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刻有“三国演义”的版本是在国家图书馆找到的_三国演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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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最早刊本和罗贯中原作的说法有三个疑点

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的不朽杰作,问世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从学术角度看,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有不少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重新认识。如《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作者,中国文学史似乎已有定论,亦即认为罗贯中是该书的作者,其成书时间在元末明初,而该书的最早刻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由张尚德主持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明清两代的30多种《三国演义》的不同刻本都是由嘉靖壬午本而来的。

但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实际?推敲起来,恐怕有不少疑问。

其一、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在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有记载,却根本没有提到他创作《三国演义》等小说的事。到了200年后的明中叶(有学者推断罗贯中是在1329年前后创作《三国演义》的,而嘉靖本的出版是在1522年)《三国演义》才刊刻出版。近200年的时间里,居然看不到任何关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记载,这显然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其二、在罗贯中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时还没有长篇小说出现,也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罗贯中是怎样伟大的天才,能凭空创作出这样一部不朽的杰作来?这恐怕也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

其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前面有一篇蒋大器的序,该序是最早谈到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但序却有两处硬伤,一是把罗贯中的籍贯“太原”误说成了“东原”;二是该书的叙事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却被误说成“自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这说明,作序者蒋大器对罗贯中和《三国演义》这部书都不甚了解。

左图为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目录页,右图为该刊本内文,其目录与内文字体有明显的不同,且目录内容也同内文不尽一致,证明目录是明天启三年补配的。该书的正文部分,则保留着早期版刻的风貌。

二、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黄正甫刊本据旧本补配重印的早期刻本,其版刻风格和内容都保留着草创初成的痕迹

由此可见,嘉靖本究竟是不是《三国演义》最早刻本,是值得重新探讨的。近年来,随着《三国演义》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如陈翔华、王利器、夏梦菊等先生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非罗贯中原作,柳存仁、周兆新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明代出现于福建的一些标名为《三国志传》的一些版本,其刊刻时间虽晚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其所依据的原本,反而有可能早于嘉靖本。但在这些讨论中,却因为没有具体的版本证据,未能动摇传统的看法。学界对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明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也并未特别留意,这个版本虽然知见者不少,但大都将其视为明天启三年的刊本,而忽视了它在版本方面的重要价值。

事实上,这个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版本。该书封面竖题“三国演义二十卷”,下署“明书林黄正甫刊本”八字,字略小,分二行竖题。卷首有博古生所作《三国志叙》,文字有残缺,字为手写体;次有“全像三国全编目录”,目录字为仿宋体;再次为“□镌全豫(当为“像”字之讹)演义三国志君臣姓名附录”;正文首行标作“新刻京本考订按鉴通俗演义三国志卷之一”(以下各卷卷首均有此,有些卷首于“新刻”之后有“京本”字样),下署“书林 黄正甫 梓行”。正文前尚有“○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在其它万历以后刻本中或作“全 汉总歌”);再次为正文。自正文以下字体同目录以及“叙”及“君臣姓氏附录”不一致,为较粗糙的简体字。

从上述字体的明显不同这一点看,这个本子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刻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叙、目录是天启间刻,正文则是旧版。说目录非原版所有,乃是后来据它本补配的,还有一个证据,即该书目录所列题目与该书内文中相应的标题,并不完全一致。该书目录第九卷有“关索荆州认父”一目,正文内相应的标题却是“赵云智取桂郡”;目录第十二卷“张飞关索取阆中”一目,正文中却是“瓦口关张飞战张”。有“关索荆州认父”的故事的是联辉堂本以及万历以后的一些刊本。这个目录显然是从同联辉堂本接近的某一版本上借来的,由此可见,现存的这个封面题为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全名应是内文中每卷卷首所题的《新刻全像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它实际上是一个据旧版补配的重印本。从正文的版刻风貌上看,刻字较朴拙,且有不少简体字,而嘉靖本以及万历以后诸刻本的字形均较此本为精。从这方面看,它的刊刻时间是相当早的。

从黄正甫本的文字内容上,亦可看出其草创初成的痕迹。上面已经指出该书的《叙》及目录乃是后来补配的,故可置之不论。其目录后有“□(残。疑为“新”字)镌全豫(“像”字之讹)演义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在嘉靖本为“三国志宗僚”),这个“附录”中所列的人物,与嘉靖本及其它本所列基本一致。但此本“附录”中有两句话却为嘉靖本及其它一些版本中所没有的,一是在“附录”之前有“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正,首尾总计一百一十三年事实”,二是在魏姓氏“别传”后,有“已上皆有本传,唯本堂全像演义搜补事实一一载之,故增附录耳”。由此亦可想见此书在最初写定时,据当时的三国故事参以史籍,踵事增华,整理成书的情形。另,在此书卷之七下有“七卷八卷首尾共两年事”数字,这样的字句的出现,也只能是最初的写定者据史籍敷演故事时才能留意的(后来出现的某些版本中,也有一些版本标明故事起止年代的。如叶逢春刻本,每卷都标明起止年代,反倒证明它一定是后出加工时增补的)。这些方面都证明黄正甫刊本保留着它最初写定、属于早期刻本的痕迹。

说黄正甫刊本不是明天启三年的刊本,而是早期出现的,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由双峰堂余象斗主持刊行的《批评三国志传》中,余象斗在《三国辩》中提到黄氏仁和堂曾刊有“全像《三国》”。“仁和堂”即是指明代黄正甫这个家族所拥有的书坊字号,今天我们尚能看到黄氏仁和堂于明天顺戊寅年(1458)刊刻的《四书大全》之《四书章句》。而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黄天甫刊本《三国志传》正是一个全像本,这一点足以证明在明万历二十年以前,这个版本早已经刊刻面世了,到了天启三年,福建出现了不少《三国志传》的刊本,黄氏后人也许是看到重印此书仍有利可图,才又将这个放置多年的旧版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拿出来补配重印而已。

三、黄正甫刊本早于《三国演义》其它版本的几个证据

在今所知见的明清时期的30多个《三国演义》刻本中,以时序而论,从表面上看,嘉靖壬午本(1522)是最早出现的,其余各本的刊刻时间都晚于该本。如果用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同嘉靖本以及其它刊本作对勘,就会发现,黄天甫刊本要比这些版本的出现都要早。证据之一是在黄正南刊本《三国志传》卷十三《庞德抬榇战关公》和《关云长水淹七军》两节中,曾写到庞德有一部将名叫伍伯。但这个伍伯在嘉靖本中却并无此人,而是被误写成了骁将五百人或“五百将”。致使叙述中出现了一只小舟乘五百人的不合理的现象。这应是嘉靖本所据以刊刻的原本,必是此段叙述有残缺模糊之处,致使嘉靖本的整理刊刻者,因“伍伯”之名形近“伍佰”(繁体)而误为“伍佰人”,这说明嘉靖本以前已有刻本。而黄正甫刊本即当是早于嘉靖本出现的刻本之一。

证据之二是嘉靖本卷之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中叙及张松诈称《孟德新书》乃是抄袭之作,正文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一语。此句下有注云:

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今《孙武子》止有魏武帝注。

这是一条考证性的注文,是说我国五代后周时期才有版刻书出现,而“旧本”中说曹操那个时期已经有版刻书是不对的。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旧本”呢?让我们看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卷十《张松反难杨修》一节中的有关文字:

修曰:“丞相所作《心书》,适间松略观一遍,便能暗记,称言此书乃战国无名氏所作,蜀中小儿亦能诵之。修未信,松朗诵之,如瓶注水。此世之罕有”。操令破板焚之。

由引文的最后一句“操令破板焚之”,证明嘉靖本这条小字注所要匡正的“书作‘板’”的“旧本”,即是指黄正甫刊本,至少可以说该本是“旧本”之一。

证据之三是,在这人黄正甫刊本中,还保留着“耳录”南方方音的痕迹。如将“秦始皇”误写成“秦始王”,(见黄正甫刊本卷之一《袁绍孙坚夺玉玺》)将“黄权”误写成“王权”(见黄正甫刊本卷之十《张松返难杨修》)。书中还有多处必须的“须”与虽然的“虽”互为通用的例子,如黄正甫刊本卷之四《玄德匹马走冀州》中(孙)乾曰:“必虽求救于袁本初,方可解危。”“必虽”就显然应是“必须”;该书卷之十六《孙明祁山破曹真》王朗说:“老臣须驽钝,愿随大将军上边。”“须驽钝”即当是“虽驽钝”。这些因“耳录”所造成的错误,在其它版本中,基本上都被修改了。

四、《三国演义》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作者,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应是其最早刻本,其成书时间在明成化、弘治年间

上述证据足以说明,《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最早出现的不朽杰作,不是由某个人独立创作而成的,没有哪一个人有这样的智慧将它独立创作出来,它实际上是一代又一代的说书艺人和戏曲艺人在勾栏瓦舍中和舞台上不断演说、逐渐创作出来的。宋代“霍四九说三分”的记载,元代说书艺人使用的底本《三国志平话》的存在,都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如今所见的《三国演义》一书最初是由谁来写定的?可以推想,它应当由一位对三国故事耳熟能详的下层文人根据说书艺人的讲述将其记录下来的。这第一次记录整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自然会在很多方面都保留着草创初成的痕迹,黄正甫刊本就是带着这种痕迹的版本。它也许不是最早刊本,但肯定是一个非常接近于最早刊本的本子。这个加工者是谁,我们不知道,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一定是南方人,或者就是福建人,或者是广东或江浙一带的人。这个黄正甫刊本是一个非常接近于最初写定的本子的版本,它的出现比其它刻本要早得多。那么,这个版本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如作具体的回答,还需要作许多考证工作,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该书中引用了60多首生活在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人周静轩的诗(这些诗在嘉靖本中大都被删去了),证明其成书大体上应在这一时期,也就是说至少比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早约20年以上。

这个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作为最早刊本,对于《三国演义》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由笔者校勘整理,目前已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内文选页,从其版刻之精美,有夹注和增加了许多诗文论赞等方面看,该本不可能是最早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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