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回顾与展望”理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经济学论文,走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回顾与展望”理论研讨会于2000年3月23—24日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北大、 清华、人大、复旦、南开、厦大、浙大、武大、南大、中大、山大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及香港地区的60余名经济学者围绕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现将与会代表提交论文和讨论发言中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作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经济学科，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建设性的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认为，从一种学科的建设看，中国经济学的体系首先是方法论和指导思想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应该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于“经济学本土化”或“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提法，必须以促进经济科学的发展和解释、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出发点，要创建的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对解释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有用，而又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经济学体系。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也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验科学和实用性科学，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源。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应具有普遍的意义，似乎没有必要建立国别经济学，但考虑到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不同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它的经济规律和运行模式自然会有不同的特点。从这一角度来说，建立适合本国发展所需的经济学又具有一定意义。
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或者说理性人选择的一门科学，它提供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研究的范围并不只是经济问题。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经济学家不应太迁就于现实。复旦大学李维森副教授认为，作为一门理论的经济学并不能用来理解世界，它所能解释的只是理论本身。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刘树成所长在总结发言中列举了与会代表对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12种冠名。经济学没有国别之分，但经济学的内容展开却有国别特色，这里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作为在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其理论范式和逻辑体系必须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经济问题，并成为决策的理论依据。
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现状
与会代表大都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与缺陷。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独立性和稳定性，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政策学。政治经济学不应总是为现实的经济政策辩护，从而束缚自身的发展。吴宣恭教授认为，过去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存在许多弊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中国的实际，片面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以一些不准确的理解为出发点，分析和论证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洪银兴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学取得了四个最为重要的突破，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和按要素投入取得报酬的收入分配理论。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严重缺陷是脱离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带有教条主义的倾向。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所取得的十项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认识模糊，缺乏科学论证，经济理论落后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科学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中国社科院张曙光教授认为，中国理论经济学在过去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现在则是商业化和技术化，经济学要想在中国获得发展，必须克服这些障碍。李维森副教授坦言我国当前的经济学发展水平与国外的经济学发展现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务之急是转换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使我国经济学研究尽快融入主流经济学发展之中。张维迎教授认为经济学在我国没有能够很好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学界对经济思想没有形成“产权”的概念，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合作未能深化，科学的文献审稿制度还没有建立。
三、如何推进中国的经济学建设
代表们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谷书堂教授主张，重建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一切适用于中国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研究。吴宣恭教授认为，创新政治经济学，我国的起步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开始。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它作为基本的方法。对于其它各种具体的方法，凡是有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都要统统拿来。洪银兴教授认为，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以中国的经济建设为对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上向实践开放和向西方的经济学开放。河南省社科院程祖瑞副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当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和李仁君从新的角度区分了固定分工体系和可变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从传统的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的发展。他认为，这一新的价值论将是创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认为，应改革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包括基本理论、市场经济、企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四个部分。厦门大学罗郁聪教授、陈克俭教授受王亚南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启示，认为中国经济学应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香港《经济导报》陈可焜教授认为，“一国两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容忍、肯定和利用，在重建中国经济学时应当考虑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经济实践中所具有的理论内涵，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一章或一部分。刘树成教授谈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我们总的倾向是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理论学习得不够，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动态把握得也不够，重要的是加强学习，而不是批判。张维迎教授认为，在过去20年间，博弈论已经改造了整个经济学；今后20年，博弈论还将改造整个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学习并掌握博弈论这一重要的方法论。他同时主张，由于Internet已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企业组织和市场交易方式，经济学家应重视和研究其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李维森副教授认为，21世纪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着力点应是进入主流学派，掌握博弈论尤其是演进博弈论知识，开拓和推进中国全新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学分析，与当今世界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探索进行同步的理论推进。黄少安教授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现实，认为其中包含着大量“合作”的思想，据此提出了改变西方传统的以“竞争”为主线的经济学，构建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的主张。浙江财经学院陈惠雄副教授本着同一思路，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相应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文化环境之上的。通过对中国文化、历史、国民心理的分析，他提出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思想核心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河南大学高建国副教授对西方经济学中以“经济人假说”为代表的人性理论提出了批评，主张应重新理解经济分析中的人。东北财经大学王询教授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匿名假设”导致了对人际关系的忽略，中国经济学家应关注人际关系问题，将人际关系、交易成本和资本联系起来。福建师范大学黄家骅教授指出，目前的理论经济学缺乏对居民经济活动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主张建立居民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厦门大学博士生孙平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或不成熟阶段。在该阶段，中国经济学的任务应当是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经济理论状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学的转变，二是从传统经济学占主导地位向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学并使之占主导地位转变。为此，应当不争论中国经济学的一般性问题，彻底抛弃经济学的阶级性定位，更加重视“中国经济学人向何处去”问题，建立比较完善的促进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相关体制和机制等。厦门大学博士生杨旭东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必须对传统的“经济人假说”作出取舍，“重新理解人”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四、“经济学数学化”问题及其他
在这次研讨会上，“经济学数学化”问题引起了代表们广泛热烈的讨论。清华大学杨大勇硕士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应将由“数学化”带来的“规范化”提上议事日程，虚心引进和学习，形成一个有效积累的学术环境。但也有一些代表对“经济学数学化”提出了保留意见，如黄少安教授、安徽大学许崇正教授和武汉大学邱力生副教授等认为，经济学需要数学，但经济学不是数学，把经济学无限度地变成数学，无益于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在重视实证分析的同时，不应削弱经济学的规范分析和伦理判断功能。吴宣恭教授认为，数学方法的确有利于简明、精确地说明某些经济关系，但它不能无限制地使用。因为，数学方法必须以事物的在性质上的同一为前提，而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人及其相互关系，而人是社会性的人，有不同的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差别。这些就很难用数学公式表达。刘树成教授则认为，不应一概反对经济学中使用数量模型的分析方法，但“经济学数学化”概念内涵不清晰，经济学研究应提倡多种方法并重。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教授对我国的过渡经济学研究作了深入的评述。他指出，过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以西方经济学几个分支理论为基础的，如制度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转轨国家经济问题的理论分析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我国当前最重大的经济现实，我们身处其中，应该能在过渡经济学领域作出贡献。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对制度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应当保障人民对制度的“自由选择”，无论哪一种经济制度，一旦与暴力、强权和垄断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制度的低效率。福州大学周小亮副教授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配置资源理论进行了评述，并指出其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若干启示。中山大学陆家骝教授分析了组织制度、知识技能、金融体系等新资源因素的特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并据此对我国未来资源因素发展的方向提出了看法。沈阳师范学院徐延辉副教授对西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述。广东工业大学李子江副教授、南开大学张仁德教授对21世纪比较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复旦大学博士生伍装提出中国制度变迁理论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在方法、工具上要以引进为主，融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内容、体系上要以创新为主，又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复旦大学俞忠英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实质是政府转型，是政府从“父母化”转化为“平民化”。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邱宜干对1992—1999年我国经济学领域的321 篇实证文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了我国经济学界在实证研究方面与国外的差距，并希望引起我国经济学界对实证研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