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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批评语言学属Halliday所倡导的工具语言学。它是用语言学理论，主要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工具，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来揭示语篇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本文详细介绍了批评语言学的哲学、语言学基础，它对语言、语篇、语境及意识形态所持的观点以及常用的分析工具，并对批评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回顾。在文章最后，作者介绍了目前语言学界对批评语言学理论及其地位所持的看法，并对此予以评论。
关键词：批评、意识形态、语篇分析
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社会理论”和解构主义权力批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当今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主张在哲学上诊断历史和社会的同时进行必要的实际的社会分析。批评语言家(critical linguistics)就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社会分析，是批判理论在语言学上的一个分支。它用适当的语言学方法，联系相关的历史与社会语境，分析揭示语篇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统治关系，并研究语篇在再现和加强控制、统治中的具体作用。自1979年英国语言学家Roger Fowler和Gunther Kress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它的发展已有十五年，其成就及对社会语言学和语篇分析所产生的影响，已越来越为语言学界所瞩目。
二
批评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该派所倡导的“批判性社会理论”坚持反对一切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支配和控制人的心理，从而阻碍了人的自我解放。他们进而认为，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电视、报刊等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为现存社会对人的统治和操纵作辩护的，本质上是压抑人性的虚假意识，必须批判。受“批判性社会理论”的启发，批评语言学认为作为电视、报刊等意识形态工业中介的语言也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因此可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对这些工具进行批评。然而，以Roger Fowler等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家并不同意“西马”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显得更中性一些，是指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法”(Hodge,Kress,Jones,1979:81)，不含任何“虚假”，“歪曲”等贬义。因此，批评语言学中的“批评”意为“评论”，“评价”，而无日常生活中用这个词时所具有的“抱怨”、“挑错”等含义(Fowler 1991a:90、92)。
批评语言学的反激进主张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批评”等概念的定义上，还体现在它的学科主张和批评方式上。它坚持以语言学为主体，以语言分析为手段，以此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相互间的关系(Fowler,1991a)。
批评语言学在语言学上主要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Edward Sapir和BenjaminLee Whorf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以及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Sapir和Whorf认为思维是通过语言来感知外部世界的，而语言并非是一个透明的中介，它可能歪曲现实，从而影响并控制思维，控制人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一方面，文化不同，思维不同，语言结构也就不同（语言相关论）。另一方面，语言不同，思维、文化也就不同，语言结构影响人的思维结构（语言决定论）。后来一些语言学家把Sapir-Whorf假说极端化，认为由于文化差异，各语言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极端化的结果导致后来对Chomsky学说的挑战。Chomsky矫枉过正，过分强调文化共同点和人类语言习得过程中的生理共性，提倡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批评语言学家认为人类在文化和生理上有共同点，但这些共同点在语言表现上并不普遍，语言之间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相异性。这种相异性不仅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内部。使用一种语言的群体内部由于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会在语言上表现出差异。语言影响思维、文化，同时也被思维、文化所影响，二者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双向的(Fowler,1987,1991a)。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是Roger Fowler批评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要源泉。Halliday认为语言是由可供人们进行选择的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或称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人们在交际过程中选择哪种语言系统形式是由所要实现的社会语义功能决定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与Chomsky学说正好相反。Chomsky认为语言形式只是在普遍语法结构中的随机选择(chance selection)，否认交际功能的作用，并认为普遍语法习得是每个儿童先天具备的机制，是在其内部进行的。儿童语言发展的形式由遗传基因决定，外部环境只是激化语言习得机制，并不对儿童语言习得起决定性作用。
批评语言学家充分吸收Halliday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反映语言功能，语言有不同功能，语言学也有不同的功能，语言学内部应有不同分工，以完成不同的工作(Fowler,1987:481)。Halliday 1973年会见Herman Parret时曾指出在自主语言学(autonomous linguistics)，也就是传统的主流语言学之外，“应该有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 linguistics)——研究语言是为了了解语言之外的东西——的存在”(Halliday 1978:36-58)。工具语言学应该有与其目的相一致的特色。Halliday容许根据需要和目的，来应用和裁剪理论。这不仅为批评语言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宽厚、自由的学术气氛(Fowler,1987:481)，承认了批评语言学在语言学大家族中的合法席位，因此批评语言学家愿意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Halliday学说的基础之上。
三
在功能主义语言观影响之下，批评语言学家提出了自己对语言、语篇、语境等的看法。
1.语言。批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它并非传统语言学家所认为的是一种透明的客观的交际中介，也不只是单纯反映社会结构。语言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它从各种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语言也是一种社会符号(socialsemiotic)，并非抽象系统，它代表价值关系，本质上是经济的，社会的。
2.语篇。批评语言学家根据法国哲学家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理论来定义语篇。认为语篇是“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的系统化的观点陈述，对什么可能说，什么不可能说进行定义、描写和限制”(Kress,1985:68)。这个定义强调了a.语篇的社会性。语言是社会实践，语篇是语言的具体存在，那么语篇就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语篇是语言介入作用的具体工具。b.语篇的语义本质。语篇是系统化的观点陈述，语篇的主观性决定任何语篇都必须体现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在语篇中的普遍性）。语篇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语篇的形式，意识形态才是语篇的内容。任何一种语义内部都有无数种语言形式可选择，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目的作用的结果。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决定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即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决定性）。
这个定义还解释了批评语言学家保守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虽然任何语篇都有操纵作用，但不能因此而指责作者（或说话者，以下同），认为任何语篇都是为了实施控制。其实作者在组织语篇表达观点时，常常并不是有意识地故意地实现操纵，而是无意识地习惯性地这么做，这是由语言的介入本质以及意识形态在语篇中的普存性所决定的。因而“批评”只是“评价”，而无“指责”之意。批评分析也不是个简单的揭露歪曲或偏见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真正地不带偏见的语篇(Fowler,1987:483)，有的只是同一现实在不同个体或群体意识中的不同反映。批评语言学家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对大众语篇，如报纸、政治宣传文章、官方文件等的批评分析，揭示语篇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上的不平等：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最终目的是提高读者对操纵的敏感，使读者实现批评阅读(critical reading)，增强对大众语篇的反控制意识。
3.语境。批评语言学家强调批评分析离不开语境，认为语言结构与其语篇意义之间没有永恒不变的联系，同一语言形式在不同语境中会有不同含义。例如被动语态在新闻报道暴力事件中的意义显然与科技文章中的被动语态含义不一样。因此，批评分析必须联系语境。
批评语言学家对大众语篇进行批评分析，揭示体现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主要分析工具是现代语言学，而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下面就是批评语言学家经常使用的几个主要的语言学分析工具。
1.及物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Halliday把语言的元功能(metafunction)分为三种：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及物系统就是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Halliday的及物性与传统语法中的及物性有着根本不同。传统语法中的及物性是指动词带不带宾语，如在“The lion caught thetourist”和“The mayor resigned”两句话中，前者的动词是及物的，后者的动词是非及物的。这种区分显然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各种动词之间的语义区别，从而也忽略了各种小句的区别。如在“He hated the lion”这样一个句子中，“hated”与上例中的“caught”同属及物动词，但已不再是一个象“caught”一样的物质过程，而是一种心理过程。可见，动词之间远远不只有“及物”和“不及物”之间的差别。Halliday认为及物系统是语言再现的基石，其作用是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在句中表达成若干种过程，并指明各种过程的参加者和环境成分。及物性系统包括六种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现实世界中的同一过程，在语言上却可用及物性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叙述，或者用同一种过程，但变换参与者的位置。选择哪一种过程，怎么安排参与者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给语篇中每一个小句的过程进行分类，并研究过程与其参加者和环境成分的关系，如该过程是否影响其它实体，物质过程的目标是否是动作者本身等，可以揭示语篇所隐含的意义与目的。
2.人际功能系统。人际功能表达作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以及他对事物的推断等功能。它直接与态度、观点等相连，是一条展示意识形态作用的捷径。
Roger Fowler在Linguistic Criticqsm书中举出以下例子来说明英语中对人的称呼怎样典型地体现作者的态度。下面是三条新闻的标题，分别取自1976年12月12日的《观察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星期日电讯报》。
1)NUS regrets fury over Joseph.
2)Student leaders condemn insult to Keith Joseph.
3)Student chiefs 'regret'attack on Sir Keith.
1976年12月10日，NUS（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开会时，保守党国会议员Keith Joseph爵士企图旁听，遭到学生攻击。学生代表当场投票一致同意把他赶出去。第二天NUS执委们发表了一个不太真诚的道歉声明。这三条新闻所报道的就是该事件。虽然是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但《观察家报》在提取Keith Joseph时只提及其姓，无其名，也无其称号，显得不够尊敬。而《星期日电讯报》则称Keith Joseph为Sir Keith，用“爵士”称号表示尊敬，只有名无其姓显示亲密。两种报纸的两种不同称呼是与这两种报纸所执行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观察家报》宣称崇尚自由，不会同情Keith Joseph。而《星期日电讯报》是一份政治思想偏右的报纸，因而尊敬象Keith Joseph这样的政客。和这两报相比，《星期日泰晤士报》的“Keith Joseph”称呼要中性一些，情态色彩少一些。
在人际功能中，另一个对批评语言学很有帮助的分析工具是英国语言学家Austin和Searle提出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言语行为指的是一段言语（书面的或口头的），如果场合适当，并与有关规定相符，便构成一种行为。如开会时，会议主席宣布“会议开始”，会议就开始了，主席的话就构成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强调场合的合适性，如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还强调言语行为的施动者身份的适当性，因此，言语行为本身就是社会规范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又构成社会和政治体系。言语行为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又在新闻报道等大众语篇中极为常见，因而是批评语言学家揭示意识形态的常用工具。
3.转换。转换(transformation)是一种句法关系。批评语言学家不仅进行语义分析，而且分析句法，分析句子成分的不同位置和顺序所显示的不同语篇意义。有两种转换最为重要，一是语态，即被动与主动的转换，再一个就是名词化(nominalization)。
先看两个新闻标题（参阅Fowler,1991b）：
1)PC shot boy from 9 inches.
2)Robber's son,five,Killed in his bed.
上面两个例子分别取自1986年6月1日英国《东部日报》和《太阳报》。报道一个警察被控在逮捕一名犯人时误杀犯人五岁的儿子。记述同一件事的这两个新闻标题，使用语态不一样，前者主动，后者被动，所表达的语篇含义也就不一样。与例2)相比较，例1)指明了施动者“PC”，说明《东部日报》将报道重心放在PC上，暗示PC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太阳报》的报道中，施动者没有出现，使得责任者不明。而动作目标“the boy”位置脱离其常规句尾位置，被放到了句首，从而被突出和强调。
英语中另外一个极为突出的转换现象是动词名词化，如investigation,completion,interview等。这些词形式是名词，语义却是动态的，是一个小句、过程的压缩形式。如果我们把investigation这个名词展开、补全：“X (must) have investigated Y”，我们会发现比较整个句子，名词化形式没有指明过程的参与者，无时间（没有时态）和情态（说话者对自己所讲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个人意愿等）的显示。因而动词名词化帮助遮掩了许多可以揭示意识形态范畴的语言信息。在进行批评分析时，必要时应该展开这些动词性名词，显示隐含其中的权势关系。
及物性系统、人际功能系统和转换是批评语言学家常用的批评工具。当然，分析工具不只限于此。凡是有利于批评分析的理论、模式，分析者都可以借来，使其功能主义化，用于揭示意识形态。
四
批评语言学的发展已近十五年，其发展过程可分下面几个阶段。
1.萌芽(1976-1979)。批评语言学的萌芽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大规模开展的传媒研究。1976年，英国著名的格拉斯哥大学传媒小组发表了他们对电视新闻中所谓“坏新闻”的研究成果。他们经过系统分析发现，有利于政府和工业资本家的带偏见的报道大量存在于工业新闻中。随后，伯明翰大学的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开始了对新闻的批评分析（参看van Dijk，1985）。这些大众传播研究导致了批评语言学的诞生，因为新闻、大众传播、意识形态等都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对新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也可通过对这个物质外壳的分析来进行。1979年，Roger Fowler等主编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出版。在该书的最后一章，Fowler和Kress提出了“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并对其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来源以及分析工具进行了阐述。该书的编辑和作者当时都是Fowler在东英吉利亚大学的同事。他们把研究集中到新闻的语言结构上，并强调自己研究的语言学基础。Language and Control的出版，标志着批评语言学的正式破土。
2.停滞(1979-1985)。在Language and Control出版的后期，Fowler在东英吉利亚大学的同事纷纷离开，到别的大学或别的大陆任职。同事的分散，使得在一起合作不再成为可能，完善批评语言学模式的工作因此被耽搁了下来。Fowler本人也专注于文学批评与语言学的交叉研究。其间虽有一些批评语言学论文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出现（如1984年在荷兰乌得勒支举办的批判理论夏季学校），但总的来讲，没有专著出版，影响也不大。因此，1979年批评语言学登台以后，随即进入了停滞时期。
3.反思(1985-1987)。1985年，当时已迁居澳大利亚的Gunther Kress在“Discourse，texts，readers and the pro-nuclear arguments”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批评语言学向何处去的问题。Language and Control中收集的论文都是分析语言结构以证明语篇为意识形态所影响，其结论几乎都是批评分析证明了语篇并非意识形态真空。这样的分析和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和重复。正如Kress在该文中所说：“现在很多学者的工作都证明了意识形态在语言中的作用，并且至少部分地展示了他们对这种作用的理解。但是，一些问题，一些主要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在证明了语言和语篇是和语篇所由来的社会结构和过程以及意识形态密切相联之后，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对此，Kress提出了自己发展批评语言学的方案。他认为应该运用批评语言学的现有研究成果和模式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通过武装读者进行批评阅读，来使读者实现社会和政治上的自我解放，从而合理地改造社会。在Kress看来，批评语言学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运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将重心转向读者，实现其社会意识形态批评的功能。此后不久，Fowler在1986年出版了Linguistic Criticism一书，1987年又发表了“Notes on critical linguistics”一文，重新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回批评语言学。他认为Kress把批评语言学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读者的观点为批评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因而值得肯定，但他本人更强调批评语言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完善，以及对现有成果的巩固。因为就当时情况而言，进行批评分析仍十分困难。就发表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不够多，而且分析所涉及的语篇种类也十分有限。除了1985年Chilton主编Language and the Nuclear Arms Debate:Nukespeak Today一书之外，还无其它对同一体裁或同一题材作系统研究的专著，研究显得并不完整。论文中研究者对语言学方法和语篇的具体语境一带而过，很难让读者看懂。因此，在Fowler看来，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一个完整易学的标准工具体系，让更多的分析者掌握。
4.新发展(1988- )。两位批评语言学的创始人对现状和未来思索的不同结果，导致批评语言学两个方向的同时发展。Fowler积极巩固现有的理论和方法，于1991年出版了批评语言学对同一体裁的语篇进行研究的专著：Language in the News:Discourse & Ideology in the Press。Kress拓展外围，研究批评语言学的应用，与其它澳大利亚语言符号学家，如Threadgold等一起，把语言提高到社会符号的高度来研究，以发展批评阅读理论。自1988年起先后发表了Social Semiotics（与Hodge合著），Reading Images（1990，与van Leeuwen合著）等书和“Structures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1992，与van Leeuwen合著）等文章。批评语言学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不仅在Fowler所在的英国和Kress工作过的澳大利亚，欧洲大陆荷兰、奥地利等也逐渐出现了一批批评语言学家。1991年伦敦Routledge出版由Kirsten Malmkjaer主编的《语言学大百科全书》，Fowler应邀为该书撰写了“批评语言学”一节。批评语言学得到语言学界的正式认可。
五
随着批评语言学声誉的扩大和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传播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加入对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Kress，Threadgold等）希望批评语言学走出其狭窄的语言结构分析，从简单跨学科发展至高度跨学科。与此同时，语言学学者们开始讨论批评语言学在语言学内部的地位问题。就在上文所提及的《语言学大百科全书》“语篇分析”这一节中，批评语言学被认为是语篇分析的一种，与篇章分析、会话分析二者并列。1993年4月，荷兰语言学家van Dijk在其主编的Discourse & Society杂志的“批评性语篇分析专刊”上发表“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文，把批评语言学作为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个部分来评述。批评语言学应属与自主语言学相并列的工具语言学下的一个独立分支。它和语篇分析是不同的。当今语篇的概念，越来越广，已经不再限于须以语言为中介。语篇分析从社会科学中广泛抽取各种模式，显得杂而有失控制，让语篇分析的初学者难以把握。批评语言学家并不反对跨学科研究意识形态的语篇再现，但批评语言学并非是任何对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所进行的研究(Fowler,1987:492)。它强调语言学的主体地位，强调对系统功能语法等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掌握，因而其分析工具显得紧凑而易把握。诚然，以语言学为主来解释语言与权力分布，语言与社会控制的关系的确有其局限，但它确实为揭示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和新的研究视角。
批评语言学刚刚起步，其理论与方法仍需完善，其涉及的“意识形态”、功能等基本概念还在激烈争论之中。它目前只能说明意识形态在语篇中的普遍存在，但对语篇在再现和加强意识形态操纵中作用的研究尚属初级阶段。虽然如此，批评语言学在主流语言学的统治中为语言研究和应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为丰富语言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
收稿日期：1994年6月2日；本刊修订稿，1994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