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模式研究——中国经济起飞的新道路——中国、东亚、西方现代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论文,道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起飞，基于特殊国情和文化背景，必将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新模式，既不同于先发性与内源性突 出的西方模式，也不同于后发性与外源性突出的东亚周边模式。本文通 过“西方模式——东亚周边模式——中国特色模式”的现代化比较研究 ，概括总结出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之道的四大总体特征和十个具体特点 。中国之命运在于创新，在于融会东西方的综合创新，在于现代化起飞 之道的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
关键词现代化 经济起飞 西方模式 东亚模式 中国特色
现代化经济起飞，是否只有西方式的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中国现 代化是否只能走西方化道路？如果说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开创了新兴工业 化的东亚模式、东亚道路，那么中国现代化起飞，是否可以照搬现有的 东亚模式？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很笼统、很辽远，实际上却几乎时 时处处影响着我们，牵涉到我们的目标选择和道路选择。
纵观近千年、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极大的特殊 性，不仅与西方欧美国家有明显不同，而且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也有重 大差异。因而，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固然需要广泛借鉴东西方现代化 起飞的正反历史经验，但是却既不能机械移植现代化的西方模式，也不 能简单照搬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现有东亚模式。
中国现代化起飞，必需立足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开创富于时代 精神与民族特色的新道路、新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现 有东亚模式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本质上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1〕
一、经济起飞的两大类型
（一）经济起飞两大类型：近代工业化起飞和现代社会化起飞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社会近三千年的历史，看来有三种类型的经济起 飞：第一种类型，是古代文明化的经济起飞，深层实质是铁制金属工具 代替石器工具造成的古代生产力革命。发生时间大概在公元前500 年前 后。这次经济起飞的许多问题，尚缺少具体深入的研究，它和今天相距 较远，因而这里暂不论列。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发展，西方古希腊 文明的大繁荣，都有古代经济起飞的影子，这恐怕是难以否认的。第二 种类型，是近代工业化的经济起飞，实质上是以机械化、工业化代替手 工劳动、农耕经济，造成了近代生产力的大革命。这一过程起始于公元 1500年以后，特别是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起步之后，在19世纪西方达到 峰值期。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至今未能完成这一过程。第三种类型是现 代社会化的经济起飞，实质上是以社会化、信息化的历史趋势，超越近 代机械化、工业化，由此造成现代生产力上的大革命。这一过程肇始于 20世纪中后期，在公元2000年前后将处于方兴未艾之时。
古代东西方——中国与希腊的经济起飞，至今仍是世界历史上的难 解之谜。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鼎盛局面，为 什么会出现老子、孔子、孙子这样的智慧大师，像这类的问题至今没有 令人满意的回答。而20世纪西方哲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西方 的智慧》这两部巨著中，开门见山就提出了“古希腊崛起之谜”：“在 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脱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 起了。”〔2〕经济起飞论——生产力革命论， 或许是解开东西方古代 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这个问题，需要另外做出专门研究，这里暂且不 论。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区分近代世界历史以来的两种类型的经 济起飞——近代工业化的经济起飞和现代社会化的经济起飞？我认为， 类型是历史进化的阶梯，正如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应当区分“近代工业化 ”和“现代社会化”一样，在研究经济起飞过程中，也应当区分这样两 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起飞。二者虽然同样表现为经济起飞的历史现象，但 彼此之间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差异，这种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二）两类经济起飞的五点差异
（1）二者根据的是不同性质的生产力革命：近代工业化经济起飞 ，依据的是牛顿经典物理学引起的近代工业生产力革命；现代社会化经 济起飞，依据的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先兆的20世纪科技革命造成的现 代全球性的生产力革命。
（2）二者超越的传统经济、 传统生产力形态也不同：近代工业化 起飞，超越的是古代手工劳动、农业自然经济；现代社会化经济起飞， 超越的却是近代机械化、工业化的生产力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3）二者的本质特征也有所不同：近代工业化经济起飞， 本质特 征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机械化、工业化，主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硬 件的大变化；现代社会化经济起飞，本质特征则是整个社会生产的社会 化、信息化，社会交往的普遍化、全球化，主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社 会软件的大变化，社会中介系统的大变化。
（4）二者在世界历史上的时间也不同：近代工业化经济起飞， 酝 酿于1500年之后，兴起于1750年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之后，在19世纪西 方达到高峰；现代社会化经济起飞，则酝酿于20世纪前期，在20世纪中 后期初见端倪，勃兴于公元2000年前后。
（5）二者在带头产业和产业结构上也有重大差异：近代工业化经 济起飞，带头产业首先是交通运输，能源动力工业，轻纺工业，钢铁等 原材料工业、机器制造业，产业结构上突出基础工业；现代社会化经济 起飞，带头产业首先是科技产业、电子工业，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 等，产业结构上突出的是高科技带头的第三产业。
二、经济起飞道路的东西差异
（一）经济起飞：唯一模式还是多样道路？
东西方各国的经济起飞，既有作为普遍规律的共性之点，又有作为 民族特点的个性特征；因而既可以作为科学抽象，提炼出一种普遍性的 经济起飞模式，又应注意到这个理论模式、共同模式的相对性，承认在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经济起飞的多样道路，乃至多样化模式；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典型的东西方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发展中国家，经济 起飞具有相当鲜明的不同特点，构成了东西方走向现代化经济起飞的两 种不同模式、两条不同道路。在这里，我们把大西洋沿岸的英国、美国 、德国、法国这四个国家，作为西方经济起飞道路的典型；而把太平洋 此岸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作为东方现代化经济起飞的典型（这里必需 郑重申明，中国的台湾、香港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东西方经济起飞的两条不同道路，具有显著不同的历史特点。
（二）西方现代化起飞道路的四大特征
西方经济起飞道路，具有相当明显的四大典型特征：
先发制人——西方国家的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的启动初期大大 早于东方国家，大约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近代文艺复兴和近代商业 革命就已经初见端倪，1750年以后起步的英国工业革命，首开经济起飞 的历史纪录，接着连锁反应式地扩展到法国、德国、美国，以19世纪为 主，实现了近代工业化的经济起飞，现代社会化的经济起飞也同样早于 东方国家。
一分为二——西方的近代工业化经济起飞与现代社会化的经济起飞 ，不是连续性一次性过程。前者肇始于1750年英国产业革命之后，后者 肇始于1950年前后起步的科技革命之后，二者历史起点前相距近200 年 之久。因而这两种历史类型的经济起飞，在西方国家中往往表现为前后 相继、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过程，前者为后者事先奠定了坚实 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后者则使前者走向劳动社会化、科技产业化、交 往普遍化的更高飞跃。
内因为主——西方经济起飞的过程虽然也借助于外部因素，特别是 国际市场和对外殖民这两大支柱；但比较而言，更为突出的还是内因为 主，充分利用自身内在发展势头为主，外部因素多处于从属地位、辅助 地位，是经济起飞助跑之轮；但原始发动机，却还在西方社会内部。
自然过程——西方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固然是明显加速的短暂 过程，但走向经济起飞的道路本质上是一种长期渐进、自然而然、水到 渠成、瓜熟蒂落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延续了上百年、几百年，乃 至近千年的时间。西方怎样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怎样走出封建主 义、走向资本主义？这是战后当代西方史学界众说纷纭的一大重点问题 。〔3〕我认为这是一个长达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自然历史过程， 不 过其中有三个起关键作用的历史关节点：第一个关节点是公元1000年之 后，西方开始萌芽的城市革命，自治城市是近代市场经济走向崛起的历 史原点；第二个关节点是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近代商业革命和文艺复 兴运动，这是两个主动轮起牵引作用；第三个关节点是1750年以后英法 首先开始的近代工业革命和近代政治革命，这是经济起飞的两个翅膀， 确立资本主义的两大支点。正是以这种自然历史进程为基础，才有经济 起飞的飞跃过程。
（三）东方现代化起飞之路的四大特征
东方经济起飞的道路，则与西方道路形成鲜明对照，具有相当明显 的另外四大特征：
后起之秀——东方经济起飞的时间，比西方要晚上百年乃至近二百 年之久。19世纪中后期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的经济起飞，在东方世界是 个例外，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是20世纪60—80年代基本实现的，中国 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经济起飞是1980年以后开始的，至今仍在这个过程之 中。这意味着，在西方已经率先实现近代化、现代化经济起飞，已经占 领大部分世界市场的不利条件下，东方才迟迟开始了经济起飞过程。但 这不意味着，东方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相反，“历史的 老祖母是特别偏爱老疙瘩的”〔4〕， 东方完全有可能变后发劣势为后 发优势，别开生面，奋起直追，后来居上。
合二而一——不像典型的西方国家那样，把近代工业化经济起飞和 现代社会化经济起飞，作为中间相隔几十年乃至一百年、二百年的两个 历史过程来完成，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二而一，两步并做一步走，大大 缩短了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在近代工业化有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 但是远未根本完成的历史前提下，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合成一步走，一 气呵成地基本实现近现代化的经济起飞。这是后起的东方道路，也是后 来居上的历史捷径。
外因突出——在东方现代化经济起飞过程中，内因同样是根据，是 根本；但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显著特征是，外部因素、西方影响、先行起 飞国家的压力作用和示范作用，都显得极为突出。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经 济起飞，对东方发展中国家起了示范性的引力作用；西方国家的殖民主 义政策把东方民族置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境地，成了迫使他们加 速推进现代化经济起飞的强大压力；西方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技术 输出，既是分解力量又是化合力量，既是掠夺力量又是推动力量；借助 西方的文明成果、历史经验、资金技术、人力智力，则是东方实现现代 化经济起飞的历史必由之路，必不可少的巨大动力。或者是被西方先行 起飞的强大压力压垮，或者是变外部压力为内在动力——这是东方现代 化起飞之路必需作出的历史抉择，也是考验东方智慧的斯芬克斯之谜。
爆发迅猛——由于东方发展中国家，是在内部势能积蓄几百年的受 压抑态势下，在比西方落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前提下，奋起直追 式地实现现代化经济起飞，这种情况多少有点像火山式的爆发性。这种 历史特征决定了东方现代化的突发性和机遇性，内部长期积蓄势能，然 后抓住某种内外契机，利用国际环境，抓住历史时机，一发而不可收地 实现现代化经济起飞。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就使东方现代化经济起飞， 往往比起西方起飞进程来说，时间更短，速度更高，发展更猛，矛盾更 多。因此，国家权力对经济起飞的加力杠杆作用，宏观协调作用，东方 远比西方突出得多。“更快，更高，更强”，不仅是国际奥林匹克体育 大赛的原则，也是东西方经济起飞中的竞赛原则，并且需要加上“更优 化，更持久，更和谐”。
三、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新道路
在控寻中国经济起飞之路时，我们应当从理论思维高度，把握这三 个层次的现代化起飞规律，努力做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普遍回归到 个别：世界历史中东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共性；东西方现代化起飞道 路的特殊性；中国现代化起飞道路的个性。
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道路，之所以表现出鲜明个性，其深刻的客观 根据，首先在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既与西方国家有显著区别，又与东 亚周边国家有微妙差异。
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不同于一般西方国家的四大特征：
第一，是国家特别大，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突出；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又相当落后；中国生产力结构是“现代——近代 ——古代——原始”生产力的“四世同堂”；而社会经济结构则如五层 阶梯，“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 义经济——个体经济”。
第二，是人口特别多，尤其是农民特别多，至今仍是个“九亿农民 、三亿市民”的农民国家；其中1 亿农民在改革开放中走向半农半工半 商状态，另外8亿基本上还是农民的汪洋大海； 而全国每年仅新增就业 人口就是1000万到1400万，几乎相当于西方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第三，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是相对独立发展的，走着独特道路；西方文明的深层核心观念是个 人本位论和外在主体性，而中国文明的深层核心观念却是家国本位论和 内省主体性；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上的这种深刻 差异，必将影响到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
第四，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公民 个人”这三个层次的相互分化、独立发展，很不充分；国家权力的作用 长期以来高度膨胀，社会功能几乎是包罗万象的，怎样以市场经济为依 托，使市民社会、独立个人健康发育起来，是一大迫切任务。
中国大陆的基本国情，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相比，既有共性，又有 独具特色的四大个性：
第一，历史上更发达。中国长期处于东方文明的核心地带，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在古代更呈现出早熟形态，东方特点显得更为典型，古代封 建主义发育得更为完备，东方传统文明更加根深蒂固，中国社会内部的 近代化萌芽也萌发最早、最为发达。
第二，国家更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独立性更为突出，自然资源 在总量和品种上更为丰富，地区差异性与发展不平衡性更加明显，国内 市场的内在动力效应更为突出，与东亚某些国家或地区对国外资源、国 际市场的依赖性，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人口更多，特别是农民更多。自改革开放后，尽管已有1 亿 农民卷入城市化、工业化大潮，但传统农业、传统农民还是大头，这是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没有遇到过的大难题。
第四，体制更特殊。新中国以新民主主义为桥梁，走上了社会主义 道路；1957年——1978年这20来年间，一度照搬了苏联僵化模式，形成 了国家垄断、排斥市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近 20年间，逐步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与东亚特色的儒家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基本体 制，这种区别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
正是以这种独具特色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国情背景 为依据，中国现代化势必开辟一条别开生面的新道路，既区别于西方现 代化模式，又区别于东亚周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与内源先发型的现代化西方模式所具有的四大历史特征和外源后发 型的现代化东亚周边模式所具有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四大历史特征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现代化新道路本质特征是“内外综合，大器晚成” 。中国现代化新道路、新模式，具有别具一格的四大历史特征，“萌芽 超前——起飞滞后——厚积薄发——持续长久”。与迄今为止的东西方 国家的现代化相比，“萌芽最早——曲折最多——势头最大——持续最 久”，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四大总体特征。
萌芽超前——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酝酿准备过程的最初历史原点，应 当追根溯源到公元1000年前后的宋代，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近代商业革命 的最初先兆，近代重商主义政策革命的最初先兆，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 最初先兆，近代文化革命的最初先兆，因而可谓“萌芽最早”。
起飞滞后——从1000年到2000年这上下千年之间，特别是在“1000 年前后的宋代——1500年前后的明代中期——1750年前后的‘康乾盛世 ’——1840年的鸦片战争——1937年的日本侵华战争——1957年以后的 大折腾”这六大历史关节点上，中国先后六次失掉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 机遇，经济起飞严重滞后，因而可谓“曲折最多”。
厚积薄发——中国现代化是跨越19、20、21 三个世纪的大主题， 20世纪前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救国论——20世纪中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 建国论——20世纪后期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国富民论，一步一步 地造成了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中国大势，中华民族正以开创历史记录 的发展速度，迎接21世纪的巨龙腾飞，因而可谓“势头最大”。
持续长久——从1980年到2010年，乃至2020年，这三四十年间中国 国情一大特点，正是经济起飞，这是现代化的关键期，临界期，只要指 导思想的方略得当，完全有可能使中国经济起飞期延长到三四十年，大 大突破通常起飞期只有20来年的东西方历史惯例，因而可谓“持续最长 ”。
如果我们把理论思维的思想焦点，进一步对准当前面临的现代化关 键期——经济起飞期，深入进行具体分析，那么可以进而揭示中国经济 起飞之路的十大特色：
（一）起飞时间的延宕性——从起飞时间上看，中国现代化经济起 飞之路，显然不具备西方经济起飞道路的早发性，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 为东亚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道路的后发性，其特殊个性在于萌芽在 先、完成滞后、一再延误的延宕性，甚至可以说是“六次失机，延宕千 年”。
（二）起飞开始的突兀性——“先助跑、后起飞”，中间没有间断 性，这是东西方经济起飞的一般规律；中国50年代前期进入了经济起飞 助跑期，而1957——1978年这20年间出现了一个间隔期，在十年动乱、 两年徘徊之后，急速开始了改革开放、经济起飞；这就造成了中国经济 起飞起点上的一个独特矛盾，有长期酝酿、间隔发展的长期准备过程， 但又缺少一个渐进加速、直接铺垫的助跑期，表现为一种突兀而来的迅 速启动。
（三）三大转型的综合性——经济体制的革新本来应当是助跑阶段 的历史任务，中国因缺少一个直接的助跑期，因而以世界历史、世界文 明的新型期为广阔背景，“体制转轨关键期——经济发展起飞期——社 会现代化临界期”，这三大转型奇特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经 济起飞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综合性。
（四）两次起飞的合一性——从世界历史高度来看，“近代工业化 起飞”和“现代社会化起飞”是间隔几百年的两大历史过程；中国经济 起飞之路的显著特点，是把两次起飞合为一次完成，两步并做一步走； 也就是说，中国是在没有真正完成近代工业化起飞的历史前提下，借助 于现代科技革命的全球浪潮，世界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和后发现代化的历 史优势，直接开始了现代社会化的起飞过程，而把近代工业化的历史任 务作为一个必要环节，包含到自身之中。
（五）起飞过程的迅猛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现代 化发展趋势，长期酝酿，多次受阻，人们要求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要 求备受压抑，因而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势头迅猛异常，1978——1995年 这近20年间发展速度，为每年平均9.4%，90年代头5年更达到11%，中 国一下子成了发展速度最快、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六）各种矛盾的集中性——两次起飞的二合一，体制转轨关键期 、经济发展起飞期、社会现代化临界期的三合一，起飞过程的特别迅猛 性，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各种矛盾表现得特别丰富，特 别集中，特别复杂，特别深刻，有些时候有些矛盾还表现得特别尖锐， 特别突出，这就要求我们以系统辩证法、大成智慧学，统筹全局，化解 矛盾，协调好各种关系和方方面面的利益。
（七）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中国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 经济起飞的制度保证的，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新型体制，与苏联传统计 划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东亚周边国 家的儒家资本主义模式，都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差异，因而需要我们以勇 于探索的历史首创精神，做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的理论创新和制 度创新。
（八）起飞过程的不平衡性——任何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会 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中国巨龙起舞的特点，在于“东部龙头——中 部龙身——西部龙尾”的不平衡性，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长久、特别 深刻、特别尖锐；必需采取一系列特殊对策、统筹解决，防止地区割据 、诸侯经济、两极分化、社会不稳，逐步做到“承认不平衡，利用不平 衡，控制不平衡，缩小不平衡”，把不平衡性转化为持续起飞的动力源 泉。
（九）起飞过程的持续性——一般说来，任何国家经济起飞，都至 少需要长达几十年的持续发展，起飞关键期在20年上下，起飞全过程则 需60年左右；中国经济起飞由于存在着低起点与高目标的深层矛盾，又 加上没助跑就起飞的特殊矛盾，因而更需要体现出发展的持续性、阶段 性、长期性、不间断性；中国经济起飞从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到 2000年就是20年，达到东西方起飞持续时间的一般尺度；看来中国起飞 势头至少可持续到2010年，超出东西方一般尺度；如果方略得当，中国 经济起飞势头完全可能持续到2020年，创造世界经济起飞史上持续40年 的最高纪录；而中国经济起飞全过程，则可能延续到21世纪末，使起飞 全过程持续100来年，也创一个持续最长的世界纪录。
（十）中央政权的主导性——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由于各种矛盾特 别集中突出，而市场体系又发育很不规范，因而中国特别需要充分发挥 国家权力，尤其是中央权力的主导规范作用、综合平衡作用、宏观调控 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特征，就是宏观调控的市场，本质 上也就是国家指导下的市场，或者说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为此需 要解决国家主体性的重新塑造问题，国家权力的人民监督问题，防止滥 用权力、以权谋私、官商一体、官僚腐败的问题。
上述方方面面汇总到一起，就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起飞的新道路、新 模式。中国经济起飞新道路，实质上意味着，好像实行一种神奇梦幻式 的缩地之术，中国将在短短的三五十年内，走完西方国家近二三百年里 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的历史进程。这对中国人的历史智慧、政治智 慧、哲学智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呼唤着融会东西的大智慧、新智慧 、活智慧。让中华腾飞，展开理论思维的翅膀，哲学智慧的翅膀，创新 精神的翅膀！
四、中国之命运在于创新
“把综合创新之道，作为自强不息之道”——这是中华民族做出的 历史抉择，更是当代科技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必由之路。中国在 改革开放、经济起飞过程中，将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广泛借鉴东西方现 代化先行国家的正反历史经验。但借鉴不等于照搬，借鉴是为了创新。 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必将开创既不 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东亚周边模式的新道路、新模式。从世界历史 、世界文明新型期的全球史观来看，中国现代化起飞之道，将不仅为世 界现代化提供一种新模式，开辟一条新道路，而且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型文明。这种持续发展的新型文明，将认真吸取西方现代化中造 成人类困境的历史教训，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 自我发展中的身心和谐。中国现代化起飞，是在融会东西文明基础上的 综合创新。这就从根本上驳斥了美国学者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说 明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不是冲突对抗，而是多元文明的交流撞击 ，综合创新。遥望21世纪的世界历史、世界文明，主导趋势既不是西方 压倒东方的西方化，也不是东方压倒西方的东方化。世界大潮的主要潮 头，是东西文明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创造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新 型文明，世界性与民族性共荣的现代新型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 文明，将为21世纪春色满园的世界文明增添一枝春意盎然的红杏。
中国古代文明的现代化，将以综合创新、大器晚成之道，融入世界 文明的崭新形态。老子之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器晚成：“大方无 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5〕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中国命运的哲学写照， 中国之 道的哲学预言。纵观世界文明的历史长河，特别是着眼于东西方历史道 路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说：中华文明表现为三大历史形态，使中国的 历史命运经历了“两头高、中间低”，曲折发展的历史命运。中国文明 古代形态的典型特征是早熟形态，因而在古代世界历史上写下了辉煌一 页，形成了与古希腊文明双峰并峙的历史格局；中国文明近代形态的典 型特点是滞后形态，因而在世界近代历史上，特别是在1750——1950年 这二百年间严重落伍；中国文明现代形态的典型特征是大器晚成形态， 尽管中国近代化是萌芽超前、起飞滞后的，但综合创新的后发优势，却 完全可能使中国现代化起飞表现出势头最大、持续最久的发展前景，中 华民族定将从古代辉煌、近代落伍走向现代复兴！
注释：
〔1〕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2〕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上册第29页， 并参见《西方的智慧》开头。
〔3〕参见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 劳特里奇父子公司出 版，1946年；希尔顿主编：《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伦敦新左 派丛书，1976年；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8年 ；沈汉等，《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南京大学出 版社，1993年，第1—20页。
〔4〕“老疙瘩”是中国东北的民间土语， 指最晚出生的最小子女 。
〔5〕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出版社，1987年，第271－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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