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乡村企业负债经营的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乡村论文,现状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南乡村集体企业在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的同时，也背上了令人担忧的巨额债务“包袱”。这一沉重的“包袱”，不仅阻滞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直接危及众多企业的生存，严重制约着苏南乡村集体企业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跨世纪的难题。
一、高负债的现状
苏南乡村企业究竟负了多少债务，其资产负债率究竟有多高？很难用数字准确地反映出来。这是因为某些干部和企业经营者为了表现“政绩”，往往用统计数据失真的方法，以压低这两组数字。与此同时，近几年来筹资的渠道日趋增多，统计口径不一，科目运用不当，也使负债额与资产负债率不能准确反映现实情况。
1.资产负债的概述。
我们以苏南乡村企业具有典型性的苏州市为例，报表资料显示：1995年末，全市乡村企业资产总额为879.4亿元，负债总额542.3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67%。其中镇办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2.02%，村办企业为60.92%。1995年末的资产负债率比1993年末65.22%下降了3.55个百分点，其中镇办和村办企业分别下降了3.51和3.71个百分点。显然，这与近年来企业投资规模偏大、效益继续下降、亏损面增多的现实不相符合。
1996年3月，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上述报表上所反映的负债额和资产负债率忽略了以下因素：①统计表中包括了三资企业，而三资企业中外商投入自有资金的比重较高，因而三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明显低于内资企业。昆山市1996年2月的资料显示：全市乡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0.8%，内资企业为64.26%，外资企业为53.84%，为此资产负债率将上升3.46个百分点。②作为资产方的应收款中属于呆帐而难以回收。又据昆山市资料，在乡村企业应收款13.1亿元中，6个月以上未回收的应收款占35.4%，以此推算苏州乡村企业难以收回的应收款达44.94亿元，全市资产负债率将上升3.31个百分点。③库存材料帐物不符，以及部分产成品压库，带来流动资产虚库和贬值。苏州市至1995年末，原材料和产成品达133.3亿，如按15%的虚库和贬值计算，总资产将减少20亿元，由此资产负债率将上升1.45个百分点。④淘汰或报废的固定资产仍按净值计算在表内，这部分固定资产已经贬值。据吴县市渭塘镇某企业因转制而全面清理应收款呆帐、核查库存和固定资产三项内容，其资产负债率就由原来的31%增加到42%，上升了11个百分点。⑤关、停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均挂在农工商总公司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帐上，未列入统计表中，而关、停企业资产负债率都相当高。⑥有些地方借入的外币和企业应付的利息不入帐，减少了流动资产的负债额。⑦镇农工商总公司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债严重。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苏南乡村集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将达到75%至80%之间，即全部固定资产是借入资金形成的，流动资产中的负债率也达到60%以上。
2.企业负债呈现复杂局面。
负债经营是企业的经济行为。按照某一个地区计算其资产负债率，掩盖了作为市场主体和借款还债主体的企业负债的真实情况，对论述和解决企业的高负债经营问题，本无实际作用。为了系统分析苏南乡村企业负债、效益、亏损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运用实证方法，随机抽取了吴县、吴江、太仓、昆山4市6个乡镇111家镇办企业的报表资料，其资产负债率为70.43%。主要行业为轻纺、建材和机械业、少数为化工业。资产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的46家，占企业数的41.6%，其中5000万元以上的11家，500—1000万元的24家，占21.6%，500万元以下的41家，占37%。按资产负债率分组如下：
1995年111家镇办企业负债经营分组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处于适度负债区间内的企业比重很小，处于极度负债区间内的企业比重较大。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以50%作为是否过度负债的“临界点”，在此临界点以内适度负债的企业有10家，占企业总数的9.01%。如果界定80%的负债率为极度负债，则有46家企业在极度负债点以上，占企业总数的41.44%，其中有18.92%的21家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100%，已经资不抵债。
(2)亏损面与负债率呈正相关。分组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在50%以下的企业无一亏损。超过50%的负债率后，亏损面随负债率的上升而不断增多，盈利面不断下降。在负债率90—100%区间的亏损面为42.86%，100%以上区间为52.38%。由于报表与实际之间的误差，这组数据只能反映大致情况，但足以说明，在高负债情况下，除非企业能够取得更高的资金回报率，否则高负债成本必然导致企业亏损，乃至倒闭，而目前要取得高资金回报率的难度越来越大，高负债的高风险也越来越大。
(3)能够允许的资产负债率区间为60—70%。在此区间的盈利面达80.95%。负债率超出70%后，企业盈利面减少，亏损面增加。这一现象，与苏南乡村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劳动力成本较低相关。
3.企业高负债经营的负面效应。
在发展商品经济和推进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负债经营是企业的一种选择，尤其是农民创办的乡镇企业，在国家无分文投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偿使用企业外部资金，适度负债，用以创办企业，扩大规模，添置先进技术装备，加快技术改造，以优质产品占领市场，取得良好经济效益，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负债经营必须取得比偿还资金成本更高的资金回报率和以不超过负债临界点为前提条件。目前苏南乡村企业，由高负债而引发的财务高风险，把众多企业迫至动弹不得的困境。如：
(1)苏南乡村企业呈现“两极”演化的态热，一批资产负债率低，企业上规模、上水平的，颇具活力。而仍在低起点、高负债轨道上运行的大量企业，处于“活不了死不了”的状况。有的企业因缺少流动资金而被迫停产；有的企业则开工不足，运转乏力，产品大量积压。还有些企业发不出工资，给职工打“白条”。报表资料显示，苏州市乡村企业出现了历史未曾有过的经济总量下降的态势，1996年1—6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乡村两级工业企业销售收入575亿元，下降7%；利税总额16.55亿元，下降5.7%，有35%的乡镇的利润负增长；亏损总额3.9亿元，增长了31%，有16%的乡镇出现全镇性亏损，这些情况确实堪忧。
(2)巨额利息支出，弱化了企业再生能力。以苏州市为例，1995年末全市乡村负债企业总额542.28亿元，比上年增加20.01%，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付息，如按15%年息计算，全年就要付息40.5亿元。由于巨额付息，导致企业技术改造乏力，创新动力不足，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少，市场占有率不高，两项资金不断攀升。同年，全市乡村企业应收款116.88亿元，库存产成品119.19亿元，合计236.0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和26.8%，这就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企业的再生机制。
(3)企业信誉不佳，借入资金来源受阻。由于国家不再允许拆借资金和集资，其借入资金主要来自银行信贷。近年来各商业银行对乡村企业的贷款，愈期额不断增加，不仅本金无法收回，应收未收利息也不断增多。苏州某市农行和信用社应收未收利息超亿元，其中农行至1996年9月底，应收未收利息比上年末增长1.23倍。在此背景下，高负债的企业已经难以从银行继续输入信贷资金。这些企业因流动资金严重缺乏，将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停产或开工不足的状况将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二、高负债经营的成因
苏南乡村企业形成高负债局面，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而体制性的因素又是主要的。
1.体制性因素分析。
苏南乡村企业属典型的政府推动型经济。我们沿着其萌生和发展的足迹，考察其面临的现实问题，不难看出依靠社区政府推动是形成高负债的症结所在。苏南乡村企业萌生与初期发展于“人民公社”年代，由于受延续二十多年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及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政社合一”使企业失去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经济特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农业实行分户经营，社区政府逐步从农业生产领域“退出”，把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于兴办乡村企业，全面控制和渗透到企业财产、人事等各个领域。“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一样，社区政府成为乡村企业财产的实际所有者，并以此成为企业的主宰者。这样，苏南乡村企业产权关系有着明显的虚拟性，集体农民只是一个笼统的虚拟性的产权主体，对企业财产无任何占有和支配权，对资产的损益也无直接的利益相关性。对于产权的虚置和错位，使集体产权长期处于模糊状态下，导致政企不分、权责不明、机制退化、管理混乱、效益下降、资产负债率上升、集体资产流失等一系列问题。
(1)选择速度战略，追逐经济总量增长和投资规模的扩大。社区政府作为国家行政序列的末端组织，他们要通过完成或超额完成上级政府或明或暗下达的经济总量指标，以表现自己的“政绩”，求得职务的升迁和奖励，利益动机就驱使社区政府追求经济总量上升速度，“以产值论英雄”，把经济总量指标，甚至投资规模指标压向企业。而外延式扩大投资规模又是直接取得总量增长的最有效办法。这样，经济超常规增长与投资规模超负荷膨胀就成为一对伴生儿，互为因果。高速度、高投入受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企业经济效益递减，自我积累能力减弱，必然依靠负债来支撑高投入以取得高速度，由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1995年与1990年相比，苏州市乡村企业产值增长5.2倍，固定资产（原值）增长3.6倍，投资总额增长3.4倍，负债绝对数增长3.7倍。同时，社区政府的扩张冲动，又使投资行为背离市场，导致投资决策失误，浪费大量投资资金。显然，依靠投资规模扩张取得的高速度，是由负债支撑的，在苏南繁荣的表象里因高负债而孕育着深刻危机。
(2)追求多重目标，加重企业负担。社区政府的双重身份规定了其目标的多元性。作为基层政权，它必须服从于上级政府的指令，追求行政目标、社会目标等非经济目标。作为经济主体和社区范围内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调节者，它又必然在追求非经济目标的同时追求经济目标。当非经济目标与经济目标发生冲突时，它总是以牺牲后者的利益来满足前者的要求。除追求总量指标外，非经济目标还有：①追求社会性和福利性目标。行政大系统中各种条线的需要，以社区政府为载体转嫁给企业。目前，乡村企业的各项费用多达100多种，负担总额约占销售收入的2%，相当于职工工资的80%。我们在昆山市某镇看到，1995年镇一级总支出达1256万元，主要是，文教卫生、计划生育、民政福利等支出472万元，镇一级机关（包括国家干部、聘用人员、联防队员等）工资和其它费用278万元，城市建设与配套设施费214万元，中小学教工宿舍、医院投资、清管所投资114万元。而可动用的资金，主要来自税收留成和企业上缴。如此沉重的社会负担，迫使企业举债补足流动资金，也是企业债台高筑的原因之一。②追求享受目标。这几年，在苏南到处可见高标准的办公大楼和宾馆，有的镇为此要耗费几百万资金。用于购置豪华轿车、大哥大，以及请客送礼、吃喝玩乐的费用惊人，挥霍无度。有些镇领导和企业经营者用公款在城市购置高档住房屡见不鲜。③追求“以工建农”工农业协调发展目标。社区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利，向企业收取建农基金以促进低效益农业的发展。近年来农业现代化试点中的资金投入大幅度增加。上述情况表明，社区政府与企业追求目标的不一致性，严重扭曲了企业行为，阻碍了企业自主决策，独立经营，以求得收益的增长与效率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亏损企业与资不抵债企业的增多，企业负担又集中于为数不多的盈利企业。盈利企业在不断被社区政府“抽血”的情况下，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唯有举债经营。
(3)“三硬一软”，弱化企业的积累机制。社区政府以资产所有者身份高度参与企业的分配，形成硬的国家税收，硬的地方财政收入，硬的职工收入增长刚性，企业积累一块相当软。税制改革后，社区政府为了地方留成一块的增长已不容忍企业逃税；为了扩大社区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他们在推行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合作制时，其着眼点也是放在增强财政收入的硬度上；为了社会稳定和调动经营者积极性，他们往往不顾企业经营实绩，片面提高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年收入水平，经常发生虚分配和超分配现象。目前，企业经营者年收入一般在2万元左右，多的10万元以上，进一步拉大了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三硬”是建立在“一软”的基础上，企业积累水平低，举债经营就成为必然。
体制性因素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在苏南乡村企业初创和早期发展阶段，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它可以在社区范围内动员和组织集体农业原始积累资金、水电设施、房屋、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兴办企业。由于当时劳动力价格低廉，信贷资金利率低，又是卖方市场，企业经济效益较好。自1985年后，随着企业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有机构成提高，利率增加，买方市场形成，这时体制性因素的负面效应就日益显露出来，企业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以苏州市为例，百元销售利润率，1980年为18.3%，1985年为7.9%，1993年为3.5%，1995年为3.27%，降到了历史最低点。1985年后体制性因素作用的直接结果是，众多乡村企业沿着高投入高速度高负债、高投入、高速度→低效益→低积累→高负债的双向或单向的轨道运行，即企业投资与速度呈正相关，投资、速度与负债呈正相关，效益、积累与投资、速度反差，效益、积累与负债反差，形成“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僵局。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社区政府表面上负无限责任，实际不负任何责任。在位时，他们“上项目拍脑袋，借资金拍胸脯，出问题拍屁股”，岗位调动，一走了之。企业则从以往的“借钱办厂，赚钱还债”演化为今日的“借债归还拆借、集资款，拖欠银行利息”。对于银行贷款，“借着的等于拾着的”，不赖帐也不归还，企业也不负直接责任。银行则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2.企业内部因素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主体。过去由于社会政府的全面控制与高度参与，企业行为扭曲，难以独立自主地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也难以承担由高负债而引起的财务风险。
(1)企业内部管理混乱。一方面，由于以往注重外延扩张，忙于上项目、铺摊子，忽视了企业内部管理；另一方面，缺乏现代管理意识、管理知识和管理手段，管理水平低下是乡村企业的普遍现象，“硬”件不足，“软”件更缺。有的企业物资消耗无定额，开支无标准，质量管理无监控，物资无专人管理，成本核算不严，财务帐目和现场管理混乱，从而造成物耗过大，产品质量差，库存积压严重，经济效益低下乃至亏本。
(2)结构性矛盾突出。由于历史成因，苏南乡村企业一般以加工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中低档产品为主。基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雷同，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产品开发能力不强，众多的中小企业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无法占领市场、实现产品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
(3)经营者权力失控，集体资产流失。苏南地区确实涌现出一批勇于开拓创新、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农民企业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一些素质不高的企业经营者滋生了讲排场、比阔气的坏作风，他们不受约束地挥霍公款，追求个人享受，甚至推行“一家两制”，搞“父公子私”、“夫公妻私”、“日公夜私”，通过各种手段，化公为私，中饱私囊，集体经济发生异化现象。农民气愤地说：“搞好一爿厂，不是一个厂长的功劳；搞垮一爿厂，一个厂长就足够了”。体制性的弊端，使一些企业经营者只对社区政府负责，不接受财务和职工的监督，因为他们的命运掌握在领导手里。集体资产大量流失，必然导致资产负债率上升。
3.宏观环境因素。
实践表明，苏南乡村企业高负债经营的形成，与宏观经济有着某种关联。
(1)是追逐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片面强调外延扩张，这与市、县（市）的指导思想直接相关。某些县（市）曾经把产值指标作为考核基层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有的县（市）曾经向社区政府，不仅下达产值指标，还下达投资规模指标，诱发社区政府的扩张冲动，追求产值最大化，层层加码压指标，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导致投资决策失误，不能达到预期投资效果。
(2)国家银行对乡村企业的信贷资金供给不足，信贷资金供给与乡村企业经济总量不对称。由于资金市场尚未形成，迫使乡村企业用高利率横向拆借资金和向社会集资，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
(3)企业沉重的社会负担，相当部分是国家应承担而转嫁给企业的。税制改革后企业负担明显加重。
三、对策研究
要使苏南乡村企业以健康的肌体步入21世纪，既要从点滴抓起，开源节流，逐步消化债务，又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理顺社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重构微观主体，由法人实体承担债务风险，增强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
(1)社区政府“退出”微观主体，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社区政府以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全面控制企业，使企业成为其怀抱中的“畸形儿”，显然是公法权力对民法权利的侵犯。农民的集体资产并没有通过法律或契约形式授予社区政府行使所有者代表职能，确立起委托代理关系。为此，社区政府“退出”微观主体，是符合法律和市场经济要求的。首先，社区政府从财产所有权地位“退出”，把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还给由全体农民选举、受镇人大监督的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其代表农民行使企业财产管理和流动的全部职能，确保所有者的权益，达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其次，社区政府把投资决策权、人事任免权、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权、债权债务处理权等全部还给企业。社区政府从这些领域“退出”后，就能使所有权利到位、资产主体人格化与多元化，实现产值利益、产权责任、产权义务的统一，企业就成为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遵循价值规律，适应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主决策，独立经营，有效运作资产，以求得收益的增长，与效率的提高。
(2)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实现资产多元化。苏南乡村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有一定进展，并取得一定效果。苏州市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兼并和拍卖的企业累计1514家，总资产111亿元，分别占乡村企业总数和总资产的17%和23%，但实行风险抵押承包和租赁经营的企业仍占多数。对此，要在联合、嫁接、兼并、培育优势骨干企业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增资减债、产权转换上。一是大面积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造。乡镇股份合作制是立足合作经济而引入股份经济机制的一种企业制度，集股份制与合作制优点于一身，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推行股份合作制，可以采用存量转股和增量扩股相结合的方法，集体退出部分股权，转为参股经营，同时吸收社会法人和自然人带资入股。集体可以控股，也可以不控股，构造多元化的企业财产结构。二是对一小批小微亏企业进行拍卖转让，收回投资，偿还债务。苏州市乡村企业中，总资产在100万元以下的镇办企业为476人，资产3.2亿元；50万元以下的村办企业2507个，资产5.7亿元。这些企业规模小，有机构成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一般处于微利或亏损、高负债的状态。对这类企业要果断地进行拍卖，转让产权，实属明智之举。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机制转换，要对集体资产逐一评估，防止流失；收回的投资款，重点用于偿还债务，社区政府不能挪作它用，不允许挥霍浪费，更不得借机制转换之名，行废债之实。当前乡村集体企业正面临着大面积机制转换之际，保护集体资产所有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国家和省、市级政府应顺时制定相关的条例或政策，以保证机制转换的规范和有序进行。
(3)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面提高企业的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为此，要由外延扩张转到内涵提高上来。一是向科技进步要效益。企业要建立和健全新产品开发机制，做到企业围绕产品转，产品围绕市场转，源源不断地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投放市场、占领市场，就能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们在苏州调查了近20家高新技术企业，家家盈利，资产负债率低，就是佐证。二是向规模经营要效益。“八五”期间，苏南乡镇出现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企业集团和大型企业，单苏州市就有乡镇企业集团328家，9家股份有限公司和41家有限责任公司，其资产总量占全市乡村企业总资产的40.7%，利税则占50%以上。实践证明，形成较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能以骨干企业为核心带动相关的中小企业，以其技术经济的整体实力，推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减少单个企业的市场风险，创造集聚效益。金融部门向这些优势企业投放资金，重点扶持，最终有利于资产负债率的下降。三是向管理要效益。“管理出效益”，而且是不用任何物质投入的净效益。强化乡镇企业内部管理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任务。当前要强化财务、质量、成本、定额管理，健全审批制度，完善审批手续，加强民主监督，堵塞各种漏洞，防止集体资金流失。与此同时，特别要强化分配管理，坚持实收、实支、实留、实分的原则，剔除“三项资金”的贬值、损伤部分，以到帐货款计算利润，取消认帐利润。利润分配中企业留成要占大头，企业留成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要占大头，提高企业积累水平，补充流动资金。通过经济效益的全面提高来降低负债率。
(4)“债权变股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苏南乡村企业的主要债权人是银行和信用社，仅苏州市至1995年底止，乡村企业向银行、信用社借款达112.4亿元。金融界能否以“债权变股权”的方式，把贷款金变为股本金，成为企业股东。在债务转股的同时，银行和信用社扩股、或注入新的信贷资金。一方面，帮助那些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后劲、资金短缺的企业走出困境，恢复和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银企双方得益。在自愿的基础上，“债权变股权”的方法，同样适用于与乡村企业发生债权关系的法人实体和个人。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施，乡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将会有明显的下降。
(5)优化宏观经济环境。形成苏南乡村企业过度负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宏观经济环境与之相关，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降低负债率的外部环境。例如：建立和完善资金市场，扩大资金来源渠道，实现筹资多元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上级政府首先转变职能，为社区政府“退出”微观主体提供条件；制定有关政策，像抓减轻农民负担一样，专项治理向乡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乱赞助、乱募捐，刹住“五乱”，严格控制“三非”开支，刹住铺张浪费和各种奢侈之风，使企业得以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