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财政模式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财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模式是对财政体制的类型化展开与比较，进一步说，是对财政职能的类型化概括。财政模式的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和界定我国财政体制与财政职能，充分发挥财政的作用是十分有益的。我国的财政模式是明显带有生产性的发展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本文试图在简要比较分析基础上对这一财政模式作一阐述。
1.各国财政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或不同的模式。
当今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本世纪初以前的发展时期，其政权机构从职能范围上看，属于斯密所说的资本的“守夜人”或“廉价政府”，由此决定其财政模式属于简单公共财政型。到了二次大战前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为宏观间接调控型公共财政。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模式的转变，导源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与社会化，推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家职能拓展，国家的经济职能空前强化，宏观经济调控成为二次大战后西方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已经广泛介入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虽然这种干预难免涉及直接生产领域，如政府对部分企业的补贴甚至投资，但从总体上看，仍不是对竞争领域直接生产过程的实质性介入，政府及国有企业对生产领域的直接资源配置仍不具主导性作用。所以，国家财政的分配和财政政策仍然属于外部间接调控性干预。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模式与简单公共财政相比，已经是重大的质的飞跃。当然在这类模式中，也有差别。比如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国有企业虽然经过了较大规模的私有化，但在全部经济中的比重仍达5-10%，德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是调整国家控制国有企业的程度，调整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和政企关系，并不是完全取消国有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型财政中，德国，还有日本的财政模式具有对生产过程的干预更强，调控性更强的特点。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模式比较复杂，但绝大多数具有生产性特征。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R.I.麦金农所揭示的“金融压制”，财政成为资金配置的主渠道，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在政府投资中，生产性投资，包括对基础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占有突出地位。但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局不稳，人口、环境问题严峻，教育、科技发展严重滞后，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层次，二元结构突出，还没有从总体上摆脱贫困。因此，这些国家的生产性财政模式还只是增长型而没有达到发展型。增长和发展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区别的两个概念，增长主要是指产出的增加，它是发展的基础；但发展不仅包括增长，更指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善，教育、科技、卫生和文化的进步与制度文明的完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增长基础上的发展，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无发展的增长”，才存在由增长型财政转化为发展型财政的条件。发展型财政已经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后面的分析将证明，我国属于其中的一个典型。当然，也有个别国家如新加坡，已在许多方面具有了发达国家的体制性特征，已不能仅仅用发展型来准确地概括其财政模式了。
2.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对财政模式的一般要求，公共财政本身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但同时，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必然受本国国情的制约，主要是生产力结构、市场发育程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制约，后者在我国的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各国的公共财政又必然带有鲜明的国情特征，因而其公共财政也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经济运行的首要问题是资源配置，实行市场经济即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尤其在竞争性领域，市场配置居于主体和主导的地位。这样，我国和其它曾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必然表现为政府（财政）配置从竞争性领域不同程度（差别可能很大）退出的过程。政府配置的重点转向公共部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但是，我国的国有经济和西方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经济基本上属于非竞争性、非赢利性领域，我国国有经济在竞争性、经营性（即赢利性）领域比重高、影响大。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一方面必然要求国家财政及国有经济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让市场机制去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在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大部分和若干支柱产业中，又必须使国有经济占有支配地位，以保持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然而即便如此，财政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进行“市场残缺干预”和“市场失灵干预”。所以，我国的公共财政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
公共财政的另一方面是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这也以一定的资源配置为手段，以便引导资源配置。正如秤坨虽小压千斤，秤坨本身必须有一定重量一样。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与财政的配置资源功能具有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实行计划经济，则政府配置居统治地位，这时财政的调控功能弱化，政府寓调控于配置之中。实行市场经济，则市场配置在竞争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市场经济固有的那种盲目无序和不公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这必然要求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强化，以引导宏观经济协调、稳定、健康发展。在政府宏观调控中，财政是两大主要机制之一。
市场机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是全人类在几千年的经济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筛选出来的高效运行机制，资本主义关系籍它而产生并把它的作用推向极至。历史证明，市场机制是最为有效的微观配置机制。凡市场可以有效配置的，财政配置应尽可能退出，以趋近帕累托最优。把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把市场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引进到一个崭新的制度领域，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这又为社会主义制度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强有力的发展动力机制，使社会主义的本质获是了充分发挥和实现的空间，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既保证了微观效益最大化，又获得了宏观经济社会效益；既实现了“总的效率”的最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又坚持了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共同富裕是最重要和最高的公平。中国这场举世瞩目的成功改革，众所周知，归功并得益于邓小平理论。这是理解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点。
3.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公共财政，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不同的经济成长阶段，这又必然制约公共财政的发育，因而公共财政也相应地有了阶段性特征。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和生产性程度，这二者有一定的对立统一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健全，市场配置力较低，在严峻而又日趋密切的地区和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换关系中，需要政府在生产领域拥有较强大的配置力，以支撑本国经济运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一般都有较强的生产性，盖源于此。市场机制成熟有力，则市场配置力强大而广泛，财政尽可能淡化其生产性，强化其调控性，如现今各发达的西方国家。相反，则政府必然运用财政手段较多地介入竞争领域的资源配置，这也是弥补本国市场配置力的不足。这里的市场配置力是指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要素的市场供应力、市场融资力、市场信息传输力、生产经营者的市场应变力、资本与生产的市场集中力和市场回报力等内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毕竟处在初级阶段，市场机制尚不完善，配置力不强；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实力不强，多数甚至还没有足够能力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求发展，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的多数重要产业部门尚难以不经政府部门投资自行由市场配置资源，产生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因此，国家财政一方面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下垄断资源配置的地位，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支柱产业的一部分和少部分资密性行业保持强有力的配置功能，去建设规模效益和结构性塑造所必需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以弥补我国市场配置力不高所形成的缺陷。这就是对作为社会主义根基的国有经济的培育和扶持。上述两个基本方面决定我国财政具有明显的生产性。其实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对此，邓小平还有高瞻远瞩的阐述：“基础产业，无非是原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312页。）基础产业既属生产领域，又是再生产共同的物质条件，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配置相当大一部分不属于财政的职能范围，不成为“公共品”。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差异将长期存在。当然，我国财政的这种“重型”生产性配置功能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配置力的增强和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提高，财政也将相应地退出一部分，但这是一个过程。
4.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模式最本质的特征是发展，我国财政是发展型财政。发展型财政要求财政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主要致力于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善和协调，不断提高国民素质，逐步解决贫困、失业和分配不公三大基本问题，实现两个文明的不断进步。首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素，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在。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和阐述过。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他把发展提到社会主义首要因素的地位。并且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经典命题。“硬道理”一百年以后也必然还是硬的。由自己的国情和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决定，今后一百年乃至更长的历史阶段里，“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面临发展的历史任务和大好机遇，但由于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这一历史任务一度没有被摆到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大发展。中国21世纪的大发展是世界上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它将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发展的这一地位是我国发展型财政的历史的决定因素。
其次，发展型财政作为一种财政类型必须有它的职能内涵，这就意味着，财政要在发展中承担基本的职责，或者说，作为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之一，必须在有关发展的各项内容如产业结构的塑造和调整中，在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中，在扶贫、奔小康、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主导的作用。在我国，事实上也是如此。产业结构存量调整和重组的主要部分是国有企业，这实际是财政以往配置性投资的累积；产业结构增量调整和塑造的骨干或主导部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主要靠财政以及国家金融机构参与配置，当然，这种配置必须采取市场运行的方式；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不同步富裕的途径走向共同富裕，其关键性因素是经济结构中的地理空间布局。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这话也可以理解为，要成为政府的中心课题，是政府的职责。因为市场机制中不存在自发的社会公平，要通过财政的公平分配和宏观调控来实现，但西方政府的公平分配只治标，不治本，更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具有共同富裕的客观机制，因为“共同富裕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世界各国政府都重视对科技发展的投入，中国政府在此中的作用有更加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的高等教育绝大多数是政府办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局面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以上说明，发展，是我国初级阶段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叶振鹏、张馨同志提出了“双元结构财政”论和“双元结构财政模式”（注：张馨：《“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关系析辩》，《财政研究》1997年第11期。），是颇有新意的财政模式观点。其中，我国的公共财政中关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预算，是发展型财政的重要内容。在国有资产预算中，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和汽车、电子、化工等支柱产业占有重大比例，因此国有资产预算，更具有生产性和发展性的二重特征。可以认为，“双元结构财政”从预算模式上反映着发展型财政的模式特征。
最后，发展型财政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之下。第一，保持国民生产总值的较大净增长是发展型财政得以存在的财力基础。这里的GNP净增长，是指在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外债的平均偿债率处在安全线的前提下，GNP总量扣除包含新增人口并考虑了正常增长率的消费总额，扣除简单再生产的物质耗费后，尚有相当余额用于增长与发展。第二，我国发展型财政应以脱贫为起点，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因为脱贫是共同富裕的起点。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发展是为了增强综合国力，为了人民的脱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完整内涵，是各族人民两个文明的共同提高和协调发展，这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宗旨，必然制约财政向发展型转变。第三，市场经济要求财政体制实行分税制，分税制是确立发展型财政的自身制度条件。传统体制下，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生产性供给型财政，财政集增长发展于一身，地方和企业并不是发展的内在主动力量，因而财政的发展职能反而“淹没”于增长之中。我国国有企业的困境，从一个侧面可以看作是片面的生产性增长型财政的困境。实行市场经济下的分级分税制后，增长的职责主要由企业承担，财政重点致力于发展的功能就突出了。第四，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而实现，一个独立自主地溶入世界大市场的开放性经济是实现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民经济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市场配置的基础性地位已经确立；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逐渐加大，“软着陆”的显著效果被国际舆论誉为奇迹；我国贫困人口已由1980年的2.5亿下降为1997年的0.58亿，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深入组织开展扶贫攻坚；中央提出了科技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这些都有力证明，我国财政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型公共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