理”的问题，使人明觉人应当怎样去思、怎样去行的道理。他进而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从敬到诚到躬行，构成了其人生实践的一整套具体操作。朱熹人生哲学的本质是：追求当然的人生准则与必然的自然法则合一。这启示现代人必须深刻觉察人的生活与自然万物的生成应该相互协调；自然的性质也有启发人如何生活的作用。郑晓江着重指出，朱子的人生哲学特别强调人生修养与人生践履的自觉性。人生应该也必须把内在的了悟与外在的现实行为贯通为一，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生。今天，人类应该经常反省，探究现代社会中的人如何才能达到灵与肉的一致，思想和行为的统一、道德修养和躬行践履的相齐。当人们每个现实的牵动都完全发自人的内心时，才会真切地感到人生是幸福的。
以心性学说为基础，朱熹的道德学说具有相当丰富的理论内容。他不仅为人性确立了宇宙论的根源，使“所当然”的道德本体具有“所以然”的宇宙规律的根据；而且进一步确立了道德人性的主体性，使之变成主体的道德自律。他不仅确立了人的个体的感性的存在，把超越的普遍的人性建立在个体存在的基础之上，而且为人的自我超越与自我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修养方法。与会学者对朱熹道德修养论的精粹、意义和价值进行广泛的讨论。对朱熹强调道德实践，重视内省工夫，要求把儒家伦理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等理论问题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三、对朱子文学研究有了新突破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相继召开了六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朱子学成为显学，研究朱子思想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1981年首先出版了张立文教授的《朱熹思想研究》，1987年出版了陈来博士的《朱熹哲学研究》和韩钟文教授的《朱熹教育思想论稿》，1993年又出版了束景南教授的《朱子大传》，而研究朱熹文学思想方面，则相对薄弱。在这次国际会上，上饶师专吴长庚副教授新出版的《朱熹文学思想论》和作家黄玉石的《朱熹传》，已双双呈送于各位学者面前，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吴先生的专著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朱熹文学思想的理论体系的力作，全书10章近30万字，以朱熹本人学道与作诗文的矛盾和统一为出发点，以朱熹的文道观为核心，进而就文体、文势、文章传世、诗学、诗伦、解诗诸方面对朱熹文学思想展开论述，并傍及其《易》学和书画艺术理论，不仅是国内有关专题的第一次全面概括，所论亦很有深度，基本廓清以往学术界对朱熹文学思想的种种不明了和误解处。在这次大会上，吴先生进一步总结了朱熹文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以文道关系学说为纲，文体论、文势论、诗论、文论为主体、比兴、情感、积学、法度等为基础的三层次结构学说。
朱熹的文学研究，具体体现于他的《诗集传》、《楚辞集注》和《韩文考异》三部专著中。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贡献的成果，又以他的诗经研究最为显著。徽州师专汪大白副教授认为，朱子之诗学不仅作为里程碑出现，而且还带有诗学研究史上重大的转折性意义。他否认汉人《毛诗序》以史证诗的形式，同时也否认后人以序说诗的弊病，开创了以诗研诗的新局面。朱熹既是经学大师、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变革诗学、以诗言诗、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于朱子的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专项继承，是朱子不负历史重托、完成诗学变革的条件与因素所在。南昌大家张来芳副教授也认为，运用文学观点，研究诗经，朱子《诗集传》是第一部，在诗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朱熹运哲理于诗词，写作了不少哲理诗，在这次会上，一些学者研究了朱子的哲理诗，认为这些诗含蓄隽永，清新生动，寓物说理而不腐，融情载道而不涩，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台湾大学郭文夫教授说，朱熹的学说囊括了经史子集、学问非常渊博，朱熹文学思想的揭示，是近年来江西朱子学研究的代表。我特别要期待，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间，我们一方面感受到传统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看西方文艺思潮，再回过头来看看朱熹文学思想在新时代来临时，是否还具有时代性、这种时代性是否经得起未来的考验。
四、朱子学研究范围的新开拓
尽管朱子学近几年成为显学，研究者遍及世界各国，但学者们更多的只注意他的哲学，伦理、教育、文史等学术思想方面，其他则少有涉及。这次会议却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朱子的乐论、书画论、人才论、法治论与保险思想、使朱子学研究范围有了新的开拓。
新加坡国立大学龚道运教授研究了朱熹的乐学，认为朱子之论乐，宏通而博识，其要有四个方面：一、乐为中和欢悦自然之理。朱熹既重古乐之自然和谐、亦主改革今乐，去基噍杀促数之音，并考其律吕，令得其正，以养人心之和平。二、联系政治与道德功能以论乐，可谓能守儒家他律派之传统。三、朱子虽重政治道德之功能、却不蔑视其声律、尊重乐家专门之业。四、朱子论乐，常与礼并举，以为礼偏于消极之节制，而乐则偏于积极方面之生发。他据此以论人之修养境界的高下，以为乐之境界自然和乐，高于礼之相刑相克。孔子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
江西电力职工大学徐佩印先生对朱熹的人才学说进行了深入开掘，他认为朱熹的人才理论是内容丰富、极具价值的，朱熹不仅全面地阐述了德、识、才、学在人才成功之路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科学地剖析了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环境因素，深入研究朱熹的人才学理论，探索人才成功的规律，对于培养跨世纪人才，实现科教兴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一些学者从法律角度研究了朱熹的证据排伪法思想，上饶师专徐公喜先生认为，朱熹的证据排伪法则可以概括为五方面：一、“以其义理之当否而知之”法则，将三纲五常作为重要内容，既有主观片面性，同时也体现了法律国家意志和强制性特征。二、“以其佐验而质之”的矛盾法则。三、“格物致知”、“即物穷其理”、“因其故而求知”法则。通过格“物”，找出证据规律，提出类推等方法。四、“核其事实”的实践法则，把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相结合，通过调查法，实验法等排除伪证。五、全面法则。力求证据真实、全面。
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我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曾有过的委积、常平仓、义仓和宗亲福利会、寿缘会、养老义会等形式，以为这些形式就其性质而言，是我国传统的以实物储存的后备仓储保险制和民间互助保险组织。他们据此而考察了朱熹在南康军及浙东赈灾时倡行社仓法、诏行社仓制的治政实践、以为朱熹为我国古代传统保险制（社仓）的创立和“积蓄备赈”的传统保险的立法，提供了实践的依据。
五、朱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国内进行了十多年，在海外持续了三、四十年。目前，国内传统文化的研究正朝着地域性，地方性的方向发展，闽文化、赣文化、徽州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相继形成组织推出丛书，出版专门刊物。朱熹出生于闽、终老于闽，而祖籍婺源，婺源古属安徽，今归江西、因而闽赣皖三省都结合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探寻朱子思想的影响。江西教院李才栋教授从庐山白鹿洞书院的研究入手，讨论了朱熹与中国书院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了朱熹兴复书院、实施教育改革、推行理想的办院与教学模式的深远意义。黄山市社科联刘伯山先生从徽州文化的鼎盛一时探讨了朱熹与新安理学的关系。上海师专周兆茂教授提交了《朱熹与戴震》的论文，把朱熹对戴震的影响放在徽州文化的区域背景中详加考辨。
与会学者对近几年传统文化研究中出现的学术受制于经济、学术功利化、庸俗化、地方特色文化与经济发展、搭台唱戏论等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某些不良倾向的存在表示忧虑，对目前国内朱子学研究领域的现状持不同看法。学者们一致认为，朱子学成为显学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儒家文化圈内的东南亚各国对朱子学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出。二是中国发展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三是各级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文化名人提高知名度、发展经济。四是海外华人，朱氏后裔希望彰扬先祖，光耀门弟。因此，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朱子热。一些学者认为，学术界在经费困难的条件下，接受大亨或后裔的后援，出刊出书，客观上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从学术而言，应客观地冷静地进行，而非浪潮式的，学术受制于经济，会导致实用化功利化的发展，很难坚持公允的批评甚或批评的可能，学者的目的，态度都可能受到影响。
六、朱子学在国外的流传
朱子学在国外的流传主要是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各国，时间早在13世纪初中期。日本镰仓时代前期末，就由到中国学习佛教的僧侣俊芿、圆尔等把中国的理学书籍带回日本。当时这些书籍在佛门不能外传，儒学在佛门学，儒生由佛门出，又从属公卿。德川家康平定天下后，为了适应国民对学术文化的需求，教授汉学的学塾在全国各地涌现，藤原惺窝（1561—1619）把儒生由从属佛门和公卿的地位解放出来，儒学首次获得独立的地位，德川家康以儒生林罗山为幕府儒官，确立朱子学为国学，推进了日本朱了学研究的蓬勃高涨。16世纪中后期，朝鲜性理学者李退溪研究朱子学的著作不少传到日本，使日本朱子学达到鼎盛。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学者平板谦二先生详细介绍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广泛传播的盛况。他认为，《白鹿洞书院揭示》不只是白鹿洞书院的，也不仅在中国御书颁赐太学，为钦定的教育方针，而且传到朝鲜、日本，各藩校（官学）、乡学（私学）都悬挂此规条，以为治校育人的根本信条。这期间，使朱子学规广泛传播的重要人物是阪谷朗庐。阪谷朗庐（1822—1881）是日本著名的儒家学者、教育家、文学家、兴让馆首任教授，他在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教育信条和核心，作《白鹿洞揭示说》云：“邪说暴行，纷纷蜂起，余有深慨焉。深思熟虑，命家塾生徒，每朝必诵白鹿洞揭示，然后各就其业。盖宇宙问万物，千绪万端，而《揭示》外无道，《揭示》外无教，苟不合乎此者，皆邪说暴行矣。”不仅如此，他还多次上书一桥家（藩），提请不仅在普通教育，而且在洋学堂、军学堂都应以白鹿洞学规为准则。他说：“若干年来，吾用心思之，洋学推进之中，无论何校，都应标举《白鹿洞书院揭示》。其繁简合于中庸，可为万道万基之根本。上天公平，以中国孔孟朱子示万国公道，不独为某国教。……吾以为每日诵唱揭示，乃当务之急，但愿藩府劝民诵唱，视如藩规。……尤其洋式军队将士，服装起居皆仿西洋，胸中无定思标的，更应诵唱。其法可在操练之际，士卒集合之所，由教官先导，同声齐涌。操练结束复齐诵一遍，而后行礼解散。照此实行，军规定肃然。”由此，平坂谦二先生调查了鸟取县、冈山县儒学遗迹，发现在兴让馆，由阪谷朗庐倡仪发起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齐颂，由古至今，遵行140 余年而不衰。每天早起，师生会集讲堂，行朝拜之礼，而后由校长起音，师生同声齐诵，接着由教授讲解，结束后就早餐。据说，此事即使在日本现代儒学研究者中，也是令人震憾的事。
朱子著作及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从13世纪始，高丽忠烈五十五年（1290）集贤殿大学士安珦随忠烈王赴元大都，首次读到新刊《朱子全书》，以为孔孟儒教正脉，乃手抄全书模写画像以归。归国后即在太学讲授朱子学、成为韩国朱子学之第一传人。此后，经白颐正、辛藏、权溥、徐敬德、李彦迪诸儒世代传薪，至十六世纪而出现了以李退溪、李栗谷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集大成的体系，朱子学成为朝鲜正统思想而统治李朝达500年。
会议中，华东师大古籍所严佐之教授从朱子著作在韩国的传布刊行角度，为朱子学的域外传播提供了佐证。他指出：韩国用活字排印朱子著作从世宗二年（明永乐十八年）至正祖十九年（清乾隆六十年）的近400年间，共用包括铜、铅、木等不同质材的17种活字体， 排印了包括《通鉴纲目》、《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延平答问》、《孟子集注》、《童蒙须知》、《周易本义》、《朱子文集大全》、《朱子语类大全》、《参同契考异》等近五十种朱子著作，充分反映了李朝朱子学的显学地位。韩国传刻朱著有两大特点：一是品种相当齐全，说明其引进并传播朱子学说的整体观和全方位。二是相对集中，有所侧重。如《通鉴纲目》、《四书集注》、《名臣言行录》，及文集，语类等经典精髓之作皆屡屡刻印，版本众多，可见韩国学者对朱子学说的理解是深刻而准确的。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钟彩钧研究员介绍了西方朱子学研究的两本代表性著作，一是孟旦所著《人性的意象——宋代的图像》，一是田浩所著《朱熹的思想世界》。钟先生认为，孟旦借助朱熹用以表达自己观念的几个主要结构意象，来釐清他的人性思维，构筑全书的脉络，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作者不仅研究意象，更有重建朱子人性论体系的企图。他从意象内涵及其次序的安排，呈现出朱子人性论含蕴“两级性”的矛盾。有此矛盾，朱子人性论的历史发展才有丰富的可能性，直到现代仍有积极的成分来做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资源。但作者对具体意象的阐释有时越出朱子原意，于是解释变成重构，失去朱子思想原貌。田浩《朱熹的思想世界》以道”、“道学”的概念为核心，以探讨南宋学术史的发展，这是有创意的，代表了本书最大的成就和特色。作者用思辨哲学、文化价值、政治意见三层次来讨论“道学”、善于运用新的研究资料和既有的研究成果，这些构成了本书的优点。钟氏对田浩的有关命题进行了申述，对作者过渡的引申及偏颇的认识提出了批评。
收稿日期：1995—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