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一些目录学研究者要比我们的图书馆学同行自信得多，他们总觉得自己脚下的路平 坦而笔直，辉煌再辉煌，高潮接高潮。实际上，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这是科学活动领域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可喜的是世纪末，在凯歌声中，个别目录学研究者还能够以冷静的头脑，理性地审视当代 目录学研究的现状，看到“不足”和“局限”[1]，指出目录学理论研究和目录工作实践的 “巨大脱节”和“严重割裂”[2]，“方法匮乏”和“领域狭窄”等问题[3]。
彭斐章先生所说的“局限”，指中西目录学的冲突与交融未能很好解决，对此可另作专题 研究；张洪元同志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倒是一个重要问题。正像彭斐章先生早就指 出的：“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无论是忽视实践的理论，还是忽视理论 的实践，都只会阻碍目录学健康发展。”[4]目录学是目录工作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目 录工作实践是目录学的社会基础和生命。离开实践，目录学就失去了“源头活水”，知识之 川就会枯竭。当然，理论和实践同行而不一定同步。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时前时后 是常有的。但是像张文所说的目录学理论的先进和落后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脱节”，出现 了“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理论研究者不满意实践现状，实践工作者不满意理论研究超前”的矛 盾，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认真的对待了。
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不明白：目前到底是目录学理论研究没有找准自己的实践，还是实践 太落后？换句话说，是理论偏离了实践，还是实践落后于理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当前目录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当前目录学实践活动 的 主流是什么？二者是否相吻合？
能够代表我国当前目录学理论研究水平的著作，在80年代有武大和北大图书馆学系的《目 录学概论》和彭斐章等的《目录学》；在90年代有彭斐章等《书目情报需求和服务研究》， 朱天俊等《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郑建明《当代目录学》、柯平《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 》和《文献目录学》、刘国华《书目控制与书目学》、彭斐章等《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 》等。
《目录学概论》是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目录学教材，全面总结了解放前后目录学研究 的成果，在当时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比较实用的教科书。由于课程的分工，此书没有介绍 图书馆目录和图书分类的问题，只是把联合目录作为书本式目录的一个类型写入此书。自此 之后，目录学与图书馆工作开始有了一定的距离。
在这之后，目录学研究开始关注新技术革命对目录工作的影响、目录工作的管理特别是标 准化问题、书目服务问题[5]。但是计算机技术在目录工作中的应用和标准化的实践主要在 图书馆、情报所，而目录学要研究目录工作现代化、标准化和书目情报服务，就不能不讲图 书 馆的目录工作，就这样在《目录学》教材中才在自动化、标准化、书目情报服务三章涉及 到了图书馆。
那时的目录学界也在提倡联系实际，讲究致用。但其思想观念中的实践只是图书情报出版 发行部门和社会上的书本式目录索引文摘工作[6]，只要看看当时的一些论文和教科书中“ 书目类型”的章节就很清楚了。这时的一些研究者也曾提醒目录学理论研究不要走向空谈， 讲求致用，重视与图书馆目录工作的联系。但他们所倡导的也只是与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的联 系，而不是编目部[7]。不过，当时在我国书本目录工作蒸蒸日上，国家书目、联合目录、 专题目录、推荐书目及各种索引、文摘书刊的编纂，如雨后春笋，急需目录学知识的指导， 目录学研究尚有用武之地，目录学与实践的联系还显得较为紧密，与图书馆目录工作的脱离 还没有使目录学现出尴尬。
到了90年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首先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图书馆的采、分、编、流实 现了计算机管理，文献检索也由单机检索、批量检索发展到联机检索，而后进入网络检索阶 段；馆藏数据库建设代替了卡片目录印制，OPAC取代了目录柜。其次，数据库的兴起和市场 经济体制的双重挑战，使书本式目录、索引的编撰出版大大减少；80年代初讨论得轰轰烈烈 的我国检索刊物体系建设，到80年代末慢慢萎缩，所剩无几[8]。其三，80年代根据文化部 、教育部颁发的《条例》和《规程》建立起来的省市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书目部（或书目 参考部）先后改名为信息服务部（或情报服务部）[9]。虽然信息服务部的咨询服务工作仍在使 用已有的和新编的书目索引，但都把购买磁盘、光盘数据库作为发展的方向，到90年代中后 期，多数省市图书馆和稍具规模的高校图书馆都引进了清华版《全文期刊数据库》、与美国 Dialog、OCLC联机、并且通过校园网与Cernet、Internet连接，实现了网络检索。也就是说 ，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在逐步成为图书馆提供信息服务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
网络信息资源实际上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各个网站上的以磁盘、光盘、硬盘存储的数字化文 献或非文献信息的数据库，由于整个网络系统基本上是一个无人管理的自由开放的庞大虚拟 空间，网上信息急剧增长，查找相关信息越来越困难。于是网上信息二次组织工具应运而生 。这就是越来越多各具特色的搜索引擎、网络资源目录。
数据库是计算机可读的数字化的信息集合，按其内容可以分为目录型（书目、索引、文摘型 ）、事实型、全文型和混合型。既使是事实型和全文型数据库也都附有分类的、主题的或时 序的检索系统，具有查找检索功能。所以总的来看，数据库具有传统目录索引的基本特征和 功能，正如张琪玉先生所断言：“数据库就是信息时代的索引”[10]。
关于数据库是目录，还是索引、文摘的认识，不必太绝对化，正像过去我们对书与刊、刊 与报、目录与索引的严格界定非常困难一样。数据库里有目录，也有索引和文摘，属于目录 类的，有国家书目、出版目录、图书馆目录，也有各种专题目录，所以，张琪玉先生的话也 可以改为：“数据库就是信息时代的目录索引。”
90年代研制成功的WWW是“建立在超文本、超媒体技术基础之上的，集文本、图形、图象、 声音为一体的，并以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展现和提供信息的网络资源形式”。在短短几年中 ，已成为因特网上的最主要最常见的网络资源形式。web资源使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和共 享成为可能。但它的无限、无序、缺乏统一组织管理，又给利用带来困难，于是人们研 制出了重新组织网上信息资源的检索工具。
web资源的检索工具分三个类型：网络资源目录、搜索引擎、多元搜索引擎。
网络目录，又称分类站点目录、专题目录、或主题指南、站点导航系统等，“它是由网络 开发者将网络资源收集后，以某种分类进行组织整理，并和检索方法集成在一起的信息查询 方式”[12]。网络目录的结构是以体系分类法展开的等级结构，与传统目录的结构在逻辑上 是相同的。西文的Yahoo，中文的搜狐(Sohu)就是典型的网络目录。
搜索引擎“是一种利用网络自动搜索技术，对因特网各种资源进行标引，并为检索者提供 检索的工具”[13]。搜索引擎的最基本的自动搜索和标引功能是由自动索引智能软件（如Rob ats、Spiders、Worm等）完成的。然后给搜索标引得来信息建立信息索引系统。搜索引擎除 具有一般索引的检索功能外，还具有自然语言检索、多语种检索、区分大小写字母检索等特 殊功能。正如潘树广所说，“其实它们就是因特网上的索引”[14]。
至于多元搜索引擎，只不过是将多个搜索引擎捆绑在一起，并提供一个统一的检索界面而 已。多元搜索引擎又可分为引擎目录和多元搜索引擎。前者相当于书本式的目录之目录、索 引之目录。
既然数据库、搜索引擎等是信息时代的目录索引，是网络资源的检索工具，所以数据库建 设、搜索引擎的研制和开发，以及利用这些工具所进行的信息服务，就成为当代目录工作实 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发展方向，并且日渐成为当代目录工作的主流；关于数据库、搜索引擎 的理论、方法、技术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网络信息目录 控制日见成为当代目录工作活动的主体，也正是当代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是普 通目录学著作介绍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根据这一认识检阅近年出版的目录学著作，考察今日的目录学理论研究，不能不承认：“ 与实践脱节”的目录学，不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而是理论落后于实践。
1993年朱天俊先生出版了《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本书的特点，正如《前言》第一段所 述：“目录学是致用之学，有着广泛的应用范围。”“考虑到课程间的联系，本书着重研究 与总结古今整理与编纂文献的经验”[15]。所以作者完全摒弃术语的辩证、蹈空的大论；理 论虽然单薄，却比较的实用。特别是此书像《目录学》教材那样，在第二章写了“时代特点 ”、“民族特点”，在第九章写了“文献编纂中计算机的应用”，使本书颇能紧跟时代。由 于本书撰写于90年代初而未能将数据库的问题加以阐述，是可以理解的[15]。
1994年出版的郑建明的《当代目录学》是第一部全面阐释“当代目录学”这一概念的专著 ，对“文革”后20年的目录学研究的系统总结和对“引文信息的开发与利用”、“书目信息 事业产业化”的论述，使本书颇具新意。但是也未能增加数据库建设、搜索引擎的开发，显 得未能紧扣当代目录工作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本书在书目类型的介绍中摒除了联合目录，也 摒除了已写进《目录学》中的目录工作的自动化，似有意不涉足图书馆目录活动，更加拉开 了与图书馆的距离[16]。
1996年柯平出版了《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17]，并于1998年出版了概论目录学诸问题 的教科书《文献目录学》[18]。前者是专门研究“书目情报系统”的专著。其思想之活跃、 认识之深刻、逻辑之严密曾获得大家的好评。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目录学理论研究领域最好 的著作。书中对“书目情报系统现代化趋势”和“我国书目情报系统建设路向”的探讨均有 可取之处，对“未来的展望”中颇多可喜的见解，但也不可讳言，还是有些“天马行空”的 感觉。之后，他把有关研究成果写进了《文献目录学》教材。其中“书目控制”、“文献数 据库”、“书目情报系统”三章为当代目录学教科书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文献数据库 ”和“联机检索系统”、“光盘检索系统”的介绍，使目录学研究更贴近电子信息目录活动 。但是此书还没有涉及网络信息检索工具——搜索引擎的问题，也未能更清晰地表述当代目 录学理论与当代网络信息目录控制的紧密联系这一最重要的时代特点。
1997年刘国华出版了其《书目控制与书目学》。对20多年来目录学研究，特别是书目控制 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目录学知识框架，值得肯定。 至于一些人是否同意其观点，自当别论。可喜的是，本书第七章第一节介绍了“出版发行目 录”、“国家档案目录报导体系”，为往书所未有，可惜对档案目录体系的介绍过于简略； 第二节介绍了“中国NBC、NSBC标准化、自动化”，其中在“自动化”“发展现状”中介绍 了机读目录格式、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建设及联机检索、网络建设、出版发行BC自动化 等方面的进展，并对“BC自动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该书材料丰富，论述全面，但论 辨和综述多于创新。特别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以“书目控制”为中心的著述，却未能研究介绍 网络信息目录控制和网络资源检索工具——网络目录和搜索引擎的理论和技术问题[19]。
彭斐章先生从80年代末起就多次得到国家级课题，在国家科研经费的支持下，率领一批博 硕研究生开展了长达10多年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先后出版了《书目情报需求与 服务研究》（1990年）、《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996年）、《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 织》（2000年）等著作。
1990年出版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一书，最突出的贡献是“文献情报需求调查与 分析”，通过对700名情报用户的调查、获得了第一手数据，为读者服务的研究和工作的开 展提供了可靠根据，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一次突破。但是本书的立足点仍是书本式目录索引工 作，对书目情报服务的现代化、联机检索服务、光盘检索服务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
10年之后出版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就太不相同了，虽然书名只换了两个字，内 容却丰富得多，新颖得多！本书把传统目录学知识和近20年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统统纳入 “书目情报”这一概念体系之中，成为“书目情报派”目录学研究的总结性、代表性著作。 本书不仅对“书目情报语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将“文献揭示”、“书目索引编纂 ”等都冠以“书目情报……原理”，而且在第四章的第四、五节探讨了“数字技术对书目情 报服务发展的影响”，“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服务策略”，第七章第二节介绍了“书目情 报数据库”的一些情况，表现出利用网络信息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意向。但是本书未能像对 待书目、索引、文摘、综述那样，把数据库、网络目录和搜索引擎等也上升到“理论”的高 度，研究和介绍其结构、功能、编纂“原理”，因而显得其在“书目情报体系”中无足轻重 ，在目录学理论体系中尚未占一席之地；更没有明确指出，数据库、网络目录、搜索引擎、 学科导航等是信息时代的目录索引，网络信息的目录控制是目录工作的新阶段，是现阶段目 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与当代目录学理论相对应的主要实践活动领域[21]。
自从朱天俊先生再次强调“目录学是致用之学”之后，目录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专著和论文 几乎都会提到“致用”二字，有的还反复论证理论如何联系实践。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我们 的许多理论又脱离了实践呢？
首先我们仍然认为是课程设置造成的影响。与图书馆实际工作联系密切的图书分类学、文 献编目学、参考咨询学、工具书学、文献检索与利用、古籍编目等都有了独立开设的课程， 为了避免重复，目录学课程只好“让贤”，仅围绕书本式目录做文章。久而久之，目录学就 失去了图书馆这块“风水宝地”。
长期以来，目录学赖以存在的书本式目录工作实践活动，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发生 了重大变化。书本式书目索引的编纂出版日见萎缩，而我们的一些研究者由于知识和技术的 局限而固守原来的阵地，而对数字化的数据库，控制网络信息的目录工具网络目录、搜索引 擎的关注较为稀少或较迟缓。
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无异是重要的，但是在目录学这支研究队伍中，理论研究热还是超过 了对方法、技术的研究，某些理论的阐释“越拔越高”[20]，“拔高”岂能不脱离实践。
古代和近现代许多目录学著作有丰富的目录工作实践经验，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于实践有 益 的理论。而今许多目录学者从未参加过图书情报实际工作，从未从事过书目索引的编纂和书 目服务，更没有直接从事图书馆计算机编目、网络信息资源检索工具的开发和网络信息服务 工作，缺乏对目录工作的实践，特别是现代化网络目录工作的真情实感，难以产生努力掌握 和改进现代目录工作方法和技术的迫切需求。
总之，目录工作实践活动已进入网络信息目录控制的新阶段（当然书本式目录工作还会长期 存在，切莫误解！），目录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尽快转移到网络信息目录工作及其检索工具上来 。目录学研究者应该积极参预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开发和利用这一庞大的世纪工程，找准自 己的活动领域，真正把目录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网络目录学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