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光荣论文,正确论文,历史论文,产党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开全国党史系统表彰大会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要我讲话。讲什么呢？我们党建立75周年纪念日马上就到了。这使我想起来，在1951年建党30周年前夕，我们党讲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时间过去四十几年了，回想一下，这句话怎么样？这个论断是否站得住？还能不能用来评价现在的党？我想就这个题目来漫谈一下。
在我的印象中，这句对党评价的话好象是少奇同志首先提出的。最近查了一下文献，才知道早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通报第6条讲“整党及建党”中写道：“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根据这个精神，少奇同志在4月9日党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公开地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明，这个提法是就党的总体、就党的主导方面来说的，不是说党没有问题。恰好就在那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党在组织建设上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从党的总体、主导方面来说，还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现在考虑一下，当时毛主席、少奇同志，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这样讲恰当不恰当，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
我先讲“正确”问题。在伟大、光荣、正确这句话中，恐怕最重要的是“正确”二字。伟大、光荣是形容词，正确是实质。正确不正确，这是硬碰硬的事情，错了就失败，正确就成功。中国革命胜利是党的领导正确的证明。那么，当时说的正确，是不是说一贯正确，从来没有错误？很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无论毛主席，还是少奇同志，都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说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他还说过，正确与否，首先看你能不能认识客观规律。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这对先锋队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先锋队的领导人更加是先锋，在认识客观规律中，同样不例外，也要有一个过程。要认识事物必须经过实践，而且要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可见，毛主席没有认为党是一贯正确的意思。现在回想1951年我们党讲这个话的时候，那是非常理直气壮的。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比较起来，我们党是处在十分落后的一个国度里，经过长期奋斗，终于领导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党对中国发展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完全确定无疑地认定，并且实践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恐怕很难说已是完全的、绝对充分的。当时，正像毛主席说的，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前面的路还很长。前面的路到底怎样走？在1951年还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只是一般地提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将来要进入社会主义，而对好多事情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的；甚至对民主革命的某些问题，恐怕还是在后来有了更多的实践经验，反过来才认识得更加清楚了。现在的认识水平无疑高于50年代。当然，这些都不妨碍在1951年的时候，确有根据地说我们党是正确的。
党是正确的这个提法后来也常用。但是，并不是说党的路线在各个时期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总是经过不完全正确的，以至错误，才达到正确。党在民主革命的长过程中是这样走过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经历过许多成功许多曲折，其中包括某些挫折、甚至失败。但正是有了这些经验和教训，才使我们党找到了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状况，和过去各个时期相比，可以更有把握地说，我们党是正确的。现在仍然可以讲这句话。当然，肯定这句话不等于说我们现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当前确实遇到许多问题，以后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很繁重，要准备还可能遇到一些挫折。但是，毕竟实践是试金石。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8年的建设实践，证明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国际国内发生大动荡的形势下，我们也都站住了，顶过来了。
我们党从民主革命一直到现在都面临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很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很不发达，怎样进行革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1949年为止，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用毛主席创造的一套办法，实现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其次一个问题，在中国的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探索中碰了不少钉子，遭受了种种挫折。直到1978年底以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我国虽有部分城市和乡村还没有完全摆脱贫穷的境况，但是应该说，全国大多数地方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城市和农村完全改变了面貌。毛主席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想要改变面貌。所谓改变面貌，不光是讲政治方面。新中国建立后，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就是在社会政治方面改变了面貌。不过，毛主席的设想不仅仅是这个意思，还要在经济上有大的发展，在城乡建设的各方面改变面貌。对于这种改变，我们想了几十年。但是直到70年代，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与解放前相比，面貌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中国各方面面貌的改变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开始了大变化。这是非常显著的事实。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说起来问题有一大堆。但是，应该说，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如果从总体上、主导方面讲，今天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是站得住的。
少奇同志在1951年讲这个问题，是在组织工作会议上从党的建设方面讲的。他说，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但是在我们党内钻进了一些坏分子，在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既然有这些不好的事，同时又说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种说法是否矛盾？少奇同志说：这不矛盾。钻入党内的坏分子只是极少数。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的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的情形，存在于一部分基层组织中，并不是全党都这样。就全党来说，大多数党员是够标准的或是基本上够标准的。更重要的，在党内起决定作用和领导作用的，并不是那些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的党员，更不是坏分子，而是大多数好的党员，是党的大批优秀干部，是党的中央领导核心。虽然党内还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就总的情况来说，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当时少奇同志是这样解释的。
现在，与毛主席、少奇同志讲这个话的时候相隔四十多年了。在四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党在加强自身的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等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了许多成就。但是，现在党内不纯的问题还存在，仍然有当年少奇同志说的有些坏分子钻进党内、在有的党组织中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的党员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情况，而且党内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过去这方面的问题不那么突出，现在突出了。虽然近几年来不断地整顿党的组织，查处犯错误的干部，但是，仍然出现不少问题。人们不仅没有看到党组织完全纯洁的可能性，而且有些党组织还在不断发生各种问题，这就不能不产生一些忧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以为，就党的整个历史来看，从来也不能说是绝对纯洁的。原因是什么？概括地说有两点：第一，我们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处在整个社会之中，也处在整个世界之中。能否把中国的大门关起来，在国内搞纯洁化呢？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几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搞社会主义不能同世界隔绝。世界对中国有影响，中国搞社会主义对世界也有影响。正好象党不能脱离社会一样，中国也不可能脱离世界。第二，在党的建设方面，历来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不要脱离群众，不要使党变成脱离群众的小宗派。共产党是群众性的党，如果要求绝对地纯洁，就有可能成为同群众隔绝的极少数人的党，那么，党就变成一个小宗派了。另一种倾向是党既要扎根于群众之中，又不能把党员的标准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要坚决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党的建设就是在努力克服这个矛盾中前进的。
为说明这个问题，可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举一个例子。孙中山建党就产生过这种苦恼。他在辛亥革命前组织同盟会。同盟会里虽然有分歧，但不失为一个革命的党。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党大膨胀，到处吸收人入党，各种坏分子也进去了，把国民党搞得一塌糊涂，结果不像个革命党。袁世凯恢复帝制，在反袁斗争中国民党根本起不了作用。孙中山说，这样不行，到海外重新建党。他建立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加入革命党的每个人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手续，必须按手印，宣誓服从孙中山。不履行这种手续的人都不要。结果连黄兴这样的革命家都没有参加这个党。中华革命党只吸收了很少的人。
中国共产党也处在这种矛盾中间。党是群众性的党，但党员又不能等同于一般群众。党内会不断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坏现象。党的组织中会有阴暗面，不存在阴暗面的时候是没有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同坏现象、同党内阴暗面的斗争。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不在于没有阴暗面，而是在于能与这些阴暗面作斗争，在斗争中使正气占主导地位。
我们不妨看一下党的历史。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在建国以前，革命还没有胜利，加入共产党的人，还有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党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一切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形下，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自然就不来或很少来加入共产党。这是过去发展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限制。话是这么说，实际情况比少奇同志讲的还要复杂一些。
拿建国前我们党的历史来说，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战争环境里，在地下工作中，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但同时，党内也出现了叛徒、脱党分子。例如，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党的情况，毛主席有过这样的名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这样。毛主席说的是那些继续同敌人作斗争的共产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大批的党员脱党、叛党，武汉的报纸上每天都刊登了大量的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其中还有原来处于党的领导层的人的脱党声明。同时，也有没登报声明而实际上脱了党的党员。在当时坚持斗争的人并不见得比脱党的人多很多，但无疑只有他们是党的代表。当然，宣布脱党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坏人。有的人脱党后心灰意懒，不干革命了。有的人后来又参加革命，成为党外民主人士，与我们党合作。但也有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从事反共活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革命时期在中央党刊上经常发表文章的任卓宣，1927年被捕后在长沙同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集体枪毙。在枪弹扫射下，他也倒下了，但没有被打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了。他改了个名字叫叶青，30年代在上海搞出版，写文章，开始还讲马克思主义，但错误很多，党员理论工作者批评了他。后来他不再自称马克思主义了，跑到国民党那里，参加特务组织，当上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健将”，专门从事反共宣传。大陆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
在30年代的艰难斗争时期，共产党里也出现了一些叛徒。如党的领导人向忠发被国民党抓去就叛变了。向忠发是个工人。共产国际指示我们要选个工人作领袖。“六大”后，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被捕叛变后，国民党并没有放过他，还是把他枪毙了。另一个大叛徒顾顺章，原来跟周恩来同志一起在上海工作，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知道上海党的各种秘密组织，被捕后就背叛、投降，把上海所有地下组织的秘密报告给国民党。幸亏我们党在南京有地下工作者潜伏在国民党机关中，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通知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周恩来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否则，这次共产党一些重要机关、组织会被一网打尽。30年代，国民党的军统、中统里的特务，包括一些著名人物，不少是共产党的叛徒。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路线正确，这时候还有没有叛徒呢？仍然有。张国焘就是个最大的叛徒。他当时居于中央领导人的地位，在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之机跑到武汉投靠了蒋介石。1942年，抗日战争中期，江西、广东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原因就是出了好多叛徒。小说《红岩》的描写是符合实际的。它写了江姐、许云峰这些英雄人物，也写了叛徒甫志高。你说那个时候每一个党员都是铁打的英雄好汉，都是斯大林说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不见得是这样。在革命最艰苦的情况下，最严重的当然不是什么贪污腐化问题，而是生死斗争中对敌人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是当革命英雄，还是当叛徒的问题。
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少奇同志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今天，革命已经在全国胜利，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仅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有与敌人生死斗争的考验，你加入共产党就有危险。现在进共产党不仅没有这种危险，而且有好处。所以少奇同志讲，建国后，党的情况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和战争年代是不同的，需要研究。
我现在想，同志们也都说，50年代的党风好得很，但是不是没有问题呢？我看也不能那么说。整党运动、“三反”运动、整风运动不都是因为发现了问题才开展的吗？当然，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初，我们党的风气总的是向上的，但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1958年“大跃进”运动，不少组织搞浮夸，吹牛皮，制造假象，明知道不是真实的事还在那里吹，放“卫星”。这种风气也不能说好吧。出现这些问题，领导有责任，搞浮夸的也有责任。不管谁的责任，这种风气不能说是好风气。
还有一种风气，就是政治运动一来，借党内互相开展批评的名义整人。不客气地说，党内甚至出现了一些善于整人的“健将”。一些整人的手段，如怎样抓“小辫子”，怎样扣“大帽子”，这些并不是到“文化大革命”才发生的，在这以前就有了。党内这种风气，不妨举个例子。1965年底罗瑞卿挨整，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批罗瑞卿的会。参加会的都是高级干部。会上，对罗瑞卿从个人生活到政治上罗列了许多“罪状”，简直坏透了。大家跟着说，一个人比一个人说得凶。这个座谈会后要写个总结报给中央，主持定稿的领导同志把我和另一位同志找去斟酌字句。他说，把罗定为“资产阶级”就够了，还是把“地主”两字去掉吧。在当时那种风气之下，不是认真考虑这个人究竟是“资产阶级”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问题，而是把人整到什么程度。当时包括我在内，都不敢问把罗瑞卿同志定为“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根据到底是什么。你说这算什么风气？在这种风气下，搞运动，包括“四清”运动，怎么能够不出偏向？这种党内风气是不是也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基础？不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出现，许多人都跟着跑；有人乘机整别人，往上爬。所以我说，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是从总体来说的，绝不是说党内没有阴暗面，没有问题。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风气怎么看呢？不好的风气有许多。过去革命时期有叛逃的现象，现在也还出现一些叛逃的现象，但突出的是贪污腐败现象的大量出现。怎么整顿，都还是不断地出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叛党。昨天我刚看到一个刊物，报道说，在贵州枪毙了省信托公司一个总经理（一位女将）后，不久，发现她的继位人有问题，又抓起来了。省里非常生气，刚刚枪毙了一个，怎么又有人搞贪污腐化？这件事，贵州的同志可能都知道。不是我在这里讲贵州的坏话，是随手举个例子。这种现象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大环境中发生的。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与世界各国加强交往，经济大大发展了，但也使新的问题出现了。在经济发展转上快车道的初期，党内发生贪污腐败的现象，当然不是偶然的，但决不能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现象一定越来越严重；更不能由此归罪于改革开放。刚才简单说了一下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情况，都会在党风某一方面突出地发生问题。如果不认识这种新情况的发展，不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不去斗争，当然是错误的。对于现在的贪污腐败问题，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使之逐步得到较好地解决，不再成为突出的现象。但是归根到底，解决问题还得靠经济发展，法制健全。如果认为现在出现阴暗面是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党就完了，这显然是不对的。前面已经说了，从党的历史上看，任何时期都有阴暗面，这就要靠人们去努力斗争，发扬党的正气，使之占支配地位。把党形容为伟大、光荣、正确并不是说党绝对正确、绝对纯洁，绝对不会发生任何问题。这种情况，我看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但是，我们党始终坚决地不断地为克服自己内部的阴暗面、自己内部的错误而斗争，正如不断地同党外的敌人作斗争一样。它之所以是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此。
回顾历史，可能又发现一个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好像也不是。也有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期，党内也有积极、健康、正面的东西，只是一时处于被支配、被压制的地位。它不断地生长、抗争、发展，经过一定的条件终究会取得胜利。我们党的历史有个特点，即从来没有用分裂党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的问题。不像列宁那时候，带领布尔什维克去跟孟什维克分裂。当然，俄国有它的特点，那种情况是有许多历史因素造成的。在这里不去细讲。中国共产党也有分裂的情况，陈独秀带了一批人离开党，另插旗帜。但他那个党立刻四分五裂，不成体统。还有罗章龙搞分裂，短时间也解决了。在党的历史上，当错误的东西占了上风的时候，正确的力量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错误路线统治下进行艰巨复杂的斗争，慢慢克服困难，战胜错误。这中间，就会出现党内特殊的斗争形式和以这种特殊形式向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杰出人物。
在党的历史发展中，错误路线占领导地位有好几个时期：首先是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陈独秀右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然后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的连续几次的“左”倾路线居于统治地位，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最典型，时间最长。那时在白区斗争中，少奇同志坚持正确主张，受到压制，被撤职。在中央苏区，毛主席和一些与他一道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同“左”倾路线进行艰难的斗争，也受到打击。其他地方都有抵制“左”倾路线的情绪和斗争。因为党内“左”倾路线不符合实际，所以总有人起来抵制和反对，甚至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中间有时也有反对“左”倾的举动。比如张闻天同志，那时确实执行“左”倾路线，但他在上海发表过一篇严肃地批评文艺界“左”倾关门主义的文章，说明在他的思想上是有矛盾的。正因为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党内已经存在着反“左”的情绪和主张，并且在实际斗争中愈来愈发展，所以遵义会议改变错误路线的领导立刻受到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拥护。当然，也要看到尽管“左”倾路线的统治改变了，人们在思想理论认识上的提高却需要一个过程。到毛主席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反对“三风”时，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才在全党得到统一的深刻的认识。这次整风运动也受到全党的热烈拥护。
还有个时期，就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个时期怎么评价？恐怕只能说是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1981年的那个《历史决议》讲得比较清楚。现在来看，也是站得住的。我们主张，党史上讲“文化大革命”，既讲“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展的情况，又讲“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这种错误进行的种种抵制和抗争。
“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左”的指导思想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在全国起了10年的支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很多人都无异议，表示赞成，但慢慢产生怀疑、不满，以至到最后激起“天怒人怨”，一举粉碎“四人帮”，获得人民热烈拥护。所以，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要讲两面。但是，我不赞成说“文化大革命”有这样那样的“好处”。“文化大革命”本身有什么好处？说“文化大革命”使经济有发展，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方面。不能这么看问题，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对当时有所好转的经济作了毁灭性的打击。至于毛泽东个人发动“文化大革命”有这样那样的考虑，那是另一个问题。还有，10年间农民还在生产，农业有缓慢的发展。但农业这种发展，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吗？不是吧！请想想，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农业不是会发展得更快吗？毛主席当时也觉得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农村里去。如果“文化大革命”搞到农村里去，把农村搞乱，生产不能正常进行，那就更不得了。如果不沾“文化大革命”的边，农村就不会乱。不乱，农民就能干活。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农村社队还可以搞一些简陋的手工作坊式的企业。这种社队企业，后来慢慢变成乡镇企业的前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确建起了南京长江大桥。但这早在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之列，不好说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成果。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叫做“抓革命，促生产”。实际情况是“革命”越抓得厉害的地方，就越没有生产。许多工厂停工停产，烟囱不冒烟。“停产闹革命”嘛！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上海一个桥梁专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在“牛棚”里。他听说，刮风时武汉长江大桥有点摇摆，就在“牛棚”里考虑，大桥摇摆合理不合理，在工程上是不是允许。那时，南京也在造长江大桥。如果这种摇摆是不允许的，那么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就要加固，使它不摇摆。大桥加固，投资就要增多。他在“牛棚”里考虑这个问题时，条件不具备，没法做实验。过了两年，他被放出来了，仍然没有实验室，就到街上买些塑料等用品，自己动手做实验。经过实验证明，这样一种摇摆是允许的，不影响大桥的安全和质量。我听了这个故事很受感动。他的这种精神和行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理论和实践的抵制。是“文化大革命”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起来的。既然被关在“牛棚”里，就应该老老实实地作自我检查接受批判，还考虑什么长江大桥摇摆的问题呢？“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没有要这位“反动学术权威”去想那些问题嘛。虽说这是一个小故事，我看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实际上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
还有一种看法，说“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国外交的发展是有成绩的，跟美国、日本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应该说，这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很大的成果。但是，这是在后期。而且，这个成果不是出自“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是“打倒全世界一切帝、修、反”么！这只要看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讲话、社论就很清楚。当然喽，当着群众起来火烧英国代办处，在香港闹革命时，中央知道后加以制止了，毛主席也不同意这么做。但是，烧英国代办处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引发的，是高举“文化大革命”大旗的“中央文革”推波助澜的。至于跟美国、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这恰好不是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做的。
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说得一团漆黑。“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一团漆黑。“文化大革命”中有各种对立的倾向出现，有抵制，有抗争。“二月逆流”就是几个老帅、几位老同志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嘛。但是，他们在抵制和反对时没有拉队伍，没有组织派别。如果那样，党就分裂了。我们党一般不采取这种做法。那么，能说这个斗争没有意义吗？不能这么说。如果党内拉起队伍，甚至另外建立一个党来反对“文化大革命”才算有意义，那我们党就乱套了，整个国家也就乱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了那么多“造反派”组织，打派仗，搞武斗，争权夺利，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不就是说明吗？党如果分裂了，其后果更不堪设想。
在这个时期，周总理做了好多工作，减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对于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历史决议》已有定论。周总理所处的地位很困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说了些违心的话。总的说是这样。细分析起来，“违心的话”，恐怕更多的还是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许不完全是违心的。那时，有多少人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他也觉得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对的。但是，当“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把一些大科学家、重要民主人士和党内老同志都当成冲击、打倒的对象时，他感到要出来保护。他的许多实际做法和“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相反的，包括他领导的批“左”。还有，1975年小平同志领导的整顿也是和“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对着干的。除了这些，还应该说到广大知识分子、干部、群众用各种办法，实际在抵制“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两年，许多人都认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大概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越到后来，许多人越来越不理解了，有意见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呢？党内的斗争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开展的。当时的“逍遥派”，不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也是一种抵制。正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整个是错误的，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直到最后虽然都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但是他在实践中也是有矛盾的，不能一贯地贯彻他原来的想法。在他的思想中，也是既有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同时又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把邓小平看作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后来又启用他，变成仅次于自己的第二号人物。这不就是个矛盾！再如，在外事活动方面，先是要“打倒全世界一切帝、修、反”，后来又跟美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也是矛盾。我看，毛主席也察觉到这个“矛盾”，一直很警惕，怕做过了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优良传统仍然在发挥作用。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广大党员、群众仍然在维护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当然，“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一些错误的东西起着破坏党的作用。这方面的错误不能说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问题。我刚才说过，“文化大革命”以前党风里就有那些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来，各地方就会钻出那么些“英雄好汉”来。党内坚持“文化大革命”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坚持正确的东西和推行错误的东西的斗争一直在进行，最终是正确的战胜错误的，而党又没有分裂。到了1976年，先是“四五”运动有那么多群众参与，形成那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然后是粉碎“四人帮”，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掀起了最广泛的庆祝胜利的群众性活动。相反，在此以前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概是历来的运动中最不得人心的一次。
还有一点要明确的，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就党的全部历史来说的，不必将哪个时期例外。如说这个时期党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另外一个时期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很难这样分。因为在每个时期，党都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东西，同时也有相反的东西，而这些相反的东西在绝大多数的时期内不是主流。如果“声明”一下，说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要将30年代前期除外，60代年后期到70年代前期除外，那样反而说不清楚了。对我们党，要看重内在的、整体的、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党自己克服了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这本身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纵然是在错误路线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党的健康力量，党的活力，党的优良传统依然存在，并且总是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斗争，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并向前发展。它们就像石缝里长出来的松树一样，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茁壮地成长。这种斗争虽然是艰难的、曲折的、复杂的，但终究取得胜利。这正是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所在。
我的讲话，好象要维护40多年前毛主席、少奇同志都讲过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句话，但我并不是主张现在到处去讲。我要说的只是这句话没有错，党的整个历史能说明这一点。
还要指出一点，肯定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并不是说，可以躺在这个称号上面睡大觉；也不是说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只是讲我们中国共产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由其他国家的人民去评价。我们党也曾经有发生垮台的危险，但我们没有垮，顶住了。当然，还要继续努力，维护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称号，使它所体现的精神实质不断地发展。我认为，这是今天讲话全部内容的主要意思。
*本文是作者1996年6月28日在全国党史系统表彰大会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