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种风景——读方方的几篇近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作论文,又是论文,几篇论文,风景论文,方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上，新写实小说以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独树一帜。普通人，在新写实小说里，可以是社会地位令人仰慕的科研所所长，也可以是卑贱得只值两百斤谷子的瘿袋女人；可以是拥有丰富文化知识的专家、学者，也可以是目不识丁的乡下农民；可以是学校教师、政府机关职员，也可以是连队士兵、城市苦力。这与其说“普通人”在新写实作家心目中有什么不谋而合的特殊内涵，不如说是他们选择了一个表述“人”的相似角度。即故意不让笔下人物自觉地涉足于特定时代的历史活动，拒绝赋予他们高尚的社会理想、远大的人生目标，不分社会地位、文化层次、职业性质，一概置于一个特定的生存环境里，呈现他们作为“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尽管以这种表述角度创作出来的作品，缺乏一波三折的情节，但却展现出了一幅幅既熟悉又陌生，既司空见惯又怵目惊心的世俗人生画图，让人们从中观赏到以往作品中不曾观赏到的风景。
当历史的脚步跨进90年代门槛的时候，我国文学迎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生存环境。无法逃离的市场经济对文学的介入，使广大作家认真对待巴尔扎克的“要使人爱看”这一小说创作的准则，对营造生动完整的情节表现出了各种程度的热情。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然而，所谓回归，对于任何一个有艺术抱负的作家说来，决不意味着返回原地，而是面对文学新的生存环境，引入整合机制。即通过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发展自己创作个性的同时，有选择地汲取传统的艺术经验，努力创作出既为读者喜爱，又富于艺术探索精神，让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1992年后期到1995年初，方方先后发表的《一波三折》、《凶案》、《埋伏》三篇小说，可以说就是引入整合机制育出的新果实。
一
一切文学作品都是按照作者的意图创作出来的。新写实作家钟情于凡人琐事，其目的在于聚墨于普通人的生命欲望，通过写出他们生命欲望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揭示普通人的生存困境，表现小人物对环境的无奈。
方方是新写实旗帜下的一名出色作家。曾经以《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等充分显示新写实小说实绩的优秀作品，参与制作并推进新写实这一小说现象的形成和发展。她近期创作的《一波三折》、《凶案》、《埋伏》三篇作品，主人公仍然是新写实作品里那些熟悉的普通人，所写的事件却超越了繁杂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影响主人公一生生活道路、人生态度、生存命运的一个大事件作为叙述的对象。叙述对象的转型，使三篇小说拥有方方以往许多小说没有的特征，其最突出的就是三篇小说不仅写了人物的一段经历，而且还有围绕大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到结局全过程构成的，能让读者产生阅读期待心理的故事情节。
三篇小说中，中篇小说《一波三折》的情节最能攫住人心。主人公卢小波是某装卸站最不起眼的工人。他毫无非份之想，闲下来总是独蹲墙根。一天站里的金苟等一伙流氓成性的人借故毒打公共汽车司机，团支书让他去劝架，他到现场时斗殴已经结束。谁知随公安人员到装卸站抓凶手的司机，竟一口咬定是他打了人。站领导考虑到金苟等人都有前科，交出他们必然逮捕判刑。区区装卸站一下子就抓出几个犯罪分子，这对站领导决非光彩的事情。便顺水推舟，以不记档案，为站里完成一项光荣任务，诱劝卢小波去承担罪责。卢小波被拘留了。拘留期间，他惨遭拳打脚踢、游街示众。好不容易熬到完成“任务”，站领导却以推翻先前的许诺迎接这位功臣，把他的代人受过作为犯罪记入了档案。他悲愤万分，怒斥站长，却无法改写档案，最后他以玩世不恭发泄生活对自己的欺骗。
《凶案》是短篇小说，篇幅短小却情节起伏。主人公二水是个勤劳憨厚的孤儿。一日被村里的金大仙叫去，告知其父叫简冰，还活着，在城里过着舒心的日子，并占卜出其父压抑着他的前途。他当即请铁匠打了一把利刀，进城去寻找遗弃他的父亲。寻父报仇中，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份收入令他惊喜的工作，复仇的念头几近打消，不料欢喜过度工作出了漏子而被开除，对开除他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名叫建彬。晚上他磨去了刀上的锈迹，结果杀了一名叫杨山国的人，报仇未遂却断送了自己。
中篇小说《埋伏》的情节别具一格。它以某厂保卫人员叶民主及其科长，参与埋伏侦破市里重大刑事案件为情节的始发点，让读者开卷就产生好奇。可是小说直到结束也没有出现有关破案的惊险场面，高潮却是叶民主在科长的追悼会上打断了联防队长邱建国的肋骨。原来邱建国为了报复叶民主曾经说了一句对他不恭敬的话，恶作剧地压下了撤出埋伏点的通知，致使身患重病的科长得不到治疗而离开人世。正当叶民主打完邱建国在科长灵前嚎啕大哭时，冰凉的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小说没有象《一波三折》那样写出主人公的具体变化，但从叶民主走出拘留所时说的“这回真的结束了”，以及他拒绝参加破案表彰大会，可以想象得到，那个讲义气，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工作上一向能尽忠职守的叶民主是心灰意懒了。
情节是建立在有着若干利害关系和其它关系的某些人物冲突之上的，小说家就是通过写出人物之间的对立关系，因对立而产生的冲突及其过程与结果，来表达自己写作意图的。构成《埋伏》等小说情节的人物之间的冲突都不是单一的，但从对主人公人生命运有着关键性影响的人物之间的对立关系来看，作为冲突一方的主人公卢小波、二水、叶民主，都是无权无势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至于他们的对立面，固然也非权势显赫之辈。然而，无论他们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装卸站站长、联防队长或者仅仅是某省属机关一名普通干部，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也能操纵他人的命运。尤其是对于卢小波们，他们宛如扳不倒推不动的盘石。他们可以欺骗、遗弃、愚弄卢小波们，卢小波们却拿他们无可奈何。骂也好、打也好，铤而走险试图杀死他们也好，冲突的结果，受害最深的还是卢小波们自己。不错，卢小波、二水、叶民主均与优秀、杰出之类的闪光字眼是根本绝缘的，却是实实在在当之无愧的好人。他们后来分别走上了消极、玩世以至犯罪的道路，的确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选择。如果说卢小波他们后来的行为和人生态度是一种颓废和堕落的话，那也是环境的逼迫，是世界堕落的结果。
作为有影响的新写实作家，方方擅长行云流水般叙写小人物生活里的小波细浪，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的漩流。把这类小说与《埋伏》等作品相比较，后者则是截取了小人物生活里的一个大波澜，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如果说前者是让我们探视到了小人物常常被理不清摆不脱的日常琐事所烦恼的话，那么后者则告诉我们，小人物还会遇到猝不及防的无力抵御的大灾难。不但同样展示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而且还由于后者描述了人物之间具体的对立关系和冲突过程，读者更能从作品中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还是只能感到对生活无奈。”
情节是小说之为小说的一大特征。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相当重视情节的描写，在强调情节完整性的同时， 还讲求情节的戏剧化效果。 到了80年代，这种传统的情节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认为它束缚了多层次的表现生活和深入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于是便有了淡化情节的呼声。新写实小说也是在这一呼声中诞生的。然而，在《埋伏》等作品里，方方明显地表现出了对营构引人入胜的情节充满兴趣。这似乎是改弦易辙，回归传统现实主义了。但如果仔细品味三篇作品，便不难发现方方对情节的热衷，乃是变换一些传达方式，表达她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感知和认识。
二
现实主义视情节为小说的生命，这是因为情节是作家为了传达自己写作意图为题材安排的秩序。现实主义作家常常把自己的写作意图，提炼成明确的主题思想，通过情节安排凸现出来，新写实作家由于在“人”的思考上执著于整体把握，把观照对象转向了琐屑的平凡人生，并以叙事的非秩序化和随机应变，反叛传统现实主义的按照中心题旨展开叙述。在《埋伏》等作品里，方方虽然以一个中心事件作为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将题材加以秩序化的处理，但作品仍然体现出作者把人视为“类”作多侧面探讨的个性。
首先，三篇小说都通过描写人物之间的冲突过程，深挖人物一定行为的内在动机，把笔锋对准丑恶的人性。小说的情节是体现人物外在行为的，而人物的外在行为无不受到其内在动机的支配。《一波三折》中的站长、团支书，与卢小波毫无个人恩怨，为什么要让卢小波背上犯罪的黑锅呢？团支书的话泄露了天机：维护他们的政治生命。十分清楚，如果没有卢小波去包揽罪名，他们很可能被上级视为领导无方、政治思想工作不得力，站长、团支书的宝座将岌岌可危。所谓政治生命，不过是他们现有职权和地位的代名词。《凶案》中的的建彬，躲避政治运动逃到乡下，并与二水娘同居。一旦暴风雨过去，便不辞而别，致使二水娘悲恸而丧命。其实建彬早有了漂亮的妻子和一双可爱的女儿，即使他对二水娘不过一时的感情冲动，但与自己那美满的家庭比较起来，一个乡下姑娘的眼泪和痛苦又算得什么？《埋伏》中的邱建国因对叶民主一句话耿耿于怀，曾找碴把叶民主撵出了联防队，可算报了一箭之仇。可他并不解恨。他封锁撤出埋伏的消息旨在让叶民主多吃几天野外埋伏之苦，没想到会搭上科长一条命。但这种难以扑灭的报复欲火必然会烧到科长身上，无疑绝非意料之外的事情。
为了自己的职权和地位，可以把犯罪的污点涂抹在无辜的弱者身上；为了自己生活幸福，断然绝情，对危难中待自己义重情深的姑娘不闻不问；为了满足自己的报复欲望，可以殃及一个与自己从无龃龉的人。所有这些，既是方方通过三篇小说的情节挖掘出的人物一定行为的动机，也是对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报复欲望，不惜伤害他人者丑陋灵魂的曝光。
方方的作品不仅无情地撕下各种人形形色色的外包装，昭示其人性的丑陋，还以直面人生的态度写出人性的恶。从《一波三折》中可以看到，卢小波的不幸始于司机对他的指控。原来司机和他同时爱上一个女人，把挨打变成了打败情敌的天赐良机。《凶案》里的二水去杀人，与其说是得知自己身世的秘密，不如说是受了金大仙的教唆。金大仙讲述二水身世时，说二水头上有黑点，要见血变红才会有好运。这绝非一般看相算命者的胡言乱语，而是发现了女儿爱上了这个穷孤儿，蓄意割断两人的恋情。为了得到或者破坏爱情，狠毒地将他人推向灾难或罪恶的深渊，如果说这也是人性一种的话，那这种人性实在太险恶了。
从交口称赞的《风景》到此后创作的《白雾》、《黑洞》、《落日》诸作品，方方就通过无拘无束地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的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而在《埋伏》等作品里，方方显而易见地把对于人性的思考与情节构思交融在一起，通过情节发生发展过程的描写，展示出当人与人之间出现尖锐对立的时候，人丑恶的本性是怎样情不自禁地支配着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方方在描述这些情节时，仍以她那惯有的与叙述对象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客观叙述风格。这表明她不是借叙述事渲泄自己的感情，企图从感情上打动读者，而是让读者以冷静的眼光去看清人性的负面，进而感知到本来就有不少缺憾的人类生存环境，由于人性的丑恶，更笼罩上了一层厚重的阴霾，人类的生存境遇也因此更添了许多困窘。可见，致力于情节，并未削弱方方对人性的探究精神。
其次，通过情节的描写，探索个体系列化悲剧的原因，揭示出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对人物命运的制约关系。
方方作品里的主人公，许多人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但她似乎并不很关心普通人的生存苦难，而是集中笔墨去发掘个体生命悲剧的原因。《埋伏》等小说也显示了这一特征。比如从《一波三折》对卢小波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当司机咬定卢小波打了人时，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是他”。只要他说出真实情况，事态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可他不说。小说告诉我们，装卸站的人大多受着不分是非、只讲里外的江湖义气的约束。一个人再坏，只要是站里的，就是自己人。揭发自己人就是出卖朋友，必然招来孤立和当面背后的唾骂。司机正是利用这一点，让卢小波有口难辩。而且卢小波对站领导的劝说并未首肯，他是在金苟一伙帮助朋友的哀告声中，讲义气才下决心去顶替罪名的。江湖义气，原是封建统治下芸芸众生对不合理的社会无能为力而滋生出的一种寄托道义的希望，相沿承袭逐渐变成了王法之外规范人们行为的文化心理。其内涵是主持公道，甘愿承担风险和牺牲自己的利益。主持公道，是甘担风险和牺牲自己的利益的前提。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抛开前提片面地强调后者。卢小波的悲剧，固然与司机狡滑、狠毒，站领导的自私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讲原则的江湖义气对他的束缚也是至关重要的。
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江湖义气同样浸染着叶民主的心。叶民主辛辛苦苦埋伏了三十六个日日夜夜，到头来却进了拘留所，感情上谁都为他抱不平。可是，作为一个转业军人和保卫人员，岂不知打人是违法行为？他理直气壮地打邱建国，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怀着一腔替朋友报仇的义愤。
二水与卢小波等不同，他没有受过教育，又从小生活在长期封建统治形成的愚昧迷信的文化氛围中。他那么容易被教唆，身世唤起的仇恨心理只是部分原因。若没有封建文化的迷信观念对他的熏陶，或许不至于持刀杀人。
多角度地挖掘个体生命的悲剧原因，是方方小说创作的另一鲜明特征。在《埋伏》等三篇小说里，方方把个体生命悲剧原因的探索，渗透于情节里，让读者被情节吸引的同时，认识到个体的悲剧不总是时代、环境和他人造成的，许多时候取决于个体生命自己，而传统文化心理对个体生命的制约，是一个无庸忽视的原因。
尽管在《埋伏》等三篇小说里，方方引进了现实主义的情节构想，设计了虽不能说严丝合缝但也曲折有致的情节，小说仍然冲破了单一的命题。象《风景》等一样，把人作为“类”来思考，通过情节描写，揭示出人的本性、特定的文化环境，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制约作用，将其人性、文化批判精神贯注于作品里。
三
情节是对事件的艺术叙述。怎样处理情节，反映了作家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才能。方方划归新写实名下的作品，一般都采用把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加以故事化组合的艺术手法。作品虽不乏对立与冲突，也有牵动人心的情节，但大多时空散漫、矛盾冲突不集中，甚至没有具体的对立面。人物性格、境遇变化慢或者变化不大。情节发展舒缓，并常常断线散线。表现出一种追求本质、质朴的审美情趣和自由潇洒的叙述技巧。至于《埋伏》等三篇小说，由于都环绕着主人公人生中一个大事件展开叙述，作者运用了一些新的艺术手段，作品也带给人一些新的审美感受。
契诃夫在《写给玛·符·基塞列娃》中说：“情节越单纯，那就越逼真，越诚恳，因而也就越好。”《埋伏》等小说第一个惹人注目之处，就是以体现人物之间尖锐对立的具体冲突，构成单纯而又生动的情节。
事实上，三篇小说里的人物之间的对立关系都不是单一的。短篇小说《凶案》也包含着二水与金大仙、二水与其父两对矛盾。但一方面由于作者采用了冷静客观的叙述态度，不挑明金大仙向二水讲述其身世的动机。一方面小说在揭开二水与金大仙之间矛盾的同时，就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金大仙的目的是永远赶走二水，他如愿以偿了。一方面小说把作为矛盾对立一方的二水置于暗处，让他至死也不会知道金大仙对他心怀敌意。这样，小说就极其自然地把两对矛盾，熔炼成单一的二水寻父报仇雪恨的过程。
《一波三折》的情节构建与《凶案》颇为相似，但人物之间的对立关系复杂得多。有司机与金苟们的矛盾，司机与卢小波的矛盾，卢小波与站领导的矛盾，卢小波与金苟们的矛盾。矛盾虽多，情节发展却是单线索的。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运用了连环套式的由一个矛盾引出另一个矛盾的情节处理方式，并以对立面的不断转换，造成新的矛盾取代旧的矛盾。小说最先展示的是司机与金苟们的矛盾，这一矛盾随着卢小波在斗殴现场出现，就被司机与卢小波的矛盾取代了。而司机指控卢小波，又制造了卢小波与站领导、卢小波与金苟们的矛盾。司机与卢小波的矛盾，则以司机的胜利而告终。在谁去承担打人的罪责上，站领导与金苟们的愿望是一致的。卢小波去顶替罪名，既符合站领导的利益，又解除了金苟们的忧虑，最后因为站领导不信守诺言，卢小波与站领导之间又出现了尖锐的对立。
阿·托尔斯泰曾说：“合适的情节能把那些杂乱无章的一大堆想法、观察到的东西以及所获得的知识编织起来。”在《一波三折》和《凶案》里，方方把领导与群众的对立和普通人之间的爱情纠葛，把特殊年代政治运动的后果和现实的婚姻观念，以及她对人性、文化心理的探索，编排成了人物之间的多种矛盾冲突，并以影响主人公人生命运的一个大事件串联起来。小说有完整的情节，却无一线到底的矛盾冲突；矛盾交错，却线索单一；有悬念、有波澜却不花哨。作品给人一种单纯、逼真的审美感受。
《埋伏》的情节更为独特，其特点是把设置完整的情节与铺写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它以叶民主和科长参与侦破刑事案件而形成的叶民主、科长与刑事犯之间的矛盾，叶民主与邱建国之间的矛盾，构成双轨控制线的情节框架。小说一开始就说叶民主因为不喜欢邱建国本来是不想参加埋伏工作的，把两对矛盾同时揭露了出来。可一进入埋伏，一方面由于叶、邱二人分在不同的埋伏点，另一方面叶民主与科长均未发现敌情，两对矛盾都处于僵持状态。直到罪犯的窝点多处被捣毁下达撤出埋伏的通知，邱建国决定以封锁消息愚弄叶民主，情节才有了进展。恶作剧害得科长提前离开人世，却又意外地使主犯落网。让一对矛盾获得解决的同时，激化另一对矛盾。此外，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埋伏》花在展示上述矛盾的笔墨并不多，作品大量篇幅用于叙述叶民主与科长的埋伏过程。不仅笔致细腻地描述他们埋伏的见闻和困扰，还通过二人埋伏时的闲谈，把其厂的厂长、书记及下属部门某些干部的勾心斗角，结党钻营等与主要矛盾无关的内容携入作品，从而把埋伏者苦涩乏味的埋伏生活，变成了读者眼里的无限风光。虽然这种让矛盾僵持而把大量的日常琐事装入情节框架内，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冲突，但有的描写是后来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铺垫，有的则体现了方方的现实批判精神。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既保留着新写实小说潇洒自如地描写日常生活自然流动的基本特色，又汲取了现实主义的情节构设。作品自然流畅，富于生活气息。
在现实中，任何人平静稳定的生活现状，都是潜藏着骚动与危机的暂时平衡情境。所谓平衡情境，乃是人与人之间在一定时间里所形成的暂时的稳定关系。人自我的欲望，情感的波动，以及种种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都会导致暂时稳定关系的震颤，甚至将它撕得粉碎。直至欲望满足或受到抑制，情感波动平息，突发事件引起的矛盾冲突缓解，出现另一个不稳定的暂时平衡情境。小说的情节，实际上就是情境的转换过程。《埋伏》第三篇作品，都以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主人公生活原有的平衡，并围绕这一事件，在较为集中的时空里，写出主人公怎样地由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情境过渡到另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情境。这不仅使方方将其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关注，对社会、人性、文化的批判，纳入一个完整有序的情节框架，而且还加快了人物性格、命运变化的节奏，强化了情节的流动感，作品更具可读性。
综上所述，可见在《埋伏》等三篇小说里，方方虽然引入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构想，却没有因构思情节而放弃她对普通人生存困境的揭示，消解她对人性、文化的批判力度。她是把新写实与现实主义小说赢得读者的长处加以整合，既为一味罗列日常琐事已唤不起读者新鲜感的新写实小说注入一股活气，又拓展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天地。与方方其它作品比较起来，这三篇小说的确又是一种风景。当然，如果用挑剔的眼光去读三篇作品，也会发现某些斧凿痕迹。也许，这三篇作品，仅仅是方方面对文学的未来，为开阔自己的艺术思路所迈出的一个探性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