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回族论文,禹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禹贡》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和谭其骧（后为冯家升）先生编辑出版的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权威学术刊物。该刊从1934年3月1日创刊至1937年7月因“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共出版7卷82期，刊登文章700多篇，通信164则，国内地理消息数百条，开创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和民族研究的新风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发展。
边疆史地及民族研究是《禹贡》的重点之一。东北沦丧后，编者认为应当特别重视西北地区，如青海、甘肃、宁夏一带。这些地区“去中国的政治中心较远”，民族复杂，在“民族、政治、社会各方面，都潜伏着很严重的问题。要想谋求中国真正的统一，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可惜一般人还不曾注意到”。因此，在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还不为当时学术界所重视时，《禹贡》率先倡导和支持加强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并将之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定、统一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禹贡》先后刊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论文40余篇，出版《回教与回族专号》、《回教专号》两种专刊和数十条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通讯及《月华》、《晨熹》等回族报刊的发行广告和内容目录，扩大了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影响。
因《禹贡》拥有众多的知名学者读者及较高的学术地位，使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就引起国人注意，体现出发表论文数量多、研究范围广、论文质量高的特点，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试择要简介如下。
一、综合研究
关于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中国边疆危机始受到学术界所注意。1935年，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白寿彝先生在给顾颉刚先生的信中明确指出：“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以及教育方面着手，在回教徒和非回教徒之间日增其亲切的情绪，自是一种大业”，并进一步指出，阐明回教真相最重要的有二点，“第一，回教徒与非回教徒底中间，就血统上说，并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第二，中国文明中，包含不少回教文明，而过去的中国文明亦对阿拉伯、波斯等回教国家之影响不少”（第四卷第八期）。顾颉刚鼓励白寿彝先生“负起这时代的使命”（同上），并撰《回汉问题和目前应有的工作》一文，回顾了回汉关系的历史，指出回汉“在文化上、在种族上、在当前整个生存上，有绝对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建议在大学开设中国回教史课程，组建回教文化研究中心（第七卷第四期）。
纳忠《回教与阿拉伯文明序目》（第七卷第十期），抨击了中外对回教与阿拉伯文明所持有的宗教与种族偏见，指出只有彻底了解回教与回教的历史，才能了解回民，解决中国回民的问题，并提醒国人注意日本对回教徒的拉拢。
金吉堂《回教民族说》（第五卷第十一期）从回教之特点及血缘、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论述了“信回教者即回族”的观点，并从回族姓氏、习惯用语及事实三方面考证出“中国回民多是外来人”。王日蔚《回族回教辩》考察了回族、回教等名词的渊源，指出回族回教含义混淆之症结在回回一词。回回一词在元代其含义尚不确定，至明初始确指伊斯兰教徒。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了王岱舆、顾炎武、钱大昕、陈垣等著名学者的误解误用，并引起学术争鸣。
二、早期回族伊斯兰教研究
白寿彝《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第五卷第十一期），从中国史料中整理、发掘出天宝十年（751年）唐与大食恒逻斯战役之始末，揭示了它在唐的西域发展史、唐与大食之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它与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之关系，指出华文最早记载伊斯兰教的著作——杜环《经行记》为怛逻斯战役之偶然结果。王日蔚《伊斯兰教入新疆考》（第四卷第二期），考证了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地点、路线、经过及背景，补陈援庵《回教入中国考》之阙，指出10世纪末11世纪初，伊斯兰教始传入新疆南部于阗、叶尔羌、喀什一带。元末至明中叶，传至新疆东部哈密、吐鲁番一带。清乾隆后，势力始延伸到新疆北路。他在《葱岭西回鹘考》（第四卷第五期）中批评了陈援庵“元代游记中之回鹘系伊斯兰教徒之称”及洪钧“回鹘之衰其播迁未越於葱岭金山以外”的说法，指出唐末回鹘已迁入葱岭西而为当地土著。第四卷第十期上，王日蔚又发表《与陈援庵先生论回纥回回等名称》进一步对陈援庵《元西域人华化考》、《回教入中国史略》中关于回纥、回回、回鹘、阿萨兰回鹘等名词的含义进行商榷，认为：1.元人游记所用回纥一词为种族之称而非宗教之称；2.回回初亦为种族之称；3.《元史》所用回鹘、回回意义不确定；4.阿萨兰回鹘非伊斯兰回鹘。
三、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禹贡》涉及回族伊斯兰教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初郑和下西洋及清末西北回族起义上。明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乃中外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受到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冯承钧先生《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第二卷第一期）简要介绍了中外对航海家郑和的研究状况，并据有关资料对伯氏研究的若干遗漏进行了补充。同卷第六期，冯先生又发生《〈瀛涯胜览校注〉序》，对马欢《瀛涯胜览》一书的版本流传及其校勘情况做了说明，并简略考证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随行人员、航行路线及所至国家等问题。夏璧《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同卷第八期）则根据《明实录》、《明史》中的记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订。如何认识和评价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吴晗、童书业、许道龄、李晋华等诸位先生各抒己见，互相辩驳。吴晗主张郑和下西洋的最大使命是“经营国际贸易”，并认为郑和所带“金币”为“织金文绮”之丝织品，是当时中国输出最多的一种商品，非金银之货币。许道龄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因实为“巩固帝位”，其行为与“经营国际贸易”恰相反，“金币”为“白金文绮”之省文。李晋华赞同许说，认为郑和下西洋“以金银绮帛赐诸番”，不具贸易性质。童书业同意许氏对“金币”的解释，且撰《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对吴说进行了修正，指出郑和下西洋的“最大使命”是“统治异域”，其事具有“贸易性质”（分见第五卷第一、七、十期，第六卷第一、二、六、十期通信检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
对清末西北回族起义的研究相对薄弱，仅有单化普《说陕甘‘回乱’初起时之地理关系》和《陕甘劫余录》（第五卷第十一期）。前者探讨了陕甘回族起义中的地理因素，后者叙述了陕甘耆老口传之与官方记载不同的有关陕甘回族起义的一些情况。
四、回族文化与回族教育
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第五卷第十一期）分学校、书籍与印刷、回教刊物、学术团体、图书馆及书报阅览室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清光绪三十三年至民国25年中国回教的文化教育概况，认为“此三十年来实为中国回民文化之蜕化期”。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同上），简要介绍了清真寺在回族教育中的作用及近代著名回族学校成达师范学校的成立经过、建校目的、学校组织、沿革及其现状。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同上）考查了明代以来中国清真寺内附设的回文大学的情况及其所用阿拉伯文、波斯文课本14种。易君《一个回教学术团体》（第六卷第二期）介绍了北京牛街的回教学术团体——追求学会的基本情况。
五、各地回族伊斯兰教简况
《禹贡》中介绍有关各地回族伊斯兰教简况的文章较多。主要有虎世文《成都回民现状》、卢振明《开封回教谭》、王绍民《绥远包头的回民概况》、戴鹏亮《河北交河泊头镇回民状况》、益光《河北沧县回民概况》、泰安回教公会《山东泰安清真寺调查表》、郑道明《河南郑县回民概况》、马全仁《河南新野沙堰镇回教状况》、马有曜《云南昆明的明德中学》、马旭初《云南玉溪的回民概况》（以上俱见第七卷第四期）及王梦扬《北平市回民概况》。此外，第七卷第四期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变迁考》、袁复礼《新疆之哈萨克民族》（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等对新疆信仰伊斯兰教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六、资料、译文及其他
《禹贡》十分注重对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资料的收集和翻译介绍国外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成果。该刊第五卷第十一期《回教与回族专号》集中刊登了有关成达师范学校图片八幅、北平牛街清真寺先贤墓碑拓片二幅、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二幅、创建清真寺碑拓片一幅、太原清真寺黄庭坚题字石刻拓片一幅，第七卷第四期又登王伟《Muslem World中关于中国回教之论文目录(1-2)》、白寿彝《关于创建清真寺碑》、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等文章。刊载的译文中有牟润孙和安慕陶分别翻译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代表人桑原骘藏《创建清真寺碑》（第五卷第十一期）、《中国书中回教徒之食物禁忌》。安文倬、牟沅分别翻译的德国学者夏德等之《十三世纪前中国海上阿拉伯商人之活动》（第五卷第十一期）和《赵汝适大食诸国志考证》（第七卷第四期）。韩儒林译Gaudefroy-Demorabynes著《近五十年西人之回教研究》（第七卷第四期），白寿彝译俄国学者E·Bretgchueider著《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同上）等。
《禹贡》刊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回族伊斯兰教论文、译文、资料、信息，对我国30年代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许多论文资料为今人所引用，仍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