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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06-0061-07
出版技术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出版技术作为一个技术体系,它由编辑技术、复制技术、介质制造技术反而发行技术集合而成。中国传统出版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但推动了古代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还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明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20世纪以来,中国出版技术体系发展日新月异,每一次的技术创新,都推动着出版业向更高层次迈进,并给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中国出版技术体系的构成
(一)出版技术的内涵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出版”的内涵做了很多探讨,但对于“出版技术”的定义却鲜有表述。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传播方式,对出版内涵的理解除了明确其对象与(社会)性质外,还要关注其技术手段,因为出版传播的内容必须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和方式记录于载体之上,才可以依赖载体的流传得以扩散。因而,出版是将知识、思想或信息产品经过加工,以手抄、印刷或其他方式复制在一定的物质或虚拟载体上,并通过出售或其他途径向社会传播的活动。因此,对有效信息进行选择、规范、复制与传播的一切知识、工具、经验和技能都应该属于出版技术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技术的构成要素在不断更新,这种结构上的转换和其他领域的技术发展相一致,它以人类科技进步为基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出版产业的升级而逐步推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是物质生产手段的不断更新与技术知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①它具有内在的演化规律,即以机器设备为代表的物化部分的重要性逐渐降低,非物化部分即知识体系、生产技能和经验逐渐成为技术进步的核心内容。因此,出版技术首先表现为物化的设备和工具;其次体现在组织生产的规则、经验以及编辑理念;随着技术的升级,还表现为替代传统工具的系统、软件,以及适应产业信息化的现代组织理念和管理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出版技术是指传播主体对作品信息进行编辑、复制以及“原样”传输的操作技能,是反映在物质形态的工具、机器等装备,网络形态的系统、程序等软件,以及出版过程中体现的信息组织理念、工艺流程和实施手段。可以说,出版技术直接决定着出版物的形态、容量和质量,出版物的流通速度和范围以及出版业的发展态势,具有凝固性、模式性和可重复性。
(二)出版技术体系的构成
对出版技术这一范畴,不仅要明确其内涵,更要明确它的外延,亦即是要说明它包含了哪些子类,适用多大的范围。出版传播的总体职能是向受众传播出版物,它始于对作品信息的采集,终于出版物在公众中间的散布与流通,这种传播过程“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自然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包括多个环节。这些环节互相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严密的逻辑链,构成一个完整的出版系统。所谓出版系统,是指由分工不同、联系密切的各个出版单位或出版环节,按照同一目的和同一秩序构成的统一的多层次的系统。②相应的,出版技术也由多个技术集合而成,它是一个技术体系。
纵观人类出版传播行为,不难发现它至少包括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两个过程,由编辑、复制、发行三个环节构成。首先,出版离不开对作品的编辑、复制,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出版活动成立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未经编辑的作品复制和流传,以及完成编辑的作品不经过复制直接流传,都不属于出版活动;其次,出版也不能没有受众,表现为顾客对出版物的购买、受赠和收藏等行为。只有完成了出版物的流通环节,出版活动才得以真正形成。在这三个环节之外,出版物还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介质(载体)而形成产品,如以纸为介质的图书、报纸、杂志,以电子为介质的磁带、唱片、光盘以及以网络等为介质的数字出版物,这就需要制造介质的技术,如造纸术、新材料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综上所述,出版技术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编辑技术、复制技术、提供复制介质的技术以及发行(流通)技术。
编辑技术是创作的延伸,是策划审理作品使之适合流传的再创造活动,是整个出版传播过程的内容把关环节;复制技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拍等方式将经过编辑的作品制作或转化成出版物的行为;发行技术,指出版传播者通过出售、出租、馈赠等各种方式向受众提供出版物(作品复制件),是通过流通实现出版物价值的重要手段;介质技术,是出版用纸、磁介质、光学介质、虚拟介质等出版载体的制造技术。这些技术职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但却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环环相扣而不可分割。传统的出版观点将之视为不同主体的职能,缺乏系统研究的内在逻辑性。③在实践中,缺少或者削弱任何一种职能,甚至颠倒各种职能的次序,都可能影响出版传播的效果。
二、中国传统出版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传统出版技术体系形成的标志
出版技术本身是一个集合概念,它除了包括制版、排字、插图、装帧、装订等专业技术外,还受到造纸、制造、能源等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其本身的革新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项目、分阶段独立、渐次地发展和完善的。④出版技术体系和出版的形成过程应该是一致的,两者相互依存,没有完善的出版技术,出版就无存在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没有完整的出版业,出版技术就没有发展的指向。因此,出版技术体系形成之时,就是出版以完整的、独立的大众传播的姿态出现之日。
出版活动起源于何时,目前仍是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书籍的出现即意味着出版活动的产生,因为书籍的编辑活动是出版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出版起源应从孔子编六艺算起;另一种观点认为,图书贸易的出现即意味着出版活动的产生,因为图书贸易是使出版物公之于众的过程,所以出版的起源应从扬雄《法言·吾子》里所记载的书肆的出现算起;第三种观点主张出版起源要以成熟的复制技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为标志,因为手工抄写无法实现大量复制公之于众的要求。
林穗芳曾撰文反对前两种观点,“出版作品是把作品公之于众,但不能反过来说把作品公于众就是出版。把作品写在竹帛上或纸上,不叫出版;抄写作品入藏私或官府的书库,不叫出版;把写成的作品张贴出来,或当众宣读,或让人传阅,也不叫出版。要使作品公之于众成为出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就是作品经过编辑、复制向公众发行。”⑤对于第二种看法,宋原故、李白坚的《中国出版史》强调说,“用手抄复制书籍的手段,还很难说是出版”。由于手抄本容易被改写,因此抄写文化和注重知识产权和知识个性理念的出版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刘国钧在《中国书史简编》中说:“有了印刷术,然后图书才可以说得上‘出版’,才开始有出版业”。这就把手抄书籍排除在出版之外了。
因此,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可视为是传统出版技术体系最终形成(也即出版业形成)的标志。当手抄复制发展为雕版印刷时,出版的产业链最终得以完整,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书籍的选题、编辑、加工以及销售工作。雕版印刷术极大地提高了出版物生产的效率,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使出版物的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
(二)传统出版技术体系的形成过程
除造纸术出现在汉代之外,其他三项技术虽然起源甚早,但一直在孕育和发展之中,到了隋唐时期才逐渐完善。三者的发展相互依赖,互为基础。
1.造纸术的发明
造纸术发明于中国西汉中期,确切的年代为汉宣帝时期,即公元前73年至前49年。⑥但早期的纸张质地还较为粗糙,不便于书写。公元105年,东汉时期的宦官蔡伦在总结民间造纸经验的基础上,改进了利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技术,造出了廉价的、便于制作、有着普及意义并完全适用于书写与印刷的“蔡侯纸”。
纸的出现为中国古代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其具有以下优点:首先,制作材料成本较低;其次,材料的物理性能相对较稳定;第三,材料便于运输、存贮;第四,材料可以批量生产,维持相对类似的品质。纸的出现使大规模的出版成为现实,纸发明后不久,就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在论述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影响时曾指出:“在印刷术普及的背后,于中国发端,尔后由阿拉伯人移植到欧洲的造纸技术的发展,满足了文艺复兴时期所需要的大量纸张,这一事实也不能忽视。”⑦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发明造纸的意义比发明印刷术的意义更大,因为纸的发明是印刷得以问世的先决条件,没有造纸,就不会有印刷。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是从中国蔡伦在公元105年发明“蔡侯纸”开始的。⑧
2.编辑技术的出现与成熟
《辞源》把“编辑”的定义概括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传统的编辑六艺说,认为编辑过程包括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发排、读校;《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将“编辑”定义为“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项工作,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者。”无论何种理解,编辑至少包括选题、组稿、审稿和加工四个环节。
编辑二字联用,最早见于《魏书·李琰之传》:“修撰国史……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缉。”这里,“缉”与“辑”通。这里“编辑”一词指的是史官的编辑修撰活动。直到出版业正式出现、社会化分工进一步明确后,编辑才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专门职业。因此,以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为契机,可将“编辑”划分“古代编辑”与“现代意义上的编辑”。
从先秦到隋唐,是编辑工作出现的初级阶段,逐步形成了最初的校编技术体系。刘向的《别录》及刘歆的《七略》,集历代编辑学之大成,是目录学和校勘学的开端。唐时,校编技术又有提升,以杜佑的《通典》为代表,但并无实质性的突破。相对于目录学,图书校勘学的发展相对缓慢,由于印刷技术发展的限制,这一时期的校勘学刚刚起步。自此,历代皇室都置专司校书的官员。这使汉文字的校勘走向了制度化和规范化,所形成的一整套技法、理论和传统,为现代的校勘事业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对典籍进行收集、选粹和有序化的编纂活动大多出于政治目的,还没有出现“选题”的概念。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中央政府的编辑活动基本上也都局限于编纂类书、勘定典籍、编修史书以及修订医书等范畴。编辑在成书活动中的成分虽有增加,但还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编辑形制,编辑形制仍在编撰合一的形态中孕育。⑨由于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这种状况持续了约1000年,直到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才发生重大变革。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完善和推广,使书籍由抄本发展成为印本,书籍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社会对书籍的大量需求促使编辑活动和著作活动分离开来,开始了有目的的选题、组稿、审稿以及加工,编辑技术走向成熟。
3.发行(贸易)系统的完善
在编辑、复制环节完成以后,还必须借助于发行渠道,才能完成出版物的传播。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趋向于商品化。自汉惠帝解除挟书禁令之后,官府与民间的征书活动逐渐展开,这些以金帛奖励购求书籍之事,尚不属于纯粹商品交换的范围,但已孕育着图书进入商品流通的萌芽。
西汉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在《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是“书肆”的最早记载。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聚集,扩大了对书籍的需求。于是,在太学近旁形成了买卖书籍的集市——“槐市”。据《三辅黄图》载,“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望罄乐器,相予买卖,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规模可观,甚是热闹。⑩汉武帝时(前140年—前87年)在京师兴太学,刺激了官方和民间对书籍的需求量,于是沟通抄书人和读书人之中间环节——书肆(古代图书流动场所)出现了。
魏晋南北朝时,就书籍的发行方式而言,已有设书铺卖书,背书流动出售,客商送书上门等多种形式。就图书发行的范围而言,已扩展到长江、黄河中下游各地。洛阳、安阳、长安、大同、南京、江陵等地,诸政权的都城,书商、书贩尤多,甚至遍及“市里街巷”。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有许多卖书的书铺。建康市上不仅书铺多,而且书的种类比较齐全。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随着写本书日益鼎盛,图书贸易也十分活跃,当时长安、洛阳等处已成为图书贸易的中心。至唐初,书籍出版系统的各个环节(著作者—编辑—著作物—复制—书肆(流通)—读者、藏者)都已日臻完备,某些环节还十分发达。
4.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中国古代发明印刷术基于三个条件:一是纸和墨等物质条件;二是具备刻印的工艺要求;三是掌握反文印刷原理。廉价优质纸张的大量生产,为印刷术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刻印、刻石、木刻符录等技术,则为印刷术准备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在此基础上,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诞生了。(11)
雕版印刷术是在整块木板上刻出所需要的文字或图像,经刷墨、铺纸、加压得到所需复制品的一种工艺方法。雕版印刷不是它出现以前任何古典复制技术的单纯改进或革新,而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发明,因为无论在使用材料、工具、过程与方法、产品用途方面,雕版印刷都不同于以往的复制技术。(12)
要确切地认定印刷术发明的具体时间是困难的,因为印刷术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它的发明绝非偶然,它是我们无数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社会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强烈需求的产物。据张秀民归纳,围绕印刷起源问题,从古到今有七种不同说法,即东汉、东晋、魏晋南北朝、隋朝、唐代、五代和北宋。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尽管在具体年代上仍有不同意见,学界基本认定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大约是隋末或唐初。此说不但有较为可靠而明确的文献记载为据,还有传世及出土的唐代雕版印刷品实物为证,如斯坦因于1907年在甘肃敦煌发现的著名《金刚经》轴卷。
由于雕版技术的出现,中国出版业从著作到编辑,从印刷到发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国出版业发展正式拉开了帷幕。从这个时候起,雕版印刷出版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共事业,一种子工业体系,一种文化的最新积累手段,一种牵涉许多门类的文化分支而相对独立出来,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形式、机构、格局以及人员建制。到宋元之际,雕印出版得到长足发展,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机械化印刷厂在中国大量出现,这种以手工复制技术为基础的出版形态才得以逐渐改变。
(三)传统出版技术体系的发展
造纸术与印刷术合二为一,构成了中国传统出版的技术主体,并在与古代社会系统的密切互动中呈现出独特的演化轨迹。
1.传统造纸技术的发展
造纸始于汉代,历经晋到唐六百多年的发展从原料开发到纸张用途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东晋以后,竹木简已完全为纸所取代,人们开始用精细的竹帘抄纸,进行适当施胶,并用除虫剂染纸以便久存。到唐代,人们已熟练掌握了施胶、染色和加蜡、填粉等一系列技术工艺,比欧洲早六百多年。自晋至唐,拉纸器中纸帘帘条直径逐渐变小,纸纤维长度逐渐变短,因此造纸原料来源更加广泛,而纸浆性能指标不断提高。唐代竹纸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的开端,即以植物茎杆纤维造纸,在这方面中国领先欧洲达千年以上,直到1875年,欧洲才首次成功造出竹纸。
宋元时期,中国传统造纸技术进一步成熟,原料来源较隋唐五代大为拓展,竹纸、麦茎纸、稻草纸均有较大发展,技术革新不断出现,所造各种名纸为后世称道与效法。宋元时期还将竹料与其他原料混合制浆造纸,这也是一个新的创举,所造之纸兼具竹纸及皮纸的优点,且成本适中。技术工序和生产设备的更新,使厚薄均一、结构紧密的薄纸和巨幅纸大量出现,到北宋初,已能造出五丈(约15米)长的巨幅楮皮纸。
明清时期,传统造纸技术进入总结性阶段,在造纸原料、技术、设备和加工等方面都集历史之大成,纸的产量、质量、产地和用途都超过前代。历史上著名的纸品在此时期大都恢复了生产,并研制出一些新品种,如宣德纸。随着明清时期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精细的造纸技术再次传入西方。
中国传统造纸所采用的浆槽、帘模和压力榨等工具,以及浸解、洗涤、抄造、压榨、焙干等工艺和现代造纸的工具和工艺原理基本相同。因此,中国传统造纸技术的原理和实践是近现代造纸机械技术的物质和工艺基础。
2.传统印刷技术的发展
传统出版技术以雕版印刷技术为核心,尽管宋代已发明活字印刷术,但雕版印刷技术一直到明清仍占主流,直至近代机械制作活字技术出现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这个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出版的传播形态和功能。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比朝鲜、德国用铅活字印书早了400年左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开创了活字拼排制版的先河,大大缩短了印刷制作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活字制版作为印刷技术的一项发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近代机械印刷术正是在活字印刷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雕版、活字印刷鼎足而立的是套版印刷技术,它发端于宋、辽时期,鼎盛于明代,沿用至20世纪末。明代后期,绘画、雕版和印刷技术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诸项印刷技术中最为精细、复杂的彩色版画套印术,使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进入佳境。
此外,自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中国印本书装订经历了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蝶装和线装五种形式的演变,总的趋势是由圆筒形向扁平形发展,既方便装订、阅读,又适于携带和存放。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出版技术体系的发展,不但推动了古代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还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明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近代欧洲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正是在总结中国传统技术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然而,我国传统出版技术却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转而向西方学习。
三、中国近现代出版技术体系的发展历程
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出版技术体系得以更新,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出版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出版技术中,四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但以复制技术最为关键,作为出版技术的核心,复制技术曾一度制约着人类出版活动的整体发展。因此,以复制技术的演变来叙述我国近现代出版技术体系的分期和发展。
(一)近代出版技术的引进与普遍应用(1840年至1949年)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出版活动,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出版技术,这是促使中国印刷术近代化的第一个要素。(13)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西方近代先进的出版技术陆续传入国内,石印机、单色多色轮转机、胶印机等先进印刷设备的数量不断增加;珂罗版、影写版技术逐渐普及;机器铸字和排字、纸型、复制插图、木质纤维纸机械制造技术、油墨制作等技术也渐次输入;蒸汽动力、电力的使用比重逐步上升。20世纪初,中国出版业实现了从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转变,铅字机械印刷成为行业主力,传统雕版印刷技术随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铅活字技术与机器印刷技术的结合,大规模地提高了出版生产的效率。出版物的生产速度加快,产量提高,成本降低,出版物品种日渐丰富多彩,杂志、报纸、小说、翻译图书、教科书等新型出版物开始大量出现。
在技术条件的作用下,出版传播者的角色与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地说,编辑工作在中国是鸦片战争以后和‘五四’运动以前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14)现代编辑形制基本形成,编辑与著述和排版相对独立,与校对工作相对分离,其工作构成是在既定的出版目标下对文稿的审核、选择、完善和书籍版式的设计等。
随着机械印刷时代的到来,中国出版业核心技术、工作方法、组织形式、销售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都实现了变革。(15)出版业逐步商业化,出版发行机构大多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运作,有常设的机构、精细的分工和灵活的融资方式;作者、编辑与发行人员逐步专业化、职业化;版权意识增强并逐步实现制度化;近代出版实现了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型,实现了大众化和市场化。总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出版完成了近代化转型,这种转型极大地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但从性质上看,相对于信息时代,这一阶段的出版还只是一种高级形态的作坊式劳动。
(二)现代出版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1950年至1984年)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出版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版技术发展仍处于机械印刷复制阶段,印刷技术在出版技术体系中的重要性依然十分突出;行业技术进步处于缓慢发展态势,总体进步不大,且发展不平衡,普遍存在先进与落后技术并存的局面;出版技术自我更新的进程受工业发展总体水平和政局的影响,发展不稳定,但在研发方面仍有不少突破,为80年代中期技术创新实现革命性突破奠定了基础。
建国后三十五年间,印刷技术稳步发展,传统铸字、排版技术有很大提高,照相排字、电子分色等技术兴起,制版技术初步发展;印刷技术向自动化、高速度、多色化发展,多色轮转印刷机、彩色胶印机等开始出现;骑马联动订书机、精装书籍装订自动线、塑料线锁线折页机等印后机械的研制成功以及自动控制、联机联动等技术难题的解决,使印后加工实现了由半机械化、单机生产向机械化、联动生产线发展。(16)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产能力的显著提高,1950年全国书刊印刷量约为67万令,发展到1979年,书刊印刷产量为2009万令,增长近30倍。印刷机械工业也逐渐走向健全,到1984年,全行业已拥有54个印刷机械制造厂和一个行业综合性的印刷机械研究所。到80年代,中国造纸工业基本实现半机械化,但由于原料供给、发展思路以及科研能力等因素的限制,行业发展整体上落后于印刷工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
编辑活动本身就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编辑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很强的社会文化行为。(17)建国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管理部门,从宏观上加强了对编辑活动的管理,媒体的根本宗旨、选题的方向、舆论的导向、传播的重点等实现了重大变革。相对于近代时期,从书稿组织、文字编辑、内容编排到校正、定稿等各环节技术的日益严密和完善,标志着编辑技术体系更加成熟;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编辑技术规范和标准,“三审制”作为一种新的编辑质量控制机制被广泛推广;由于音像产品等新型出版形态的出现,形成了新的音乐、影像编辑技术体系。随着出版业的日益繁荣,一个强大、完整、结构严密、日益科学的现代编辑系统逐渐形成。
(三)现代出版技术的创新与发展(1985至2000年)
现代出版技术体系构建自1985年,以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通过国家鉴定为标志,出版技术逐步向数字化、一体化、网络化方向发展。以信息技术为黏合剂,出版业与计算机行业、软件业、通信业、电影电视业、广告业等进一步融合,不仅建立了全新的组织形式,而且强化了人们对出版信息数字化、实时化、高品质的意识与需求。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计算机排版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出版业彻底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激光照排、卫星和网络传版、直接输出整页彩色版面、直接制版等先进技术不断在出版印刷中得到应用,出版印刷机械向高速化、自动化、优质化方向发展,数字印刷技术开拓了个性化印刷与可变信息印刷新领域。
由于计算机技术在编辑出版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光纤通讯技术的发展,编辑出版史上最深刻的一场革命得以发生,编辑技术趋向于数字化、自动化和一体化。编辑活动由单向向双向、多向交互式转化,编辑可以随时与作者、读者互动并修改作品,使编辑活动由静态变为动态;完整的、规范化的、可控制的自动化和一体化采编工作流程,为缩短出版周期、降低成本、改进出版物质量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互动传播技术的出现使编辑活动日益复杂化,从“单一”的编辑领域扩展到“编”、“印”、“发”整体编辑范畴,由单一服务转变为多样化的综合服务。
各种适合海量存储的磁、光和固态等新型出版介质的产生使信息的存储不再局限于以往单一的纸介质,出现了与传统印刷型出版技术迥异的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使出版物的内容突破文字、图像等信息的限制,真正实现了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的统一集成,专业数据库、电子图书等成为内容服务业中发展迅速、最具发展前景的出版形态,出版跨媒体化将原本各自相互独立的出版信息采编、复制、发行充分整合并逐步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以信息出版传播为目标、以客户为中心的产业链,形成了协同效应。(18)
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在出版领域的运用与推广,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发行、管理等工作,带来了深刻变革,建立在“机械复制”技术基础之上的出版形态已不是出版业的全部,出版产业开始走向以文化资源整理和内容创作为表现的文化意义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总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出版技术体系的构成要素均在不断更新,这种结构和层次上的转换是以人类科技进步为基础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出版技术的升级而逐步推进。而出版技术体系的每次发展,都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
注释:
①夏国藩:《技术进步与技术转移》,航空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
②袁亮:《出版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③李新祥:《出版传播内涵初探》,《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④王清:《技术因素对现代出版起源的作用与评价》,《新闻出版交流》2001年第2期。
⑤林穗芳:《“编辑”词义从古到今的演变》,《编辑学刊》2001年第3期。
⑥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⑦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⑧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华文出版社1001年版,前言。
⑨陈国剑:《编辑形制的发展与物质技术进步的关系》,《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⑩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11)钱存训:《纸和印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12)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13)周全:《西方传教士对我国近代印刷术影响的探讨》,《印刷世界》2006年第12期。
(14)阙道隆等:《书籍编辑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5)刘国钧:《中国的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16)机械工业部石化通用机械工业局:《中国印刷机械工业发展史》,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17)张天定、郭奇:《编辑出版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8)王强、杨根福:《出版行业跨媒体创新发展的对策》,《改革与探索》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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