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学派”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人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素有“人文社会科学一面旗帜”之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镇——中国人民大学，近些年发展迅速，社会声望日隆，一改彼时“第二党校”的揶揄之感，高等教育堂皇学府的形象随着“人大学派”的逐渐形成而愈发宏大。
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要地位非一朝一夕可至，早有定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所新型大学的荣光，全国学习苏联的典范，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约见北京大学校长周林所说的话语“文科，光有人民大学还不够，北大也要办”，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面旗帜”，自然是数十年积累之功。但“人大学派”的说法却是近些年的新现象，而且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本文旨在梳理“人大学派”的发展脉络，探讨“人大学派”的主要特征。
1 “人大学派”的缘起
如上所述，“人大学派”并非一历史称谓，而是近些年的事实。其产生绝无由某一个官方或权威组织所给予，也并非自吹自擂之功，其实乃学界同仁的共识。查阅史籍，最早提出“人大学派”的并不是人大自己的学者，而是学界其他共同体的一些学者。早在1993年的一篇学术论文《我国财政理论更新的历史思考》中，该文作者在梳理我国财政理论发展脉络时，指出：“在‘国家分配论’广泛流行的同时，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再生产前提论’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故也叫人大学派。”这是“人大学派”这个概念第一次在学术论文中出现，标志着“人大学派”在学术概念话语中的诞生。
然而，从1993年直到2004年，这十数年间，“人大学派”并没有声名鹊起，倒是有些“销声匿迹”，鲜有人问津。2004年，在一部以中国人民大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使命——中国人民大学的世纪传奇》中，作者再次提出：“这种带有鲜明经世致用特色和鲜明时代性研究风格的‘人大学派’，已经初露端倪。”这是首次把“人大学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直到2006年10月的一次学术活动中，“人大学派”才又正式回到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在此年举办的“纪念石峻教授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教授认为石峻学贯中、西、印，重视中西哲学的会通和比较研究，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提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同时，石峻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40年，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观点和学派风格，在他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院)已成为独具风格的全国第一流的专业队伍。基于此，方克立提出石峻创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人大学派”，并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赞同。这是“人大学派”第一次在学术界的学术活动中被提及，并被承认。
此后，“人大学派”在不同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文章中多次被提及，并成为描述人大这所大学和这所大学的学者独特学术贡献的一个关键词。如2007年在周诚教授80华诞学术研讨会上，周诚教授的学术成就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他提出的土地经济学结构‘三大板块’学说，使得土地经济学学科建设得以科学化，并标志着土地经济学‘人大学派’的形成。”
2010年，随着以《中国法学的“人大学派”》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人大学派”自身作为主体正式向学术界宣布了她的存在。《中国法学的“人大学派”》一文是学术界第一次对“人大学派”(法学)作深入的探讨，包括其定义、内涵、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对其学术贡献和学术特色作了详细的讨论。可以说，这些文章的发表在学术界鲜明地扛起了“人大学派”的大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人大学者自身作为学派的主体，第一次公开自我宣言其在学术界的独特存在，而之前多少还有些他人“恭维之嫌”。这标志着人大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醒。
此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系列活动中，不管是各个学院(学科)，还是学校，“人大学派”已经成了一种官方的正式表述，进而打造“人大学派”便成了官方的一种政策宣言或者说意识形态。如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贯彻《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座谈会、“新中国财政金融制度变迁事件解读”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上，“人大范式”和“人大学派”都已成为一种响亮的口号和目标，也成为一种昭示。
2 “人大学派”的内涵
世界学术发展史中，学派自古有之，其形成源远流长。在中国，“学派”早已存在，如先秦以及后世的各种学派，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但“学派”之名，到后世才出现。如宋黄仲元撰《四如讲稿》卷一说：“于时有湖学，有浙学，有江西学派。”中文“学派”一词，限定在“学”，重心在“派”，因“派”而立。“派”者，枝也，分支、支流的意思，具有鲜明的特指性，即学派之为派，乃是其存在区别于其他的根本不同。西方的“学派”源于古希腊。“学派”一词的英文为“school”，德文为“Schule”，法文为“école”，皆源于希腊文“skhole”一词。希腊文“skhole”的本义为“踌躇、阻止、抑制”，引申义为“空闲，闲暇”。而“闲暇”是古希腊人创造思想、研究学术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学问产生的源泉。“闲暇”的活动则需要一定的场所，于是“讲学场所”、“辩论园地”和“公共讲演场所”应运而生，“skhole”则开始派生用以意指“讲学场所”，即众所周知的学校，而后开始指代讲学场所的那些人，进而指由那些人所形成的一个群体。如古希腊最负盛名的“柏拉图学园”(后来形成了“柏拉图学派”，又称“学园派”)。
学派一词，在学界向来有不同理解。《辞海》中，“学派”意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学派，姚江学派。”但学派的产生并非仅仅因为师承的关系。纵观历史，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学派的形成，大致有赖于三种原因：师承、地域、问题意识。因而大体上学派可归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辞海》所定义的学派便是指传统的“师承性学派”，其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这种学派谱系清晰，派内派外具有严格区分，如武侠小说中的林立门派。
“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则因汇聚于某一研究机构、某一地域、某一国家，或以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鲜明学术传统的学术群体。与师承性学派相比，“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并不一定具有鲜明的师承关系、严格的学术谱系和森严的门户之见。如西方经济学界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剑桥学派等，都是典型的“地域性学派”，像重农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等则属于典型的“问题性学派”。在中国，诸如清华学派、岭南学派、京派、海派等都属于典型的“地域性学派”。
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术的发展，学派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盖凡一大而盛的学派，绝非单纯某一种性质的学派，而是多种因素杂陈其中，共同促成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如“清华学派”就包涵了三个层次：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这种院校性学派属地域性学派，但同时又兼具师承性、问题性学派的特征，是一种典型的复合性学派。
本文所指“人大学派”是典型的院校性学派，主要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依托，或具有相同的师承关系，或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逐渐形成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研究风格的学术共同体。
首先，“人大学派”是一个科学共同体。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产生科学知识的单位，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遵循统一的科学范式的科学家们构成的一个科学家群体。尽管“人大学派”的成员主要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非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家，但“人大学派”却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共同体。这个以学校为标志的共同体是一个综合的共同体，他们在学术传统、学术风格等方面有同质性。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又以学科为界形成了若干亚共同体，如前文所述的法学人大学派、哲学人大学派等，他们因学科而立，同时也以人大为名，求同存异。
其次，“人大学派”是一个地域性学派，但不全是。“人大”是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身份属性，它指代学派包含的所属范围，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它决定人大学派与清华学派等相对应。实际上，从前所述，所谓的“人大学派”是由很多以学科为界的亚学派所构成，如法学的“人大学派”、经济学的“人大学派”、财政学的“人大学派”、社会学的“人大学派”、统计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统计学派等等，它们因为所属机构、组成人员都属于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学校，一起构成了“人大学派”的全部。
再次，“人大学派”是一个文化概念，在此意义上的学派或者共同体与默顿的“无形的学院”有同样的意思。尽管“人大学派”研究的问题可能不一致，研究领域和学科不一样，但它们却逐渐创造并形成了一种文化，并自觉发展和维系这种文化，而成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和代表。也正是这种文化才把众多的共同体成员维系在一起，同时给予成员以影响。它“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存在……在这种氛围中他们早已学会深入了解对方，彼此尊重，他们所有的思考源于一个大家共同知晓的、不会引起任何争议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学派的独特文化和核心价值，若从更广泛的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制度”。所以，“人大学派”更多意义上是一个思想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异而相通。
3 “人大学派”的风格特征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大学派”自然也形成了鲜明特色，其表现形式就是“人大风骨”、“人大气质”。这种特征正是“人大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标志，其根源于学校悠久的历史，更根源于学校的学术传统。正如“科学的精神气质”影响着科学家们的研究行为，成为一种“规范”，这种“人大风骨”、“人大气质”也影响着“人大学派”的每一位成员，成为大家自觉或者无意识所遵循的“规范”。当然，这种规范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是虚，而非实。“人大学派”的特征，正是存在于这个意义之上。
3.1 以理论功底扎实、深厚著称
中国人民大学一向被认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普及的重要阵地，因而“人大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突出表现为重视理论研究并利用理论来指导研究，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一点是“人大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术共同体的显著标志。这个特征表现在组成“人大学派”的学者及其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上。一般而言，“人大学派”的学者，不管是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不管是供职于人大本校，还是执教于其他高校，他们都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研究。而在体现一个学派特点最为鲜明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上，“人大学派”更是通过其大量的研究成果捍卫其“人文社科一面旗帜”的崇高荣誉。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首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建立第一个中共党史系，编写了大量理论教材，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师资和研究队伍，在讲授研究、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典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之于“人大学派”，正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是对中国经济学的传承与发扬，是创造中国风格、人大特色经济学科的根基所在、灵魂所在”一样，无论哪个学科、学者，马克思主义都是“人大学派”鲜明的旗帜。
3.2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体现者
“人大学派”与中国人民大学一样，从一开始，就扎根在中国。从学术的流派来讲，“人大学派”既非单纯的“横向移植”，也非纯粹的纵向继承，既不完全照搬苏联，又不一一复制英美，而是在探索中，始终坚持既继承和发扬传统，又吸收借鉴新的经验，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道路，创造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特征。某种程度上，“人大学派”给人一种凭空产生的感觉，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断流”，她不像其他学术共同体那样，有自己更长更清晰的渊源谱系。但事实上，“人大学派”是有渊源的，这个渊源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和当下丰富的实践。中国社会巨大的历史性变迁和丰富的现实，为“人大学派”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大学派”是在中国具体国情研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因而更多地或者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本土化的倾向、本土化的情结。而这种本土化是有些断裂的，它与中国传统是有些出入的，因为它根源于中国人民自主探索民族解放、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同时这种本土化又富有世界眼光，它脱胎于苏联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成长于后来的“中国化”：它发轫于改革开放后的学习西方，成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人大学派”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既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又是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是“世界眼光本土特质兼具的中国学派，而不是西方某个学派的中国版”。融汇古今、会通中西的“人大学派”自然就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代表。
3.3 厚重沉稳而不失活泼、谨慎务实而不乏创新的学术思维
如果问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给“人大学派”带来了什么，恐怕影响最深的就是“中庸”的治学之道。“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定理”。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大智慧。“人大学派”以学术理性为坚守，不褊狭，亦不激进，而是在沉稳中追求锐意进取；同时，谨慎保守却并不死板、亦不僵化教条，而是思想活跃、独立思考、观点鲜明，“人大学派从不缺乏批判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只是这种批判精神建立在建设性与建构性的态度之上”。“人大学派”不仅善于“破”，更善于“立”，不仅臻于问题的解释，更致力于问题的解决。例如，上世纪70年代，当人口问题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时，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大群学者冒着政治风险，勇闯人口研究禁区，不仅重提人口问题，还建言献策，提出“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在学术上为国家政策出台提供理论支撑。后来，不仅国家正式制定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而且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学科和社会学学科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学术研究基地，亦是“人大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人大学派”以校训“实事求是”为品格圭臬，在学术追求中自觉寻求着破与立的平衡、追寻着不偏不易的君子之度。
3.4 经邦济世的学术情怀，主张道术结合，富有社会关怀
“人大学派”很好地秉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经邦济世情怀，主张道术结合，富有社会关怀，对社会重大热点、难点问题保持较高的关注，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事实上，建校伊始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使命感注定了人大的学术“性格”。正如“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所揭示的那样，“人大学派”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和现实关切，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来源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诉求；也来源于学校的光荣传统，来源于从延安走来的那份自信和从容(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为1937年在延安成立的陕北公学)；更来源于大学应当担负起的那份责任，来源于学者的天然使命。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言：“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人大学派”这种现实精神，使得人大学者更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
3.5 主张与时俱进，富有时代精神
虽然“人大学派”以研究经典理论著称，但人大奉行的不是那种顽冥不化的“经院哲学”，而是在时代发展中。融会贯通，赋予经典理论以新的时代精神。或许正如吴玉章校长所指出的：“最主要的是要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3.6 奉行实践哲学，有着鲜明的实践取向，主张知行合一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显然，“人大学派”是这种实践哲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人大学派”不仅重视解释世界，而且更为重视改造世界、建设世界。人大的学者们富于实践精神，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既不做空头思想家，也不做书呆子，而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人大学派”一直扎根中国社会的最大实际，倡导从实践出发的研究方法，将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置于中国社会实际的大背景之下。早在前身时期，人大就形成了重实践的传统。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根据他当年在陕北公学的演讲稿整理而出。经过几十年的浸润，一向学风朴实醇厚的“人大学派”更是把“知行合一”作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的重要标准与指向。
综上所述，经过长期的发展，“人大学派”已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界一支重要的力量。作为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共同体，“人大学派”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张扬学术理性、肩负学术责任，主张道术结合、知行合一，谋求和而不同、异而相通，融汇古今、会通中西，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模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学术的典型代表。回顾过去，“人大学派”为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展望未来，“人大学派”也更将致力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类命运的高度关注，在学术的道路上为学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