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转移与区域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人力资本论文,区域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投资格局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我国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从资金流向上看，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持续增长，其间经过了三次明显的上升过程，第一次是在1982—1983年，东部地区所占份额，提高约2个百分点； 第二次上升从1985年到1988年连续3年持续明显提高， 所占份额大幅度提高，新增约7个百分点；第三次上升从1991年到1994年，也是连续3年持续提高，新增份额约6个百分点（见表1）。到“八五”计划时期，东部地区所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62.15%， 而中部和西部仅为21.60%和12.66%。
资金流动的类型是多样的，一是内地政府或企业到沿海地区进行直接投资，设店、办厂和经营房地产；盛仕斌（1998）认为在“中西部地区投资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急剧扩大，中西部地区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同时，大量的资金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对资金流向的合理控制，前几年受东部地区房地产热、股票热等的吸引，中西部地区原本紧张的资金大量流入东部地区，甚至中央用于扶助西部地区的援助贷款也部分地流向了东部地区。据估计，每年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资金的净值在几百亿元以上”。厉无畏（1998）估计1993—1994年国家为扶持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扶助向这一地区增拨的150亿元贷款，约有40%通过资本市场流到了东部地区。 二是通过金融机构将内地银行的存款拆借到沿海地区。由于缺乏资金市场拆借的资料，仅从存贷款差额来看，近年来东部地区资金比较充裕，银行存款、贷款差额不断扩大，而中部地区则资金紧缺，银行贷款一直大于银行存款，除东部地区储蓄能力较强外，资金从西部向东部流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梁宇峰，1997）。三是内地企业、居民购买沿海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在直接融资的过程中，受资本预期收益率的影响十分明显，其地域分布极不均衡。以股票市场为例，截至1997年8月， 在沪深两地挂牌的公司已逾700家，股票市值达16200余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4%。但这700多家上市公司和地域分布却很不均衡，东部地区有431家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数的62.9%，资产总额达5665.44亿元， 占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70.7 %， 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只有134家和120家，分别占全部上市公司数的19.6%和17.5%，资产总额也只占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17.6%和11.7%。直接融资的数量在各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改变了各地区的资本分布状况，成为资本区域间流动一个日益重要的方式和途径。第四，利用外资方面，东部地区具有优势，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文化和地理区位条件、加上政策的倾斜，东部地区吸收的外资也就远远多于中西部地区。1997年，在实际利用外资中，东部地区独占85.47%（注：按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其中“部门利用外资”的部分没有计算在内。），而西部仅占3.75%。
表1 1981—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布（合计＝100）
东部中部西部
1981 50.94 30.1418.92
1982 50.86 30.6618.48
1983 52.85 31.7815.37
1984 52.84 31.5615.60
1985 52.73 30.8916.38
1986 55.28 29.3915.33
1987 57.73 27.6514.62
1988 59.59 26.0814.33
1989 59.80 25.2814.92
1990 58.99 25.8915.12
1991 59.46 25.2415.30
1992 61.90 23.7614.34
1993 64.11 22.3813.51
1994 65.83 21.6612.51
1995 65.93 21.7312.35
1996 64.19 22.8712.94
1997 62.98 23.1413.88
注：“不分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计算在内。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1988年各卷资料
2 投资对劳动力流向的牵引
资本投入向东部地区的倾斜，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从人口迁移流向来观察，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从1985—1990年间的情况来看，人口净迁入的省份主要是沿海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以及辽宁、江苏、福建、山东、海南等省市；中部地区仅有山西、湖北为净迁入；西部地区的青海、宁夏、新疆三省区为净迁入。进入90年代以后，人口继续向沿海地区流动，据1995年1 %人口抽样调查的资料（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有关迁移的口径与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有一定差异，在时间上，前者以“在本地持续居住半年以上”为常住人口，而后者则为一年，这意味着1995年调查应更多地包括短期迁移；在空间上，前者包括县市内的迁移，而后者只调查跨县市的迁移，这意味着1995年调查更多地包括近距离迁移。其他细小差异不一一列举，总之，1995年对迁移的调查口径宽于1990年普查。），在1990—1995年间，沿海地区原有的9个人口净迁入省份继续是人口净迁入的， 此外还增加了河北，达到10个；中部的湖北则变为净迁出省份；西部地区仅有新疆保持净人口迁入的趋势。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中西人口密集的农业省份全部成为净迁出省份，形成连片迁出地区，如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向沿海地区迁移的集中程度更加明显。在1990—1995年期间，东部地区吸收了全部迁移人口的56.86%， 其中由中部流向东部的人口是由东部流向中部人口数的4.9倍， 由西部向东部的迁移流是其反向流的4.4倍（见图1）
人口净迁移反映了相对长期的移动状况，短期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更大，如由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形成的“民工潮”，很多尚未从迁移统计资料及人口普查中反映出来。据估计，8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不足200万人。自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估计1993年达到6000万人，占同期农村劳动力的14%，其主要流向是由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农业省份向沿海地区流动。据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江西6省的不完全统计， 1982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不足100万人，1993年增加到2400万人， 其中四川500万人，湖南500万人，湖北370万人，河南300万人，江西220 万人，安徽500万人。安徽省1982年外出打工人数为12.7万，1988 年外出55万人，1989年以后几乎每年新增110万人，1993年达500万人。
图1 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人口迁移流
8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向各级城镇和沿海地区的迁移和流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投资倾斜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重要导向因素。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经济特区享有多种优惠政策，其后相继开放的沿海14个城市也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既相对增加了这些地区地方财政的收入，也提高了企业的内部积累能力和居民的储蓄能力。同时，沿海地区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利用外资方面享有的优惠政策，吸收了大量外资。
投资对劳动力流向牵引的效应从下图中清晰地显现出来。计算1985—1990年各省区劳动力流入量和1985—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7758；1990—1995年两者的相关程度更高，达到0.9454，检验结果表明其相关度均十分显著（注：1985—1990年省区劳动力流入量为普查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为1985年至1989年的统计数据。N＝29，R＝0.7758，R[2]＝0.6018，F＝40.81。1990—1995年为迁入人口数，资料来自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990—1994年的累计数。N＝30，R＝0.9454，R[2]＝0.8939，F ＝235.86。）。
3 人力资本的地区转移
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是人力资源在区域间的转移，而且是人力资本在地区之间的转移。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劳动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一个劳动力在掌握和完善其自身技能的过程中，不仅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而且还要付出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成本，其直接经济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可通过其未来工作取得附加的收入来形成回报。国外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高回报的投资，个人薪金的高低与其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人力资本的转移，对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技术人员向发达国家的流动早已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问题，人们称之为“智力流失”（brain drain）。在我国， 为了支援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曾经抽调大批文教、科技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支边”，每年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也有向西部地区的指令性分配指标，此外还通过多种形式为西部地区定向培养高级专业人员。这种“智力支边”对西部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自80年代以来，有相当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自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地区，其中相当部分是原来由沿海迁往内地或边远地区的移民，从而引起过令人不安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中部地区人才流失问题也很突出。从1985—1990年的情况来看，在结构上，东部地区迁入劳动力和迁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构成呈现两极分化的情况，迁入劳动力在低文化层次（小学及以下）和高文化层次（大专及以上）方面高于迁出劳动力，整体基本处于平衡；中部地区迁入劳动力中低文化层次比重较大，而迁出劳动力则以高文化层次居多；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反，迁入劳动力以中、高文化层次居多，而迁出劳动力以低文化层次为多。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东、西部地区在人口（文化程度）素质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地区间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如果从总量上看，由于向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数量明显多于向内地迁移的劳动力，因此在绝对量上，中、西部可能还是属于人力资本中度、轻度流失型的，但限于资料，尚无法具体计算。
图2 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口流入量的散点图，上图：1985—1990，下图1990—1995
表21985—1990年迁移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
迁移流迁入东部东部迁出迁入中部中部迁出
文盲4.594.29 7.336.52
小学
23.22
22.6024.50
23.42
初中
45.99
47.0040.77
41.21
高中
13.52
14.1014.57
14.39
中专5.015.12 5.785.95
大专3.163.02 3.714.05
大学本科4.503.87 3.334.45
加权平均3.193.18 3.113.20
迁移流迁入西部西部迁出
文盲7.928.86
小学
24.67
27.37
初中
40.64
39.39
高中
12.50
11.60
中专7.046.18
大专3.413.07
大学本科3.823.53
加权平均3.123.02
注：（1）仅包括1990年在业人口；
（2 ）加权平均计算过程为：从“文盲”到“大学本科”分别赋以权数1到7，将各自的比重作加权平均，结果大致反映平均的文化程度，如3.19即表明平均的文化程度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资料来源：据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统计。
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是正常的，它保证了人才资源在适合的岗位上最好地发挥才干，相反，如果人才的流动受到种种限制，反而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了。中、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的人才外流，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专业技术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个人才干的问题，也有社会经济条件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这种“人才流失”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在配置人才资源中的弊端以及引起的巨大人力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体制转轨时期尚未形成新的人才配置的有效机制。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中仍然存在问题，主要如：（1）人才流动渠道仍然不尽畅通， 阻碍人才合理流动的制度性因素有消有长，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知识经济新形势的需要。（2 ）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错位：凝聚在人才中的人力资本在形成过程中需要大量财力投入，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或国有部门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之一，其权益得不到保障，非投资主体“搭便车”现象普遍，影响了人力资本投入机制的良性循环。（3 ）人才流动的部门和区域流向失衡：部门方面，国有部门人才、技术流失现象突出；地区方面，中西部人才流失普遍，国家向中西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自身向教育的投入以人力资本形式经由人才流动转移到沿海地区和非国有部门，扩大了地区差距。
4 极化效应与政策选择
在非均衡增长条件下，一些主导产业或部门集中于某些地区或大城市，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增长极，并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不断地扩大所在地区的发展规模，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另一种可能是：由于发展极和其他地区之间在投资收益上存在差异，导致高素质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由后进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后进地区越来越落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趋于扩大，从而产生“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极化效应”的强化，形成以发达地区为“核心”、后进地区为“外围”的经济关系，后进地区对发达地区的“依附”可能会越来越深。在不合理的分工及比价关系下，后进地区为了摆脱对发达地区的“依附”，可能选择区域经济关系的另一个极端，即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分割开来，限制外部经济对本地的冲击。
“极化效应”并不可怕，它往往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现象。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到一定阶段时会形成扩散效应，带动地区发展，进而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但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可能会强化“极化效应”。就劳动力市场而言，从国别之间来看，发达国家对劳动力的流入设置了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或私人资本等方面的“进入门槛”，后进地区只有少数富裕阶层或高素质劳动力才有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而这些人员和资金正是后进地区发展经济最为稀缺的资源。对一般劳动力来说，在经济景气时期，境外劳工的流入往往不会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而当经济处于萧条时，境外劳工往往首先成为经济紧缩和歧视性政策的牺牲品。无论是高级人才还是普通劳工，其共同点都是由后进地区承担人力资本的投资、而由发达地区获取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结果无疑会加剧发达地区和后进地区的发展差距、影响后进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保护主义，包括生产互素市场的保护主义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并不罕见。如果说出于非经济原因，国别间的保护主义尚有其合理性的话，在统一市场之内，保护主义——即地方保护主义只能是一把“双刃剑”，直接损害他人利益，最终损害自身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集聚的程度不断提高，内地一些资源和初级产品输出区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其作法受到全社会广泛的批评并已大有收敛。但另一种“地方保护主义”，即发达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则未被充分认识。由于发达地区在商品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所以往往不会在一般贸易领域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而主要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实施保护，如对资本外流、技术转移和劳动力流入采取限制措施等。目前，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保护。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城市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人们纷纷将就业矛盾的计划与所谓“外来劳动力”的增加相联系，不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出台了地方性规章，提高“外来劳动力”就业成本、甚至设置政策性壁垒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入的部门。同时，大城市在人口迁入时设立文凭、资金门槛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两类作法都和限制性的国际移民政策如劳工证制度、技术和投资移民政策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目前，发达地区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本地就业问题。但这种作法不仅没有足够的依据和说服力，而且对问题的解决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仍然在发挥基础性作用，劳动力市场处于多重分割状态，在行业进入方面有明显的壁垒。对众多自发流入城镇的劳动力来说，绝大多数很难得到城镇的“正式工作”，一般只能从事临时性的、劳动强度大、保障程度低的职业，由此形成城镇就业状态的二元格局（杨云彦，1996）。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或者人为提高劳动力成本，往往不会对改善本地就业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可能削弱本地经济竞争力，影响到本地吸收外部资本，最终阻碍本地经济发展。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产品失去竞争力，导致国际资本转向其他低成本地区。
总之，与商品市场的保护主义一样，保护主义只能保护落后、它剥夺了后进地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力，并最后危及自身发展。目前我国由于生产要素投入倾斜而产生的“极化效应”，近期内可能扩大业已存在的地区差距，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会逐步促使区域的走向均衡。因此应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改革、完善产权制度、户籍制度等，逐步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同时要积极弥补市场缺陷，制订合理的区域政策，改善后进地区的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促进地区间的均 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