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中国转型_孙中山论文

论孙中山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中国转型_孙中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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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国的三巨人,当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世纪巨人,以独有的实践哲学影响了华夏九州,改造了当代中国,并且还将为新世纪中国的腾飞和昌盛予以重大的影响,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得到发扬光大!

一、三巨人的实践哲学惊人相似

世纪巨人的哲学思想,既是对前人哲学思想的继承,又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本世纪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是民族独立、民族振兴的带头人,是人民的领袖、民族的英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同,对中国的设计与改造、对帝国主义和封建殖民主义的认识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就是把中国改造成为强大的国家,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一个兴盛、有地位的民族,并且为之终身奋斗、不屈不挠,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献给祖国和人民。那么为什么三巨人有这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追求呢?通过研究发现,他们的实践哲学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深深植根于20世纪中国这片沃土才使得三巨人的思维和实践殊途同归。

(一)孙中山的实践哲学。第一,孙中山主张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为事实先于理论。他指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①]所以,“我们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著学者的言论”。[②]在他看来,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通过了千百年、千万人的实践,才由“不知而行”达到最后的“真知”。他讲到:“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③]第二,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少知到多知,从自发的知到自觉的知之过程,实践经验才能作为认识的起点。他讲到:“人类之进步,皆发韧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④]。他坚持“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⑤],指从实践的经验提高到理论认识,并指出社会各方面均不能脱离这一认识规律。孙中山的观点,是坚持行先知后,强调行易知难,自觉运用知行观即他的实践哲学来总结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无疑是一个很有见解的思想。第三,孙中山初步认识到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行是认识的目的。他明确指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⑥]。他认为,“不去行,便无法可以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到了以为学问没有用处,试问那一个还再情愿去求学呢?”[⑦]孙中山的上述论说中有两层含义:一是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行才能得到证明;另一层是求学问的目的,还在于对实际的行为有用处。当然,历史的局限,孙中山还不可能真正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不可能将此运用于社会实践中加以具体化,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二)毛泽东的实践哲学。一是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他指出:“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⑧]“只有亲身参加了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斗争,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的路程。”“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⑨]二是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既然人的正确认识来自实践,那么认识的深化,在于“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⑩]三是实践还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肯定地指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11),“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认为,人的主观认识正确与否,还得靠实践来证明。“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2),他还认为,真理的正确需要时间来检验,“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13)。可见,毛泽东的实践哲学已经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实践观,已比孙中山先生前进了一大步。

(三)邓小平同志的实践哲学。他坚持了毛泽东实践哲学的观点,并应用于社会实践即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首先,他强调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突出表现在他一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知行统一的科学原则,并用此指导改革开放。他明确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4)“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5)其二,他坚持正确的认识只能产生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任何领导者都不能忘记这一点。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6)他指出:“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7)“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8)其三,他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此运用于具体工作中。他坚定地指出:“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19)“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20)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对实践检验真理这一标准的认识深化,以及指导我们正确行动和实践指导的具体化。

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本世纪三巨人的实践哲学惊人地相似。其中也有差异:孙中山的实践哲学侧重于对自然界的理论认识,受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历史条件所限,较为朴素初浅,并有机械论的色彩,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仅刚刚起步。而毛泽东的实践哲学,已是科学的认识,是唯物辩证的实践哲学。邓小平的实践哲学,几乎都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富有哲理的、深邃的哲学概括。而正是这三巨人运用自己信奉的实践哲学,力图使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之邦,变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崭新国家。

二、三巨人改造中国的百年沧桑

当三巨人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救国志向之后,便运用自己的实践哲学之智慧,用毕生的精力去改造自己的国家,设计中华民族新的蓝图。

(一)孙中山对中国的设计与改造

孙中山的设计和改造,真可谓曲折坎坷。早年他上书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寄希望这位重臣向西方学习,改良政治,谋求民富国强。但幻想破灭了,孙中山意识到还得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之路。他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21)的主张。并对中国未来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的设计,在他的《建国方略》等著述中完整地作了阐释,并终身为之努力,尽管挫折再三,但矢志不变。晚年还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决心建立“以俄为师”的最新式的共和国。

在政权方面的设计,孙中山要建立“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的国家,也就是“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22),这是一个“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而已”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23)。

在经济方面的设计,孙中山主张国营经济为主,兼有其他经济成份。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前者以发展国营经济,即“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后者是以“耕者有其田”为核心,“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孙中山以为“我们现在革命,要效仿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而且还大声疾呼“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他指出:“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24)从中看到了他博采众长的宏大气魄和自信的民族精神。

在文化方面的设计,孙中山主张中西融合,各取所长:“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25)“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发扬吾国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26)

从上述设计看,应是一个较适合中国发展的方案,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未能成功,他的继承者又背叛了革命,因而他的设想便无法实行。

(二)毛泽东对中国的设计与改造

毛泽东同志投身革命、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后,便致力于对中国进行改造,他要使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此,毛泽东将这篇大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下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崭新中国。

首先,毛泽东用28年的时间去改造旧中国,着力写好上篇文章。他总结了中外革命的特点,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国情,分析了各阶级的构成,根据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突破了在城市首先获取成功、建立政权的做法,找到无产阶级力量不强大时的可靠同盟军——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成功了,得意之作就是实现了当初的设计,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使千百年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构想,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27)社会,政治上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的力量。……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28)。经济上,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子,要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也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村则“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29)文化上,他明确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0)

当上篇文章完成之后,毛泽东开始了下篇文章的构思,并着力去撰写。他认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应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无疑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他开始提出在苏联的帮助下,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完成过渡,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但是由于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焕发出空前高涨的热情,在抗美援朝的环境里,“一化三改造”三年便取得了成功。于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步伐要大大加快,原设计的一、二十年的过渡太长,可以结束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加速实现目标。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开始探讨研究,并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路线,也确立了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但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又使毛泽东改变了这一设计,中断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讨摸索。他认为,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1957年国内的反右斗争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革命,决不能忽视政治意义的阶级斗争。在他看来,1956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仅是经济上的革命,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还未真正意义上展开,必须进行深入的一场革命。由此,开始构建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31)而且要求全党对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逐步把矛盾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国际上要“反修防修”,要准备打仗等,错误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些理论与实践构想,又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结果弄得“天下大乱”,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邓小平对中国的设计与改造

邓小平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参与了毛泽东书写上篇文章的全过程,最后成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设计和改造,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博和契机,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是邓小平首先思考的问题。他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2)他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3),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比资本主义更好,人民生活水平更高,社会主义应该是富而绝非贫穷。小平同志概括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4)。因此,坚持社会主义,一方面要求体现本质,就要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摆脱贫困,大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体现这一点,就必须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另一方面,就是要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弊病,包括体制、机制加以革除。同时要实行对外开放。他认为:“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35)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小平同志认为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在初级阶段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分步分阶段进行,他设计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36)按照这个设计和努力,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1995年价格)折合成美元,在1995年达1.2万亿美元(人民币5.73万亿);到2010年达3.76万亿美元(人民币18.0万亿),到2050年达26.34万亿美元(人民币126万亿),虽然总量大,但人均也只有发达国家在本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不过,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将上一个大台阶。

总设计师不仅拿出了设计方案,也提出了改造的思路和办法:“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37)。并且把改革开放的基点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定在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个上面,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检验。从改革开放18年的实践来看,这一设计与改造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其效果也是举世公认,实实在在,生产力有较大较快的发展,保持18年年均增长10%的速度,全世界少有。综合国力得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实在的提高;中国的国际份量更加重大,1997年7月1日又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洗中国百年的“国耻”,得益于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得益于改革开放18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是铁的事实!真可谓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未来大文章的下篇,写得真是令人鼓舞、令人振奋、令人充满力量和信心百倍,并为我们留下新世纪的希望!

三、三巨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反思

一个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哲学的成就,是哲学给予实践指导的巨大成功。我们以为,本世纪中国三巨人用自己的实践哲学,对中国的改造,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又焕发出时代的生机。使亿万华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进入21世纪,并将迎来东方文明繁荣的新时代,这就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从理论上讲,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在把中国的哲学精华与时代特色统一起来,如同“实事求是”赋予了时代要求成为指导改造中国的思想指南和思想路线,尤其是邓小平还为之赋予了“解放思想”的内涵,使二者有机统一起来,达到了理论新高度、新境界。再如“知行合一”更赋予了重实践,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限循环,用实践检验认识、检验真理,并与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治国安邦的优劣之“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使哲学走向社会实践,为实践的社会意义,赋予了崭新的内涵。这笔精神财富,还重在把国外最新科技、社会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统一,尤其是毛泽东、邓小平,更是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解决了改造中国的上篇,邓小平解决了改造中国的下篇。尽管认识没有终结,理论思考还要发展,但是归根到底,找到了一条前进的路子,找出了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这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理论思考、理论建树、理论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从实践上讲,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国,没有先例、没有答案,只有执政党的自我探索。从孙中山的实践、毛泽东的实践、邓小平的实践中可以看到,顺乎时代潮流,顺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就能得到人民的赞同、人民的拥护,就可能有更大的作为,其事业就能蓬勃发展,就能让人民信服,使人民满意。这一历史事实,给后人的启示也在于此!

从三巨人的实践中,我们也时常在反思一个问题,执政党的思想精神,如何与新的时代要求有机统一起来,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哲学思维,如何同社会发展的客观意志、时代特征统一起来,成为新时代的精神之精华。并对前人的理论,以更新更高更好的总结与概括,并且不断在社会实践中求得更加丰富、更加伟大的前进和发展。这一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真可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确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定能带领我们把一个崭新的中国,带入新世纪,定能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定能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在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更好地发扬光大,使21世纪的中国更加辉煌!

注释:

①②③④⑤(12)(22)(23)(26)《孙中山选集》第702、705、145、185、185、261、507、507、84页。

⑥《民生主义》第二讲。

⑦《说知难行易》。

⑧⑨⑩《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一卷第263、264、272页。

(11)《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2页。

(1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单行本。

(14)(16)(17)(20)(32)(33)(34)(35)(36)(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258、382、28、116、311、373、224、226、117页。

(15)(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183页。

(1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1995年2月版第30页。

(21)《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49页。

(24)《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33页。

(25)《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20页。

(27)(28)(29)(30)《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二卷第672、677、678、698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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