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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2-8102(2008)11-0026-12
我国利用外资是解放思想、对外开放的新鲜事物。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①同年7月，我国通过了第一部外商投资企业法。②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都反复不断地强调和说明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③还找不到其他一项经济政策主张能在邓小平同志的公开论著中有如此高的出现频率，说明它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今天我们总结我国利用外资30年的经验，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利用外资的理论和实践。
一、我国利用外资的四个阶段与主要特点
到2007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近63.5万户，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达到7740亿美元。2006年外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8.2%，外资企业缴纳各类税款795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近60%。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我国已成为一些重要工业品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除了外商直接投资，我国还通过政府和企业贷款途径利用外资，截至2007年底，我国外债余额约3736亿美元。此外，我国政府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证券市场融资，其中在香港H股、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已超过150家，累计筹资总额达1068.54亿美元。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除了通过B股市场累计吸收外资50亿美元外，还累计批准了50多家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投资，批准的外汇规模超过300亿美元。虽然数量还不大，但这不仅是利用外资政策的新突破，也是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改革的综合体现。
我国利用外资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7年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吸收外债的起步阶段。截至1987年底，共批准设立了10528家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231.2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06.18亿美元。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旅游宾馆、娱乐设施等房地产项目以及第二产业中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塑料制品、电子元器件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工业项目。
1979年后我国开始用外债形式引进外资，但这一时期是中国对外债进行规范管理的启动阶段，直到1987年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外债管理制度。中国于1987年初步建立起外债统计监测体系(EDSS)，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全国的外债规模、币种、期限和偿付等情况。该统计监测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外债统计的法律保障、外债数据的采集、外债数据的处理。④
第二阶段，1988-1995年是我国利用外资发展和突破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48735个，是第一阶段的26.62倍；合同外商投资额为3729.92亿美元，是第一阶段的16.13倍；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242.5亿美元，是第一阶段的11.7倍。199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居第一位，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同时，外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不断扩大，外商更加看重企业的控制权，在建立新企业时独资经营倾向越来越明显。另外，跨国公司开始大量投资中国，并造成中国某些行业市场上垄断。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用外资方式，如BOT方式、利用证券市场吸收外资等。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开始转向工业制造业为主，国务院决定在沿海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扩大沿江（长江）、沿线（陇海线、兰新线）、沿边（边境）对外开放，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并且经过10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大大改善，这极大提高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投资的热潮，房地产项目在沿海开放地区仍然是受到追捧的外商投资项目。以1993年为例，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中，外商投资于房地产项目的比重高达39.3%。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时房地产行业的投机性行为，1995年开始，房地产行业由旺转滞，1996年外商投资房地产业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9.5%。
80年代末期，以外债形式吸收的外资增长也很快，1990年全国外债余额已突破500亿美元，鉴于拉美国家外债危机的教训，加强监管外债项下的资本流动，密切监测外债的宏观与微观风险，成为我国外债管理工作的重点。⑤1989年，针对我国国际商业贷款比重较大、还本付息额逐年增加的情况，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规定的通知》，并于1991年制定了《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加强了对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管理，有效控制了国际商业贷款规模的快速增长。1992年，在总结短期外债余额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开展了对中长期外债余额管理的试点工作，突破了“窗口”管理束缚，实行信用等级管理，先后批准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非窗口单位到境外发行债券。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指出在外债方面国家继续实行计划管理、金融条件审批和外债登记制度。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掀起了我国对外开放新的浪潮，利用外资出现新的突破。1992年10月，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纽约证交所（N股）上市，成为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1993年7月，青岛啤酒在香港联交所（H股）上市，筹集外资1.15亿美元，首开国有企业在境外上市先河。此后，一些制造业为主的企业，如中国汽车控股、青岛啤酒、上海石化、马钢、中策轮胎等在美国和香港上市，成为第一波中国在海外市场上市的企业。另一个突破是，1992年中国建立了B股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吸收利用外国资本，给予了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证券市场的合法渠道；到90年代中期，我国实际上就已允许外资受让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开始了向外资转让非流通股的实践。⑥
第三阶段，1996-2001年是我国利用外资调整和提高阶段。外资政策的调整始于1995年6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对外经贸部联合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并同时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目录》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列入《目录》；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不列入《目录》。(1)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包括：农业新技术和综合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增加出口和改善出口商品结构项目、资源综合利用和防治环境污染项目以及向中西部投资的项目等；(2)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主要包括：国内已开发或者引进技术、生产能力已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项目、实现专卖产业的项目、从事稀有、贵重矿产资源开采的项目以及其他需要国家统筹规划的产业的项目等；(3)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主要包括：独有工艺、秘方和独有资源开发项目、新闻媒体项目、国防项目及其他按惯例通常禁止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这一阶段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由重视利用外资数量转变为重视利用外资数量和质量并重的阶段，这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额进一步扩大，从事高新技术、基础设施行业的外资大幅度增加。由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远远超过国内同类型企业，产量占据了全行业较高比重，因而市场迅速集中，在汽车制造业、无线通讯设备制造业、洗涤用品制造业等行业中外商投资经济占有较大的比重，这在关税保护背景下，不利于加快产品技术更新和市场合理竞争，意味着加速我国贸易自由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已突破1500亿美元，鉴于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的吸取，防范外部危机传染和汇率稳定的需要，我国及时对外债管理政策进行了修正和调整。1997年重新发布的《境内机构发行外币债券的管理办法》和《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强化了对中长期外债的管理，将中资企业和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对外借款、项目融资以及远期信用证等纳入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范畴，将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以发债形式在外融资以及可转换债券、大额可转换存单、商业票据等纳入发行外币债券管理范围。
这个阶段，我国企业在海外证券市场融资继续发展，一些航空、交通、电力等国有企业在海外直接上市，如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以及以红筹股为主的企业，如上海实业、中远太平洋、中旅等，也陆续上市。
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是我国利用外资向国际接轨的阶段。这一阶段起始于2001年对三资企业法的修订。按照WTO涉及投资的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规定，以及中国在入世谈判中的承诺，2001年中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关于外汇自行平衡的限制；修改了关于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尽先在中国购买的规定；取消了关于外资企业必须全部或大部分产品用于出口的规定；修改了外商投资企业生产计划备案的规定。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仍保持大幅度增长，2006年，新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1485个，全年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2001.7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694.68亿美元。首先，这一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开始大量引进最先进的技术，2002年以后新建外商投资项目中接近60%以上采用了其母公司最先进的技术，其中很多新产品把中国作为全球首发市场，最先进的产品首先在中国市场推出。其次，跨国公司加大了在中国的研发规模和水平，原创性的研发内容增加，许多跨国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技术已经达到全球同行业的一流水平。再者，外商对服务业投资兴趣不断增加，2006年，非金融类服务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129家，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46.92亿美元，占到全年实际利用外资比重21.15%，其中房地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2.3亿美元，同比增长52.7%，占全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的56%。另外，这一阶段外商在华投资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和变化，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政策环境的逐渐宽松，跨国公司开始重组和合并其在华业务，并作为战略性投资者参与到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和重组过程中。
从2001年起，我国短期外债增加，占总外债余额1700多亿美元的29.7%，2004年以后短期外债资金所占比例更是超过长期外债资金比例。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借用外债的产业领域逐步由基础设施行业转向基础设施和出口创汇并重的产业领域。2001年6月开始，中国在外债统计方面采用新的国际标准口径，其主要内容包括：将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对外负债纳入中国外债统计范围，同时扣除境内机构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负债；将3个月以内贸易项下对外融资纳入中国外债统计；将中资银行吸收的离岸存款纳入中国外债统计；在期限结构方面，将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债务纳入短期债务。统计口径的调整，使中国外债项下资本流动的统计和监测更全面、更及时。⑦2006年我国外债余额迅速增加到3300多亿美元，其中以贸易信贷为借款方式的外债比例已达到32.3%。2007年3月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2007年度金融机构短期外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2007年金融机构的短期对外借款管理政策进行调整，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通知》还就进一步完善外债统计监测做出了相应规定。
这个阶段，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也呈现与国际接轨的现象，其标志是上市企业扩及垄断性行业，以石油、电信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实现整个行业的重组和海外上市，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洋石油；以银行业为主的新一轮海外上市，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此外，还引入了利用外资的最新实践，即建立了QFII制度。2002年11月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对QFII制度所涉及的外汇管理进行了规定，标志着QFII制度在中国正式推行。2003年7月，QFII正式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2006年8月，在充分总结QFII制度三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QFII制度。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经验
（一）坚持解放思想的坚定性与统一认识的实践性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利用外资的政策主张，不仅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实践方向，而且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认识路线，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未来的新的发展观，其内涵是：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改变军事对峙和备战状态下经济建设的思路；走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束封闭与自我循环的经济发展形式；以竞争、合作、妥协以至部分让渡国家主权的不同策略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并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改变只讲斗争、不讲策略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习惯；最终达到快速增长、快速扩大经济规模的发展目标。要使全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利用外资思想所蕴涵的新发展观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大胆利用外资要破除许多思想框框和种种疑虑，从开始的姓社姓资论、保护幼稚工业论，到后来相继出现的市场换技术失败论、内资被挤出论、危害国家经济安全论、利用外资转向论等，⑧都在不同阶段对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质疑，直接、间接地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形成一定程度的思想阻力。党的领导集体和各级党委、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坚持大胆利用外资，并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利用外资的政策和实际工作，最终用利用外资的有效成果和经济增长的事实来教育人民，提高人们的认识，包括那些对利用外资开始持怀疑态度或提出质疑的人们的认识。
（二）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条件下，坚持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解决人民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发展工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市场开放必然先从工农业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市场开始，然后依次向服务业各个领域开放市场，金融业的市场开放只能在商品和服务市场开放有了一定经验和金融业自身改革有了重大突破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此，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开放不可能作为吸收外资的前提条件，同时，在我国外汇储备实力还很薄弱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大规模举借外债，利用外资只能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解决了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扩大了国内生产规模，增加了人民就业，使我国实体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壮大，为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打下物质基础，为多渠道、多形式利用外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正确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利用外资战略。在开放型经济建立的改革之初选择出口导向型利用外资战略作为促进改革的突破口，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并不是盲目模仿某些东亚经济体的巧合。
首先，通过吸收外资并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是实现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目标最现实的路径。当时能够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业企业，仍然在计划体制的束缚下，不仅难以释放比较优势，而且也缺乏国际市场的联系渠道。而利用外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灵活的用工制度释放我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境外投资者的市场联系解决产品销售，利用境外资金市场解决外汇平衡问题；20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国都要求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自我解决外汇平衡问题，直到1994年我国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后才实现了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的人民币可兑换。同时，在中国关税的保护下，外商投资企业的一部分产品还可以内销，得到国内市场利润的激励，从而使出口导向制造业发展起来，增加中国本土的生产和经济总量，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选择出口导向型的利用外资战略作为突破口，也是当时经济生活实际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十分贫穷，解决温饱是民生的头等大事。贫穷的根源是缺乏工作就业岗位，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以剩余劳动力形式出现的隐形失业问题暴露出来，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需要投资和生产，但国内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购买力，也就是没有市场。因此产业发展必须以出口为导向，而能够实现出口导向目标的，当时只能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就制定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的根本原因。
最后，出口导向型生产，既是中国开放战略的选择，也是国际资本的投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后，国际资本就已经在寻找更具有竞争优势的投资区位，并酝酿国际化生产布局和跨国公司价值链的重新调整。中国的改革开放立刻吸引了国际投资者的目光。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中国有着即定现存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而且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更具有竞争优势，中国工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周边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但仅有这个优势是不够的，中国贸易体制的改革，不是急于去搞贸易自由化，而是先解决体制的高度集中垄断的弊病，先解决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实现外贸企业自主经营问题。暂时被搁置的贸易保护，既给予了国内产业发展的过渡期，也为外商投资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也就是说，中国贸易体制改革进程的安排，尽管是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但却与国际资本的投资策略不谋而合，从而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
（四）体制转型在先、贸易自由化在后的改革开放模式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次序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建议的方式。关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顺序，一般认为首先应将配额、外汇管制的非关税手段关税化，然后再将关税水平降低，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如果是那样，中国的市场就将有大量进口产品与本土生产竞争，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头15年左右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机遇。然而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基础是改革开放的初始经济体制约束环境——计划经济，因此贸易自由化进程必须在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完成，从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是一个单纯贸易自由化问题，而是必须顺应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次序和步骤。在我国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就贸易措施而言，先逐步放松对外贸易计划，代之以许可证、配额及其他行政控制手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扭曲的程度逐步减少，对外贸易数量控制也随之减少，直至最后取消数量控制措施。就改革目标而言，是要通过体制改革，释放比较优势，扩大出口贸易以缓解经济发展中的外汇需求压力；通过贸易保护，发展新兴产业与特定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措施组合是，一方面继续维持对国内产业的有选择保护；另一方面采取出口补贴、外汇留成、出口退税等出口鼓励措施，抵消保护政策造成的扭曲，优化资源配置，使一部分产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扩大出口规模。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和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时机选择使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五）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创造了区域突破的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在这些地区实行了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通过大量吸引外资，提升外资经济的比重，创造了与内地不同的体制与政策环境，改变了原有的商品流通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这些地区，市场机制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逐渐占主导地位，计划体制退居次要地位，形成了区域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局部性的体制优势和贸易自由化创造了吸收外资的有利环境。
（六）经济技术开发区创造了产业积聚的环境空间。由国务院和各个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成为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和载体，而且事实上成为外商投资项目的产业积聚地，为产业的配套创造了必要条件，成为新兴的工业区，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以及城市中心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七）在积极利用外资的认识前提下，加强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为了引导外商投资向更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和结构调整的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就采取了产业指导目录的办法来规范市场准入、并引导投资结构，此后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建设的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这种指导目录，对利用外商投资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市场竞争规则方面，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了防止某些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可能出现的垄断现象，制定并颁布了《反垄断法》；⑨此外，就境外投资商对内资企业的并购投资，颁布了具体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管理措施。⑩
以外债形式利用外资，采取了“放”与“管”结合的方针，始终使外债规模保持在安全警戒线内。从图1可以看出，20世纪整个80年代，外债余额规模都小于500亿美元，整个90年代外债余额规模都在1500亿美元之内，只是到2003年以后我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顺差，外债余额规模才有较大幅度增长。从外债期限结构来看，2001年以前短期外债余额所占比重一直处于25%的国际标准警戒线以下，短期和中长期外资结构比较合理。
图1 1985-2006年中国外债余额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
图2表明，由于我国外汇收入增长速度以及GDP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债务增长速度，因此无论是偿债率、负债率还是债务率这三项外债风险指标，(11)近年来都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我国整体外债结构合理，外债风险较小。
对我国企业在境外上市融资的利用外资方式，除了国家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审批之外，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对境外上市场融资的外汇进行了严格管理，但从2003年后，随着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持续出现，对外汇管理逐渐放松，2005年规定，境外上市调回资金时间由原来的1个月延长至6个月，境外上市公司经批准可将外汇资金存放境外进行保值运作。(12)
图2 1985-2006年中国外债风险指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
（八）引进QFII制度，不仅创新了利用外资方式，而且成功探索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QFII制度实质上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引进外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一项过渡性制度。QFII制度的顺利推进，使我国资本市场得到了全球资本的空前关注，在引导价值投资理念、激励A股市场创新、推动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促进境内外金融机构广泛合作、扩展境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培育境内金融机构等多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QFII制度的成功，在于它的设计特点：第一，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准入条件要求严格，要满足中国QFII资格审查条件，一般而言都是经营时间很长、运作规范、管理资产经验丰富的境外机构。第二，对封闭式基金或在其他市场有良好投资记录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管理机构，予以优先考虑鼓励，表明管理层希望能够吸引稳健型的资产管理机构进行中长期投资，维护市场中长期稳定的导向。第三，规定合格投资者的境内证券投资，应当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要求。第四，对合格机构汇出汇入资金进行监控，对资本出入采取强制方法，稳定外汇市场。
三、我国利用外资的未来趋势
未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趋势是：数量更多、质量更高、产业领域更宽、形式更多样；特别是外商投资者的并购投资以及服务贸易领域对各种形式的外资吸引将成为新的亮点。
首先，我国仍然需要大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新一轮增长和国际产业转移新高潮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转型期，进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包括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两方面，才能适应国际投资环境的新变化和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应清醒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中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需要十分努力，才能吸引一部分有限的国际资本流入，而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吸引了最大量的国际资本。现在我们要求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与继续增加外资数量并不矛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都离不开外资数量的前提。
一是利用外资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利用外资加快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不仅要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而且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在制造业方面，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还只处于初级阶段，产业提升任重道远。在服务业方面，现代服务业发展刚刚起步，无论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不仅资本形成差距很大，而且还要大量吸收国外各种优势要素。这没有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外资进入，要达到这种质量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二是利用外资提升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有发挥外资企业技术外溢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联动性，才能实现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因此需要通过更多地利用外资进行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的合作。当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时，也就扩大了外资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是当前中国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当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培训中心等各种服务机构时，其资金输入和技术输入就更密切结合在一起了。三是利用外资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FDI在华投资的空间分布上，约80%的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利用外资不足，中国开放区域的纵深发展为外资企业拓展市场提供了可能。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和实施，中国为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纵深地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外资企业开拓中国整体大市场提供了可能。显而易见，吸引外商投资进入这些区域，首先是要解决数量问题，其次才是质量问题。在这些地区吸引外资奢谈“数量”向“质量”转变，更是缘木求鱼。四是利用外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这不仅是质量要求，同样也是数量要求。这意味着要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环保产业，也就是说要新上一批项目。此外，中国政府已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目标，通过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利用外资，获取相对较低成本的资金支持中国节能减排工作；通过与外国机构合作，引进世界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和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服务于中国市场，学习先进的评估方法和理论，这些内容都离不开外资数量的增加。同时，还要引进外资和技术改造已有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消耗大的企业和产业。总之，我国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正是为利用外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是为利用外资在数量上增长提出了新的需求。五是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经验，我国制造业许多产品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力，除了我国自身具有的要素禀赋优势以外，更重要的是利用了外资，通过外商投资，不仅使我国潜在的要素禀赋优势成为现实，而且引进了技术和新产品，引进了管理和知识，打通了国际市场。尽管付出了代价，但其结果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要在今后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形成新优势，仍然要靠吸收外资，而且要在过去的基础上更大数量和更高质量地吸收外资。在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在国际资本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流动背景下，在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在争夺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在外资流入多少本身就成为国际竞争力标志的今天，我们放弃数量要求，片面只提质量，那不是科学发展观，而是违背科学发展，其结果只能是既无质量，也丧失数量。
其次，随着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的要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出现新发展。一是将改变以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的状况，增加并购投资方式的境外资金。除了转变观念，认识并购方式不仅是解决企业财务和股权配置问题，还可以吸引其他海外要素进入，如技术、市场、品牌等以外，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从体制上看，我国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股份化程度都还不高，股份制改革陷于停顿状态；产权交易市场少，功能发育不健全；中介服务组织业务不熟，活动缺乏规范，使吸收外商并购投资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都很不完善。不少有可能增加并购投资的行业仍然面临新的突破，例如，按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在过渡期允许外资在国内及国际基础电信服务业务设立合资企业，外资持股比例可达25%，2006年外资持股比例可达35%，2007年可达到49%。由于这涉及到外资并购问题，电信业吸收外资的步子偏于谨慎，几家垄断电信公司只有少量股权为外资购买，限制了股份制改革的进展。二是将增加服务贸易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度。2006年，非金融类服务贸易领域（按WTO部门分类）实际吸收外商外资146.92亿美元，但占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不包括金融类）的比重只有23%。中国吸引外资占全球比重下降与服务业吸引外资比重较低有关，虽然金融业吸引外资成为近两年的新亮点，但其他服务贸易领域仍然没有较大突破，而且这两年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资主要集中于利润较高的房地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吸收外资仍然没有破题。我国服务业不仅在吸引外资的总量上水平较低，而且在内部结构上也不尽合理。这表明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无论是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都有很大潜力。
再次，未来我国仍将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债资金，以促进境内金融市场发展；同时也将更警惕防范外债风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针对未来一个时期我国资本流出入的特点和外债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然加强和完善我国全口径资本流出入的统计监测，加强对外债和对外负债的管理和监测，建立有效的资本流动预警体系。加强对资本流入的引导，特别是加强对资金流入和结汇环节的合规性管理，遏制违规资金流入。优化股本和债务资本的结构，优化各种利用外资主体及其期限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在较长一段时期，我国仍需要整体上维持现行的外债数量管理模式，但管理方式应有所调整，使之更加合理化和科学化。在提高管理效率和减少政策震荡的前提下，在外债管理上统一国民待遇，实现中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外债管理政策的最优选择。
最后，其他形式利用外资都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监管体系的完善而不断增加。我国金融市场必然是遵循渐次开放的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扩大开放的领域和范围，最终实现资本项目下证券投资的完全开放。因此，外资通过我国金融市场进入将是有序和稳定增长的。现阶段仍将以融资市场开放为主，辅之以投资市场的开放。在一个时期内利用国际证券投资仍然以境外发行股票和债券为主，允许外资通过QFII等制度间接进入我国A股证券市场，同时逐步将B股市场国际化，并为与A股合并做准备。继续推进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股票，不仅有利于国内企业扩展融资空间，而且有利于企业熟悉国际资本市场规则，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规范化企业管理和经营。从中远期来看，允许外资以投资于基金、组建合资基金、组建证券公司和投资公司、购买资产管理公司所持有股权等形式间接投资于A股市场。允许境外共同基金直接进入股市，并由外汇管理局监督资金的流入和流出，通过专门账户管理。由于资本市场开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资本项目实现自由兑换的时间，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必须与资本项目渐次开放相适应。此外，注重市场微观基础的建设，完善资本市场体系，积极培育资本市场主体，扩大资本市场规模，推进多层次、多领域资本市场体系创新，分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微观基础建设，提高金融系统抵御外部投机资本冲击能力也是顺利推进证券投资开放的重要保障。针对市场开放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调整监管策略，建立适应市场新形势的约束机制，相关的监管框架必须与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相适应，并根据开放过程的具体情况加以完善。基于上述，未来我国通过金融市场吸收外资的形式也必将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尽管在所有利用外资中不占主要地位，但其在整个利用外资的数量比重中将明显上升，而且也将成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重要的变量因素，需要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②1979年7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65、79、91、98-99、106、110、117、130、138、149、165、171、193、286、308、313、365、373页，共21处。
④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外资统计检测规定》，并指定《外债登记实施细则》，初步建立起了全国外债统计检测系统，可对全国外资的总额、期限、币种、利率结构等进行全民监测分析，为外债总体战略和具体实施策略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⑤1988年发布的《关于中国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的管理规定》、《关于沿海地区短期借款实行余额外债管理的规定》、《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时管理办法》等法规，对控制发债窗口、调整长短期借款比例以及解决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所面临的外汇周转资金不足等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⑥1995年7月，日本五十铃和伊藤忠联合以协议方式，一次性购买北旅公司占总股本25%的非国有法人股，首开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先河。
⑦2005年10月，外汇局颁发了《关于完善外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境内机构180天（含）以上、等值20万美元（含）以上延期付款纳入外债登记管理；规范特殊类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管理；境内注册的跨国公司进行资金集中运营的，其吸收的境外关联公司资金如在岸使用，应纳入外债管理；规范境内贷款项下的境外担保管理。
⑧指近两三年出现的一种认识，即认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已经太多，今后不应再强调利用外资数量，应从强调数量向强调质量转变。
⑨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2008年8月1日生效。
⑩2006年8月9日国家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11)偿债率：当年外债本息偿还额与当年货物、服务出口的外汇收入之比；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债务率：外债余额与当年货物、服务出口的外汇收入之比。
(12)2002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进一步完善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对境外上市（H股和红筹股）实施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管理，同时，对境外上市资金调回、境外账户管理等进行规范。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关于完善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管理的范围，规范了境外上市有关费用种类及支付方式等。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宽了对境外上市公司外汇调回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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