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理论的引伸与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理论论文,引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货膨胀，作为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现象，几乎伴随着整个货币经济时代，而研究通货膨胀理论，毫无例外地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货币及其相关的经济理论上。虽然二十世纪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将研究的触角伸向非货币领域，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解释许多实际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方面尚未形成共识。因此，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通货膨胀现象，紧紧抓住货币这一主要矛盾进行深入分析，在理论上仍然是必要的。尽管多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放弃这种理论追求，但往往侧重货币数量分析，忽视了对货币理论自身的深层次发掘，从而影响了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这就是本文立题与破题的考虑。
一、完全货币与不完全货币的提出及其通货膨胀特点分析
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必须以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为前提，但目前由于缺乏必要的“共同语言”，往往使许多问题的讨论陷入困境。首先，自从货币理论形成之日起，人们在什么是货币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总是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从而使对于某些货币现象的讨论变得更为困难。譬如，关于货币功能问题，由于人们对货币功能的理解有多有少，使得各种理论界定的货币需求外延呈现较大差异，从而最适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也缺乏统一的讨论标准。再譬如，就货币供应量而言，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亦即M0、M1、M2等的区分，由于人们使用不同的货币供应量层次来讨论货币的多与少，或者即使都使用M1或M2层次，但由于对M1或M2内含界定不同，也很难在一起讨论问题，尤其是不同国家的货币分类标准或不同学派对货币层次的界定尚未取得一致，人们在分析同一货币现象时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至少是程度上差异较大的结论。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导致人们对同一时期、同一国度通货膨胀形势的不同判断，从而提出的政策措施也大相径庭。应该说，这些认识差异基本上都是研究方法的不同设定造成的，其研究结论也不一定完全反映客观存在的货币规律。这种由于主观反映上的认识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形势判断和政策选取上的分歧，随着人们的认识向客观规律的不断逼近，是可以逐步趋于一致的，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了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形成，而且各国的经济学家正致力于消除这种分歧，尽量用标准化的经济学语言来讨论复杂的货币现象。
其次，经济学家们在讨论货币现象时，还面临着另一种困难，即由于货币背景不同而无法使用“共同语言”。这一点不仅在中外经济学家之间的货币理论交流中是如此，在中国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这种交流困难。因为中国90年代与80年代及其以前的货币背景相比，存在着许多质的差异，一部分人习惯于用80年代及其以前背景下的货币概念来讨论问题，而另一部分人则用90年代背景下的货币概念来讨论问题，经常出现互不针对的争论。这里所说的货币背景差异，不是指货币制度的不同，而是指货币作用的范围和货币运行机制的变化。因为货币制度的差异是人所共知的，人们在讨论货币现象时能主动调整差异，不致于使讨论陷入无谓的争论之中；而货币作用范围和运行机制变化对货币理论研究带来的交流困难，尚未被人们充分注意，很少有主动调整概念以便利学术交流的理论研究行为。
货币背景差异对货币理论研究带来交流障碍，集中表现在通货膨胀理论和货币政策方面。譬如，在中国80年代以前的货币背景，从货币的作用范围仅限于一部分消费品领域，而且货币运行机制处于严重的制度压抑之中。在这种背景下，通货膨胀并不是以通常情况的价格变化表现出来的，而是以商品短缺程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此时，用一般的货币理论术语，来研究这种特殊的通货膨胀现象，就会使通行的理论陷入尴尬境地。再譬如，在中国80年代的货币背景下，尤其是80年代末的背景下，货币作用范围扩展到几乎全部消费品领域，大部分消费品价格已经放开，此时的价格变化似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通货膨胀程度了。但是，在这种价格变化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过去压抑状态的突然释放性质，即价格恢复与调整性质；同时，由于货币还没有充分进入生产资料领域，因而此时的价格变化还不能完全反映通货膨胀程度，货币对产出的程度影响和调节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商品短缺现象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最终以短缺和价格上涨并存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进入90年代，货币的作用范围不仅扩大到整个商品交易市场，还进一步渗透到要素市场，货币已经开始对产出即总供给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消费品短缺现象基本消除，但与此同时，要素市场的迅速货币化，对最终产品价格形成巨大的成本推进效应，出现了价格上涨与商品过剩同时并存的通货膨胀。如果说，中国80年代以前的通货膨胀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毫无共同之处，而当时治表的抑制通货膨胀政策能够长期使用，并成为人们的经验之谈，就可以从经典理论之外的货币背景差异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致某些领域货币化基本完成，中国的货币机制也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步逼近，通货膨胀也呈现了需求拉动与成本推进的经典特征。这种改革与发展的积极成果使部分人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既然货币经济存在一定的共性，在我们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结果是事与愿违，至少是效果不甚理想。面对这种理论与初衷的反差，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特殊性，但主要还是侧重于通货膨胀的表象和体制原因，没有充分考虑货币背景与西方国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也应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80年代以需求拉动为主要特征的通货膨胀，是市场不健全、短缺刚性和价格抑制条件下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与西方国家的市场发育充分、短缺自动补偿和价格自发形成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90年代成本推进为主要特征的通货膨胀，是在要素市场迅速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也与西方国家要素市场充分发育条件下出现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不同。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西方货币背景开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配方，在中国的货币背景下很难应验。
这种理论与政策适应性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原有理论体系自身不严密，而是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没有充分考虑货币背景差异的要求。为了避免理论与政策交流上的困难，增强理论的适用性与政策的针对性，必须根据不同货币背景对研究的条件假设进行调整，以便用不同背景下经过调整的货币理论来分析和解决那些形相似而质不同的通货膨胀货币现象。由于背景差异主要表现在货币作用范围和货币运行机制方面，因而在不同背景下发挥作用的货币，总体上呈现完全货币和不完全货币的特征。所谓完全货币，是指货币作用于一切交易领域，经济的货币化已经全面完成，货币需求不再受领域拓展因素影响，因而总量呈现可计量性，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呈现高度的相关性，货币乘数的变化比较稳定，货币的时滞期较短，有规可循。所谓不完全货币，是指货币的作用范围还没有达到完全货币的要求，货币化的进程没有完成，货币需求的口径处于经常变化之中，货币总量变化率的经济含义不仅没有可比性，而且模拟计量的难度较大，货币供应量变化与产出率关系的藕合性较差，货币乘数的变化不稳定，货币的时滞期较长，没有规则。引入完全货币和不完全货币概念的意义在于，只要我们能在理论研究中把握住货币的完全化程度，就可以用比较接近的货币理论语言来讨论某种特定的货币现象；从而使理论研究走向深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用引入完全货币与不完全货币概念来分析、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现象，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差别。在中国80年代以前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流通中的货币呈现明显、典型的不完全货币状态，尽管当时在理论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通货膨胀现象，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着以全面短缺为特征的抑制性通货膨胀则是不可否认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很容易曲解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与政策，西方人也无法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现象，很难理解中国当时的政策行为。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只存在批判的通货膨胀理论，不仅中外的货币理论无法在一起交流，而且西方经济学的货币政策也根本无法引入中国并加以运用。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经济的货币进程明显加快，尤其是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货币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货币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不仅承认和正视客观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而且开始大量引入、借鉴西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以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与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都是一样的，用西方现行的理论与政策完全能够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但从实际操作的效果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有时被迫启用传统的行政方法来治理通货膨胀。这种现状表明，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货币化的速度很快，但现实的货币背景还没有使流通中的货币达到“完全货币”的程度，也就是说尚处于从不完全货币向完全货币的转换过程，由此决定了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尽管形似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而在实质上还存有许多差异。具体说，目前的货币背景下，由于要素市场的货币化尚处起步阶段，部分商品市场的货币化也没有最终完成，中国存在比西方国家高得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物价上涨率是必然的，换句话说，中国目前尚有许多交易领域的货币抑制机制还没有完全解除，这就决定了中国现行的通货膨胀性质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二、货币的充分社会性要求与保持币值稳定的货币运行规律
货币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其特点之一是最大限度地折射全部社会经济关系。在完全货币的经济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切主体、一切客体及其所有环节，无一不是在货币光环照耀下运行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最终都要打上货币关系的烙印。也就是说，社会经济运行的正常与否、社会经济关系的顺畅程度，最终都会以某种货币现象表现出来，认真、深入研究一定时期的货币现象，就可以把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脉膊，从而使一定时期的货币体系成为国民经济预警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货币不仅全面折射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还会调整和改变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这是货币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另一重要特点。众所周知，货币运动有自身的规律，具有客观性一面；但货币运动又为经济主体各种行为所左右，尤其是货币当局的行为在货币运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货币运动又具有主观性的特征。如果主观行为与客观规律的要求相符，就能够保持和促进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否则就会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破坏性调节作用。因此，货币当局的行为必须充分考虑货币的社会性要求，使货币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货币运行规律。这种理论规则，应该说已经达成了共识，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现在的问题是，货币运行既有一般规律，也有不同背景的特殊规律，那么在各种规律的背后，其内在规定性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各种货币运行规律背后的内在深层次规定性是币值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币值，并不是指单位货币价值含量的法律规定，而是指货币的动态购买力，因为货币的价值含量规定，只涉及价值标准，不影响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只有动态的货币购买力，才会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调整作用。为了减少币值波动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破坏性调节作用，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货币当局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保持币值稳定，保证货币社会属性得以充分体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国家的货币当局都将稳定币值放在其货币政策的首位，尤其是进入90年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
诚然，稳定币值并不是要将货币购买力固定在一个绝对水平上，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一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动态的相对稳定，避免货币购买力在短期内的剧烈波动；二是限定在国内市场范围以内，不涉及对外贬值或升值问题，因为汇率的升降有许多外部因素，并不是一个国家中央银行所能够完全控制的；三是稳定的币值不是价格管制的结果，而是相关经济政策手段灵活调整的结果；四是稳定币值与特殊情况下的币值调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尤其是当社会经济处于从不完全货币向完全货币转轨时期，为了消除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币值高估而采取的价值复归措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为了最终稳定币值、消除不稳定的隐患所必须的。从深入发掘货币的社会性要求出发，明确界定稳定币值的理论含义，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深化通货膨胀理论研究，消除某些认识误区。譬如，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认识，保持币值稳定绝对化的认识等等。二是有助于制定科学的货币政策目标，而不致于使我们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陷入无意义的争论。三是将货币理论立足在货币的社会性要求上，并以稳定币值作为充分体现货币社会性的标准，有助于不同理论学派之间达成共识，便于形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语言进行学术交流。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所谓货币的社会性，并不是带有意识形态含义的理论特指，而是表明货币作为一种具有最广泛的交换媒介，必须充分体现社会公众的平等地位，任何凭借特权、强制和不公平手段，改变货币的这种天然平等属性，都是法理上不容许的。而通货膨胀，虽然在许多场合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本身是对货币经济规则的一种破坏，是经济病态运行的一种反映，因而必须从政府的主观意识上自觉抑制。货币产生以来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也充分表明，哪一个国家在组织经济运行中充分维护货币的社会性，其经济就能够健康发展，社会利益关系就能够得到较好的协调；反之，不仅会使社会的货币经济关系陷入混乱状态，还有可能导致政府垮台。对此，我们应该有深刻而足够的认识。
三、补贴与通货膨胀形式的转化
保持币值稳定是货币社会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为了保持币值稳定，一般的思路是通过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之与客观存在的货币需求保持一致。这种方法在货币短缺、生产严重过剩迫使币值不正常升高的情况下使用还是很有效的，但在货币大幅度贬值的通货膨胀条件下，运用这种方法来保持币值稳定，只能在由于银根过度松驰、货币供应量过多、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除此之外，在其他几种情况下，运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币值稳定，要么成本太大，要么效果不显著。一是在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单纯控制货币供应量，将导致失业增加，资源闲置加剧，使经济衰退雪上加霜。虽然这样做最终也有可能控制住通货膨胀，但在宏观上并不是经济合理的，而且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二是在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控制货币供应对这种通货膨胀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要素市场加速发育的国家，如果采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抑制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不仅无助问题的解决，还会延缓要素市场的发育。三是在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失衡及其所引起物价总水平上涨，也很难通过总量性的货币控制方法加以解决，一般地说，结构性矛盾通过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财政、税收和信贷政策解决，效果要更好一些。
正是由于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币值方法在上述几种情况下受到许多条件限制，因而一些国家政府相继采取了程度或方法不同的补贴方法来稳定币值，试图缓和在货币上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基本的操作方法是，一方面通过中央银行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稳定或适当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而不是紧缩式抽回货币，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另一方面通过财政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予以适当价格补贴，既使生产者自觉降价，也使消费者减少高物价下的货币损失，保持现有货币的购买力不致于进一步下降，逐步达到稳定币值的目的。
从理论上分析，补贴保值的方法在实践上能否达到预期的成效，也是有一定条件的。一是财政补贴不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为前提，由于增加补贴而引起的财政赤字，只能通过财政信用改变货币存量结构方法予以弥补，否则随着财政补贴的不断增加，非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将转化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从而使稳定币值的政策愿望落空。二是补贴方式要有助于经济机制和经济结构的转换，以便弱化非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经济基础，否则补贴将不断持续或不断增长，积累下去会生成一颗更加难咽的苦果。
进一步分析，补贴虽然有助于缓解非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也就是说只能为解决这种矛盾提供一个活动区间，因而必须在矛盾缓解以后迅速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重心，通过其他有效政策的补进来逐步减少补贴数量。由于补贴政策的操作有许多条件限制，而且这些限制性条件在实践中很难充分满足，加之补贴本身具有刚性的社会特点，很容易陷入矛盾积累的循环之中，最终演化成一种补贴型的通货膨胀。一是补贴将导致生产者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下降，从而不利提高经济素质和资源优化配置，并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二是任何一种补贴最终都会转化成有效需求，在有效供给没有较大改善的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加最终要拉动价格上涨；三是补贴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连锁反应，使需要补贴的部门不断增加，补贴的包袱越积累越大，四是补贴虽然具有利益再分配和再补偿作用，但补贴的削减也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补贴包袱越重，调减补贴的难度越大，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由于削减补贴而导致政府垮台的事件。因此，解决补贴型通货膨胀的难度会更大。从实践上来看，既有通过补贴缓解非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成功例证，也有随着补贴不断积累、最终酿成补贴型通货膨胀的情况，而且后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居多，这是我们提出、并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原因。
补贴型通货膨胀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虽然有相似之处，表现在由于补贴不断积累引起需求刚性上升，使价格由跌转升，但两者之间也有许多成因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偏松引起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膨胀，从而拉动物价上涨，而补贴的目的最初是为抑制非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只不过是由于补贴不断积累最终作用于需求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因而可以看作是为抑制非需求拉动通货膨胀而带来的一种转化型通货膨胀。正视这两种通货膨胀的同与异，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补贴理论，并对补贴后果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客观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生活中存在非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实施补贴政策是必要或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怎样进行补贴，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补贴，由谁补贴，补贴给谁，怎样掌握补贴的度和补贴时机，以避免非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转化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些都需要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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