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科技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
陈明益，井 辉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3)
[摘 要] 科技文化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智力成果，并且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科技文化的早期传播过程中，西方科学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非西方的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活动在根本上依赖于欧洲科学传统。但是，受本土化及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非西方国家或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近代科学的移植并确立独立的科学文化传统。科技文化在与本土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其他文化价值体系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逐渐获得丰富的内涵，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和先进文化形态。
[关键词] 西方科学、科技文化、全球化、开放性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力量的不断彰显，科技文化愈来愈受到重视和推崇。科技文化集中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成为人类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尽管如此，目前对科技文化的内涵仍然难有一个定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人类文化中最具普遍性和全球特性的一部分。科学与技术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似乎都是独立发展的，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才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从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历程以及现代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进程中去理解科技文化的深刻内涵，由此可以总结出科技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蕴含的开放性特征。
一、西方科学文化的早期传播
按照美国科学史家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的观点，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以来，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以下三个(重叠的)阶段：一是非科学的国家或地区为欧洲科学提供来源；二是非欧洲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活动主要建立在欧洲国家已确立的科学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三是非欧洲国家或地区努力形成一种独立的科学文化传统并完成科学移植的过程[1]。诞生于西欧的科学革命牢固地确立了近代科学的思想观念、实验活动和社会建制。从广阔的历史背景看，西欧国家通过军事征服、殖民扩张、商业贸易和传教士活动，将欧洲的科学遗产带到更广阔的世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对新大陆的科学探索活动随之展开。近代科学的早期传播主要表现为调查和收集新大陆的动植物标本，研究其特征，然后将结果带回欧洲。这一时期的科学活动首先集中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其次是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和地理学科群(如地形学、制图学、水文地理学、气象学)，最后是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从事科学探索的自然主义者既有职业科学家，也有业余爱好者，大多扮演着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医生、商人、军人、艺术家和冒险家的角色。经历科学革命的洗礼，受过科学训练并拥有专门知识的欧洲人更清楚地意识到新大陆上的发现具有重要的价值。
欧洲自然主义者在世界各地的丛林、沙漠、山脉和平原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以启发欧洲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近代科学首先从欧洲传入北美洲。16世纪，欧洲自然主义者对西印度群岛的博物学作了大量描述，随后对美国东北部和东南部的博物学进行探索。1768-1780年，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进行的三次探索航行标志着太平洋地区(尤其是澳洲大陆)成为科学活动的目标。在首次航行中，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发现了澳洲大陆的动植物和民族学宝库。受班克斯的激发，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在澳洲收集了三千多种植物标本，并于1810年出版了系统研究澳大利亚植物的著作《新荷兰的未知植物》。除此之外，这一地区的科学活动还包括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于1839-1843年在南极洲的科学探险以及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于1856-1862年在马来群岛的探险活动。
同一时期，欧洲人的科学足迹也进入亚洲和非洲。日本在16世纪末对西方开放之后，它的博物学研究很快被欧洲科学家所主导。从17至19世纪，越来越多的欧洲科学家来到中国，进行博物学研究。自从葡萄牙人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之后，英国的传教士、医生和职业科学家也对印度进行自然探索，广泛收集动植物标本，并在加尔各答建立植物园。非洲西海岸自15世纪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但由于各种原因欧洲的科学探索主要限于非洲大陆边缘。
欧洲人在异域土地上收集的所有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以及累积的所有信息材料都被送回欧洲，填满了欧洲的动物园、植物园和博物馆。这背后隐藏着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地位。那些到世界各地进行探险考察的科学家发现，对异域土地的博物学研究所获得的经验改变了他们的科学观点，比如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动植物标本使之前为欧洲动植物设计的分类系统变得过时。因此，欧洲科学在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过程中经历了重要转变。近代科学的早期传播承载着欧洲人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传统，他们是“科学革命的继承人”，确信“物理宇宙不是通过不受约束的思辨或神秘的沉思来理解和征服的，而是通过直接地积极面对自然现象来达到”[1]612。
二、非欧洲国家科学文化的依赖性
最后，技术基础是形成独立的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技术的惊人发展和技术家及其技术著作的涌现为新的科学思想的提出作了重要准备[7]92。科学与技术在根本上是相联系的，技术积累在确立一种独立的科学文化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欧洲之外的人们开始确立西方科学的观念并由此改变自身的“科学”观念和知识范畴或信念传统。例如，埃及在1815年进行军事和官僚制度改革后，设立学校，翻译西方科学知识，聘请西欧国家的教师、技术专家和军事官员来讲授相关科目。到19世纪70年代，埃及的有识之士开始用古老的学科和知识范畴来理解新的知识。英国在1882年占领埃及之后，埃及新一代知识分子使用新的术语来介绍科学。再如，19世纪后半期，西方传教士将研究自然的特殊模式(即近代科学)带到中国，但晚清中国的自然研究属于“要保护本土文化的帝国和知识分子的计划的一部分”[2]。严复在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将其解释为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之间的伦理争论的一个新近典型例子。中国人直到1900年都用自己的说法来解释从“中国科学”到“现代(普遍)科学”的转变，一些人甚至认为欧洲科学起源于中国，建立在先秦诸子的理论基础之上。20世纪后，“西学源于中国”的看法逐渐被现代科学观念所取代[2]。
其次，支持科学事业，从研究资金、教育体系、科技组织和科技交流等方面给予资助。第一，科学研究需要得到国家的资助和鼓励，而国家在科学问题上要保持中立。第二，国家在所有层次的教育体系中引入科学教育，包括建造实验室、引进和培训教师及技术人员、购买科学仪器设备、出版科学教材、建立科学图书馆等。第三，创立本土的科学组织，包括建立一般的科学专业学会来为整个科学事业服务，建立专业者协会来满足特定科学研究领域人员的需要。第四，开辟渠道促进正式的国际科学交流，尤其是创办科学杂志并促使其获得广泛认可。
最后，非欧洲国家的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被外在的科学传统所支配。1847年，瑞士裔美国科学家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assiz)就批评美国在科学研究上顺从英国，当时的美国物理学家更愿意在有声望的英国期刊《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而不是美国的《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上发表文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美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前往柏林、莱比锡、哥廷根、海德堡、慕尼黑和巴黎学习或完成博士学位。1904年，美国数学学会有10%的成员从德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至少有20%的成员在德国大学里学习过数学。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科学进步缓慢。1868年之后，日本大量引入美国、德国、英国和荷兰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来日本大学任教。1868-1912年间，日本有超过600名学生被送往美国和欧洲的科技中心接受特殊训练。
三、独立的科技文化传统的形成
非欧洲国家的科学家在移植西方科学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创造一种独立的科学文化传统，这种转变来自三个方面的外部原因。
二战期间，西欧国家的科学领导地位受到美国和苏联的挑战。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科技中居于支配地位，确立了独立的科技文化，并对欧洲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按照约翰·克里格(John Krige)的观点，美国科学家和科技管理者在二战后通过冷战政策的鼓励和引导对欧洲科学的重建施加重要影响，这实际上是欧洲科学的“美国化”进程[8]。20世纪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受美国和苏联的科技文化的影响，包括科学教育制度的建立和科技人员的训练交流等。中美之间的科技人员在20世纪后半期的跨国流动甚至被一些科学史家称为中国科学的“美国化”过程[9]。因此，美国和苏联从20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立成熟的科技文化，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与之相比，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显示出快速的科技进步，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表现出很大的科学潜力，但是它们在建立自己独立的科学文化之前仍然有许多的障碍需要克服。
其二，20世纪的“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知识和公正真理的观念也激发了非欧洲国家建立独立的科学文化传统。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认为，科学是对整体人性的承诺，可以为愚昧无知者提供解放，“意在消灭产生罪恶和不公正的黑暗”[3]42。萨顿进一步把不同的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沟通科学与人文，宣称“科学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只是同一真理的两个方面”[3]34。在普遍科学观念的影响下，既然科学真理不是为某一国家或文化传统所专有，那么建立以追求真理和人类进步为核心目标的科学文化在其他国家或文化传统中也是可能的。
1.政府的职责。政府在此信息平台建设中担负着支持和监管的职能。职业经理人信息平台建设不能离开政府而建立，但是此平台也不能由政府控制，因为企业的经营、职业经理人市场都是市场行为，而政府行为带有行政和强制特点容易引起市场的行政化，导致市场配置效率的低下，也容易引起企业经营者的不信任，耗用社会公共资源。
其三，近代科学多重来源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为非欧洲国家建立独立的科学文化提供了精神动力。科学史家林德伯格考察过东方的伊斯兰科学对近代科学革命之前的欧洲科学传统的贡献[4]，萨顿和李约瑟都渴望证明东方文明对近代科学的贡献。萨顿认为，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到中世纪阿拉伯和波斯的东方智慧塑造了西方科学。李约瑟将近代科学类比为“海纳百川”(many rivers, one sea)，力图将中国古代科学纳入到更广阔的世界图景当中[5]。
时代向中国画家提出一个艰巨的历史课题：要在人物画创作上突破传统的观念、创作模式和表现技法，直接面向现代，表现现实生活。
除了上述外部原因，非欧洲国家在观念、制度和技术基础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创造独立的科学文化传统起了根本作用。
从16至20世纪，西方科学文化在世界科技文化当中一直占据主导方向，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20世纪后半期，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融合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给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其次，非欧洲国家的科学家在集中于博物学研究的同时，扩大了科学研究范围，却无法开辟新的科学领域。18、19世纪的北美和南美、俄罗斯和日本，19世纪的澳大利亚和印度以及20世纪的中国和非洲就是这种情形。这些国家的科学家或者从欧洲的学术机构接受科学教育的正式训练，或者通过研究欧洲科学家的著作接受非正式训练。这些训练引导他们对欧洲科学家所勾画的科学领域和科学问题产生兴趣。对欧洲科学文化的依赖决定了非欧洲科学与欧洲科学之间的差距。例如，拉丁美洲的科学进步缓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广泛地培育现代科学。非欧洲国家很少能产生大的科学研究中心或科学学派，难以摆脱对欧洲科学文化的依赖。
16至19世纪，欧洲人遍及全球的科学探索活动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也使西方科学的观念传入欧洲之外的世界。由于欧洲国家的军事扩张和殖民化运动，这些地方大多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方科学观念的引入及其与本土科学观念的融合使这些地方的科学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使更多的本土科学家不断涌现，也使科学事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活动建立在欧洲国家所确立的科学传统和制度的基础上，在科学文化上必然依赖于欧洲。非欧洲国家科学文化的依赖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民族主义的激发使非欧洲国家的科学家更愿意构建独立的科学文化。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鼓励其建立美国科学。南美洲的殖民地国家脱离西班牙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同样出现。1848年，被誉为“美洲导师”、委内瑞拉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安德烈斯·贝略(Andres Bello)就提倡一种带有自己国家起源印记的南美洲科学。
四、科技文化走向全球化
首先，鼓励科学研究，而不是在哲学观念和宗教信仰等基础上抵制科学。例如，西方科学在传入中国过程中遭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阻力[6]。科学在当时中国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它很难替代作为主流哲学的儒家学说。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原则和人伦关系的重要性，而不鼓励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因而在观念上与现代科学的旨趣并不一致。直到19世纪末，儒家思想受到根本挑战，才逐渐被更接近于现代科学精神的价值体系所取代。社会文化观念阻碍科学发展的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的巴西。当时巴西的上层社会对手工劳动持有强烈偏见，科学家的工作(例如通过实验手段研究自然界的活动)被认为属于社会底层。虽然巴西的本土科学家很熟悉国外的科学文献，但是这种社会观念和文化风俗将他们与自然界隔离开来。社会结构中的这种严重偏见不可能轻易消除，因而成为巴西科学发展的阻滞因素。只有当科学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时，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成果才更能得到认可。
在开展绝缘杆作业法带电断引线、接引线、更换绝缘子等实际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通过登杆工具(脚扣等)登杆至适当位置，系上安全带，保持与系统电压相适应的安全距离，作业人员应用端部装配有不同工具附件的绝缘杆进行作业。
首先，科技文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相对独立的亚文化体系。“科学发现是一种理性的、批判过程的结果”，“科学自身通过不断积累更多证据而获得对事物本性的充分理解，进而逐渐进步。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学会的东西不同于任何政治利益群体做出的陈述。相反，科学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要接受不断的质疑和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检验”[10]。科学技术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从2002到2012年十年间中国、印度和巴西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支出超过两倍，对世界科技研发支出的贡献由17%增加到24%[11]。
富氧空气(约70%)和粉煤通过经炉体两侧的浸没燃烧喷枪鼓入熔池中，浸没式燃烧火焰直接接触熔体，同时喷吹的富氧空气和煤粉搅动熔池，强化熔池的传热加速了反应，使红土镍矿物料快速熔化，还原粒煤从炉顶加入对高镍熔渣还原。
其次，科技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信息和设备之间的往来和交流更加方便和快捷，跨国之间的科技合作更加容易。科技研究的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智力生态系统，一些“大科学”工程的国际合作能够取得单个国家所无法获得的先进科技成果，气候变化、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等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可以通过跨国科技合作来解决。
具体包括近坝库岸崩岸、滑坡渗漏、安全监测设施、备用电源、应急通信设施以及交通等震损情况。地震可能造成库岸崩塌、滑坡渗漏、供电与交通故障，备用电源、应急通信与交通畅通对震后检查与应急处置将起到关键作用，安全监测设施的即时观测记录可为分析评估“地震对大坝安全影响”提供基础信息。
最后，科技文化需要在与本土的科学思想传统和社会其他(即非科学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碰撞和融合中得到完善。经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难以享受到信息革命或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导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越来越大。同时，科学技术所构建的工业社会和现代化造成人们思维模式的量化和单一化，导致人们陷入技术构筑的规则之网而不自由。科学技术直接或间接引发的负面效应及社会问题，表明科技文化本身存在某种局限或缺陷。因此，科技文化一方面可以从本土的科学思想传统中汲取有价值的成分，另一方面也需要与社会其他文化子系统(例如，艺术、文学、哲学、宗教等)展开互动，借鉴积极要素来作为补充。例如，从某些传统科学思想当中吸收“与自然为善”的生态价值观念，从宗教和哲学中获取人文关怀的思想资源，由此科技文化的内涵可以得到丰富和拓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资源使用效率以及生态环境。土地的效能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加深，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国家应提倡发展污染小、技术性高以及收益大的产业，改变以前的农业发展结构，将科技与农业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土地价值。土地使用效率提高、农业结构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对于农民收入增加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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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3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602(2019)09-0189-04
[收稿日期] 2019-04-01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9VI02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科学哲学视域下的自然类问题研究”(18G005)。
[作者简介] 陈明益，男，副教授，博士，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井辉，女，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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