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过后的沉思——陕军东进现象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沉思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陕西作家五部长篇小说于1993年相继在京出版而构成的所谓“陕军东进现象”，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而来，文人生涯时有转向的情势下引起的社会热点关注，在新闻媒介与出版界共同操作下制造的轰动效应，足以使世人向淡季的文坛再投一瞥。
曾几何时，“陕军东进”成了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题。有人热衷于“精心策划的商业性事件”的议论，有人关注于某种“社会政治现象”的检视，更有甚者，有人借陕军创作的轰动来牟取商业性的批评效应。但是，面对“陕军东进”这一现象，无论是文学、文化角度的切入，还是现象本身的深入探讨，或是文本意义的研究评论，都还缺乏足够的努力。在“炒”的喧嚣过后，沉静下来的文坛应是文学批评的充分介入。认真研究陕军东进现象的缘起和背景，客观评价文本创作的成败得失，敢于正视转型期社会中特殊的文化现象，会使人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陕军东进现象有着复杂的内涵。
作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陕军东进既不是目标明确的创作号召，也不是有意为之的刻意追求。一则五位作家的创作纯属个体艺术劳动，虽然同年在京出版长篇小说，并未事先相约或有意安排，而是一种不期然而遇的巧合。二则陕军创作的轰动效应，并非文坛反响的自然发生，它一开始首先为商业主义所利用。新闻媒介与出版界抢先“炒”出来的效应，使沸沸扬扬的社会反响一度压过严肃深入的文坛批评，而大众层面对作品的热点关注又往往在于“性”而非“文”。三则几部小说虽然皆出于陕西作家之手，但题材的选择、创作的指向、艺术的功力各不相同，因而不能在陕军东进的旗帜下一概而论。且不说《白鹿原》、《废都》的热门话题，单就《热爱命运》和《八里（原文不清）仇》而言，前者表现小镇当代文化青年在情爱生活中的心理经验与灵魂拷问，描绘出充溢诗意、哲理与个性化情绪的心灵史；后者则是对八里古镇两家三代几十年恩怨曲折的故事写实，作者意欲奉献一部复杂的人生史。前者或许还不够丰厚，却显示了诗人小说家独特的艺术才情和语言功力；后者虽然内容繁复，但无论是对农村女性命运的透视，还是对复杂的血缘关系和人际纠葛的设置，或是对“文革”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开掘，从寓意到手法，都很难说为文坛提供了更新的东西。由此看来，陕军东进现象的轰动不排除某种偶然因素，它与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的现实氛围有联系；另一方面，文学群体现象之间明显存在的个体差异和层面差异，又要求人们描述文学现象时不能以偏概全，回避个体文本的艺术评价。
掠开社会议论五光十色的浮沫，深入到文学自身的角度去考察，陕军创作能在文坛不景气的形势下崛起，又有其必然性和典型性。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连失路遥、邹志安两位文学英才的忧伤中，陕西作家能够潜心苦志，前赴后继，于不约而同的自觉中形成创作的“集束手榴弹”效应，谁说这个体的创作行为里没有包含着整体的文学精神呢？个性中带有共性，偶然中寓有必然，陕军东进现象的发生，又非一日之功力。一代作家深深眷恋的“黄土地情结”，是形成作品“陕地风”的原因之一。陕西，这片古老、苍凉的黄土地，以她独特的自然景观，孕育了陕西人强悍坚韧的情感性格和丰富率真的民情风俗。受地域文化的浸濡，对黄土地历史的溯源与迷恋，对黄土地人生酸甜苦涩的咀嚼，使陕西作家对这块多灾多难而又风光无限的故土难舍难分，萦绕于心的“黄土地情结”，延伸在故乡家园的创作视野。一旦他们准备以多年的生活和艺术积累向长篇小说冲刺，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自己所熟悉所挚爱的土地，于是有了历尽社会沧桑的白鹿原，有了交织着人生纠葛的八里古镇，有了记载着民族特殊历史的陕北高原……
陕军东进现象形成的文学原因之二，在于陕西文学传统的滋养和作家创作使命感的驱使，这种陕地特有的文学感召力鼓舞着一代作家以大手笔去写大作品。历史曾把再造神州的殊荣，给了陕北高原，给了黄土地；延河水、宝塔山无疑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革命影响了黄土地人的精神气质，也激活了根据地的文学氛围。从秧歌剧《兄妹开荒》、秦腔《血泪仇》，到小说《种谷记》、诗歌《边区自卫军》，陕西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光荣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陕西作家更多的具有了一种写胜利者史诗的气度。50年代，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雄浑悲壮的历史画面，首创当代文坛革命战争史诗的格局；柳青的《创业史》，透过农村各阶层人物的命运抉择和心理走向，描绘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陕西的史诗传统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对新一代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强烈的长篇创作欲望与史诗意识，使他们渴望在有生之年写出真正的史诗。陕西文艺界也多次召开长篇小说研讨会，为深化创作提供良好的文学环境。要完成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陕西作家不能不受到创作使命感的驱使。以大手笔写大作品，成为陕西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从路遥写陕北《平凡的世界》，到贾平凹写商州的《浮躁》；从《最后一个匈奴》这“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到《白鹿原》这部“民族的秘史”，陕西特有的史诗传统在延续、发展和深化。
陕西作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文学奋斗精神，是陕军崛起的原因之三。陕西，这片贫瘠、偏僻的黄土地上能够开出灿烂的文学之花，与一代作家深厚的生活基础和艰苦的创作跋涉分不开。陈忠实在社会底层的乡村从事民办教师和乡镇干部整整20年，人生阅历丰厚而独特，并有着80多个短篇。9部中篇的创作积累。贾平凹从乡下人到城里人，从不知名到知名，他经过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出版了近百部各类作品集。京夫在家乡当过13年的中学教师，有过30年的创作经历，发表的小说、报告文学已超过300万言。高建群当兵多年，又解戎从文，人生多彩，作品也传奇，他不仅出版有诗集、散文集，而且以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雕像》崭露头角。程海长期在县文化馆从事诗歌创作，后来转向小说创作，曾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夏娃》，是一位颇具诗人气质的小说家。五位小说家形成的陕军崛起之势，是有基础有准备的，并非凭空而来。上述作家在这次崛起之前，虽然都程度不同地享有文坛声誉，但他们并没有满足于写写发发的创作生涯，强烈而清晰的生命意识的逼迫，使他们充满了文学的夙命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陕西作家格外珍惜这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期盼有生之年写出真正的大作，完成自身的、文坛的超越。贾平凹深感40岁还没有写出美文的悲哀，以及没有写出“城”的内疚，他渴望创作的四季转换，憧憬抵达文学的至境，于是潜心苦志，逃离喧嚣，写出标志着自身创作转折的《废都》。高建群10年孕育、两度重写的《最后一个匈奴》，在他38岁生日这一天完笔，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标识。陈忠实在44岁时清晰地听到生命的警钟，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生命大关的恐惧。他决心以艺术上的大跨度超越，在《白鹿原》中完成对民族历史与民族灵魂的探讨。50岁前的奋力一冲，终于使陈忠实实现了要写一本“死时可以做枕头”的书的夙愿。陕军几位主将在各自生命区段充满目标感和紧迫感的冲刺，造成了陕西文坛创作的共振效应。
来自生活的召唤和生命意识的逼迫，自然催发了强烈的文学奋斗精神，陕西作家的拼搏姿态一向为文坛所赞叹。长期跋涉在寂寞孤独的文学苦旅，人生与创作变得厚重起来。路遥在艰难困厄之中，以生命去祭献《平凡的世界》，成为当代文坛最悲壮的一幕。高建群在丢失了《最后一个匈奴》初稿的那个秋天，男子汉的孤独落泪令人感伤。但他没有被打倒，而是凭着记忆与毅力，再度写出书稿。痴迷于燃烧着生命的长篇世界，有4年多的时间，作者几乎与世俗生活隔绝。至于陈忠实，从1988年春天在西安市东郊白鹿原北坡坡根的祖屋写下长篇小说的第一笔开始，他就以自我约律三条躲开了世事浮华和外在烦扰，潜心于自己的世界，从容地投入了5年之久的《白鹿原》跋涉。陕西的这群作家，多出身于三秦乡下农家，饱尝人间酸辛，都有自己艰苦、坎坷的文学奋斗生涯，而且大都能甘于寂寞和清贫，始终不渝地追求文学目标，有一种“馒头就葱写长篇”的吃苦耐劳精神。陈忠实谈到，陕西不少作家立志写史诗，出大作品，虽然折了路遥、邹志安两员大将，也不为所动。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神圣的文学殉道精神，陕西作家前赴后继，不断超越，终于高扬起群体东进的文学旗帜。
二
陕军东进对于当代文坛来说，具有新的启示意义。
一个文学现象的生成与轰动，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但作为文学现象的最终评价，还是要立足文本，回归文本。特别是作为陕西五位作家创作界碑的五部长篇，在他们各自创作史上占据什么位置，对于当代文坛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和教训，在转型期的社会生活中构成怎样的文化现象，这应该成为评论者的一个关注点。
首先，史诗意识的追求与超越，为文坛提供了新的高度。
史诗创作，一向是长篇小说作家们追求的大目标，《保卫延安》、《红旗谱》、《创业史》等一系列作品的相继问世，标志了当代文学的这种史诗化趋向。五六十年代的史诗创作，从创作基点来看，作家以写胜利者史诗的气度和角度，正面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战争长卷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进程。从作品的切入视角来看，它们多在大时代、大事件、大社会的背景上，写出人与阶级、人与政治、人与社会的关系纽结，凸现出一种政治视点。就作品主人公的塑造而言，又以刻划表现了民族和时代前进方向的正面英雄人物为主，人物性格多有单纯或单一的指向。而在异军突起的陕西作家那里，他们接受老一代史诗传统影响的同时，也以复杂化了的时代生活体验，深化了的历史文化的反思角度，新的史诗精神的理解，突破了五六十年的史诗创作格局。史诗在他们笔下，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政治视点之下的社会画面，它更着意于在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全方位视野里看社会；它不再仅仅是历史过程与历史事件的描摹，更关注于历史动荡带来的人心史、人格史的演变；它不再拘泥于高大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刻划，而是执着于蕴含了民族文化色彩与历史变动内容的人物性格的塑造；它不再用某种流行的观念去框定生活，而是努力发掘生活更多侧面的本真。《白鹿原》与《最后一个匈奴》集中显示了陕军的史诗追求，尽管它们达到的创作高度各自不同。
《白鹿原》给人的是一种新的史诗观照角度，一种深沉、厚重、苍凉的史诗风格。作品扉面摘录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已经宣称了作者的创作宗旨。所谓秘史，除了与一般正史相区别，更多地含有民族文化心态史的意思外，它特别强调了家族秘史。史诗意识的追求，使《白鹿原》具有一种历史的跨度和纵深感，在家族的历史上建造起民族心史的构架。小说以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为经，以白鹿两个家族的争斗为纬，描写清末至建国前夕关中大地半个世纪的世事演变和人心走向，透视了民族的生存史和灵魂史。陈忠实不是那种以写活乡土人物个性和地域民情风俗为终极目标的作家，他以探究民族历史与民族人格为最高理想，这使《白鹿原》的文化品位高于一般意义的乡土小说。作品有一种大气度、大背景、大融合。写江山兴废，世事变迁，蕴含了历史的沧桑感；写人生沉浮、性格逆转，流贯着命运的无常感；写乡村故事、地域风情，充满了生活的真实感。值得称道的是，作品的史诗意识不是人为地附加于作品，而是丝丝缕缕渗透在关中人物与乡村故事的描述中。抗税“交农”的风起云涌，国共两党的分裂与对抗，农协发动的“风搅雪”革命，乡约与民团残酷的反攻倒算，土匪出山的抢劫侵扰，家庭较量的勾心斗角……，这社会历史的动荡激变，白鹿原“鏊子”的反复折腾，是通过芸芸众生们被裹来挟去的无序状态来展示的。历史风云与人物故事互相交织，时尚流变与人心迁移相互对照，你在为人物命运所吸引、为情节力量所折服的同时，也可从中悟出一种时代走向与人心走向，体味出乱世中的民族苦难与精神烛照。
各种文化角度的切入，使《白鹿原》以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突破了以往史诗创作单一的政治文化视角。在作品中，政治文化对于白鹿原命运的左右，儒家精神对于民族心态的浸濡，地域文化对于农民性格的塑造，宗族、村社文化对于乡人行为的制约，性文化对于人生命运的纽结，都得到了丰富而深刻的表现。作者强调了文化传统对人的重要影响，写活了在历史文化土壤中生存的人。这种社会人生的多重文化视角观照，使人物形象与作品内涵更近切于社会生活的真实底蕴。
《白鹿原》的人物塑造有独特的创意。作者在动荡的历史背景和鏊子般翻转的政治环境中刻划人物。从混沌无序的原生状态和自然真实的人性深层发掘人物，透过多种文化的濡染和家族命运的变迁表现人物，写活了世事演变中的白鹿原群像。道德化身白嘉轩与功利小人鹿子霜的人格对立，关学大儒、民间圣者朱先生对白鹿精魂的提升，鹿兆海、白灵在国共两党选择中的情人反目，黑娃的各类角色串演与悲凉结局，白孝文的人生遽变与投机手段，小娥的沦陷与复仇，都演示了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变迁史，特别是白嘉轩形象的出现，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创造了崭新的形象。作者没有用单纯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概念来框定人物，也没有囿于文学作品中地主形象的传统招式，而是坚持生活的本真和作家的独特认识，着重描写了一个带有历史文化色彩的族长形象，作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白嘉轩一生最为推崇和努力实践的，一是“耕读传家”的农耕文化，一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前者使他以农为本，勤于耕耘，自始至终要做一个正经的庄稼人；后者使他腰杆挺直，致力于修身齐家、整饬族纪。传统文化的积极取向与负面效应在白嘉轩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为了“要在白鹿村乃至整个原上树起一种精神”，白嘉轩以传统的仁义和德行，律己律人，成为白鹿原的人生楷模，他创办学堂，教化乡里，修祠堂，立族规，定乡约，规范群体。对乡人，他宽容善待，与长工鹿二情同手足，帮李寡妇度难关仗义疏财；为抗税，他一手策动鸡毛传贴和交农事件，深得民心；大旱之年，他自残其身，亲自扮演马角，虔诚祈雨。他奉行“以德报怨以正祛邪”的法则，鼎力救助鹿兆鹏、黑娃，仁义的举动令人赞叹；他以自己独特的静观与达观，荣辱祸福坦然以对，生死遽变处世不惊，乱世苦难从容负之，游离于党派政治的漩涡之外，执着于扬善抑恶，显示了人格的独立和恒定的生存原则。在历史硝烟弥漫、乱世苦难丛生之中，白嘉轩的岿然不动，无疑是一种强大的人格象征和精神写照，它昭示了传统文化长河中有生命力的流向。但白嘉轩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族长和家长，他不能容忍任何悖逆传统和生活秩序的行为，他要为家风族纪的严整充当卫道士，所以，他禁止黑娃、小娥进祠堂上族谱，诅咒女儿白灵的新女性反叛，杖责并驱逐儿子白孝文，以族规惩罚小娥，建镇妖塔令小娥鬼魂“永世不得翻身”。这些悖逆天性的行为，抛弃了白嘉轩平素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显示出封建道德观念的专横、冷酷和凶残。这里，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层土壤中走出来的白嘉轩，其精神人格和行为方式，就不再仅仅具有个人的意义，而是蕴含了传统文化结构中的正负基因，，象征了民族思想传统和文化心态的强大与滞重。作者用半是赞歌、半是挽歌的感情来写白嘉轩，在着意凸现了一种民族精神，一种理想人格、一种道德化身的同时，也勾勒出白鹿原最后一个地主的悲剧人生氛围和悲凉心态。白嘉轩以他深厚、复杂的文化内涵，完成了对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高老太爷、黄世仁、钱文贵、冯兰池等一系列地主形象的区别与超越。
《最后一个匈奴》是一部具有史诗意识的作品。它意在通过杨干人－杨作新－杨岸乡这吴儿堡家族的命运轨迹，来追溯民族融合与生存的历史，来探究陕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以此完成对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的描绘，为历史建造一座纪念碑。对于色彩斑斓的高原大文化现象的关注，使作品着意描绘了陕北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那动人的历史故事，神奇的民间传说，丰富的乡情风俗，还有陕北唢呐对于自我生命的光辉扩张，陕北剪纸对于生存之谜的神秘昭示，以及信天游民歌中蕴藏的生存本相和文化心理，都以鲜活的意蕴和色彩，为作品平添了几分灵动、几分深邃。无庸置疑，这是一部浸透了情与热诚的作品。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主观激情的洋溢，使他不断地激扬文字，评说历史，这既带来作品饱满的气势，也造成创作的某种失误。其一，在史诗意识与生活琐事的描写中，作者对史诗意识刻意追求的主观指向，有时跨越了生活故事本身，史诗意识未能完全渗透、融汇在生活中，以至于让人产生某种剪贴感。其二，作品过多的议论色彩，对小说的故事与意义过多的注脚，不时打断人们的审美流程，干扰读者独立的作品判断。其三，作家主观意愿与热情的燃烧，使其提前透支了自己的情感。上卷写得气象饱满，人物与生活的描绘也引人入胜；下卷则显示气力不逮，吴儿堡家族人物的命运线索力度不够，某些人物的设置，人际关系的纠葛有些牵强，上下卷之间还缺乏一种内在气势的贯通。由此可知，要写出有新意有高度的史诗性作品，离不开“十年磨一剑”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力。
其次，作家创作生命的逆转，为文坛提供了引人深思的话题。
作为文坛的一个异数，《废都》本身也构成了世纪末的文化现象。作家自身显示的创作转折，引发了人们关于文人命运、文人灵魂、文学品格、文化精神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无论世人对《废都》的褒贬好恶如何，它所带来的文化现象都无法回避。《废都》是在社会转型与世纪之交的背景上，面对世纪末种种浮躁与沉沦的社会人生世相，于清醒而又无奈之中，于挣扎而又沉沦之中，所宣泄的一种痛苦、焦灼的情绪，所展示的一颗矛盾、孱弱、悲哀的灵魂。它标志了贾平凹人生情感、世事态度、创作心态的重要转折，也反映出作者创作的某种错位与内在矛盾。
矛盾之一：以传统文人的心态去描写现代都市，在创作主体与描写客体之间首先发生了错位。贾平凹深感居城20年还没有写过“城”的小说的内疚，他想从商州走出来，再创一片新的创作天地，却未能真正进入城市。正如作者自述：“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1期）带着这样一种“农裔作家”的传统心态去看现代都市，《废都》所写的并非真正意义的都市，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等县城。作品对西京格局与层次的定位，对一群文人仿佛成了西京生活中心的自恋情结的描写，既缺乏社会背景的深度和广度，又感受不到现代都市的时代氛围和生活流向，因而首先让人产生了“都”的疑惑。
矛盾之二：贾平凹对“废都现象”有清醒的意识，对文人灵魂有独特的审视角度，对社会浮躁后的某种沉沦有切肤之痛，他或许想通过废都、废才、废人的社会世相来传达自己的世纪末忧虑，但遗憾的是，作者的现实困惑使他没能比笔下文人站得更高，而是对其处境与心境产生了某种认同感，故《废都》虽然透露出世纪末的某种无奈与悲凉，却无法达到一种精神超越和文化重建，主人公庄子蝶作为一个矛盾的多面体，其两重人格与末世情怀令人深思。他既不愿为声名所累，又要保持西京城里的名人形象；他惭愧美文创作的干涸，又禁不住广告文学的诱惑；他感到生活的无力、无奈和无意义，又不能突破旧我，确立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他想做超脱旷达、洁身自好的文人，却又在世俗物欲和人生消费中沉沦得最深，最后终于想弃文反叛，逃离声名，身心又淘虚得连出走都没有了可能。庄之蝶从名人到闲人，从奇才到废才的人生轨迹，有文化与时代的错位，现实与理想的悖逆，也与主人公的精神孱弱与灵魂自戕难以分离，它演示出一幕废都氛围中无法自救的文人悲剧，《废都》创造了一片精神废墟，作者也没能跨越出来。贾平凹意欲用此书安妥自己破碎了的灵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世纪末的文化悲哀。
矛盾之三：贾平凹满怀激情去塑造的女性形象，他以大胆不羁的文字所描写的两性关系，精神上是古代的，艺术上是模仿的，恰恰表明了他在《废都》中的创作后退。贾平凹以前的作品中，女性多是真善美的化身。无论是写清纯美好的少女，表现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还是刻划去旧向新的女性，凸现改革年代价值观念的演变；或是描绘极富人性色彩的女性，透视男女之情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纠合，作品都表现了贾平凹特有的创作格局。那就是或以美的笔触，或以朴拙的手法，写出灵的女性。女性对环境产生了道德与灵魂的净化力量，对男人产生了向心力，也激扬了男性的生命活力，带来了两性之间人性与人情的温馨。但她们又是圣洁的菩萨，光洁的月亮，男人们把她们当作道德和审美的观照对象来仰视，虽又敬又爱，可不敢存在狭隘的占有欲，性爱被阈限在道德的疆界之内。而到了《废都》，女性形象则发生了从灵到肉的逆转。唐宛儿、阿灿、柳月的身份、性格、地位虽有差异，但在围绕西京名流庄之蝶旋转人生、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她们身上，纯情追求的基础是虚空的，女性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是被消解的，大胆狂放的惰感方式背后，是最古老的妇德意识和封建的女性价值观，是男性本位文化对于女性人生的驱使与规范。庄之蝶从贾平凹以往爱情小说里对女人神敬的自卑的男性，一跃而变为女性的崇拜者和征服者，这种变化看似强悍，实则孱弱。庄之蝶的女人们，没有跨越他狭小的人生圈子，或弟子惰妇，或家中保姆，或朋友之妻，且这些女性都是一往情深，极解风情，崇尚文人又不给庄之蝶带来任何毁誉之忧。为得到庄之蝶的青睐，唐宛儿不惜飞蛾扑火，阿灿甘愿毁容明志，柳月自愿以身相许，行为固然壮烈，意义不敢苟同。女人们在庄之蝶眼里，简化成一种异性的愉悦，文人的风月，性的符号。庄之蝶与她们的交往，不是心与灵的相通，不是爱与美的升华，而是肉与欲的消费，是变相的灵魂自戕。说到底，庄之蝶没有逃出“士”的美梦，身边的女人们也没有跳出“妾”的理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有浓厚的封建社会的陈腐气息。所以，《废都》描写的女性形象与两性关系，不能带来任何现代意义的反叛，只能为世纪末的废墟增添一种沉沦的人生，涂上一抹灰色的风景。
《废都》意欲通过灵肉分离，精神错位的知识分子的沉沦史，来展示世纪末社会里令人忧心的浮躁、喧嚣、物欲膨胀的人生世相，以凸现一种“废都意识”，起到醒世作用。但由于作者创作心态的自我矛盾，精神观念与时代生活的某种错误，以及艺术思维的仿古滞留，他集中笔力描写的性、都市、知识分子，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失误。正因如此，《废都》只能是作者创作生涯的一种转折，而非超越。
再次，五部长篇创作中的失误与弊病，是剖析陕军东进现象时不容忽略的一个问题。
陕军东进的实绩令人瞩目，但离大手笔的创作还有相当距离，更不必说五部作品之间的不平衡。其一，就整体创作视角而言，陕西作家的艺术视野还不够开阔，创作功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半部杰作”现象是陕军创作令人遗憾的事实。既便是极获声誉的《白鹿原》，也或多或少存在着这种瑕疵。作品虽以史诗品格而见长，但后半部在笔墨上不及前半部有力、紧凑，一些情节的穿插有杂芜之嫌，个别人物性格、命运的逆转依据还不够充分。种种原因的局限限制了它向文学更高峰的挺进，正象有人说的“差一点是名著”。《最后一个匈奴》视野宏阔又充满史诗憧憬，但作者驾驭长篇小说的力量还不充沛。上下两卷缺少内在的有机联系，下卷又明显气力不足，内蕴零乱，是典型的“半部杰作”。《八里情仇》虽有丰厚的生活根底和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但作者过于偏爱自己的素材，过分沉溺于一味写实，情节的设置与语言的表述显得拖沓，艺术视野的局限妨碍了创作个性的激扬，长篇跋涉也令人遗憾地与“杰作”无缘。当然，“半部杰作”现象，并非陕军创作所独有，当代文学史一些名著及其续篇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问题。不是人物性格在后半部作品中变得僵硬或发生断裂，就是情节的表述力量和作品的气势不能前后贯通；总之，是缺乏文学大师那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高屋建瓴地驾驭长篇巨制的思想艺术功力。陕军创作的明显缺憾，再度触及了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共性问题。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就会影响到当代文坛真正出大手笔，大作品。
其二，就个体创作视角而言，陕军中某些作品表现的“末世情怀”和社会效果令人忧思。《废都》以苦闷之心写苦闷之人，却不能超越洞穿，批评抵制，自己也沉陷于灰色的“末世心态”中，自然无法带来作品精神的烛照。同时，性爱描写的无节制泛滥，淹没了灵性的思考，妨碍了人文精神的深化，这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文学品格和社会效果。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社会价值观念剧变、人性世相驳杂的转型期，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应以怎样的姿态，去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去关心社会的人文精神建设，陕军创作在此为人们再度敲响了警钟。
陕军东进现象对于文坛和社会的强烈冲击，陕军创作展示的复杂文学面貌，陕军作家或超越、或逆转所引发的多重话题，在社会转型与世纪之交的背景上，无不提醒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坚强地承受文人命运的冲击，更加执着地追求文学的品格，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不可推卸的文化重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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