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知识分子政策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时期论文,政策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其发展变化过程看，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转变的坚定性以及内容的理论性和战略性特征。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两重性、曲折性、策略性和散乱性的特征。但二者在抗日内容上也有许多共识。其异同的原因在于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在于国共两党的抗日目标相同，但抗日的政治路线不同；在于两党的人才观不同。
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当时各自总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比较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异同，同时对其形成的原因加以探讨。
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及其发展
1840年以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因为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很大的革命性。”①又由于他们具有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敏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因而“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成分”②，“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③可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由于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使原来已有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被否定。一时间“唯成份论”盛行。这种状况，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遵义会议的召开为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共中央在纠正党内“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也将批判和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列为一项重要内容，从而使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转变。这个转变，即是中共在中华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历史性变化。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这里，中共提出愿意与各团体中的名流学者“商讨成立国防政府”，并号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实行“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④。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更为深刻地指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问其出身如何，“苏维埃政府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⑤以上“三个一切”的决议，是中共对自己过去在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的偏差中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及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即将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同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以此为标志，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实现历史性的转变。
转变后的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依其演进特点，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决定的通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1935年12月——1939年12月），中共继续解放思想，为进一步肃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影响，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民族斗争实际的抗日知识分子政策。它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及书信中。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注重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统战工作，并以此带动整个知识分子群在抗日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中共的领袖们亲自做国内知识界的著名人士的工作。毛泽东先后致信全国著名的律师沈钧儒、银行家和经济理论家章乃器、新闻出版家邹韬奋、教育家蔡元培和陶行知、教授许德珩等，对他们的抗日救国言论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们的抗日救国的英勇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并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周恩来也致信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学者胡适等借以争取。中共对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正确的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尤其是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中共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与桥梁作用的再认识，全面分析抗战爆发后的客观实际，果断地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战略决定，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⑥；并向全党一再指出“大量吸收”的紧迫性和严峻性。认为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抢得慢就没有了”⑦。如何才能抢到手呢？显然是只有实行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第三，使解放区建设成为吸收、培养和锻炼知识分子的战略基地。要“大量吸收”，必须在各个解放区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主要是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必要的物质环境。具体说，在政治上，彻底抛弃“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对一切同情于抗日的知识分子予以充分信任。在文化上，中共把文教与战争、生产一起列为三大任务，为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在物质上，中共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尽可能地给予优待，同时用一切办法保障知识分子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在创造良好环境的基础上，把知识分子培养和锻炼成为救国与建国的人才。争取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就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⑧；引导广大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只有这样，知识分子的伟大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后期（1940年1月——1945年8月），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共全面贯彻落实“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使得对知识分子的理性认识与政策更为成熟和完善。
第一，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1939年12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决定下发后，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等解放区相继制定条例，规定具体措施予以全面贯彻落实。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抗日救国的积极性。
第二，实行扩大的、放手的使用知识分子的政策。所谓扩大的政策，就是“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为抗日救国服务。在解放区，“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⑨所谓放手的政策，就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全面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⑩，给予充分地信任。这一政策团结和凝聚了众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抗日时期大显身手。
第三，实行团结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中共认为：必须“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11)这里的“团结”，就是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和各团体的抗日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12)可见团结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所谓“教育”，一是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伟大目标，必须造就伟大时代所需的人才；二是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着脱离实际和脱离工农的弱点，因此必须进行教育。
通过以上略述中共抗日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转变后的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如下特点：
1.具有转变的坚定性特征。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一再告诫全党：“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13)所以从整个抗日发展过程看，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尽管有时还受到“左”的思想干扰，但是，由于它始终围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个根本目标，即或出现某种曲折和反复，也能及时地予以纠正。
2.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理论特征。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地分析了知识分子与当时客观实际的关系；系统地科学地阐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特点、阶级属性等内容；阐述了团结知识分子与组织抗战力量的关系，争取知识分子与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的关系，以及依靠知识分子与发展革命文化运动的关系；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得出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科学结论。中共关于知识分子的科学理论是指导广大知识分子投身于抗日斗争的行动指南。
3.具有立足于抗战、走向未来的战略特征。抗日时期中共如此重视知识分子问题，首先源于对抗日全局的科学认识。认为中日战争是持久的总体战，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精神的两个方面，都是普遍施之于中国人的。”(14)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战、经济战，而且还包括文化战和思想战等总体战内容。尤其是在文化战和思想战方面，知识分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要走向未来，“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15)。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同样需要广大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贡献和先锋桥梁作用的发挥。所以，“在长期的残酷的民族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16)
二、国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及变化
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当局，对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采取的政策是限制和打击。1935年11月，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态势下，国民党召开了“五大”，使其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可是，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却没有明显的改变，突出表现为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和对参加救国会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打击。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发生变化是1937年2月的五届三中全会。具体表现是《促进救亡大计案》的通过。其后续有改进。1937年7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表示：国内军事已经结束，要集中全国人才，调整机构，增进效率，统一建设，改革教育，筹开国民会议。（以上着重号为引者加）随后国民党中央指示中政会和教育部发出200份聘书，邀请大学教授、各界领袖参加庐山谈话会，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会后，被捕的“七君子”得以出狱；被通缉而流亡国外的郭沫若也回国走上抗日的岗位；对青年学生的态度也发生明显的变化，等等。所有这一切表明，在抗日洪流的冲击下，国民党知识分子政策实现了初步的转变。
有人依据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知识分子政策逐渐退步而否认其转变，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一方面，中共的抗日知识分子政策符合民族斗争的实际，其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广大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热情越来越高涨，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转变势必影响它的统治。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国民党调整了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这种调整顺应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有益于推进中国的抗日进程。不过，国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是暂时的、不彻底的，除允许知识分子参加抗日之外，图谋继续控制知识分子的抗日民主运动，以便把它纳入国民党推行的专制独裁的架构之中。这无疑将对中国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斗争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转变后的国民党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一段“开明时期”以后，又逐渐转向退步。依其内容变化，大致划为三个时期。
前期（1937年7月——1939年1月），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有所进步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下，国民党实行了有限度地允许知识分子参加抗日的政策。蒋介石说：要集中“全国所有人才，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财政、教育、工程、技术以及社会方面的各种人才”(17)，实现“抗战建国”。还表示：要“猛醒过去不能保育青年，领导青年之罪愆”，而要“急起直追”(18)。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对于知识分子如何服务于抗战都有比较开明的规定。在西南大后方建立战时工业和高校内迁的过程中，国民党实行了注重发挥经济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因而这一时期可称为国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开明时期”。
尽管如此，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并非是全面开放，依然是力图控制。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周围地区的中共领导或影响下的文化团体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压迫。
中期（1939年2月——1943年2月），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之点是：一方面对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专制独裁言行的知识分子予以防范和限制；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一般抗日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允许并加以使用。即使用与限制并行。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力图控制民众运动。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向退步、消极、反动方面转化。它的知识分子政策也由开明转为倒退。从此开始，一系列条例法规相继颁布，对文艺界、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等部门的知识分子的抗日民主言行加以限制。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文运委”，主要用于阻止进步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批判和斗争。
国民党在对进步知识分子的抗日民主言行加以防范和限制的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一般抗日言论及作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如对经济技术界，认为后方技术专家，“不避艰苦，为国努力，所助于战局之进展和建设之推进者，至为伟大。”(19)主张培养全国专门人才“使之成为经济抗战之干部”(20)，号召文教界、言论界、著作家等人士：“尽力为国家军事之后盾”(21)，等等。尽管说得多，做得少，但对抗战事业还是有益的。
后期（1943年3月——1945年8月），以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笼为标志，国民党公开提出既反共产主义，又反“自由主义”的主张，极力推行法西斯主义，对左翼知识分子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抗日民主言行实行高压政策。从此，使用和限制并行的格局荡然无存，全面走向反动。除颁布极严格的法规条例外，国民党还强化特务统治，在全国各地、各机关、各团体和各学校遍布特务网，到处设集中营，对要求抗日民主的进步知识分子进行监视或予以囚禁和暗杀。著名记者萨空了被绑架，浙大教授费巩遭绑架后被杀害就是铁证。
通过上述对国民党抗日时期知识分子政策演变过程的简述，可以看出抗日时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两重性。这是抗日时期国民党知识分子政策演变的基本特征。整个抗日时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不同阶段尽管有所区别，但始终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特征。即一方面使用知识分子于抗日的各项事业，另一方面又限制乃至打击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抗日民主言行。二者同时存在，后者为主。这一特点，决定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双重作用，即推动与阻碍作用并存，后者作用日趋明显。
2.曲折性。整个抗日期间，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运行的轨迹是由上升逐渐转为倒退。也就是从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始朝着有利于抗日方向变化，至1938年4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变化明显，可是，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开始逐渐倒退，直到最后离开民族利益的轨道走向反动。整个变化过程是曲折的。
3.策略性。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广大抗日知识分子的促使下，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的形势下被迫转变的。就其实质来说，主要是策略的改变，很大程度是通过手段的变化，利用知识分子的抗日热情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尽管高喊：“延揽人才、培训人才”，这不过是一种口号，一种装饰。
4.散乱性。从理论体系的角度看，整个抗日期间，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系统化，没有专门的论著和决定加以全面的阐述，均散见于宣言和演讲等内容之中，更没有形成一整套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科学理论原则。其思想和政策大都是牵强地附在“三民主义”名下的空洞议论。
三、国共两党知识分子政策异同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国共两党在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面是有重大区别的，但两者在抗日内容上又有共识，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相继实现了转变。第二，国共两党确立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客观依据有共同之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使各阶级的知识分子地位和相互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动；就是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第三，关于抗日目标，关于推动知识分子抗日的主要途径、手段，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具有某些相同之点。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两个文献中，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规定可以看出它们主要内容的基本共识。
那么，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什么会产生上述的异同呢？
（一）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是上述异同产生的根本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激化并逐步超过其它一切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大敌当前，中共坚持一贯的抗日立场，号召全国人民立即武装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敌当前，也促使国民党为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到实行抗战的政策。”(22)与此同时，它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向抗战方面实现了转变。尽管它的转变具有滞后性和不彻底性，但也注意到广大知识分子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就是国共两党知识分子政策共识的根本前提。
抗日时期，阶级矛盾是次要的，“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23)它集中表现为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与中共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一阶级矛盾的存在不能不给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深刻影响，从而使二者产生差异。
（二）国共两党的抗日目标相同，但抗日的政治路线不同。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战胜这个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是国共两党制定战时知识分子政策的共同目标。然而，如何实现它，国共两党之间却有重大差异。中共认为，抗日战争是“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必须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这是中共政治路线的具体体现。它为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根本的战略指导。而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惧怕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害它的统治，声言：抗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情。这种片面抗战路线，是国民党的战时政治路线的具体体现。它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对国民党战时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直接的消极影响。所以，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是国共两党知识分子政策差异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国共两党的人才观不同。
人才观是制定和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共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地形成了科学的人才观。其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共关于人才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在为人民服务中著有成绩的；二是具有专门学识与能力的。中共人才观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和科学性的特征。它深刻地影响着抗日时期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服从于民族矛盾的大局；使共产党广泛地不拘一格地吸收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使共产党战时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从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国民党的人才观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虽然高喊对人才要“广征博引”，可是它的人才标准却是：在政治方面，强调延揽的前提是“忠于国家而能服膺三民主义者。”(24)在伦理方面，认为最主要是“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25)在业务方面，是一定的学问与能力。国民党的人才观的主要特点具有：民族性，即合理性一面。这一特点对国民党战时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积极的影响；复古性，许多内容与封建道德如出一辙，这一特点对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消极影响；狭隘性，即自私性，就是培养忠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奴仆。由此决定，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入抗日的洪流之中。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由于集中代表了人民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符合实际，因而，为抗日胜利进程的推进，乃至全国胜利的取得做出了贡献。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虽有抗日的一面，但由于阶级的局限，缺乏彻底性，阻滞了抗日的胜利进程，甚至后来人才离它而去，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②③⑥⑨⑩(13)(14)(16)(22)(2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第2版，第641、559、641、620、768、768、620、455、618、352、525页。
④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524、610～611页。
⑦ 《陈云文选》(1926～1949)，第115页。
⑧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4期，第35页。
(11)(12)(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第2版，第1083、867、1026页。
(17) 《革命文献》62辑第22页。
(18)(19)(21)(24)(25)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第98、285、196、508、618页。
(20)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三），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