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例研究与党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风论文,惯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是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对于加强党风建设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和部署。为了落实决定，需要对现实的情况作深入的研究，并且在理论上探索。笔者以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强对惯例的研究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一、作风与惯例
我们通常所说的“作风”，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指的是个人的作风，即个人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等。它是一个人的道德品格、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行为中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德性的外化。另一个层次则不是指个人的行为方式，而是指一种“风气”、一种蔚然成风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个别人的行为方式，而是一种为许多人所认可、所遵循的行为方式或行为规则。江泽民同志所说，“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这里所指的就是执政党内蔚然成风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体现着党的形象。实际上遵循的规则，也就是指一种惯例。我们党八十年的历程，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以三大作风为代表的优良传统，成为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所认可，在实际上所遵循的行为方式，成为蔚然成风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不正之风”就是指的一种不良的惯例，或者说是陋习。之所以称为“风”就是因为它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一种影响了许多人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下，许多人把原来为正式的成文的规则所禁止的东西视为当然，视为允许，甚至视为应当的。它已经不再是个人的问题，但也不是成文的制度。那种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风气的陋习，其实已经是一种惯例。它是人们不自觉地习得的，不是什么人刻意倡导，或者刻意追求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由于各种自发的力量的推动，它已经深入于许多人的观念之中，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它既然已经成为风气成为习俗，对于许许多多的个人就有重大的影响，甚至会有相当的制约力，使得原来的良好的惯例难以发挥作用，使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形象受到了损害。风气问题之所以重要，之所以需要化大力气去解决，关键就在这里。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惯例的研究对于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惯例的特征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更深入地准确地把握风气问题的特征，以寻求更为有效的对策。
二、惯例的特点
那么，惯例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可以说，惯例处于成文的制度和个人的思想品格之间的中间地带。既是一种制度化的东西，又与人们的思想品格有关。
首先，惯例也是一类制度，属于制度层面的东西，但不是成文的制度。对于不成文的制度的作用，邓小平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已经作过充分的论述。在这篇纲领性的讲话中，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针对当时的情况，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制度”，从形式的方面来说，既是指成文的制度，又是指不成文的制度。人们往往把制度仅仅理解为自觉地制定出来的成文的规章制度，而忽视那些不成文的自发形成的制度。邓小平对于具体制度的分析则不然，他在论述当时他最为重视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家长制”等弊端时，用了“家长制现象”、“官僚主义现象”等表述方法，其用意就是要引起人们重视不成文的制度的作用。在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时他还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同我们党没有妥善的解决退休解职办法也有联系”。这就是说，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家长制等等，并不是一种成文的自觉地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制度，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没有制定退休解职的明确的制度）自然而然地自发地形成的。至于他所批评的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特权现象，等等，大多也是不成文的，但是又是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制度化的东西。这就意味着那些事实上存在，并非由于明文规定，而是由于没有妥善及时解决某些问题而积累下来逐步成为大家所认可、甚至是必须实施或遵循的东西，也属于具体制度的范围。而且可以同成文的制度一样发生重大的作用。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对我国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启示。告诫我们在研究制度问题的时候，不要忽视那些不成文的、由于种种原因自发地形成的东西。邓小平这里所说的不成文的制度，也就是“惯例”。这也是国内外规则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鉴于制度是由规则的体系构成的，它也是制度研究的一个重点。学界对于“惯例”的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首先，惯例是规则的一种。而所谓“规则”，首先，是一个有关人类行动的命题；其次，它是一个规范性命题，规定了什么是正当的，允许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不允许的，它是一个可以用“正当与否”加以评价的句子；第三，它是一个普遍命题或者说全称命题。总之，规则是一种可以从正当与否的角度来加以评价的有关人类行动的普遍的规范性命题。它不同于客观的规律，规律回答的是客观事物是如何运行的，规则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命题；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规则是可以违背的。规则也不同于命令。虽然两者同样是对于人类行动的规范，但是，命令是以特定的行动者之间的等级关系为基础的；命令总是比较具体的，个别的，是对做成某一件特定的事情的要求。规则却并不需要规则的发布者和规则的执行者之间的这种等级关系作为前提。规则也不是对某人在某时某地应做某事的规定，而是以一般的方式提出一个一般的要求。也就是说，命令是个别的、具体的，规则是普遍的。当然，规则同命令一样对于人的行动有约束力，违背了规则受到各种制裁，舆论的，利益的甚至是行政的。
第二，惯例是一种自发形成的规则，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习得的规则”(learnt rules of conduct)，是人类在其经历的前后相继的各种社会结构类型中所学习到的各种传统，也许人们并不曾刻意选择但却广为传播和盛行的那些规则。（注：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社会正义的幻象》与《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据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76年，1979年版译出，第507页。）哈耶克认为，正是这些规则促成了某些群体的繁荣，而且还致使它们的规模得以扩大。（注：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社会正义的幻象》与《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据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年，1979年版译出，第507页。）惯例(convention)同习惯(habit)、习俗(custom)一起构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文化就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
第三，惯例大多是没有成文的，也就是没有用成文规章明确地规定下来的。但是惯例是人们事实上遵循的，并且预期他人也会遵循的规则。它是被大家所默认的，视为当然的，不仅自己认为需要、可以、甚至应当这样做，而且预期他人也会这样做的。所以违背了惯例就会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或者说受到某种惩罚，有时甚至使人难以生存。其中有些是与成文的规则相一致的，有的则是与成文的规则不一致甚至是相背离的。
所以，可以把惯例看作是一种“习惯的假设”或者是“制度化的头脑”。（注：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363页。）所谓“习惯的”是说，它是在经验中习得的，已经习以为常的，在处理任何问题时被视为当然，可以不假思索地认可的东西。所谓“假设”是说一种关于他人会怎样行动，自己该如何行动的一种假定。所谓“制度化的头脑”是说人们的头脑已经被制度化了，也就是说，个人的意见事实上受到了惯例的控制，个人的行为事实上也受到了惯例的控制，因而个人的头脑事实上被制度化了。这就意味着，惯例，一方面是对个人的一种强制；另一方面又是对原则的本身的辨别和对它的辩护。前一方面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可以说是一种他律的东西；后一方面则是自律的东西，即有一种辨认和辩护在里面。
惯例的这些特征表明，惯例一方面是行为的习惯；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评价行为的尺度，是价值观念的载体，包含着对于他人和自己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的一种辨认或辨别，还包含着一种对这些原则的辩护在内。所以，惯例本身也有正面的价值和负面的价值的区别。它不是价值中立的。有良好的惯例与陋习之分。需要我们加以辨认。
同时又表明，惯例与个人的思想品格、价值观、世界观息息相关的。个人的思想品格一方面会体现于自身的行为之中，另一方面会体现在对各种事物和行为的评价之中。其中的一个集中的体现是对负载各种不同价值观念的惯例的态度。既然惯例是一种“习惯的假设”，那么，到底采纳那一惯例，承袭那一种文化传统，是采纳良好的惯例还是采纳陋习，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既然，惯例是“制度化的头脑”，那么，惯例就会控制个人的意见和个人的行为，渐渐在个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对原则本身的辨别和对它的辩护，并形成某种自律机制，从而影响以至支配一个人的思想品格、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体现这种价值观念的行为方式。虽然由于惯例是自发形成的又是已经成为习俗的东西，人们有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但是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甚至深层次的世界观、价值观事实上总是同一定的惯例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良好的惯例就是陋习或陋规。个人的思想修养如果不去反思自己对待各种不同的惯例的态度就难以收到成效。
可见惯例处于制度和个人的思想品格的交接处。对于惯例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视角，更深入地准确地把握作风问题的特征。
三、惯例研究在当今中国的特殊意义
从惯例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和作风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的背景下，在社会转型的特殊的国情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特点来看，德性论的传统比较丰厚，而规则论的传统比较薄弱。德性论的传统讲究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讲究的是遵循一种用共同体所确定的规范。规则论则重视个人自愿地尊重和遵循普遍的规则，在具体的场合下作出独立的辨析和判断。规则伦理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尊重和遵循普遍的规则，尤其是成文的规则。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其弱点来说，就是有一种潜在的超越规则的意识，重权变而轻规则，以超越规则为荣，以超越规则为能的观念存在。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什么是能人？就是能够超越规则，用各种办法去办到成文的规则所不容许办的事情的人。这种能人往往受到许多人的赞许。此外漠视规则，倡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文化，在民间也有很大的市场。上层则存在着一种人治的传统，处事往往以统治者的个人的意愿为转移，而没有遵循成文的法律的法治传统。封建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吏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正规的成文的典章制度，理论上所提倡的儒家的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洁等）与官场实际所通行的惯例是矛盾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惯例的作用大于成文的规章。一个官吏要在官场立足，首要的条件是熟悉并遵循那些成文的制度上所没有的惯例。违反惯例者会被淘汰。封建时代确实也出过一些为政清廉的好官清官，但是他们都十分艰难而且有些人的下场也十分悲惨。如有些历史研究者所说，有的时候，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清官淘汰机制”，而这种机制就是由一系列的惯例所构成，它迫使清官的日子艰难。由于不肯随俗而事实上被孤立起来。重惯例而轻法制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传统。而讲究权变，无视规则的权谋文化又加深了这种传统，成为一种积习，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使超越规则成为一种常态。这些都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漫长岁月中，建立了严格的革命纪律，形成了三大作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清正廉洁的政权。但是封建时代留下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是轻易可以彻底抛弃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的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比较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邓小平还具体地指出，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多少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还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在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真正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就不能轻视。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4-335页。）
现实生活表明，确如邓小平所说，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们才能解决这类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有很大的进步，观念在不断地更新，但是这种不良的传统，一旦有气候，就会死灰复燃。如今的不正之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封建时代，走门子，拉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猫鼠关系等，官场陋习的影子。所以惯例的研究就有特殊的重要性。
其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如邓小平所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期的一个特点是需要冲破许多的成规，实现变革。当成规已经不能适现实而新规又来不及建立的时候，超越规则来行事就成为谋求突破，谋求改革的一个途径。这在转型的初始阶段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此而形成的一种以超越规则为荣，重惯例轻成文规则的心态，往往容易为不良惯例的形成提供土壤。
此外由于处于转型时期，成文的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也是难免的。这就为惯例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自然也给陋习的形成提供了空间。许多旧时代留下来的陋习也就容易死灰复燃。
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说明，一方面由于许多新的陋习的盛行，成文的良好的制度往往就会被陋习所架空，所扭曲：另一方面许多不良的惯例不知不觉地在蔓延，有一种“陋习变成规”的趋势，造成了“法不责众”的难局。这些陋习，一方面成为腐败的温床和腐败分子的掩蔽所。有些好人就是在追随陋习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堕入深渊，而腐败分子之所以不能及时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为大家认可的陋习所掩蔽。另一方面，陋习的盛行也使得头脑清醒的好干部往往处境为难。明知这些是陋习，但是由于陋习已经成为惯例，已经为许多人所认可，又担心如果不按此办理，会给工作，甚至给个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以迎来送往为例。明代文人袁宏道在苏州任县令为那些繁文缛节和陈规陋习所苦恼。他所写下的一段文字，也许能表达如今有些地方下层干部的心态：“弟作令极备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征税）则仓老人，渝百姓则保山婆（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偿尽也矣。苦哉！毒哉！”“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阉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见证的是非，无形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无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注：《袁中朗文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第75、84、94页。）
类似的陋习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有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有些则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冒出来的。这些陋习使得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的许多成文的制度被架空扭曲，严重地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破除这些陋习，那么，作风建设也难以收到实效。因此，有必要把破除新旧陋习纳入作风建设的视野之中。
四、惯例研究与制度建设
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加强党风建设一靠制度，二靠教育。由于惯例处于成文的制度和个人的品格修养的中间地带，对于惯例的研究可以为制度建设和党风教育的研究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首先，讨论一下惯例研究与制度建设的关系。
惯例研究表明制度建设包括成文的制度的制订和惯例的形成这两个方面，成文的规章制度（包括建立新的规则和修订已经存在的规则）无疑是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一工作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样制定出来的规则，按照哈耶克的分类属于“设计的规则”(designed rules)，它是“人们经由刻意采纳或刻意修正而用来服务于那些明确且已知的目的的那些规则”（注：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社会正义的幻象》与《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07页。）。哈耶克认为，这些规则是规则结构中的“最高的一层，也是较薄的一层”（注：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社会正义的幻象》与《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07页。）。它往往只能适用于某个组织内部的人。哈耶克作为一个主张自发论的思想家对于“设计的规则”作用估价甚低，称之为“较薄的一层”。这是强调自觉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赞同的。但是，哈耶克对于设计的制度，设计的规则特征的描述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设计的制度或设计的规则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必须是刻意制定的。我们制定有关作风建设的制度和规则的时候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具体的目标。而具体目标的确定就需要有现实的针对性。这里对现存的各种惯例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就十分重要。尤其要摸准有哪些新的陋习？它的蔓延的程度和范围如何？还需要不断地了解情况，把握陋习的演变趋势，以便及时地有针对性地把不良的风气制止于萌发之初。
此外，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必须具体，尽量少留陋规形成的空间。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好东西，必须在各个环节上加以具体化。但是，民主集中制主要是处理上下级的垂直关系的。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带来的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以及社会生活重心的下移，各种横向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需要着力去研究和制定如何处理各部门、地方、单位之间的新的横向的交往关系，处理干部个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各种事务（如项目的审批，奖励的评审，资源与机会的分配等等）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和规范。只有主动地预先堵塞陋习得以形成的空间，才能改变制度建设中有些时候出现的被动局面。（如公款消费，常常是一个新的消费浪潮来临时，都会出现一个用公款来进行这种消费的高潮，然后由纪检部门制订规章，作出处理。）
惯例研究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必须处理好成文的“设计的制度”和规则同现有的惯例的关系。这里不仅要针对现存的陋习，而且要了解在党员与干部中，事实上存在的良好的惯例，包括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形成的惯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良好的惯例，使得所制定的制度和规则能够得到良好的惯例的支撑，增强其实效性。
此外，成文制度和规则制定出来之后，还有一个将成文的制度和规则如何化为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惯例的问题。这就是说，不仅要严格执行制度，严格地按照成文的规则来处理违反规则的人和事，更要在使制度和规则化为良好的惯例上，在化制度为习俗上，多下功夫。一旦制度和规则成为一种大家习惯于遵守的东西，成为大多数人的“制度化的头脑”，那么，好的风气就会形成，而且会对个人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五、惯例研究与作风教育
首先，就教育的内容来说，惯例的研究表明，规则意识的培养应当成为干部教育的一个起点，公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予以充分的重视。只有破除那种以超越规则为能，以超越规则为荣的观念，改变有些人重权变而轻规则，重惯例和成文规则的积习，才能提高遵守制度、遵守规则的自觉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弱点就是过分重视“私德”。梁启超曾经说过，“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然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新民说。论公德》）这是很有见地的。“私德”的特点是讲究对持不同身份的人要有不同的态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采用的是分殊主义的原则，轻视普遍的规则。而采用普遍主义原则，强调对普遍规则的尊重则是现代“公德”的特征。所以要确立规则意识就必须加强公德的教育。这应当成为作风教育的一个起点。象遵守规则、一视同仁、公私分明等看起来非常普通非常起码的要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讲究私德，轻视普遍规则的国家来说，如果真正做到了，也就会产生难以想象的积极效果。如果这类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也会落空。
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教育要收到实效，就要有针对性。具体地说，就是要切入到体现于行为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就需要解决对待负载不同的价值观的不同类型惯例的态度问题。所以需要将对各种惯例的分析，尤其是对新旧陋习的分析，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惯例本身包含了一种评价标准，一种对各种行为的价值观上的辩护。惯例作为“制度化的头脑”，就是一种深入于人们的头脑之中的，贯穿于行为之中的价值观念。然而又是人们往往并不自觉地意识到的东西的。只有切入到这些活生生的价值观问题，才能使价值观的教育收到实效。
其次，就教育的方法来说，惯例研究表明要处理好默会知识和条理性知识的关系。由于惯例是习得的，所以良好的惯例的养成和陋习的习得都是默会的。
陋习的破除也需要借助于默会知识(taclt Knowledge)。据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知识一般地可以区分为条理性知识和默会知识两种。前者主要是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后者则要回答怎么做的问题。由于怎样做的问题不是从道理上了解一些操作的规程就可以解决的。它是在实践中生活中习得的。往往是默会的。作风问题是做的问题，自然尤其需要默会知识。一般说来默会知识的获取需要实践经验的面对面手把手的个别传授，个别典范的直接的感染，环境的熏陶，借助于具体情景下的案例分析。这是一般的条理性的知识的传授所不能替代的。在道德教育方面，条理性的知识的传授主要是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说明什么是允许的、正当的，什么是不允许的、不正当的，以及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定等等。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的作风教育有待改进。现在的教育方式主要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正面的，讲理论，说道理，树典型，学榜样；一种是反面的，即警示教育。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但是惯例的研究表明还需要增加一些中间的环节：比如是否可以让大家静下心来，对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那些惯例一一加以反思。对各种自发形成的惯例尤其是陋习，作出分析。是否可以多做一些案例分析，帮助干部找出应对各种陋习的具体的办法。因为惯例一旦形成，具有对个人的制约力，处理起来相当困难，作为个人往往会处于两难的境地，有不少的苦衷，需要得到具体的指导，尤其需要掌握在具体的情景下如何处置这些两难问题的有效办法。此外，正式的规则与惯例（主要是一些陋习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似也应当成为案例分析教育的重点。
总之，无论干部学校的集中教育还是在日常的教育中，需要改变单纯传授明晰知识的格局。多在默会的层次上下功夫。也就是说要在环境的营造，小范围的公众舆论的形成，氛围的熏陶和传帮带上多下功夫。
第三，就教育的对象来说，惯例研究表明，既需要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也需要上下配合，共同努力。由于惯例所处置的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且涉及上下级之间，涉及不同的地区与部门之间，以及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干部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而惯例又是方方面面都默认的东西。既然是大家所默认的，所以各方面对于惯例的形成和维系都有责任。下级的干部，尤其是熟悉地方情况和惯例的干部，往往对新的领导有较大的影响。民众这一头对于一些惯例和陋习的维系也有相当大的作用。比如，反对开后门但遇事总是不放心，努力去找后门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是对不正之风是一种推力，而对作风好的干部又是一种压力。两者都使得陋习难以匡正。所以，既要强调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品德修养和垂范作用，同时，也需要重视对一般干部和民众的教育，以形成上下配合，共同努力的格局，来克服种种陋习，树立良好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