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面向21世纪的生存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存在是在世的生存或生活。因而，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称之为生存问题；生存问题是人类始终面对并要永久加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也是古往今来一切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人的生存问题具体地表现为生存方式问题，即人“靠什么”生存和“怎样”生存的问题（俗言所谓“活法”），因此，每个时代的人的生存方式问题便必定成为那个时代的哲学反思的主题。在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正处于急剧的嬗变和转型之中，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不仅层出不穷，而且足以构成对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规范的挑战乃至“革命”，这既让人感到从未体验过的新奇和振奋，也让人感到非同寻常的困惑和忧虑。人类的未来是吉是凶是福是祸，答案远不是那么明确和简单。哲学不是神喻，充当不了预言家，也不能只是表达某种愿望。但哲学作为人的最高的自我意识，却必定也能够让人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并为人的“合乎人性”的“本真”生存提供根本性的思维和理念。对于发生在人类生存世界中的各种问题，当代哲学业已分别从“文化”、“社会”、“价值”、“语言”、“交往”、“发展”等不同视域给予了观照和透视，但由于这些视域尚未融合，我们仍然感到难以整体性地反思和把握复杂多变的当代人类生活。笔者认为，建构生存哲学已属当务之急，因为只有作为人的生存、生活之自我批判、自我觉解的生存哲学，才能实现上述各视域的融合，从根本上和总体上省思人类生存，为正在步入新世纪的人类新的生存方式的正确抉择，提供透彻的思维并做出最高的承诺。
生存哲学的学理及现实依据
我们所要建构的生存哲学，不仅以生存为研究对象，更为重要之处在于它所特有的哲学视域——由作为自觉生存者的人的生命直觉和生活经验、生命表现和生存体验所构成的视域，一个知情意信相融合的视域。在这个视域中，生存是自我生成、自我敞开的存在，是人不断地实现着某种可能、不断地生发着某种意义的整个生命和生活。生存不光指人自身的生存，也包括人生活于其中的生存世界；不光指人可以感觉到的实存，更包括非实存的价值和意义。生存哲学作为最具根本性的人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所要透视和把握的，就是人的有意义的生存或人的本真的生存何以可能的根据。
我们所提出的生存哲学，亦可称之为生存实践哲学，它的直接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生存实践理论。马克思的生存实践理论由下述基本观点构成：
A.人类只有一个充满矛盾的生活世界，这就是人生存实践于其中的作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世界。全部世界史都是人通过人的劳动实践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是无。至于世界被二重化为形上的宗教世界和形下的世俗世界，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自我矛盾来说明。
B.人是本然地在世存在的特殊存在者，人之“本然地在世”决定于人的对象性活动这一根本的存在方式。“对象性”意味着人不可能“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人在自身之外必定有一个他者并需要这个他者，这个他者其实是另一个对象性的“自我”。这说明人自身不是天生自足的，他只有借助并通过这个他者即对象，才能实现自身，达到自足。所以，人本然地从属于世界，而世界本来就是互为对象的无数存在者的聚集。而人的特殊性在于，他能够自觉其对象性并自觉地从事对象性活动，通过使对象“人化”和人自身的“自然化”与对象“打成一片”。
C.人的“感觉”、“情欲”等等既是狭义的人类学的规定，又是对人化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人的生存或生命的最基本特质是感性的。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人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而由于这个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欠缺和需要（苦恼），所以他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地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所以“感性”本身并非封闭在人自身之内的纯粹生物的、主观的东西，而是在人的生命活动——对象性实践活动中变化、再生、重塑着的生命性状，因而必定具有社会的、客观的性质，具有超越单纯个体自身的普遍性、对象性特点。所以它是能够将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内在地贯通、融合在一起人的生命机能和力量。
D.人生意义源自于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自我确证、自我实现。人的对象只能是人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对人来说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都只能以人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因为对象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因而，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来并不存在食物的属人的形式，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中。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而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这种爱就是不幸。
E.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属人的感受和体验是人评判和取舍自己的一切造物乃至于造物活动的最终的价值尺度。为什么人的有些劳动被称之为“异化劳动”？就是因为劳动者在这种劳动中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害、精神遭到摧残；劳动者在他不劳动时如释重负，而当他劳动时则如坐针毡。资本家诚然自我感觉“良好”，但资本家的需要和感受却是“愚蠢”和“片面”的，同样具有“异化”的性质，因为作为资本化身的资本家的需要和感受，不是由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而是由资本这一只知赚取利润的人的物化劳动所支配所规定的，它势必由于与其他人的敌对关系而变得极其贪婪和狭隘。资本家的活动同样不是自觉的生命活动，因为他同样为一种非人的力量所统治。
F.私有制社会的异化不仅表现为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异化，它还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自身、文明自身的异化。“社会”本来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但是在以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却自我分裂了，人与人互相敌对，自然界也被作为“有用”的盘剥对象，自然界失去了人在审美活动中赋予的超功利的美感。这同时也反映了私有制的“文明”的根本缺陷：以“退步”为代价制造“进步”，这在人际关系中表现为一些人的享受、奢侈以另一些人的痛苦和牺牲为代价，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为单纯的实用观点。人与对象世界的“为我”的关系在私有制下发展成为极端“利己主义”。只有超越私有制的逻辑，人的生存才能走出狭仄的空间，弥合分裂的鸿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
G.人在社会中所面临的“两难”抉择，社会和文明的“双刃”效应，其实，都是人的生存悖论或者正常或者异常的表现或外化。人的最根本的生存悖论在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又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即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类的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由于这个缘故，人的活动才是自觉自由的活动，然而，作为自然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又和其他生物一样具有受动性，受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制约或限制。正因为如此，人的活动就有可能异化，使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人的生存悖论决定了人总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只能陷入消极的自我分裂、自相冲突，人完全可以通过对这一生存悖论的自觉，在对象化和对象化扬弃的活动中，不断地实现自我肯定和自我超越。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将最终为自身赢来自觉自由的生存。
上述马克思的生存实践观点是我们建构生存哲学的学术资源和理据，但是这并非我们建构生存哲学的充分理由，我们在今天所以要坚持并发展马克思的生存实践思想，既有学理上的原因，更有生活实践本身下达的“指令”。
就学理而言，首先，现代哲学包括生命哲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语言哲学、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论、文化和价值哲学、日常生活理论、哲学解释学等，原则上都属于生存论哲学的谱系。拒斥形而上学，回归生活世界，是这些哲学的共同旨趣。这些哲学虽然在总体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也各有其特点和长处，如都突出地开掘或阐发了人的生存的某一领域或某个侧面，有些则直接推展了马克思生存实践理论的某一思想或观点，足以为我们借镜。从西方现当代的这些哲学学科，也不难窥见西方现代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嬗变，听到它的足音和呼唤，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多方面的启示。其次，我国学者分别以“价值”、“文化”、“社会”、“发展”、“交往”、“生态”等为核心概念建构的哲学理论，固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并能从各自特定的视角观照和反思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重要生存问题，但是，如前所言，这些哲学论域和学科基本上处于离散状态，且每一学科都不足以涵盖其他学科，所以，哲学的整合问题业已成为制约哲学发展的“瓶颈”。但理论上的“整合”并非形式上的全面拼接，而是“面向实情本身”的根本性洞观。在当代具有反思彻底性并从而具有视域总体性的哲学，笔者认为正是生存哲学。最后，学界同仁早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形态，都各有自己的优长和强项，在它们之间应当形成健康的互动，在全球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愈来愈呈现出一体化和多元取向相反相成的态势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加强它们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并努力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汲取西方现当代哲学精华而又体现中国学术命脉和民族特点的新的哲学，这就要准确地找到三者的相通之处或相近之点并使之成为结合部。我们认为，“生存”概念正是这三大哲学共同的论域和主题，因而可以成为它们沟通和进一步“综合创新”的基础。
就生活实践而言，我们所面临的下列生存问题是建构生存哲学的现实依据。
第一，人类生存亟需新的信仰作为其精神支柱和终极关怀。市场经济时代人类生存的特点是个体本位、物欲主导，而人生的偶然性、随机性亦即不确定性突出，由此导致人心情浮躁，并产生很强的孤独感、漂泊感、空虚感。由于在过去群体本位时有人专司心灵安慰和“救赎”，“卡里斯玛”式的人物亦代不乏人，所以人们在生活中并不特别感到有信仰危机。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群体分化为“原子”式的个体，每个人都要充当自己的“牧师”或“上帝”，而细密的社会分工则使每一个人都要“全面”地依赖别人，现代化的“祛魅”又消解了传统的“神话”和“童话”的可信性，因而人们要么陷入深深的精神迷惘，要么成为丧失精神向度和内心世界的“单面人”。这也是当今一些精神骗子所以能够兴风作浪的重要原因。
第二，与上面的问题相联系，人们感受“幸福”的能力似乎在也在退化。与过去老年人感叹青年人“生在福中不知福”相反，现代人普遍地抱怨“人幸福了，但幸福感却少了”。这固然说明人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且“久入芝兰之室不闻其香”。但也表明“幸福”并不能仅仅归结为物质条件和生活的方便舒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相对的“主观”精神概念。但是，如果人们在生活中总是缺少幸福感，觉得生活没有意义，那就不仅表明他的感受、体验能力有待提高，而且需要反思其生存方式及其价值取向。我们知道，一个被动消费、陷溺物欲、只知利己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人生的丰富多彩、广阔浩瀚和无穷况味的。因为说到底，人生的幸福和意义生发于人的积极创造、开物成务、修己安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之中。
第三，发展问题是整个人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任务。但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已经触目惊心。例如，某些地区的发展之弊即负效应甚至大于发展之利即正效应，人为的灾难已经超过自然灾害对人的危害。即使这个问题不具有普遍性且是可以避免的决策造成的失误，但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对资源的那种拥有和利用的。而如果人类的幸福并不能归结为资源的无限开发和消耗，那么，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是否应当重新考虑人类的发展取向？充分重视发展的属人目的和合理限度？需要相应解决的问题就有：如何在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确保这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和安全？如何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如何实现不同民族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共存？
第四，现代化是当今时代的潮流。现代化之现代性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合理性”，这是现代化运动成功地扫除前现代社会的巫术迷信、宗法特权、身份等级、个人专断，使科学得到重视、工业成为主导、教育迅速普及、法治取代人治的根本原因。而合理性的核心是人们对效率的重视和按照效率原则实施社会组织与管理。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却隐蔽并导致了许多实质的不合理，如金钱独断、竞争加剧、贫富悬殊、科技异化、人文式微、人为物役，本应体现自由个性的文化创作失去个性，成为商品制造业并控制人们的心灵等等。其实，上述以效率原则为核心的合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失去了价值理性的范导和制衡，就会在瓦解神话巫术宗教迷信的同时，拒斥包括道义理想、情感良知在内的人性追求，强化人的功利心和权势欲，使人陷入金钱、权力乃至科学技术拜物教。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之激烈地批判现代性并直斥作为其思想基础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五，如果说科学技术原来作为人的肢体功能的延伸而帮助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话，那么，现代智能型的科学技术却同时将人类自身作为用武之地了。电脑的普及和网络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的生存方式，虚拟生存对人的现实生存的挑战和取代，不仅极大地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可满足各种需要的对象和环境，也将梦幻与真实、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打破，使人丧失对真实的直接依赖关系和辨别能力，更容易为假象迷惑和操控。而克隆技术在人身上的运用，则将突破人的生理局限，并引发出严重的伦理、法理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人类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深感忧虑。
总之，人类的生存方式正处在急剧的转变和重构之中，而人类生存的主体性和反主体性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人类究竞何去何从？看来，人类已经走出二千多年前那个“轴心时代”所创制的生存模式，正在走进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我们建构生存哲学，正是响应时代的召唤。但生存哲学并不是洞察一切、预知未来的“绝对真理”，正如马克思所言：新的哲学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生存哲学尤其要对我们自身的生存进行反思、进行批判，而这就是生存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域。
生存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我认为生存哲学要围绕“生存”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研究，但这一研究应当体现在下述六大问题的研究之中。
（一）生存悖论 生存悖论是人的生存最基本的“实情”，是人的生存的一切矛盾一切问题的源头。从生存哲学的视域看，生存悖论并非外在考察所得出的实证性概念，而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感觉本身的根本疑难：人的生存的“自明”性和“非自明”性的二律背反。对这个二律背反的层层深入的探讨，表明人的生存的“自明”其实是人的生命的自我显示，是人的生命表现和生存体验的动态统一，因而，“自明”并非人的生存的现成性状，而是人的自我“证明”即自我“确证”的生命活动。人的自我确证的活动即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活动的对象性意味着人本身就包含对象性力量；人能够把自己本身当作对象，这意味着人既有自然实体性，又有超自然实体的精神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的“身”与“心”、“肉”与“灵”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的确具有对立的性质，在某些人看来，它是造成人的自我分裂、自我苦恼且不可解脱的原因之所在。然而，人的对象性活动不仅表明人自为对象，更重要的在于人与物、人与人互为对象。正是因为人有必须依赖而又可以作用的外部对象，所以，人不仅能够在观念上把自己主客二分，还能够在现实中把自己主客二分，即把包含在自身中的本质力量自觉地投射到外部对象上去，并通过贯注了自己本质力量因而人化了的外部对象直观自身、充实自身，从而达到自我确证即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可见，人的身与心、肉与灵的矛盾并不是封闭在人自身之中的消极的自我折磨，而是经由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对立统一并成为实践的内在动力和人的生存世界的构造力量的。事实上，生存悖论自身就意味着人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的自我生成。人的生存悖论是不可能加以消除的，但人们却可以自觉地利用它的否定机制促使自己不断地肯定和超越自身。人的生存悖论诚然决定了人的生存必然伴随物化、异化、牺牲、代价等负面问题，而不可能只有进步和光明，这是人类社会现象总是具有对立、悖反、双刃属性，而人的选择又往往处在两难之中的本体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间苦难、社会悲剧就不可能减缓和最大限度地消解。只要我们能够从悖论产生的根源处把握并利用矛盾的张力，我们就可以持续地推进自身的进步并使整个世界走向多元和谐的局面。
（二）生存情态 生存情态指的是具有生存论或人类学意义（规定）的人的情感、感受、体验。是人的生存的“内在”方面。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情态是什么？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是“畏”或称为“忧虑”或“苦恼”。人为什么深深地陷溺于“畏”或为“畏”所包围？基尔凯廓尔认为这是因为它来自于上帝为亚当所设立的“禁令”。这或许象征着原始初民对自然和各种禁忌的敬畏。“畏”在这里不仅是一种生理或心理反映，它已具有某种精神和道德的内涵，因而表明了人高于动物的一种自觉。但我们认为，“畏”并不能孤立地存在，与“畏”同生且相反相成的人生情态是“恋”或“爱”。人之所“恋”所“爱”的是“畏”的反面，人之所“畏”的是“恋”的反面，这就是“畏死恋生”。倘若人对生无所留恋，则不会畏死；反过来，人对死毫无所畏，则对生亦无所恋。表面上看，畏死恋生是生命的本能，但只有人能够意识到死并深怀畏惧，畏自己及所属族群的死；意识到死的可怕人才会珍重生命、热爱生活。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包括各种生产和交往活动，都是在对死之畏和生之恋的驱使下，“想方设法”进行的生命的自存和种存、谋生和乐生的活动；各种禁忌、规范和宗教的产生，不过是人试图尽可能地避免、超越死亡，保护和延长生命所做的努力。
正是基于畏死恋生，人又派生出各种生命情态，择其要者，这些情态有：“烦”与“安”、“惑”与“觉”、“忧”与“乐”、“悲”与“喜”、“荒谬感”与“合理感”等。“烦”是操心、牵挂，人生在世，待人接物，与各种人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对各种事做这样那样的筹划，不能不“烦”。但这种烦也是人心之所系、心之所安。“安”首先是人的身心的寄托处，寄托而又可以“安放”、“安顿”，则人就有了“着落”，个人的身心与人与事结合在一起，也就达到了“安心立命”。“惑”是疑惑、困惑。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求、愿望，世上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诱惑”。惑可以是认知上的，也可以是情感上的；可以惑于物，也可以惑于人。“惑”与“觉”似乎完全相反，其实，一个毫无自我意识的人是不会惑的，惑本身就意味着人有了一定的觉悟，开始觉察到人生的各种可能和各种利害，却又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所以，人是因觉而惑，而又由惑至觉；解除疑惑、困惑的过程正是人进入更高层次的觉悟的过程。达到很高觉悟的人就是所谓“智者”，而“智者不惑”。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其实，中年人可以没有青少年的惑，但必有新的惑，否则，孔子就不必说自己“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但为师的又何尝没有自己的惑？然而，有惑就有觉。惑到极处、觉到极处，则惑与觉就同时被超越，人就进入澄明境界。“忧”与烦、惑相通，庄子说，“人之生也，与忧惧生”。忧有近忧，亦有远忧；近忧是忧现实之得失，远忧是忧未来之前途。远忧就是深谋远虑。只有深谋远虑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因为她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中国古人就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这是我们古人智慧的表现。但人有忧亦有乐，忧乐也是互相渗透和贯通的。会乐之人才会忧，而知道忧患的人才有真正的乐观。孔子讲“仁者不忧”，就因为仁者既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又不为忧愁所压倒，而在精神上保持乐观通达。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对命运达观、超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主自由境界。“悲”有悲哀、悲剧二解；而“悲剧”的“剧情”可以主要表现悲苦，亦可表现悲壮。表面上，悲剧来自社会的利害冲突，但究其根底，则源于人的生存悖论。所以，真正的悲剧往往无可避免，虽无可避免，但也要与命运抗争，于是人性的光辉和人格的伟大由此得到彰显。“悲”的另一面是“喜”，悲中有喜、悲喜交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志士的这句诗表明，最具悲剧意识的人也最能体会到喜剧精神。“荒谬”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悖论，但从生存意义上言，只有当生存悖论合理的积极的一面被消解，悖论才会演为荒谬或荒唐。荒谬与合理亦相反相成，最讲理的人最易觉察人生的荒谬，而处身荒谬浑然不觉的人，往往不是傻瓜就是市侩。但若于不可理喻处讲理，在不该认真的地方认真，也会使自身陷入荒谬。此外，耻感、罪感、怨恨、嫉妒、自卑、自负和现代人的湮没感、陌路感、空虚感等情态亦非常值得研究，在寡廉鲜耻、庸俗世故已成为一些人基本品行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当研究中国人的“中庸”、“乡愿”、“狂狷”等传统生命性状及现代变形。
（三）生存时空 生存时空是人的生存的展开形式和维度，因而具有自然物理、社会文化、精神观念三重规定性。
时间具有很“神秘”的性质，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理论和哲学宗教对其各有自己的看法，但这种看法的大相径庭乃至彼此否定本身就意味着时间的难以捉摸。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疑惑是人所共有的。但人们还是不屈不挠地探究时间，因为人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和时间有着内在的关联，甚至生存的奥秘就是时间的奥秘，反之亦然。设若人的生命不是活生生的生成变化，而是如山石一样的静态存在，则虽可持续千年，又与人生何干？或者虽有生成变化，但如草木一样感觉不到这生成变化，体会不到生的意义，则人生又何异于植物？所以人既怕死去变为土灰，亦怕成为“活”的“植物人”。惟有处于生成变化之中又能感受到生命价值的人，才有生活可言；而正是在生活中，人们才直觉到时间的维度并能感受到它的快慢缓急、漫长短暂。从心理学上讲，没有“记忆”和“想望”能力的人只有“当下”而没有“过去”和“未来”。然而，只有“当下”的“生活”不是生活而只是让人心思紊乱的“迷宫”。生活总是基于对历史传统的承续和对祖先故乡的怀念，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和对子孙后代的期待，并以此来谋划眼前的事务，所以人的生活就是一个连绵不尽的过程，亦即人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这样人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才能将有限的生命与族类乃至天地无限的持存融合在一起。
有两种时间观仍值得研究，一是循环式的时间观，一是直线式的时间观。前者认为事物之所出亦事物之所归，人从“家”里出生亦以生命之终结为回“家”。循环式时间观强调了事物的自我运动，自我运动意味着事物总是保持着自身同一，所以时间之“前”“后”可互相置换：“前”字既可表示“前天”之前亦可表示“向前看”之前，“后”字可表示“后天”之后亦可表示“向后看”之后。循环论时间不无所见。直线式时间观认为时间只有一个维度，即从过去指向未来，一去不复返。所以事物从简单到复杂、生物从稚嫩到衰老，都是不可逆的。直线式时间观实际上强调了高级的或后来的事物不能归结、还原为低级的或先有的事物，在时间的把握中蕴含了逻辑的思想。柏格森强调时间的本质是“绵延”并区分出纯粹绵延即无法分离的内在的生活时间和空间化的外在的科学时间；海德格尔则认为本真的时间是“当前”、“曾在”和“将来”这三维的相互通达并由此引出时空统一；马克思的时间观虽然更为早出，但却是更有说服力的生存实践时间观，这种观点认为，时间是人的积极的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因而，在生存哲学看来，时间并非与事物变化平行的流逝，而是“向我而生”的，亦即人自身自觉着的自我生成、自我实现；人达到了作为人的充实和丰富，潜能得到了展现发挥，人自我完成了，时间也就“离我而去”了；离我而去不过是在“他我”那里重施“法力”而已。如说生命是薪，时间就是火；时间是薪，生命就是火，人类的生死相继、生生不息，正是以薪传火的生命流程。
如果说人的生存时间维系于人的生存实践的“目的”与“结果”关联的话，那么，人的生存空间则展开在人生存实践的“自我”与“对象”的关系中。人的生产、交往、艺术、体育、游戏等各种活动都是在自身与对象之间展开的，所以人的生存空间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时间。而重视生存空间就是重视人的生存向对象世界的开放、表现，这正是由人的感性对象性的存在方式所决定和要求的。正如时间是间断与连续的统一，人的生存空间也是间断与连续的统一。间断既基于人与对象各自相对的独立性，也产生于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设置的各种界限。没有界限就没有区别。但人若固守既定的界限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失去新的对象新的信息的介入而变得狭隘和僵化，所以人类的进步总是表现为原来的禁忌、壁垒被打破，又为自己确立起新的法度，这也正是人的感性对象性实践的批判性、革命性之表现。中国人的传统理想就是“四海一家”、“天下为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息的地方早已人满为患的情况下，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生存空间更值得我们关注。如果说人类生存的自然物理空间是有限的话，那么，社会文化和精神观念的空间则是无限的。而对后两个空间的开发，不仅需要智力，更需要情感、爱心、信任、理解和全面的思想文化修养及精神境界的拓展提升。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的生存时空的内在统一性，因为时间可以成为人的发展的空间，而空间的深层开发和充实，则正是人得以生成和实现的时间。
（四）生存方式 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存在具体时空中的体现形式，或者说是人的生存的时空形式。生存方式包括人靠什么生存和怎样生存两方面。我们过去认为，人靠什么生存，他就怎样生存，因而生存方式首先指的是“生产方式”，其次指的是“生活方式”；由于“生活方式”是相对于“生产方式”而言并由其决定的，所以，“生活方式”实际上是指“消费方式”。一个生产，一个消费，似乎穷尽了人的生存方式，这其实仅仅反映了人的活动主要是谋生活动的时代特点。
事实上，人的生存方式除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之外，还表现为难以纳入前两项的交往交际、科学研究、艺术创新、旅游娱乐等等。那么，不同的生存方式是由哪些因素所建构所塑造的呢？我认为，一般而言，人的生存方式都是人的生命表现和生存体验、生存能力和生命信念、生存处境和生命意向的动态统一，而上述三组相互对待的生存要素的每一个要素或大或小的差异都会造成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异。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才有无限多样的“活法”。
从上述第一组生存要素来看，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人的生命表现既取决于对象，也取决于自身；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也取决于自己的体验。体验不到人生幸福的人，很难有积极快乐的表现。而愈是感到生活的可贵与美好，人就愈会有热爱生活的表现。是活得“累”还是活得“潇洒”，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生活的观念与态度。从上述第二组生存要素来看，人的生存能力无疑是决定其生存方式的主体力量。人的生存能力不仅有量的差异，而且有质的区别，它直接导致人与对象之间不同的肯定方式，而人与对象之间不同的肯定方式也就是人的各有其特点的生存方式；但是，人的能力不是物的力量，它是与人的生命信念直接关联并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生命信念不仅是人的能力得以提升的激励机制，还为它的发挥定向规范。所以，具有同样的能力而信念不同的人，其生存方式是不会相同的。而信仰本身就具有生存方式的性质。从上述第三组生存要素来看，人的生存方式还直接受制于人的生存处境，这个处境包括自然、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而每一个方面都有它的独特的作用和功能，不可相互替代。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文环境”，就主要指文化和思想环境。环境固然重要，但毕竟是人能够利用和改变的对象，这就涉及到人的生命意向。人的生命意向指的是人的生命的向度或目的性，具体表现为人的生命欲求和价值取向。在群体为本位的社会，人的生命意向有着高度的统一性，而在个体为本位的社会，人的生命意向则有了多元化特点，因此，在同一环境中生活的人，却可以选择颇不相同的生存方式。
“社会”和“文化”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社会和文化都是与自在自然相对的“人化”的产物，都源于人的生存实践的需要和创造，因而都体现着人的类本质。所以，从外延和内涵来看，社会和文化是相互交叉、部分重叠的概念。但两者又有不小差异。社会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主要指人的组织形式和利益共同体，它的形成更直接地依赖于人的生存的外在客观方面和物质需要，如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实行的劳动分工与合作，就是社会得以建构的重要原因。因而“社会”概念可以揭示人类生存的个性，更能反映它的共性或普遍性，这也是“社会科学”能够成立的原因。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主要指人的价值和符号系统，它的产生更多地取决于人的生命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提升的需要，如人为了从动物状态超越出来凭借其生命意识张扬“生”贬黜“死”到进一步扬“善”惩“恶”，就是原始宗教道德等最初的文化产生的重要机制。“文化”概念能够反映人类生存的共性，尤能表现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的特点，这是文化学或人文学需要有别于科学方法的另一套方法（如解释学）的原因所在。当然，社会和文化并不两立，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贯通，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愈自觉，便愈能推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及融合；而通过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生存的社会化和个体化程度将不断提高，族类和个体这两极将愈益呈现出内在统一性。从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轨迹看，人类经历了自然主义的自生阶段、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生阶段，现在正在走向普世主义的共生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将更加丰富多彩、相得益彰。
（五）生存意义 人的生存有别于并优越于动物的生存之处，根本上在于它赋有意义并追求意义。意义是人的生存的社会文化属性亦即人的生命价值的自我体验、自我觉解，亦是人对自身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生存世界的真善美圣的领悟和涵咀。如果说物质和精神是人的生存的两大要素、能力和信念是人的生存的两大支柱的话，那么，意义则是使人的整个生存得以维系和升华的生命之气韵和神趣。
关于生命意义，德国历史和文化哲学家同时也是生命哲学奠基人的狄尔泰认为，意义就是生命的体验。原则上这话是对的。但准确地说，意义应是人的生命充盈、发挥和展现自身的自足感自由感，是生命向死亡向一切摧残戕害自己的力量抗争的不屈感悲壮感。总之，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克服一切障碍阻力创造属人世界即生存世界中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显然，正是在人的对象性的生存实践活动中，人逐步超越了动物生存的自在性、既定性和平面性，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了自觉性、开放性和立体性；在作为肉体和心灵、生理和心理高度统一的人的个体生命之上之中，又产生了表现为政治生命、艺术生命、学术生命、事业生命的社会文化生命。由此，人的生命不仅具有了可以无限伸展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能够达到非凡的张力与和谐，这也就有了人的生命的内在体验和自我觉解，有了生命意义的无穷生发。
人的生存意义的生成基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永无止境的展开，人对其生命意义的寻找和发现也必定是一个无尽的过程。人的生命是凭借其活动逐步提高其活力丰富其内涵而由脆弱走向强健、由贫乏走向圆满的，因而，在人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人所体验到的生命意义也必定是很不相同的。在原始时期，个体生命极其贫弱，只有他须臾不可离开的血缘群体仿佛才共有一个强大的生命，因而个体所能体会到的生命意义必定在群体的存活和延续之中；进入文明时代，个人有了人格及角色意识，在对所属群体生存长河的归属感之外，人开始有了自我的成就感和与众不同的个性追求；但只有超越了私有制的逻辑，人的生命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存的某种新的方式和新的对象才会有这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马克思语）；才会使生存意义的体会超出个人之主观的樊篱，成为具有族类共通性即社会的客观普遍性的共同感受。
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是十分接近的概念。但严格讲来，两者并不是一码事。价值固然是属人的，而以价值（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为人的尺度也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人的生命和生活毕竟是无价的。且人生意义虽然生发于人创造价值活动的体验，但并不等于价值本身。价值是为他的，意义则是自为的；价值有明显的功用性，意义则更具本体性。人在生活中从追求价值到追求意义的变化，正反映了人在更高程度上的自我生成自我觉解：人生手段回归人生目的，而人生目的则融入人生的过程之中。要充分弄清“意义”概念，我们还必须深入探讨意义与知识、真理和各种社会文化符号的关系，从而揭示意义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内在关联方式，使人生意义走向澄明。
（六）生存智慧 生存哲学正是追求并护持生存智慧的智慧即思维方式的智慧。在漫长而艰苦卓绝的跋涉中，人类不断地从生存实践中形成生存经验，又将生存经验提升为生存谋略；只是在人类思维真正具有了深刻的反省能力的情况下，生存谋略才发展为生存智慧并产生了爱智慧的生存论哲学。
哲学有常道而无常态。她作为人的生命精神的最高体现，能够最深刻地感受人类生活的矛盾和内蕴、透视时代风云的流变和精神。历史地看，哲学有时是思想的前卫，有时是思想的殿军。然而，能为天下先者，也能为天下后；而只有为天下后者，才能为天下先。哲学一旦发生思维范式的革命、理论视域的转换，就将使人的生存于似乎山穷水尽之处，进入柳暗花明的新天地。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生存论哲学思想经历了三大形态，显示出三种生存智慧。我分别将其名为“平常思”、“异常思”和“正常思”。
“平常思”指的是经验哲学的思维方式。经验从人生顺时的感性经验性出发，认为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是感性经验性的，人的一切思想观念都可以归结为人的感性经验。感性经验具有本然的“自明”性，这同时也是人的生存的“自明”性或“明证”性。经验哲学由此对人的生存作出了最终承诺，并因而为人的生存的此岸性、世俗性进行了辩护，这也间接认可了人的生命的生理肉体属性及其对外部自然的依赖和适应关系。
经验哲学之所以为哲学，是因为它扬弃了原始人的情理混杂、主客不分的“原逻辑”思维，使感性和理性得以分疏并结盟，从而帮助人们形成了在世生存所必需的以因果观念为基础的生活常识和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人们因而能够明智、有效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不再诉诸于毫无客观凭据的“神喻”和“奇迹”。经验哲学的思想维度看起来是形下的“平常思”，但由于它反思并清理了各种混乱空洞、荒诞不经的思想观念，使人的思维变得条理平实而成为一种哲学洞见。但是由于经验哲学只能让人生存在有限经验和常识的范围内，使人的视野超不出眼前的功利和感性具象，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将事实上杂乱含混相对的感性经验规定为“自本自根”的元概念，就会陷入相对主义甚至怀疑论。其实，经验哲学自身就具悖论性，因为“经验哲学”中的“经验”已不复是具体有限的感性经验，这里已发生了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于是，超验哲学取经验哲学而代之。
超验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异常思”。异常思不仅异在它的超验取向，而且它是与强调“时间在先”的经验思维相反的“逻辑在先”的思维，是超常甚至反常的思维。在哲学上把人的精神尤其是纯粹思想视为绝对先在的，就是这种思维的理论表达。超验哲学认为人的精神或纯思是“自明”的，这同时也是人生的“自明”性。精神或纯思的超越性、普遍性和理想性，将人带入到一个不受具体时空限制的形上的、圆满的理念世界，它使人的心灵摆脱现实功利而得以净化，又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批判生活现实的各种弊端和缺陷的参照系，极大地解放并激发了人的思维，为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超验哲学及其异常思也存在致命缺陷，异常思由于完全无视甚至反对常识和经验，就势必产生两大问题，一是流于空洞和抽象，这样，精神或纯思的所谓“自明”充其量只是逻辑的“清晰”，它只能“证明”它自己而根本不可能成为具体人生存在的“明证”；二是容易演为虚幻迷妄之想，使超验哲学倒向神秘主义或信仰主义。事实上，平常思和异常思、经验哲学和超验哲学在思维和视域上长短互见、互斥互补的关系，恰恰表明它们的共同出路只能是两者的辩证综合。
由扬弃平常思和异常思而达到的哲学思维，我们称之为“正常思”，这就是马克思生存实践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是人的对象性生存实践活动的辩证法的理论升华，它将人的感性与理性、经验与超验、物性与灵性内在地贯通起来，使“时间在先”的常识思维和“逻辑在先”的超常（或反常）思维统一为实践优先的“经验”和“直观”方法，从而不仅在理论上打通了被割裂为形下与形上、此岸与彼岸的人的生活世界，而且为人的生存活动开辟了现实又充满理想、世俗又不乏神圣的生活前景——这种生活前景也正是人的本真的生存。诚然，“正常思”也可以变得不正常，辩证法也可异化为“变戏法”，如何在语言逻辑的确定性上规范辩证思维，是我们哲学研究工作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任务。
生存哲学的思想虽然源远流长，马克思的生存实践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指针，但是，建构真正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生存哲学仍是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艰巨任务。我们不避谫陋提出这一论纲，正是为了抛砖引玉、征求意见、集思广益，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存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哲学学科尽快建立起来，以便卓有成效地服务于人们在21世纪的生存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