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前身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时期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前身为1937年创办的陕北公学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70余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秉承“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宗旨，为新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起步与探索、发展与改革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从1937年中国共产党创立陕北公学，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1939－1948）、华北大学（1948－1949），这十多年的历程，一般被称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探索和积累了宝贵的兴办高等教育的经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数万堪称“革命的先锋队”的优秀人才，还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源头、摇篮之一，为新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也培养和汇聚了一大批教育家和知名学者，他们以各自的卓越成就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中国共产党兴办高等教育的探索历程
（一）陕北公学时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热血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汇聚到延安。为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需要，培养大批抗战干部，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陕北公学，委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等负责筹建，后由成仿吾担任校长。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所革命的大学。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亲笔题词，概括地表述了陕北公学的任务和人才培养目标，即“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①。1938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北公学的工作情况，并决定“张闻天、毛泽东、康生、凯丰等中央负责同志每月到学校作一次报告”[1](P316)。确定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现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办学宗旨为“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
从最初设想到陕北公学的筹备、人员配备、招生与开学，整个过程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关爱与支持。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给许多知名人士写信，邀请他们到陕北公学任教，并先后9次到陕北公学授课。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2](P398)
从1937年8月创办到1939年7月，陕北公学共培养了6 000多名抗日干部（如包括后期陕公，则达上万人），吸收了3 000多人入党。毛泽东曾经很动情地说：“陕公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吸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3](P22－23)“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4](P9)
（二）华北联合大学时期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办的四所主要学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华北敌后抗日前线办学。华北联合大学最后驻扎在晋察冀边区，共设社会科学院、政法学院、教育学院、文艺学院四个学院，还设有群众工作部，后又增设外国语学院。共有教职员工及学员1 500余人。校长为成仿吾。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育方针是：“为革命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培养革命干部；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贯彻少而精和通俗化的原则”。
华北联合大学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在血雨腥风中坚持办学九年，共培养人才12 000人。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华北联合大学是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英雄的事业，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5](P97)
这一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在兴办一所大学，即北方大学。这所大学是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发展经济，培养造就大批建国人才，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决定创办的。校长为范文澜。北方大学的教育方针是：提倡民主作风，自由思想，培养集体学习的精神。北方大学在形式上更接近于正规的综合大学。下设行政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文教学院、艺术学院七个学院，以及文艺研究室、历史研究室、财经研究室三个研究室，一个剧团。北方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由来自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著名教授学者任教，吸引了大量学生，为革命输送干部约1 400到1 500人。
（三）华北大学时期
1948年5月9日，为迎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原属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决定由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成仿吾、范文澜为副校长，以华北联合大学原址河北省正定县城为新校址。
享有“解放区最高学府”之称的华北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吸收新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培养他们成为夺取全国政权、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全校共设一部（政治训练部）、二部（教育学院）、三部（文艺学院）、四部（研究部）、农学院及工学院。学习年限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从几个月到两年不等。学校重视教育与实际相联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6](P144)
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起，华北大学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跟随党中央迁入北平。由于办学规模扩大，华北大学在此后又先后在正定、天津创办分校，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校。校舍达50余处，遍及北平全城。从1948年8月到1949年底，华北大学共为国家培养干部2万多名。
二、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意义
（一）在艰苦卓绝中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兴办高等教育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由一群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命知识分子创建的。在其政治理想与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又渐渐吸引、聚拢了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有识之士与进步青年。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教育及创办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例如，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把教育和生产劳动集合起来”[7](P67)。在实践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先后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在中央苏区则先后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等。[8](P275－289)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各项社会事业的认识渐趋深刻，中共中央多次提出要把改革旧教育作为进行全面抗战所应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实施国防教育”的口号，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和改革旧教育制度。
陕北公学的成立与发展，是抗战的教育，也是教育上的抗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新教育制度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实践的开端。1937年9月陕北公学向全国发布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中规定，学校暂设社会学、师范专修、国防工程、日本研究和医学五个系。后来由于抗战形势发生变化，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抗日干部到各个战场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转变陕北公学的办学方针，将其改为培养干部的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学校，主要是以政治教育为主，不分系，学习时间由半年缩短为两个月。教学工作的原则为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内容少而精、教与学相一致。
华北联合大学继承和发扬了陕北公学的这一传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华北联合大学坚持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成立初期，各部都是短训班性质，学习时间一般为四至六个月。到1940年10月，华北联合大学提出向正规化方向发展，将各部改为学院，除原有的专修科外，增设本科和预科。但是，华北联合大学培养干部的目的是为抗战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反对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因此，院、系和专业的设置、招生对象、学习年限等又都是从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确定的。
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与革命事业的快速发展，为集中力量支持解放战争、进行解放区的建设，同时也为创建新中国摸索经验，中共中央明确了解放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扩大办学规模，为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干部”。1946年成立的北方大学就以建设正规化大学，培养创建新中国的各种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成立初期，领导层曾对办学方针进行过讨论：“是短训班，还是继续正规化”，这说明当时的北方大学已经在探索正规化办学的模式。[9]北方大学无论是在师资力量、教育设施，还是在院系专业设置、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已经渐渐呈现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初貌。由于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形势巨变，北方大学最终没能完全按照原来的设想建设成一所正规化、综合性的现代大学，但其从许多方面探索出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到了华北大学时期，中共中央将华北大学纳入了正规高等院校的序列，赋予华北大学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建设新中国新型高等学校的典范的重任。华北大学不仅有规范的学院设置，还沿袭北方大学的经验，设立了具有研究生教育性质的研究部开展学术研究，并为将来的正规大学培养师资。华北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则基本上是按照正规大学的要求设置并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的。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几个阶段大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兴办高等教育的探索历程，即：
第一，办学指导思想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继承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强调教育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抗日战争服务，为解放战争服务，培养革命事业急需的人才。这种“求用”的取向[10](P240)与后来新中国确立教育方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1]是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的。
第二，人才培养要求上，从一开始的主要培养革命干部，逐步过渡到培养革命干部与专门人才相结合，以及华北大学时期的“培养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建设的干部”[12](P192)，到后来强调以培养建国人才为己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兴办高等教育逐步向正规化、专门化方向发展的轨迹。
第三，办学规范上，从一开始的短训班式的大学（陕北公学）到短训班式大学与正规学制大学的交错发展[13](P317)（华北联合大学），到更多的正规化办学（北方大学），直至超大规模的“解放区最高学府”的成功举办（华北大学），乃至后来提出在全国去创办一批“华大式的学校”[14](P37)，都反映了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兴办高等教育经验的丰富和逐步的成熟。
这些宝贵的探索及其经验，均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正如英国勋爵林迈可（Lord Lindsey of Birker）教授在华北联合大学考察后在回忆录中所述：在中国的抗日根据地，有一批国内第一流的、著名的学者、教授，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大学，同人民一起战斗，这是历史的奇迹。[15](165)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在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时也曾指出，“在战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共产党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基本没有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保持了革命传统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某些特征。”[16](P91)
（二）组建成立了大批新兴院校，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摇篮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还为新中国一批高等学校的组建成立和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源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摇篮。
1949年夏，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规划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框架，并把学习前苏联经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华北大学：除以校本部的大部分力量作为建立新型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基础以外，将其他一些院、部、系、室划分出去，按照专业类别建设新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或文艺单位，创办“华大式的学校”。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刘少奇副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所没有过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立其他的大学。”[17](P96)新中国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就这样诞生了。
华北大学的其他部分变迁情况为：工学院独立出来发展为北京工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农学院与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二部的外语系同北平外事学校合并为北平外国语学校，后发展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文艺学院离开学校后分别筹建创立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浙江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和中央京剧研究院等。这一时期，华北大学还抽调部分干部教师赴中原和广东等地参加中原大学和南方大学的筹建工作。目前的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一批高校，都与中原大学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南方大学后来与其他学校合并成为华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18](P226、231、243－246)此外，在后期陕北公学② 的基础上，还发展出延安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
（三）培养和汇聚了一批教育家和知名学者，推动了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培育和汇聚了一大批教育家和知名学者，他们又以各自的卓越成就，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著名教育家有：吴玉章，先后担任延安大学和华北大学校长，建国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成仿吾，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担任校长；李维汉，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分校校长和后期陕北公学校长；邵式平，担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新中国成立后创建了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教育省长”之称；江隆基，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建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兰州大学校长。其他担任高校或高教领域领导的还有钱俊瑞、李凡夫、陈唯实、乐天宇、沙可夫、黄松龄、张如心、李培之、张腾霄、黄达、何戊双等等。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乃至改革开放时期继续献身教育事业，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书写了新的篇章。
知名学者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周扬，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著名法学家何思敬，中共党史学家何干之、胡华，历史学家尚钺、尹达、李新，哲学家肖前，经济学家宋涛、苏星、徐禾，国际共运史学家高放，图书馆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张照，工业经济学家塞风，世界近代史专家程秋原，生物学家林子明，中科院院士李博。北方大学时期还有荣孟源、龚古今、秦思平、刘列夫、王振华、罗青、张柏园、梁维直、曾毅、孟夫唐、董鲁安、张宗麟，以及美国友人韩丁（William Hinton）和杨早（Sid Engst）；华北大学时期还有佟柔、鲁友章、郑昌淦、孟氧、张朝尊、徐前、胡钧、李宗正、刘铮、查瑞传、阎达五、杨树珍、钟契夫、彦奇、钟宇人、夏光仁、戴逸、陈共、卫兴华、许征帆、方生，等等。这些学者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以自己的学术成就、教学科研业绩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时期，还培养和汇聚了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如吕骥、罗工柳、张光年（光未然）、贺绿汀、崔嵬、陈荒煤、沃渣、周巍峙、丁玲、杨沫、罗合如、黄天、古元、丁里、华君武、李滨声、王莘、钟惦棐、李琦、田华、王昆、郭兰英、陈强、苏民、朱旭、胡松华，李婉芬，等等。可谓群星璀璨，熠熠生辉。
（四）造就无数“革命的先锋队”，培养了大批优秀建国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几所学校，共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44 000多名优秀人才，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有的在全国各个战场中锻炼成长，光荣地为国捐躯③；有的或西行，或南下，参与刚刚解放城市的军事或政治接管工作；有的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抗美援朝战争；有的则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新的高校、科研机构、艺术团体的筹建工作。很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治领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据中国人民大学20世纪90年代不完全统计，人大培养的学生中，在党政机关担任省部军级干部的有约400多人。[19](P10)这些人才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在前身时期培养的。如前所述，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还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也培养了一大批企业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律和文学艺术工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异成绩充分证明，她无愧于时代的呼唤、民族的呼唤，无愧于党和人民赋予的造就“革命的先锋队”的光荣使命。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时期在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值得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
注释：
① 题词全文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见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3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1939年7月，陕北公学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延安后，陕北公学还有一小部分干部、师生留在延安，以此为基础，中共中央于1939年复办陕北公学，史称“后期陕北公学”。
③ 如陕北公学学生、华北联合大学教师、杨开慧的侄女杨展，陕北公学学生、战斗在敌人心脏英勇牺牲的张露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