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区通邮的起源及其演变（论文文献综述）
冯佳[1]（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表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马冬[2]（2019）在《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大公报》作为一份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报纸,从创刊开始历经3个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大众媒体的典型代表,其刊登的新闻、社论、短评、文章都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资料。本文主要围绕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国民党直接统治华北地区时以《大公报》新闻、短评为主构成的公共舆论内容,辅之以《申报》和其它刊物的声音,结合此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为核心的垄断意识形态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和约束,主要研究二者之间形成的正向关连、悖论反衬及屈从权威、教育外延的关系。全文共32万余言,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计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历经孙中山建立政治基础、戴季陶重构哲学方向、蒋介石推进制度体系,基本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标志,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完成了核心思想的解读和确立,并实现了向统治阶级核心意识形态转变。与之同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作为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其社会化也提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日程,由于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通过校园教育普及,所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就开始了“党化新闻界”和“党化教育”的过程,分别采用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和教育熏陶的潜移默化式影响。二、《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即“以主义治国”,所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中山思想是其核心内容,《大公报》对孙中山的符号化、仪式化推崇和宣传就成为了其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第一个舆论焦点取向。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掌握了对孙中山思想的权威解读以及对国民政府党政权力的控制,所以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和权威拥护也是《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另一个舆论焦点取向。此时期《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和短评点评都表现了对国民党“制度时间”的重视、对孙中山符号化的承认、对蒋介石的拥戴。三、《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三民主义”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核心,作为对其支持和宣传的重要表现,对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和媒体点评,成为了《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重要表现,尽管现实中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更多表现为“弱国无外交”和疲于奔命,在民权主义方面乏善可陈,在民生主义方面踯躅前行,《大公报》依然给予了积极配合和主动宣传。四、《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和束缚,作为大众媒体代表的《大公报》表现出了积极灵活的态度和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现公共舆论的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直接控制,《大公报》可以借用“第三方”的口吻间接表达公共舆论的立场和态度;面对新闻检查的直接压迫,她也可以给予直接的批评和当面的抨击;面对形势和时局的风云变幻,她也借助“短评”栏目迅速直接的摆明态度和立场。
林木[3]（2019）在《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文中研究表明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城市先后解放,中国共产党陆续接管和改造这些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初次探索,其不仅是巩固革命成果与支援前线战争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与建立民主政权的关键问题,因而意义重大。沈阳作为东北最大城市,具有政治色彩浓厚、工业经济发达与地理位置优越等优势,自近代以来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代表性强。因此,论文研究1948-1952年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上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思想,总结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城市的一般规律;实践上有助于提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治理能力与水平,解决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理论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文献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首先,追溯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其次,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历史背景与条件准备,并梳理其具体过程;最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成效与经验,并总结其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另一方面结合沈阳具体实际,批判继承已有东北城市接管经验,并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即近代沈阳城市管理经验和苏美城市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对沈阳政权、经济、文化、市政和社会系统分别进行接管和改造,并取得显着成效,为人民带来福祉,证明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能打破旧世界,还能创造新世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成功经验就在于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派遣纪律严明且训练有素的城市干部,妥善处理城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接管城市与经济建设同时并举。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顺利完成,为支援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力量,为实现沈阳由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奠定基础,为推动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创造前提,更为接管和改造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范例;对当前推进中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给以启迪。
张雨新[4]（2018）在《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所有权。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指导下,在老解放区领导群众开展了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佳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属于中共领导下的老解放区,其北部毗邻国统区,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驻地之一。佳县地少人多,土地集中现象比较明显,租额较高,无地、少地农民生活负担沉重。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长余土地,由无地少地农民承购的和平土改政策。在兼顾地主和农民利益、继续保持与中小地主统战关系的同时,适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平土改期间地主和农民的心态是复杂的。地主对待土地公债政策的态度分为三种:出于本能的消极对抗态度,发自内心积极支持的态度,表面积极支持、实际以求损失最小的利己态度。承购土地后贫雇农的心态有四种:第一种是积极承购,对中共和平土改政策充满感激;第二种是没有承购到好地的部分贫雇农对承购政策仍不满意;第三种是无劳力不愿承购和担心“变天”不敢承购;第四种是过去租种较多土地、此次被抽地贫雇农对承购政策不满。和平土改虽然初步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数量下降,土地占有关系继续朝着有利于贫雇农的方向发展。但地主占有的土地多为好地和近地,且和平土改忽视了充分动员农民的政治任务,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错位导致和平土改政策必然要被废止。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义合会议,佳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落实中央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精神。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倾观念以及晋绥边区的影响,佳县各地普遍以土地占有、生活程度、剥削关系、历史等四项条件确定成分,出现“查三代”、看政治态度、为斗底财、报私仇等故意提升成分的过激化现象。贯彻中央土地会议后开展的土地改革初步打消了地主阶级气焰,提高了农民的阶级意识,缺地、少地农民普遍获得了土地,地权关系再次发生有利于农民的变化,但也出现对富农阶层打击过重、侵犯了中农和兼营工商业者的利益的偏差。为了解决土改中出现的干部问题,佳县在西北局义合会议和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开展了以关门整党和开门整党为形式的土改整党。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土改纠偏的决定。纠偏中农村各阶层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待土改纠偏的态度复杂:地主、富农暗流涌动,个别心存“变天”想法的甚至气焰嚣张;不少贫雇农在退地、退粮的纠偏政策面前表现消极,认为翻了个空身;中农心情最为复杂,有的因为纠偏退赔政策而长舒了一口气,有的斤斤计较于被错斗而怨恨贫雇农,有的担心再成为斗争对象而不自愿地献地。对政策变化应接不暇的土改干部则里外为难。根据中央纠偏政策,佳县各地按照老区抽补、调剂土地的精神,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重新进行成分划分,并整顿贫农团和农会,清洗坏干部,吸收积极分子,扩大群众组织,对错斗户道歉、退地、退粮和财物,进行全面纠偏,稳定了社会秩序。1950年3月,佳县农民拿到了土地证,确定了土地所有权,最终完成了土地改革。本文以佳县土改为个案,在深入挖掘佳县革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政策—效果”研究范式,尽可能避免政策性描述以探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采用“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和国家——社会理论,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既探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更讨论这些政策如何在陕北基层开展、实施及变化情况;既分析中共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改革的动员办法,也讨论陕北农民利用乡村传统习惯与中共土地政策之间的互动和影响。通过考察中共土改政策与基层实践之间的张力,揭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老区土地改革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以个案研究印证全国老区土改的一般进程,并呈现老区土改的多面性。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佳县土地改革全过程的历史考察,本文认为,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确权后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上级组织的介入不仅是土改整党时期也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既能督促本级组织落实上级决定,还能有效纠正本级组织贯彻执行政策中的偏差。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及时纠偏,是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土地改革的宝贵经验之一。佳县土改的地方性实践,是农村基层政治精英“选择性吸收”政策的结果。灵活对待宗族关系与声望等乡村传统文化,是中共改造乡村的方式之一。
牛翠萍[5]（2018）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文中提出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仍然处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上,需要从历史中借鉴探索民主政治的经验。今天的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和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革命的烙印,都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起点,是协商民主和政治协商的典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并规定了暂代行人大的职能。因此,对这次会议召开的演进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从大历史视角对会议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以中国时局的变化为行文背景,围绕“为什么要召开”、“谁召集”、“协商什么”、“怎样协商”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中共与各方民主人士协商建国中的求同存异过程。从会议的全过程看,“既透视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殊轨迹,又昭示着中国协商民主的旺盛生命力。”本文的结构设计,是按时间顺序展开来阐述人民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的全过程。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并对论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和不足作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正文。正文分为6章。第一章,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与战后政局。重点考察了政治协商思想来源,追溯到孙中山党派团体制思想,演变为中国党派政治协商思想。梳理了党派团体制思想在实践上发展为新形式的过程。抗战胜利后各方力量促成了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围绕国民大会、建国纲领、军队整编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政治协商。虽然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决议,但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和原则却保留了下来。第二章,“五一”号召:中间党派与中共达成初步共识。首先分析了中共发布“五一”号召的背景,即国共双方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共的情况下召开的。中间党派对“五一”号召的反应绝大多数是热烈的,但有少数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中间党派对新政协的分歧,认为“五一”号召的核心主张并非中共所独有,由中共召集还是三党联合召集?尽管存在着分歧,但基本一致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发动和领导下,开展了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序幕。第三章,毛泽东8月复电与新政协的全面发动。首先对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的8月复电及复电迟缓原因展开分析,指出新政协进入了“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其次,分析中共政治上准备新政协,设计新中国基本格局;军事上发动战略决战以配合政治上的筹备。再次,为推进新政协运动,中共克服困难把大量民主人士运送到解放区与中共商讨建国大计,统一思想。最后,重点阐述中共与民主人士围绕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地点、参加范围及建国程序等基本问题展开协商,双方本着平等协商精神、求同存异原则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第四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共识与协商建国。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进行,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形势迅速恶化,国民党发动了“和平运动”,美苏支持国共和谈,一部分中间派发生动摇,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中间党派纷纷回应,并公开明确承认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领导,全力投入到了新政协的筹备中,开始了和中共的全面协商建国。第五章,时局的根本变化与新政协召开的实质性筹备。国民党内外交困下,李宗仁试探“和平”,国共开启北平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谈判失败。中共与民主党派加快了协商建国步伐,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各地各界以各种形式祝贺政协筹备会的召开。新政协筹备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新政协代表的产生问题。积极推动全国各界人民团体的建立和完善,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第六章,政治协商精神的实践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次新政协会议尤为集中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对政治协商精神的理解。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选、奠基新中国三个历史性文件及其他重大事宜,尤其就“人民政协是否长期存在”、“要不要提社会主义”、“要不要联苏”等问题求同存异,是中共和各方民主力量政治协商的产物,是政治协商精神的彰显。第三部分,结论。纵观人民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的全过程,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建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相互尊重、充分协商、求同存异,是协商建国的必要条件;各界社会团体的建立是多党合作的必要补充。
朱东北[6]（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曾小锋[7]（2018）在《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中国的会匪因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被中外学者称为“土匪王国”,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华南遍布洪门、沿海地区青帮独大、西北哥老会林立、华北红枪会盛行、华中“神兵”四起,形成了一道别致的人文风景线。包括土匪、帮会、会道门在内的会匪在中国大地上由来已久,经过历史的激荡,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中共决心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回应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在继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城市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赣、闽、鄂、湘等数省交界、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广泛发动农村暴动,深入开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在暴动胜利后的地方,先后建立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等十几块大小不等的苏维埃区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开展武装暴动地方,亦是会匪势力比较集中的区域。地处边远、山高林密、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条件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宗教迷信思想浓厚,粗旷的民风和强烈的反抗意识等为会匪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条件。据统计,中国苏维埃区域的帮会、土匪有10万余人,各类会道门武装150万余人。如此庞大的民间武装力量,是中共领导苏维埃革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当中共以苏维埃革命为旗帜,对广大边远、落后的农村进行历史性介入后,必然会对当地的社会控制势力——会匪带来很大的冲击。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量和博弈后,会匪对苏维埃革命采取了合作改编、激烈对抗、保守中立和投机反叛等四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虽然苏维埃政权与会匪都是平等的博弈主体,但是前者因肩负宏大的政治目标而更占据主动地位。如何治理这些类型复杂、功利善变的会匪,这极大地考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方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经典阐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具体指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理论探索以及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等,共同构成了苏维埃治理会匪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苏维埃政府坚持团结改造、为我所用的原则立场,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会匪采取了全面治理的方略。首先,在横向上进行分类治理,提出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方略。针对会匪的不同政治倾向,苏维埃政府分别作出收编改造、严厉打击、争取拉拢和揭破清除等不同的治理政策。其次,根据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特点,可以大致将其分为武装暴动、地方割据、执政巩固和长征陕北等四个历史阶段,从纵向上对会匪分别采取利用争取、团结改造、肃清洗刷和综合治理等政策。在对会匪的具体改造实践中,苏维埃政府又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治理。总体上看,苏维埃政府对会匪的治理是成功的,契合了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和苏维埃革命任务的需要。尽管如此,苏维埃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会匪治理的成效呈现明显的差异性,早期武装暴动时期,因受中共“六大”决议歼灭匪首的片面思想影响,未能争取大部分会匪参加革命而导致成效不理想;地方割据时期治理会匪效果良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盗贼绝迹”的景象;执政巩固时期苏区境内的会匪基本得到肃清,但因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不少已经改造良好的会匪骨干分子遭到清洗;陕北时期由于借鉴了前期的经验教训,成功将会匪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如陕北最大的会匪组织——哥老会,被治理成为抗战救国的革命团体。苏维埃政府对会匪的治理是在国共两党生死较量、军事斗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开展的,体现了严酷革命环境的战时性、首次局部执政的开拓性和广泛发动群众的运动性等历史特点。通过详细梳理会匪治理的历史实践,苏维埃政府在坚持区别对待的总体策略、坚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制度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等方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然而,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苏维埃对会匪的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草创性和欠完备,不平衡和反复性以及过激化等缺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本着党史为现实服务的原则,通过厘清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进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当前基层社会的黑恶势力、反动邪教组织等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胡中升[8]（2017）在《苏区有关中华邮政政策述论》文中提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区中华邮局实行保护政策,也接收改造了根据地内的一部分中华邮局,建立了自己的赤色邮政。为了打破国民党的通信封锁及维护根据地民众的通信权利与自由,苏区亦保留了一部分中华邮局,并以之为中介与国统区通邮。基于获取敌方情报及避免通邮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之需要,苏区对往来于国统区的邮件进行检查。对苏区中华邮局的保护及与国统区的通邮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也为后来的国共通邮提供了历史经验。
齐洪洲[9]（2017）在《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研究》文中指出1878年,清政府效仿英国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中国邮票设计艺术从此便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历经清代、民国、新中国将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阶段中,中国邮票设计从最初的模仿、借鉴西方邮票的艺术形式到逐渐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成熟艺术形态,尽管历经曲折,但发展却从未间断。本文以中国邮票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收集梳理其发展历史,运用设计艺术学、历史学等方法呈现其在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语境、技艺场景、设计风貌,剖析其中的视觉语言、设计思想及艺术风格,并据此勾勒清晰的设计发展脉络和流变轨迹。全文对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的研究从四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历史层面,即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这一层面不仅是文章的基础,也是全文的发展线索。文章在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在“学西观”和“中体西用”思想的相互作用,使清代邮票的设计在照搬、模仿西方邮票设计格局的同时又体现出清代特有的艺术特色,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的必然呈现;在国统区邮票与解放区邮票并行发展的民国历史时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新中国的邮票设计在建国初期获得良性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致使邮票事业呈现混乱状态,邮票设计工作也在反反复复中艰难前行;经过文革后两年徘徊时期的调整,改革开放初期的邮票事业繁荣发展,邮票设计也日渐成熟,特别是设计中民族风格的体现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近20多年的邮票设计继续向前发展并呈现出新的面貌。文章认为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历史可划分为移植期、借鉴期、自立期、探索期、曲折期、繁荣期和多元发展期。其次是物象层面,即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在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这一层面通过图表演示与文字阐述,对中国邮票各时期实物图像的构图、边饰、表现手法及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归纳与分析,总结其艺术特征,发掘艺术规律。本研究发现:中国邮票在近一百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各时期邮票呈现出不同的图像特征,均是当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与写照;中国邮票的设计历经了从最初模仿、借鉴西方邮票的艺术形式到逐渐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成熟艺术形态的曲折过程;在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受到过许多艺术形式的影响,且这些艺术表现方式和手法被运用于邮票设计当中,而反过来有的邮票设计形式也对某些艺术形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再次是技术层面,即中国邮票在各时期的印制技术特征。设计和印刷是邮票诞生的前提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本研究表明:中国邮票的印制从最初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人员,到目前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间一直不断向前发展,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邮票印制水平仍得到一定的提高;中国邮票的印制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印制特点,不同的设计形式产生不同的图像特征,而印刷又往往决定着设计的最终面貌,有时乃至决定着艺术风格,如解放区邮票所呈现出的强烈的木刻版画风格便是由这一时期特殊的印制条件所决定的。最后是现实层面,即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面貌呈现。第七章紧扣现实,总结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国邮票设计艺术所呈现出的多元发展新面貌,探讨数字化设计平台给邮票设计所带来的利弊关系,最后建立在各章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脉络进行归纳总结和图表演示。在以上四个层面逐层阐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的全面研究,本论文得出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移植期、借鉴期、自立期、探索期、曲折期、繁荣期和多元发展期;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历经了从最初模仿、借鉴西方邮票的艺术形式到逐渐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成熟艺术形态的发展过程;数字化设计平台在给邮票设计带来众多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弊端等主要结论。
王宁[10]（2017）在《民国时期宁夏邮政业的探索》文中指出我国邮传历史悠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经外国人创办,我国近代邮政产生。宁夏邮政创立较晚,1905年隆德邮政代办所的成立,标志着宁夏邮政的产生。民国时期,宁夏邮政的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果,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邮路铺设延伸到乡镇;邮政局所的设置也逐渐扩散至整个地区,局所设施陈旧,但由于执行严密的邮政人事管理制度,使邮工生活、邮政人员质量、邮件运达得到保障;邮政业务种类增多,业务量受时局影响,升降不稳定。宁夏邮政局所与邮政业的发展相辅相成。本文通过对宁夏邮政局所与邮政业,在民国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探索民国宁夏邮政局所的设置经历了由点到线到面,最后连成一片,广布于平原,高原、山地零星分布的布局特征,进而理清邮政业在当时的发展状况,由此分析制约着宁夏邮政局所与邮政业发展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民国宁夏邮政的发展,带动了宁夏经济发展进步,加强了宁夏与外界的联系,便利了人民的生活,促使宁夏社会风气的转变,宁夏人民接触更多先进的思想文化。
二、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区通邮的起源及其演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区通邮的起源及其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1）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论题研究的现状和分析 |
| 三、重要概念及研究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 |
| 第一节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历史回溯 |
| 一、孙中山建立“以党治国”的政治基础 |
| 二、戴季陶重构“以党治国”的哲学方向 |
| 三、蒋介石推进“以党治国”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国民党“党化新闻界”有关法规的制定 |
| 一、确立蒋介石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垄断解释地位 |
| 二、执行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宣传制度 |
| 三、严控“新闻纸” |
| 第三节 国民党“党化教育”在教育领域的渗透 |
| 一、课堂中的“党义”教育 |
| 二、校园中的“党化”控制 |
| 三、时间上的“党国”记忆 |
| 四、空间上的“总理”符号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 |
| 第一节 以制度时间为核心的符号宣传 |
| 一、总理纪念周的舆论推广 |
| 二、革命纪念日的媒体教化 |
| 三、孙中山陵寝的精神崇拜 |
| 第二节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向心宣传 |
| 一、对国民党其它重要人物和势力的轻视 |
| 二、对镇压共产党行动的支持 |
| 三、对“新生活运动”的拥护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抗争宣传 |
| 一、对被动抵抗日本侵略的无奈宣传 |
| 二、与苏联关系曲折恢复的尴尬报道 |
| 三、借美国政治外交支持的自惭宣传 |
| 四、维护民族地区国家统一的重点报道 |
| 第二节 以民权主义为内涵的政治宣传 |
| 一、烘托推进民权的氛围 |
| 二、展现间接民权的完善 |
| 第三节 以民生主义为旨向的发展经济及社会文化宣传 |
| 一、主张改善生产环境 |
| 二、疾呼充实粮食生产 |
| 三、展示交通建设发展 |
| 四、列举文化建设措施 |
| 五、号召顺应服饰潮流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 |
| 第一节 间接阐释公共舆论的立场 |
| 一、呼吁挽救民族危亡 |
| 二、要求实现国内统一 |
| 三、号召促进民生进步 |
| 第二节 直接反对“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 |
| 一、应对国民党新闻检查的策略性 |
| 二、展现新闻纸遭受检查的普遍性 |
| 第三节 利用短评坚守“文人论政” |
| 一、涉及国计民生全方位的议题设置 |
| 二、代表公共舆论守门人的价值立场追求与原则 |
| 小结 |
| 结语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阐释 |
| 1.2.1 城市接管 |
| 1.2.2 城市改造 |
| 1.2.3 城市管理 |
| 1.2.4 城市治理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理论基础及经验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 |
| 2.1.2 列宁的城市思想 |
| 2.2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2.1 毛泽东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2.2 陈云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3 中国共产党东北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3.1 哈尔滨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3.2 长春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4 国内外的城市管理经验 |
| 2.4.1 近代沈阳的城市管理经验 |
| 2.4.2 苏联与美国的城市管理经验 |
| 3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背景及条件 |
| 3.1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
| 3.1.1 美苏对峙格局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博弈 |
| 3.1.2 国民党财政经济危机与军事政治失败 |
| 3.1.3 共产党革命力量壮大与方针政策正确 |
| 3.2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掌握战争主动权 |
| 3.2.1 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改变 |
| 3.2.2 夏秋冬季攻势取得胜利 |
| 3.2.3 辽沈战役加速推进沈阳解放 |
| 3.2.4 战争中重视对沈阳的保护 |
| 3.3 沈阳地下党组织采取有效行动 |
| 3.3.1 调查与搜集有关沈阳的情报资料 |
| 3.3.2 宣传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的方针政策 |
| 3.3.3 组织沈阳各界群众开展护城运动 |
| 3.3.4 保护沈阳党员进步分子与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 |
| 3.4 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 |
| 3.4.1 明确沈阳军事管制的目的与军管会的使命 |
| 3.4.2 设置沈阳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 |
| 3.4.3 调配与培训沈阳军管会所需的干部队伍 |
| 4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具体实践 |
| 4.1 沈阳政权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1.1 解散反动党团与实行公开建党 |
| 4.1.2 打碎旧政权机构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4.1.3 留用旧职人员与整顿公职人员思想纪律 |
| 4.1.4 搜集军队遗留资财与加强军工军需生产 |
| 4.2 沈阳经济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2.1 没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与建立国营工业企业 |
| 4.2.2 没收官僚资本财政金融机构与稳定金融市场 |
| 4.2.3 保护与引导私营工商业向有益于国计民生方向发展 |
| 4.3 沈阳文化教育卫生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3.1 恢复进步报纸广播与加强职工文艺活动 |
| 4.3.2 调整合并学校与实施课程教学改革 |
| 4.3.3 整治环境卫生与开展妇幼保健工作 |
| 4.4 沈阳市政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4.1 抢修煤气电力与自来水系统 |
| 4.4.2 抢修邮电通讯系统 |
| 4.4.3 修复铁路交通运输网 |
| 4.5 沈阳社会秩序的接管和改造 |
| 4.5.1 遣散散兵游勇与收容游民乞丐 |
| 4.5.2 开展锄奸肃特斗争与打击盗匪抢劫 |
| 4.5.3 取缔封建会道门与整顿宗教界活动 |
| 4.5.4 封闭妓院与禁绝烟毒 |
| 5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效及经验 |
| 5.1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效 |
| 5.1.1 政权相对稳定党政领导加强 |
| 5.1.2 经济加快恢复国家财政好转 |
| 5.1.3 文教卫发生变革人民素质提升 |
| 5.1.4 市政设施改善社会风气净化 |
| 5.2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功经验 |
| 5.2.1 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 |
| 5.2.2 派遣纪律严明且训练有素的城市干部 |
| 5.2.3 接管城市与经济建设同时并举 |
| 5.2.4 妥善处理城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 |
| 5.3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不足之处及其原因分析 |
| 5.3.1 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
| 5.3.2 接管人员与机动兵力准备不足 |
| 5.3.3 城市工作方法过粗 |
| 6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作用及启示 |
| 6.1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历史作用 |
| 6.1.1 为支援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力量 |
| 6.1.2 为实现沈阳由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奠定基础 |
| 6.1.3 为推动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创造前提 |
| 6.1.4 为接管和改造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范例 |
| 6.2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现实启示 |
| 6.2.1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提升城市治理民主化水平 |
| 6.2.2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水平 |
| 6.2.3 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提升城市治理信息化水平 |
| 6.2.4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 五、创新之处与存在问题及今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土改前佳县的社会经济关系 |
| 第一节 佳县的历史与自然环境 |
| 一、“铁葭州”及其历史沿革 |
| 二、地形、气候与主要农作物 |
| 第二节 土地关系 |
| 一、土地占有情况 |
| 二、租佃形式及地租率 |
| 三、土地使用 |
| 第三节 减租清算与土地关系的变化 |
| 一、地主对付减租减息的“花样” |
| 二、查租清算 |
| 三、减租后农民生活的变化 |
| 第二章 解放战争初期的和平土改 |
|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和平土改政策 |
| 一、和平土改政策的提出 |
| 二、推行和平土改的原因 |
| 三、佳县和平土改的部署 |
| 第二节 和平土改的一般步骤 |
| 一、宣传动员 |
| 二、调查登记、订成分 |
| 三、献地与征购 |
| 四、留地与承购 |
| 第三节 各阶层的态度与反应 |
| 一、征购、献地与地主的多重考量 |
| 二、承购后贫雇民的复杂心态 |
| 第四节 地权关系的变化 |
| 一、地权关系向着有利于贫雇农的方向变化 |
| 二、地主占有较多、较好土地的状况依然存在 |
| 第五节 和平土改政策的错位与调适 |
| 一、经济改革与政治革命的张力 |
| 二、和平土改政策的调适 |
| 三、对和平土改政策的评价 |
| 第三章 土改过激化 |
| 第一节 土改新政策 |
| 一、西北局义合会议与佳县土地会议 |
| 二、土改工作领导机构及其成员构成 |
| 第二节 启发群众阶级觉悟 |
| 一、帮助群众“挖穷根” |
| 二、群众自发找穷根 |
| 第三节 “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
| 一、划分阶级的办法 |
| 二、斗地富、刨底财 |
| 三、过激化的表现及其原因 |
| 第四节 义合会议后土改成效分析 |
| 一、取得的成绩 |
| 二、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土改整党 |
| 第一节 中共佳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党员发展 |
| 一、组织创建与早期活动 |
| 二、1940年代党员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干部思想作风与组织纪律问题 |
| 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 |
| 二、分配中的自私行为 |
| 三、自由散漫的生活作风 |
| 四、组织观念与纪律意识不强 |
| 第三节 整党审干：干部教育与群众动员 |
| 一、“关门整党”：土地会议后之反右整风 |
| 二、“开门整党”：杨家沟十二月会议后之纠“左”整顿 |
| 三、党员及群众反映 |
| 第五章 复查纠偏 |
| 第一节 纠偏政策的出台与部署 |
| 一、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土改纠偏 |
| 二、年关会议部署纠偏工作 |
| 第二节 各阶层对土改纠偏的态度 |
| 一、暗流涌动的地主和富农 |
| 二、“翻了个空身”的贫雇农 |
| 三、心绪复杂的中农 |
| 四、里外为难的土改干部 |
| 第三节 成分纠偏 |
| 一、阶级划分办法 |
| 二、新标准下之成分复查与纠偏 |
| 第四节 全面纠偏 |
| 一、整顿贫农团、农会 |
| 二、对错斗中农的退赔 |
| 三、对错斗工商户的补偿 |
| 四、对扫地出门地主、富农及错斗致死者的安置 |
| 第六章 土地登记与土改结束 |
| 第一节 土地的调剂与抽补 |
| 一、老区土地调剂抽补办法 |
| 二、土地占有关系的再变化 |
| 第二节 财物的处理 |
| 一、分配斗争果实 |
| 二、土地附着物及窑洞的处理 |
| 第三节 确定地权 |
| 一、确定土地登记、评产评级办法 |
| 二、土地登记、评产评级之实际运作 |
| 三、土地登记、评产评级之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一章 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与战后政局 |
| 一、国民会议思想的来源与内容 |
| (一)国民会议思想的来源 |
| (二)国民会议思想的内容 |
| 二、党派团体代表制的流变 |
| 三、战后政局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 |
| (一)三种建国方案与重庆谈判 |
| (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与影响 |
| (三)国内各界对政协的反应及影响 |
| 四、解放战争胜利进展与1948年政局 |
| (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与发动全面内战 |
| (二)国民党制造李闻血案,中间知识分子分化 |
| (三)解放战争胜利进展与民主运动的高涨 |
| (四)中间党派逐渐抛弃中间路线 |
| 第二章 “五一”号召：中间党派与中共达成初步共识 |
| 一、中共发布“五一”号召 |
| (一)廖承志的一封电报和中共“五一”号召 |
| (二)“五一”号召发布的时机 |
| 二、中间党派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及分歧 |
| (一)第一种反应：绝大多数民主党派回应迅速而热烈 |
| (二)第二种反应：少数中间党派的观望和怀疑 |
| (三)中间党派对“五一”口号反应上的分歧 |
| 三、香港的新政协运动 |
| (一)中共成立专门机构 |
| (二)通过《华商报》等各种形式展开讨论 |
| (三)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召开座谈会 |
| 第三章 毛泽东8月复电与新政协召开的前期准备 |
| 一、毛泽东回复民主人士的两封电报 |
| (一)毛泽东对民主人士通电的回复 |
| (二)毛泽东通电回复迟缓的原因 |
| 二、中共为新政协召开的准备 |
| (一)设计新中国基本格局 |
| (二)解放区汇聚民主力量 |
| 三、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的协商和调整 |
| (一)召开时间和地点的协商及调整 |
| (二)召集者和参加者的协商及调整 |
| 四、新政协建国程序的协商及调整 |
| (一)建国程序的调整 |
| (二)建国程序调整的原因 |
| 第四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共识与协商建国 |
| 一、国民党的“和平运动”与中间党派的反应 |
| (一)国民党的穷途末路 |
| (二)国民党的“和平运动” |
| (三)中间党派的反应 |
| 二、美苏的反应：主张国共和谈 |
| (一)美国弃蒋扶李,主张国共和谈 |
| (二)斯大林建议抓住“和平的旗帜” |
| 三、中间派公开承认中共的领导 |
| (一)中共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 |
| (二)《关于时局的声明》与中间党派的反应 |
| 四、中间党派政治立场彻底转变的原因 |
| (一)国共双方实力消长变化 |
| (二)共产党的不断争取,中间党派的亲身参与 |
| (三)中间党派建国模式的选择比较 |
| (四)中间党派的自觉选择 |
| 第五章 时局的根本变化与新政协召开的实质性筹备 |
| 一、背景：国共“和谈”破裂 |
| (一)李宗仁试探“和平”与中共回应 |
| (二)国共和谈的破裂 |
|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 |
| (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召开新政协 |
|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 |
| (三)各地各界对新政协筹备会的反应 |
| 三、新政协参加单位与代表人选的商定及评析 |
| (一)参加单位与代表人选的原则和方式 |
| (二)新政协会议参加代表分析 |
| 四、各人民团体的建立 |
| (一)恢复和成立了全国性人民团体 |
| (二)组建新的人民团体 |
| 第六章 政治协商精神的实践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 |
| 二、奠基新中国的三个历史性文件的起草与制定 |
| (一)《共同纲领》：新中国根本大法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制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制定 |
| 三、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讨论的几个问题 |
| (一)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还会长期存在吗？ |
| (二)要不要提社会主义？ |
| (三)要不要“一边倒”？ |
| 四、拟定国旗、国歌、国徽和国都纪年 |
| (一)国旗国徽国歌的拟定 |
| (二)国都、纪年的拟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民国工会研究述评 |
| 1.2 史料、概念与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发轫：合法工会的蜕变 |
| 2.1 民初工会崛起的背景 |
| 2.2 从行会到工会 |
| 2.3 自发与党治：工会形成的轨迹 |
| 2.4 国家与工会的沟通形式 |
| 第3章 组织活动与现代事业 |
| 3.1 工会的组织形态初建 |
| 3.2 工会活动家的产生 |
| 3.3 社会援助的开展 |
| 3.4 越界、混乱与新秩序 |
| 第4章 重构：制度塑造和组织实态 |
| 4.1 国民党工运的停顿与重整 |
| 4.2 党治与整理：过渡性的转换机制 |
| 4.3 表与里：制度话语与地方秩序 |
| 第5章 变革的张力、技术与向度 |
| 5.1 工会化测评(一) |
| 5.2 会结构的演变 |
| 5.3 职工会、总工会及厂工会 |
| 第6章 从“人”到“群”的互动空间 |
| 6.1 工会及会员 |
| 6.2 会务运行状况 |
| 6.3 有限的公共空间 |
| 6.4 文娱活动 |
| 第7章 特别系统：特种工会的组织形态 |
| 7.1 组织网络的合法扩展 |
| 7.2 会员划归：以海员工会为例 |
| 7.3 基层实态：以“分事务所”为例 |
| 第8章 劳资争议处理(上) |
| 8.1 日常处理形态 |
| 8.2 重大调处机制 |
| 8.3 合法工会的“强”、“弱”转移 |
| 第9章 劳资争议处理(下) |
| 9.1 工潮与政府因应 |
| 9.2 合法化行为：新新公司工潮案 |
| 第10章 转型：战时工会反思与调适 |
| 10.1 工会化测评(二) |
| 10.2 出会与入会：工会“同群感”的量度 |
| 10.3 “趋上”抑或“附下”：工会走向的论争 |
| 10.4 “工合”与工会：互通与问题 |
| 第11章 国家意志与工人意愿的折冲 |
| 11.1 从工人教育到工人训练 |
| 11.2 战时调适：示范、奖励与福利 |
| 11.3 法外空间：异化与抵制 |
| 第12章 复建：结构变革与角色困境 |
| 12.1 工会管理体制调适 |
| 12.2 工会化测评(三) |
| 12.3 地方工会的重组及运行 |
| 12.4 战后工会的权威关系 |
| 第13章 经济社会中的工会作为 |
| 13.1 劳工政策的进展 |
| 13.2 工会的政治参与：以选举为例 |
| 13.3 程序化的代理：从“规约”到“世俗” |
| 第1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国内外会匪研究现状 |
| (二)会匪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会匪概念 |
| (二)中国苏维埃区域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穷山恶水：会匪产生的自然环境成因 |
| 一、地处边远,交通闭塞 |
| 二、环境险恶,山高林密 |
| 三、灾害频繁,流民四起 |
| 第二节 生存危机：会匪产生的经济社会成因 |
| 一、社会结构失衡,土地占有不均 |
| 二、苛捐杂税繁多,生活水平低下 |
| 三、军阀混战频繁,社会秩序动荡 |
| 第三节 愚昧好勇：会匪产生的教育文化成因 |
| 一、文化教育落后,宗教迷信浓厚 |
| 二、民风粗旷好勇、侠匪文化盛行 |
| 三、地方观念固化、反抗意识强烈 |
| 第三章 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的概况 |
| 第一节 强化控制：会匪的组织和纪律 |
| 一、土匪的组织和纪律 |
| 二、帮会的组织结构与帮规纪律 |
| 三、会道门的组织与纪律 |
| 第二节 信仰仪式：会匪的精神世界 |
| 一、土匪的精神世界 |
| 二、帮会的信仰与结拜仪式 |
| 三、会道门的精神信仰 |
| 第三节 无处不匪：苏维埃区域会匪的分布概况 |
| 一、大江南北：土匪、帮会的分布区域 |
| 二、遍布城乡：会道门的分布区域 |
| 三、中间地带：会匪的武装势力 |
| 第四章 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的活动方式与政治倾向 |
| 第一节 划地而治：会匪的主要活动方式 |
| 一、抢劫财物,绑票勒索 |
| 二、抵御兵匪,抗粮抗税 |
| 三、控制县政,区域自治 |
| 第二节 是敌是友？会匪的政治倾向 |
| 一、积极合作,接受改编 |
| 二、冷漠谨慎,保守中立 |
| 三、顽固不化,激烈对抗 |
| 四、假意革命,投机反叛 |
| 第五章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依据 |
| 第一节 现实依据：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利益诉求 |
| 一、扩大武装力量,开展军事斗争的现实需求 |
| 二、镇压敌对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内在要求 |
| 三、回应群众呼声,维护社会稳定的民意诉求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思想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会匪的论述 |
| 二、苏维埃革命前中共对会匪的认识 |
| 三、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基本思想 |
| 第六章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实践进路 |
| 第一节 区别对待：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基本方略 |
| 一、反动对抗型会匪：打击消灭 |
| 二、中立保守型会匪：争取拉拢 |
| 三、投机反叛型会匪：揭穿清除 |
| 四、主动合作型会匪：收编改造 |
| 第二节 久久为功：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进程 |
| 一、武装暴动时期：争取利用 |
| 二、地方割据时期：团结改造 |
| 三、执政巩固时期：肃清洗刷 |
| 四、长征陕北时期：综合治理 |
| 第三节 成功典范：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个案考察 |
| 案例一：改造绿林武装：袁文才、王佐匪帮 |
| 案例二：团结和争取赣南于都“三点会”帮会 |
| 案例三：收编改造鄂西黑洞神兵 |
| 案例四：合作收编闽北大刀会 |
| 第七章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特点 |
| 一、残酷革命环境的战时性 |
| 二、广泛发动群众的运动性 |
| 三、首次局部执政的开拓性 |
| 第二节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分门别类,分化瓦解的原则立场 |
| 二、坚持固本强基,构建完善的政权和军队系统 |
| 三、坚持完善社会组织,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
| 四、坚持健全法令政策,推进治理方式的制度化 |
| 五、坚持全面协调推进,实现治理手段的多样化 |
| 第三节 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教训 |
| 一、会匪治理存在不平衡和反复性 |
| 二、会匪治理存在草创性和欠完备 |
| 三、会匪治理存在绝对化和过激化 |
| 结语 会匪治理任重而道远 |
| 附录 个人简介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苏区有关中华邮政政策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苏区对中华邮政的保护、改造与学习 |
| (一) 对中华邮局的保护 |
| (二) 苏区对中华邮局的接收、改造与学习 |
| 二、赤色邮政与国统区的通邮政策 |
| 三、对国统区的邮政检查政策 |
（9）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相关范畴与命题 |
| (一) 邮票之“设计艺术” |
| (二) 邮票之“技艺场景” |
| (三) 邮票之“研究范围” |
| 四、篇章结构与主要观点 |
| 五、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移植期(1878-1911年) |
| 第一节 历史语境 |
| 一、舶来与肇始 |
| 二、通信机构多样 |
| 第二节 技艺场景 |
| 一、设计人员单一 |
| 二、印制借法西方 |
| 第三节 设计风貌 |
| 一、九宫图式 |
| 二、象征设计手法 |
| 三、直、曲装饰风格 |
| 四、清邮“图像无人” |
| 五、影响设计风貌的深层因素 |
| 小结 |
| 第二章 借鉴期(1912-1949年) |
| 第一节 历史语境 |
| 一、扬弃与推进 |
| 二、民国时期的中华邮政 |
| 第二节 技艺场景 |
| 一、设计人员多样 |
| 二、印制工艺精良 |
| 第三节 设计风貌 |
| 一、文字加盖 |
| 二、构图形式 |
| 三、设计主题“通俗化” |
| 四、西藏特色 |
| 五、影响设计风貌的主要因素 |
| 小结 |
| 第三章 自立期(1930-1949年) |
| 第一节 历史语境 |
| 一、分隔与交融 |
| 二、人民邮政的开创与建立 |
| 第二节 技艺场景 |
| 一、设计队伍广大 |
| 二、印制工艺朴质 |
| 第三节 设计风貌 |
| 一、构图形式 |
| 二、独特的汉字设计形式 |
| 三、图案象征意义鲜明 |
| 四、人物图像丰富多彩 |
| 五、影响设计风貌的主要因素 |
| 小结 |
| 第四章 探索期(1949-1966年) |
| 第一节 历史语境 |
| 一、承继与开创 |
| 二、中国邮政的新纪元 |
| 第二节 技艺场景 |
| 一、设计群体稳定 |
| 二、印制工艺精致 |
| 第三节 设计风貌 |
| 一、铭记与志号 |
| 二、幅面种类增多 |
| 三、构图形式多样 |
| 四、常见图案的表现方式 |
| 五、初探民族风格 |
| 六、设计开始走出国门 |
| 七、影响设计风貌的主要因素 |
| 小结 |
| 第五章 曲折期(1966-1978年) |
| 第一节 历史语境 |
| 一、低迂与激昂 |
| 二、邮政机构的波动 |
| 第二节 技艺场景 |
| 一、设计群体萎缩 |
| 二、印制精益求精 |
| 第三节 设计风貌 |
| 一、志号变化频繁 |
| 二、设计形式产生变化的纪念邮票 |
| 三、面貌单一的“文”字邮票 |
| 四、略有起色的编号邮票 |
| 五、好转并反复的“纪”(J)、“特”(T)邮票 |
| 六、徘徊中发展的“纪”(J)、“特”(T)邮票 |
| 七、客观看待“文革”邮票设计风格 |
| 小结 |
| 第六章 繁荣期(1979-1991年) |
| 第一节 历史语境 |
| 一、溯源与逐流 |
| 二、邮政机构健康发展 |
| 第二节 技艺场景 |
| 一、设计群体扩展 |
| 二、印制工艺精美 |
| 第三节 设计风貌 |
| 一、题材丰富 |
| 二、品种增多 |
| 三、新的构图形式 |
| 四、民族风格愈加鲜明 |
| 五、其它风格亦出精品 |
| 六、现代设计手法初露端倪 |
| 七、首轮十二生肖系列邮票的设计获得成功 |
| 小结 |
| 第七章 多元发展期(1992-2015年) |
| 第一节 历史语境 |
| 一、承载与传播 |
| 二、通信网络的全球化 |
| 第二节 技艺场景 |
| 一、设计群体多元 |
| 二、印制工艺精湛 |
| 第三节 设计风貌 |
| 一、选题侧重点有所调整 |
| 二、铭记、志号再次改变 |
| 三、票型种类多样 |
| 四、民族风格依然保持 |
| 五、其它风格崭露头角 |
| 六、现代设计手法日益丰富 |
| 七、先抑后扬的二、三轮十二生肖系列邮票设计 |
| 八、数字设计平台对邮票设计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民国时期宁夏邮政业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来源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宁夏地区邮政的产生 |
| 第一节 宁夏近代邮政的产生 |
| 第二节 宁夏邮政产生的原因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宁夏邮政业 |
| 第一节 民国宁夏地区邮路的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宁夏邮政局、所的行政建置 |
| 第三节 民国宁夏地区邮政业务的发展状况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宁夏邮政业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宁夏邮政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邮政业的发展对宁夏社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邮政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 个人简介及科研成果情况 |
四、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区通邮的起源及其演变（论文参考文献）
- [1]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D]. 马冬.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3]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D]. 林木.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4]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D]. 张雨新. 西北大学, 2018(02)
-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D]. 牛翠萍. 吉林大学, 2018(12)
- [6]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7]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D]. 曾小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8]苏区有关中华邮政政策述论[J]. 胡中升.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 [9]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研究[D]. 齐洪洲.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10]民国时期宁夏邮政业的探索[D]. 王宁. 宁夏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