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丹模型_国内宏观论文

论南丹模型_国内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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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战略问题。它上联城市,下挂农村,是城乡经济相互作用、融合的纽带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它即承纳着城市、科学、技术、文化的辐射,又最直接地牵连着亿万农民加速实现小康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今天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比例日趋下降的情况而言,如何使之尽快发展,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这里,我们特发《论南丹模式》一文,此文介绍了广西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南丹县改革开放以来脱贫奔小康的足迹和经验,对于如何加速我国县城经济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县城经济的发展,是有借鉴、启示意义的。当然,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不同模式有其不同特点,因而,我们学习的主要是其生成中的人的先进观念。

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是对农村经济发展实践和发展趋势的反映。对于一个特定的农村区域来说,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则指该区域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本区域鲜明特征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论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地方在积极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过程中,已开创出不少卓有成效和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民权模式、大丰模式以及其他模式等等。近些年来,理论界把这诸多模式归结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一是城郊工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外资开拓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三是市场先导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四是县域经济协调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五是资金启动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等。本文所论述的南丹模式,是一个既具有上述某些模式类型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完全归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模式类型的县域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南丹模式的形成

南丹是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偏远山区的一个县,位于广西西北部的云贵高原余脉,土地面积3916平方公里。全县26.7万人,有壮、汉、瑶、苗彝、水、毛难等10多个民族居于境内。长期以来,南丹县基本以自然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有些少数民族仍停留在原始社会状态。1984年,国务院划定广西24个国家级特困县时,南丹便是其中之一。改革开放使贫穷落后的南丹发生了巨变。南丹各族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抓住机遇,开发优势资源,用支柱产业带动其他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冲出了贫困的“围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下面几组数字向人们真实地展示了南丹县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197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6000万元,其中工业和农业分别占45.52%和14.48%,1993年,工农业总产值9.27亿元,工农业产值之比为85.15:14.85,与1978年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两番多(这里的翻两番,是指县属产值,不含县境内的国家企业产值)。在农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工业高速发展,15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6.4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2%,超出了广西平均水平。

1978年,南丹县财政收入51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4元,在广西属特困县。1993年,全县财政收入662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37元,与1978年相比,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了8.95倍,人均财政收入1993年进入广西各县前列。

1980年,南丹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45元,1993年人均2765元,跃居广西河池地区各县市之首,在广西排名第二。

1978年,全县贫困人口18.4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5%。1993年,全县贫困人口6.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3%。其中,仅1990-1993年4年间,全县贫困人口减少5.36万人,贫困人口比例纯减25.6个百分点。

人们常说,数字是枯燥的,但当数字和人的生存斗争、生存状况的改变联系起来时,又是惊人的乃至动人心魄的!因而,在追寻南丹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由一个国家级的特困县跨入自治区十强县行列的原因之前,先来看看的她的奋战足迹吧。

南丹,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锡都”之称。全县境内锡、锌、锑、铜、铅、汞等20多种有色金属储量丰富,耕地、林用地和水能开发量等与其所属河池地区的其他石山县相比,发展经济的条件相对优越,可解放以来,经济落后的情况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1958年全县人均现金收入37元,到了1984年也只有157元,26年间人均现金收入只提高了120元。1952年,全县人均有粮242公斤,1984年为251公斤,32年间人均有粮水平只提高了9公斤。南丹人是在“捧着金饭碗讨饭吃”。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其中,除了大家知道的全国性原因,即长期将传统的种植业当作主导、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产业来发展外(这方面即便没有全国性的原因禁锢,南丹这样的山区县,受耕地面积和气候条件等限制,以传统种植业为依托,也是很难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就矿产业而论,发展也颇受障碍。根据国家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地方重大资源归口中央统一开发利用,砍掉一切中间环节,实行纵向管理。于是,从1952年起,大厂、玉兰、拉么、五一等南丹主要有色金属富矿山便先后“升格”为中央企业和自治区企业。绝大部分矿利流走了,南丹不仅得利很少,而且还要承担给国家企业供粮、供电、供水、供原料等投入费用。直到80年代中期后,南丹才获得30%的产品税。南丹人长期守着金山过穷日子,与传统矿产资源开发体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是改革开放给南丹人带来了大好机遇。首先是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他们将之作为振兴南丹的龙头产业来抓,县委、县政府大力号召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并先后推出《加快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加强财税管理和经济监督》、《关于资金、资源、技术优化组合》、《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联合兼并》、《关于长期亏损国有企业可以招标、投标、出租、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等决定,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和大力推行股份制企业。如今,以矿产业为龙头的南丹工矿企业,已越来越在南丹整个经济中确立其主导地位。

以矿业为龙头带动了各项产业的发展。1990年一、二、三产业的构成是28.45:50.95:20.60,到1993年,三大产业结构变化为21.9:61.63:16.47,1993年锡锭3392吨,锑锭1975吨,分别比1990年增长23.56倍和123.44倍,工业县的地位基本形成。在工业的反哺下,大农业也得到迅速发展,1993年全县烤烟产量2017吨,水果产量5603吨,桑蚕茧产量25吨,肉类总产量7786吨,水产品产量253吨,分别比1990年增长5.3倍、3.2倍、25倍、1.64倍和1.2倍。而乡镇企业也从1984年的总产值82.1万元发展到1993年的4.22亿元,10年间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了515倍,年均增长4212万元。

随着全县各业的迅速发展,原先贫困山区那种城乡、工农等之间对立的二元结构,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向城乡融合、工农联合、公私结合等新的发展机制转化。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鼓励农民在城镇买地建立永久住宅,城镇人口也可以带技术、资金、信息进入农村独办、合办和联办实业,开发大农业,开采矿产资源。城乡壁垒的消除,促进了城乡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在工农关系问题上,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办矿办企业,发展二、三产业,在农村劳动大军的推动下,二、三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大农业的振兴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雄厚的技术、资金来源。工农之间相辅相存、共同发展的格局在逐步形成。在公私关系问题上,通过实行股份合作制,让国营——集体——个体经济走上联合发展之路。技术力量雄厚、产品市场广阔的国营、集体企业,可以技术入股个体企业,实现集团化发展:管理先进、资金雄厚的个体企业,也可以承包和吞并国营企业。到90年代初,南丹的新型产业经济带已初步取代了传统的城乡格局,大厂——车河——城关——小场——芒场五乡镇一体化,成为南丹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中心地带,构成南丹现代经济的老头;六寨——巴定——月里——罗富——吾隘作为工业带的外围,成为南丹工业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梯和大农业基地;九圩——里湖——中堡三个民族乡成为烤烟、桑蚕、水果生产基地,目前人口正向二、三产业地带迁移,不久的将来这个地区将辟为石山景观与民族文化旅游胜地。至此,南丹县级经济的结构、比例也获得新的变化和扩大:1993年,全县经济所有制结构是,国有经济部门产值占50.3%,集体经济部门产值占19.7%,合股经济产值占1.5%,个体经济产值占28.5%。从经济的隶属关系看,中央企事业单位产值占23%,自治区属企事业产值占9.5%,地区属企事业产值占5.1%,县属单位产值占62.4%。

根据上面对南丹近十多年来发展足迹的简单勾勒,我们觉得,她的发展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已经形成了一种县域山区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围绕资源开发,以矿业为龙头,以工业为主体,以城市化为目标,以广大农民脱贫致富为目的,加速实现贫困山区农村经济超常规全面发展。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南丹模式。

南丹模式的成因

南丹,一个内陆山区贫困县,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如此了不起的变化,确实令世人惊叹。奇迹为什么会出现?南丹模式形成的原因何在?笔者通过对南丹经济发展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以下几个方面是其主要原因。

一、决策者素质

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某种模式,必然有其与之前阶段不同的内外因起作用。对于南丹模式的形成来说,也是这样。就其外因而论,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等一样,那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大背景,给其各方面发展提供了机遇。对此,不仅是南丹模式的形成,包括今天我们国家所有事业的成就,无不显示出改革开放这一巨大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自从南丹由特困县跨入广西十强县行列之后,曾有这样的说法:当然啦,天时、地利、人和,三项中他们就得天独厚地占了两项。意思是沾了改革开放这“天时”和矿产资源丰富这“地利”的光。其实,这只说对了问题的某些方面,最简单的事实是,即便就广西来说,有类似条件的,也不只南丹一个,但为什么尽快获得翻身的不多呢?这就不能不涉及到所谓“人和”了。当然,这里所说的“人和”,不是过去某些人所简单认为的单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而是包括整个“人”的因素。就南丹模式的形成而言,这里我们主要谈“决策者”的因素。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主要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鉴于国际国内发展情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引导而展开的,改革的许多方面、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一个县的领导班子来说,这当中,既有对事业的忠诚、对党中央的信赖和贯彻执行其决定的坚决与否问题,也有执行中的敢想敢干和发挥创造性等等问题。

改革开放这15年中,南丹县的领导班子尽管换了四届,但其成员无论是连任的或新增的,大都是本县土生土长的或在该县工作时间长的同志。这些同志的最大特点,是深知县情、团结奋进和富于创造性。他们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既坚持原则,又能根据本地实际,把握一定的灵活性和发挥创造性。如就广西而言,他们第一个提出并实施“智力脱贫、科技立县”工程;第一个在乡镇设立科委机构;第一个将扶贫机制引向国际化;第一个设立政府奖学金……。另外,十几年来,班子坚持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搞内耗,部门间密切配合,具体落实决策的实施,从而使各项事业按预期目标发展。

二、科技立县

还在改革开放大潮刚刚到来,南丹人深刻反省自己不足的时候,南丹的决策者们就深深感受到:造成南丹人“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和科技落后。1978年,全县5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半文盲,县属矿山企业没有一名工程师,政府各级主管部门中行家里手也很少;到了8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依旧没有根本改变。针对这种情况,于是提出了“智力脱贫,科技立县”的口号。首先是,调整领导班子结构,把行家里手逐步充实到领导层来,由县级到科局级再到乡镇、企业,实现班子的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其次,向社会招贤纳才,组织宣讲团到区内外各大专院校宣传南丹,吸引人才。仅1986-1988年3年便引进各类人才400多人,并给这些人才压担子,让他们发挥骨干作用。再就是加强教育。他们深刻地意识到,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首先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专业人才可以引进,但大量的全民素质的提高,是不能光靠引进而需要用加强教育来解决的。因此,他们狠抓了全县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拟在1997年完成);仅1988、1989两年就修复学校危房164幢;1991年获自治区扫盲奖;副县级以上干部每年交300元赞助办学,四大班子主要负责人每人每年负责1-2个失学儿童入学……同时,招收县内有志于南丹建设的回乡知识青年到各类学校学习深造,培养“永久牌人才”。从80年代初以来已培养成材的有585人。另外,结合新技术推广应用,在农村举办各类培训班,使农村农民绝大多数通过培训与传授,掌握1-3门实用技术。对于急需人才,则实行高薪聘请,以及时解决技术难关。

1990年,通过实施“科技立县”战略,南丹基本实现了大家都来重视教育和“科技人才当家、科技思想指导、科技要素组合”三目标,从县政府到县直主管部门再到各乡镇、各企业,科技人才占据绝大多数。这些科技人才在10年间,共获126项科技成果奖,有82人被评为南丹县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从1984年开始实施“科技立县”以来,南丹经济的发展势头越来越迅猛。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5:75,1986年为29:71,到1993年为85.15:14.85,工业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已取代传统农业而成为90年代南丹的主导产业。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使南丹的大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1985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70%,到1993年已是26.87%了。传统农业的改造,现代产业的发展,使南丹农村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

十年来,“科技立县”的战略不仅给南丹带来了勃勃生机,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而且还对90年代中后期和下世纪初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加速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已在南丹大地萌动,为南丹的起飞创造了条件。

三、善借政策

善于借助政策、尤其是党和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来实现超速发展,也是南丹模式重要成因之一。这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借助特有的历史机遇,在资源开发等等方面得以空前的发展外,他们还善于借助各方面、各部门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使许多工作迈出了崭新的步伐也是其重要一面。如对扶贫开发进行超前探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南丹的白裤瑶族,是中国南方瑶族的一个支系,主要聚居在里湖、九圩,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产条件不足而长期落后贫困,成为南丹发展的焦点问题。建国后国家累计投入2亿元用于扶贫开发,至1990年仍有60%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南丹决策者们比广西区人民政府早三年提出石山移民20万的计划。时间差给南丹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国务院开发办领导的支持帮助下,南丹与国际世界宣明会达成了对白裤瑶进行异地开发援助的协议,获无偿资金1000万元,从1991年起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把白裤瑶1000户5000人迁入条件优越地区进行新型开发。与此同时,南丹县属经济实体也纷纷向白裤瑶同胞伸出援助之手,在就业上予以优待。迄今,扶贫异地开发区已种植林果20810亩,粮食作物32000多亩。粮食增收了,经济收入提高了,许多白裤瑶同胞进入了经商行列,市场经济意识、开放意识也得以进一步增强。

南丹模式的启示

贫困是我国山区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造成贫困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山区农村经济运行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自我循环模式。这种模式形成了封闭和半封闭的自我循环状态。如有的地方仍以自然村落进行自我循环,基本上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与外界不发生多大经济联系。有的地方虽以县城和集镇为中心进行内循环,但仍属于简单的区域商品生产。它只是以资源利用为基础,进行粗放的开发,实行一种低度平衡的单向发展,自然经济的特征仍十分明显。在这种封闭半封闭的自我循环模式禁锢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始终难以摆脱长期笼罩着的贫困与不发达的阴影。表现在:首先,经济运行功能处于一种低层次、低效益的状态。这种低层次、低效益的功能,使得山区经济“造血”功能不强,人民过着低标准、不稳定、勉强维持生存的生活;其次,经济运行缺乏市场转换机制,既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自动组合力,又缺乏财政、税收、价格、信贷等调节机制的协同力,更缺乏市场机制的转化中介作用和产业、产品的选择机制以及市场的信息网络使山区的自然资源优势不能迅速地变为商品优势;第三,传统的思想观念,以小农意识和旧有生产、生活和习惯势力为主要内容的贫困文化及封闭心理状态,严重制约着贫困山区农村经济的开放与发展,这种非经济因素也使得贫困山区农村更加贫困。

在新的历史机遇到来的时候,不甘贫困的南丹人抓住良机,用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勇敢地挣脱了这种沿续了不知多少年的封闭、半封闭的自我循环模式,创造了适宜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南丹模式。

南丹模式生成、植根于当地,符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经济条件、生产力水平和历史传统,能够充分发挥其地域优势,从而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南丹模式并不意味着“南丹专用”,它作为一种模式类型的代表,同其他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样,具有相应的借鉴含义。我们研究它,正是为了让其典型性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扩大,对同类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那么,人们究竟能从南丹模式中领悟到什么?换句话说,南丹模式能给同类型的贫困山区农村,特别是民族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以什么启示?我们认 为南丹模式告知人们最深刻的一点是,振兴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必须超越山区的局限,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全新的经济行为,构筑全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具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山区农村经济要崛起,必须首先从思想上打开山门,冲出自我封闭的思想禁区

落后是与封闭相联系的。观念上的封闭导致行为的软弱、刻板、迟滞,这是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基本原因。过去,被层层高山封闭着的南丹县一直打不开山门,贫困与落后伴随着这块封闭的土地。当改革的大潮涌来之时,南丹的决策者们最先从思想的封闭中觉醒。他们认识到,层层高山确实给南丹造成一定程度的封闭,但更严重的是思想上的自我封闭,不打破思想上的自我封闭,就不能改变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封闭。因此,他们把破除封闭意识,特别是决策者们的封闭意识,树立开放的观念,作为加快南丹经济发展步伐的首要问题来抓,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在学习中进行打开山门,解放思想,转换脑筋的讨论;组织领导干部走出山门,到开放地区参观学习,吸取先进经验,使他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观念进一步更新,开放意识进一步增强。决策者思想上的解放,带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干部们一改过去那种固守家门,安于现状、怕风险、怕竞争的旧习,勇敢地从自然经济的海洋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大多数农民逐步抛弃了那种周而复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接受先进的大生产、大经济、大市场的观念。可以说,这就是南丹县后来能彻底跃出山门,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告别贫困与落后的最根本的前提,也是南丹县最成功的一个方面。其成功的意义在于:它从正面揭示了一些贫困山区农村为什么至今仍在贫困与落后中徘徊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们、首先是决策者思想上的山门没有打开,这扇门把人们的思想封“旧”了,封“死”了,以致思想和行动始终超越不了山区的局限。

二、山区农村经济要崛起,必须依靠本地资源优势,构筑经济发展新思路

山区农村落后、封闭、分散的经济,给山里人造成了狭隘、保守的小生产观念。这种观念不仅使得山里人死死地固守在山里,不去了解山外的世界,同时,也使得他们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悲观失望,无所作为。

过去的南丹人就是这样。他们被称为“金山上的穷汉”,守着宝盆不识宝,却与穷困长相伴。80年代初,从封闭的心理状态中走出来的南丹人终于看清了这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开始重新认识南丹,终于找到了南丹经济发展的真正优势在于:丰富的矿产资源、丰富的森林和动植物资源、丰富的旅游资源及便利的交通条件。认清了优势,决策者们达成共识:南丹要脱贫致富,优势在山,出路在山。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们重新确立了南丹经济发展思路:以本地资源开发利用为起点,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走“市场+资源+科技+投入=脱贫致富”的路子。在这条新思路的指导下,他们把丰富的矿产资源开发当作经济发展的龙头,以此带动各项产业的发展,迅速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转化为财富,促进了南丹经济的崛起。

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实际上是大多贫困山区农村的一个共同的重要的特征。但长期以来,许多地方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就其自身而言,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自身资金技术力量薄弱;二是不能正确认识自身优势,即有宝不识宝;三是存在着不开放的资源封闭观念:自己开发不了,又不让人家开发,长期封存。这些因素导致经济发展思路的狭隘,其普遍做法是,关着山门“等、靠、要”,因而错过了许多发展机遇。而南丹人之所以能打开山门,认清自身优势,然后根据优势调整经济发展思路,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超越上述三个方面的局限,做了山里人过去、甚至有的今天仍不能做到的事。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贫困山区农村要走利用资源优势振兴经济的发展之路,必须:

第一,破除依赖思想,广开渠道多方筹集资金。资金问题是贫困山区农村自然资源转换的根本问题之一,单靠国家的扶贫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把资源优势转为经济优势,就要改变山里人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坐等上面给政策、给资金、给项目的做法,应积极利用政策,主动出击,找项目,找资金,变被动为主动,变“等、靠、要”为立足自我。可采取内联的形式进行资源开发,通过各种股份制形式,如土地股份制、劳务股份制、技术股份制、现金股份制等,发动县内、乡镇内集体、个人入股开发。也可以外联的形式开发资源,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县以外的投资者来开发。还可由各乡镇自行找人合作开发,甚至可拍卖给别人开发。在多种方式中,应特别重视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从国内资源紧缺地区或国外引进资金。只有如此,山区农村丰富的自然资源才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第二,贫困山区农村起步之初,应利用当地资源办好小型企业,把此作为脱贫的“急救丸”。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从长远看,是发展山区农村经济的 物质条件:从近期看,是山区农村脱贫的物质支柱。贫困山区农村近期最紧要的是应根据山区贫困的实际,增强脱贫的紧迫感,在开发利用本地资源上,首先以治穷为主,尽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而要达到此目的,办小型企业是个好办法。南丹人就是这样做的。早在改革之初,为了使广大农民早日脱贫,他们把发展机动灵活的小型企业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突破口,具体做法是围绕资源办企业,瞄准市场上项目。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如今,全县已有19.85万人解决了温饱,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事实证明,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办小型企业确实是脱贫的“急救丸”。因为从贫困山区农村现存的经济、技术、社会条件看,在经济规模上以小型化企业为主,是迅速增强自身生长能力的切实可行的良好发端。小型化企业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它不会像大型工业企业那样,因所需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社会服务大大超出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而造成“消化不良症”。小型企业易于起步,采用的技术可视当地条件而多样化,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可较快地实现以工补农,以工促农,加速脱贫。

当然,办好小型企业并不排除大中型企业,这里仅仅是指贫困山区农村经济起步之初,急于治穷的情况下应采取的办法。大中型企业的建立,对于有丰富资源的山区农村来说是很重要的,但这或许更多的是得借助外部力量,即在争取国家的安排外,更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全面对外开放,包括国外经济联系和国内横向联合,创造条件吸引外部投资,共同开发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

第三,通过兴办乡镇企业和搞活国有企业来不断扩大当地资源优势,建立起以本地资源为主导的产业带,逐步实现生产的积聚和集中。

在这个方面,南丹人是这样做的:

以有色金属产业为龙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早在十多年前,南丹县、乡领导就顶住各种责难,坚决支持那些资金有限、小打小闹、单家独户采矿开窿的农户们告别单干,合伙办厂。该县制定了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敢于让利,不怕吃亏,同时帮助乡镇企业引进资金,引进人才,使乡镇企业发展很快。1993年,乡镇企业已有525家,总收入4.1亿元,实现利税5500万元。其中,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46家,总收入达1.2亿元。有的乡镇企业已颇具规模,如南丹龙泉矿冶总厂,位于广西百强乡镇企业之首,现有固定资产2.5亿元,职工3500人,具有完整的有相当规模的有色金属采、选、冶综合体系。1989年投产至今,累计实现产值近2亿元,实现利税6000万元,仅1994年上半年就实现利税4700多万元。

今天,我国大多数贫困山区农村仍处于拼命自给而不能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长期受闭塞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使农民形成了以农为本的观念,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地方甚至把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对立起来。南丹县兴办乡镇企业的实践深刻证明,贫困山区农村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不仅是实行新的经济开发方式、启发内部经济活力、依靠自己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对以自给、半自给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突破,是山区农村的一大进步,也是现代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山区农村经济要振兴,首先应立足当地资源兴办乡镇企业,并以此作为整个工业结构倾斜的重点。要选准发展本地乡镇企业的突破口和支柱产业以及拳头产品,并用优惠的或特殊的政策加以引导和扶持,这样才能使乡镇企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有重大贡献。

在抓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南丹县还重点抓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南丹县把人事权、决策权、生产权、经营权、销售权彻底下放给企业,放手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增强竞争力。他们还鼓励国有企业跨出山门,冲出国门,争取进入国际市场,尽快与国际经济接轨。同时,推行股份制,加快企业的股份制进程,使企业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在企业的发展上,当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后,就努力向集团化、规模化发展。如组建了锑业集团、锡业集团等一批有色金属集团,把分散的生产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生产和经营。为了增强国有企业发展后劲,他们还支持和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七五”以来,南丹县投入1.5亿元作为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上项目的投资,占整个河池地区工业投入的50%。如今,这个县已有采矿、冶炼、制造、建材、机械、化工、电力、印刷、造纸、酿酒等12个门类的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1991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这在贫困山区县中是少有的。

从南丹人围绕有色金属资源的开发利用,办好小型企业和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搞活国有企业的实践,我们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贫困山区农村经济的振兴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工业的兴起。因为自然资源丰富是山区农村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大优势,工业发展的主体不可能完全绕过自然资源而寻求别的门径。开发自然资源,多层次、广范围地加工利用自然资源,应该是贫困山区农村主导工业部门选择的立脚点。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发,信息知识虽日益成为重要资源,但自然资源的优势并不会随之丧失。尽管高新技术产业耗能耗料少,但从一个更长的生产过程看,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精原料的设备,却要消耗大量的初始原料。技术进步不会导致自然资源的贬值,而是增加发挥自然资源优势的新手段。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难发现,山区农村自然资源丰富的程度,尤其是开发利用的状况,是影响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如此,山区农村在构思本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时,在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要把发展工业的着眼点放在围绕资源开发办好各类企业方面。

三、山区农村经济要崛起,必须朝城市化目标奋进

城市,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和传播者,也是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邮电、银行等等先进生产力和组织形式集中的场所,是人们生活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农村中建设和发展城市,实现农村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在这一趋势中,小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小城市在世界各国奋然崛起,并以崭新的面目和日益增强的地位跻身于世界城市化潮流。在世界性的城市化潮流推动下,农村城市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重要标志。不少国家积极推行工业分散分布的政策和“新农村”运动政策,逐渐把人口流向小城镇,刺激小城镇的建设和扩大,从而尽快实现农村城市化。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评论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设许多小城市。这一理论是非常符合我国不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村的实际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城市化便成为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融合过程。在我国,农村城市化不仅是摧毁几千年封建影响和小生产陋习的强大动力,是推动山区农村民族融合的重要条件,同时,还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程度的显著标志之一。它既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有状态,又像一把锁制约着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打开这把锁,我国不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村的经济开发将很难奏效。因此,在农村中大力发展和建设小城市,特别是在有条件的山区县撤县建市,把工业和农业有机地联系起来,促使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经济观念、人口素质等各方面的互相融合,应该成为我国山区农村努力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撤县建市的问题上,南丹人并不因为自已位于偏远山区而自悲,而是顺世界城市化潮流而上。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南丹人超常规的思维和经济超常规地发展,也体现在城市化目标的提出和朝城市化目标奋进和实践上。许多年前,南丹人在构筑并实践经济发展新思路的过程中,随着农业内部结构得到调整,乡镇企业得到发展,原有的供给型生产和分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消除,城镇与乡村的联系开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渐加深,就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城市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到了1993年,该县明确提出了1988年撤县建市的奋斗目标,要在五年内,把城区面积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一倍,人口达到8万,县城的财政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60%,使南丹成为规划科学、布局合理、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管理先进的现代化小城市。

南丹建市目标的明确提出虽然是近年的事,但实际上多年来该县一直是在按城市的要求来进行建设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提出建市目标的条件和基础。可以说,南丹人较早就开始用行动描绘着城市的蓝图,而建市目标的提出,则使他们的努力更加明确化、具体化。南丹城市化进程从刚刚萌生、启动到如今已具备一定的建市基础,从整个过程来看,他们的一些做法确实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用发展乡镇企业的办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去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农民一直不能把南丹县城作为可以选择的定居形式,这直接制约了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速度。南丹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数量日增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许多农民由过去的只与土地和地表农业生物资源相结合,改为与地下的矿产资源相结合,成为发展南丹资源优势的工业生产力。这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使南丹农村人口城市化跃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加速了南丹的城市化进程。

第二,用宽松的政策引导农民参加城镇建设。南丹根据政府规划设计、组织实施与农民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则,鼓励农民参加城镇建设。同时,在手续上尽可能简化,以方便和支持工商户进城办企业;允许已脱离农业的工商专业户的家属进城定居,规定在新开发区购买房屋的农户全家都可将户口迁入县城。由于政策宽松,农民参加城镇建设的积极性很高。1991年至1993年的三年间,农民进城办企业所实现的产值增长了7.5倍。其中,工业产值由3万元增长到629万元,运输业由零发展到232万元,商业由87万元增长到1040万元,饮食业由24万元增长到827万元。

第三,把建市目标建立在实际而科学的基础之上。山区农村的城市化目标不能凭空构想,随意提出,而是要在有实现目标的基础、条件和可能的前提下,才能提出来。南丹根据本地实际而提出的建市目标,是科学、合理的。南丹经过十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已奠定了建市的基础,而已经或准备建设的项目则更将使建市成为可能。如投资3000万元的新城区建设一期工程(四通一平)已经完工,第二期工程建商贸工贸建筑带也已开始。从南丹县城至南丹火车站“十里长街”的工程已经开始建设。为改善交通条件,国家与地方共同投资2.5亿元,拟建南丹中型飞机场,成为连接南宁至贵阳700多公里的“空中长廊”。拟借贷7000万元,将经过县境部分的“210”国道除坡改直,保障交通畅通,扩大南丹对外交往。在能源建设上,筹集资金2400多万元,已建成了装机容量为9600千瓦的同贡水电站,拟建4个水电工程的前期工作也已进行,这将为南丹实现电气化打下基础。在通讯设施建设上,2000门程控电话现已进入全国自动电话网,建市前将扩容到4000门。同时,南丹将利用全国大型龙滩电站上马的有利时机,发挥地域优势,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南丹建成为幅射力强、生产积聚程度高、商品生产发达、经济体系广泛、科技力量雄存、综合功能强、经济效益好的城市。

一个模式形成以后,不会一成不变,它还会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提高,南丹模式也是如此。我们推出南丹模式,是因为它相对成熟,能给贫困山区农村经济的崛起以一定的启发。我们希望她成为同类贫困山区农村一个好的参照系;我们也期待着将来一个更完美、更具魅力的南丹模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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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丹模型_国内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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