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妇女研究与国际发展项目——兼谈本土资源和“本土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本土论文,中国妇女论文,项目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概念源自西方社会，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全球化接轨，使全球化概念具有了中国特殊的内涵。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妇女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发展问题；二是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的妇女问题；三是中国妇女与世界接轨和全球化中的“本土”问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妇女研究
全球化在中国起步，与中国自觉地走向世界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叫“接轨”。“接轨”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主题，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相接，无疑也是对它的超越，因此也有一个专用词，叫社会“转型”。目前，中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问题都与“接轨”和“转型”有关。
1992年初我在波士顿与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Patric Manning教授交谈，从世界史的全球史观谈到全球化趋势。当时国际社会仍然热衷于苏联东欧解体以及对中国的制裁，说全球化似乎只是一个纸面上的话题，没有多少人响应，也很少有人使用 Globalization这个字眼。但在中国，不过三年时间(是从1994年底“全面走向市场经济”开始），全球化在“接轨”的口号下不仅成为目标，而且在很多领域中已是事实。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很不同于它在西方社会和学界中被质疑和受批判的处境，在中国它基本上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概念，与中国的走向世界具有连续关系，像是开放的中国被世界接纳的一个证明。
全球化这个概念出自西方社会，原本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也是西方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的普及。在中国，相似的概念是走向世界，原本是一个民族自强的口号，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全球化接轨，使得西方原有的全球化概念具有了中国特殊的民族主义内涵，因此，全球化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
以上是背景性认识，旨在澄清全球化概念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过程和它特有的地域性表述，以便认识中国妇女在其中的位置、态度、作为、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式。
具体到妇女和性别问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线，即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从1993年底筹备世妇会开始，将中国妇女“提前”带进全球化进程。所谓“提前”，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也可以说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前。
怎样看待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和妇女问题？按照目前女性主义通行的说法，大体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市场运作中，妇女在成为消费群体的同时成为被消费群体，女性的性成为大众消费品，妇女劳动力被国际资本利用和剥削……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和对“现代化”反省的后现代立场看，这的确是事实，也是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些问题出现的国家、人群和妇女中，这些问题不仅“热”不起来，反而成为人们趋之若骛的追求目标？比如，女性集中被消费的第三产业，正是许多女人自愿热衷从事的职业；又比如，对女性劳动力剥削最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至今仍然是无数农村妇女摆脱贫苦、摆脱家族影响、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正当的出路。有太多的例子表明，今天中国，妇女发展也不是在一个模式中，受地域或个人因素(或机遇）的影响很大。可以说，凡是有条件或有机会与世界“接轨”的地区或个人，无论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或怎样“被剥削”“被利用”，其生活状况和自主程度明显高于传统地区和在传统社会中生活的个人。比如外资企业中的女性，其工资水平和待遇明显低于外籍同行，但她仍然会选择在“受剥削”的外企工作而不愿就职于所谓“当家作主”的国营企业。
举这些例子，旨在说明：判断全球化过程中的妇女问题，与我们曾经的认识模式会有很大出入，也不宜简单地放在“现代”或“后现代”的价值水平上判断是非。比如，一个角度可以是宏观的、全球性的，从批判反省“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角度，我们看到了并且必须指出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妇女的严重剥削；而另一个观察角度则可以是来自“本土”的，有必要正视现代化和全球化给妇女带来的机遇，使曾经是封闭和贫困状态中的妇女生活和地位有所改善。在绝对贫困化的同时，她们个人或家庭生活可能恰恰是相对富裕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初期，出现了许多妇女问题，“现代化”像是要抛弃女人。我却以为，于中国妇女是好事，敦促中国妇女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今天同样，我看全球化于中国妇女，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使每一个女人在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之外，终于有了作出个人选择的条件和较多的选择机会。“选择”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只是知识分子的特权，它是所有人可能获得更多的自由的前提。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主题是“启蒙”，今天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主题则是“发展”。在后现代视野下，两者都很可疑，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却可能是多数中国妇女自觉或自愿的选择；它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与所谓“转型”和“接轨”正相吻合，但却会是今天乃至相当一个时期内不能回避的现实。
二、妇女与国际发展项目
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妇女发展在“发展研究”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有一些专用词汇：从“妇女与发展”(WAD)、到“妇女参与发展”(WID)、到“性别与发展”(GAD)，可以看到它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和演进。也有不少相关的项目，比如“小额贷款”、“参与式培训”等。
（一）“发展”的由来
“发展”问题出现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一批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新兴民族国家，一方面是民族/国家主义的派生物，另一方面也是帝国/殖民主义的派生物。因此，迄今为止的发展理论（无论是现代化理论、依附论，还是晚近出现的“自力更生”论和“基本需求”理论）基本上是以“国家主义”为出发点的。它因此有两个参照系：一是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的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二是以殖民主义为历史背景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在传统的发展研究中，女性总体上是被看作“有待发展”的社会群体“被关照”的。它因此可能被政府和国家在政策制定中纳入发展规划，却很难被研究者纳入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有所转变。
（二）妇女进入国际发展项目的由来
1975年联合国“妇女十年”以后，在国际社会的敦促下，“妇女参与发展”(WID,Women in Development)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各国均有超前于妇女发展理论的趋势。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各国政府承诺：在政府及国际援助机构制定具体的发展计划时，必需考虑到妇女的境况，将妇女发展纳入总体规划。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也于1983年通过了《开发机构支援妇女在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指导原则》，并于1984年在该组织(DAC)内设立了“妇女参与发展(WID)专家会议”，每年例会讨论与妇女发展有关的问题。自此以后，在发展项目中必须考虑到妇女发展问题，已成为国际资金组织的共识和项目资助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种资助进入中国，与我们的妇女研究工作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起点上就超越了国家主义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将“妇女”和“国际发展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将中国妇女问题纳入国际妇女运动轨道，为中国妇女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资源。但是，我们要谈的不是这种新的资源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契机，而是把这种新的资源作为一种背景，一种现实，看看在“发展”的名目下其实存在着哪些问题，它同时也带来哪些新的问题。在云南，“发展”是一个“热字眼”，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投入有关。在扶助贫困、艾滋病防治、毒品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多元文化保护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方面，国际基金的投入在这里最早、最多，几乎都涉及到“性别”，同时他们也资助了不少“妇女发展”项目。就发展项目看，妇女研究在云南不是弱势，而是强项。
这里重提“发展”，并不是要对“发展”这一概念做出新的界定，而是要强调它的地域性内涵和在实践过程中的地域性特征。
必须指出，尽管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今天流行在世界上的“发展”这个概念以及“发展理论”，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创举，它实际上起源于发达国家，它们恰恰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驱。尤其是“发展项目”，本身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为“发展”定义的各种学说学派、最初推动发展研究的学者、资助发展项目的国际资金组织、以及创立和推广种种培训方法的训导者和项目官员，几乎全部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人士，而发展项目却无一例外地做在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那么问题就来了：谁去做“发展”项目？用什么去做？为谁去做？做的结果如何？
国际组织通过发展项目把“发展”这样一个理念、概念推进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它的整个理论构架，包括我们学的各种各样的培训方法，它们的概念、原则、培训模式，对我们而言，几乎都是引进的。这里当然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中借鉴的经验，但是也有很大的问题。
近年来，就发展研究，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做了实地考察。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他们在自己国内根本就没有“发展项目”。甚至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发展”也只是一个历史概念，特指20世纪50、60年代的所谓“国家发展”，她们的女性主义学者中几乎没有人做“发展研究”。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这个概念是非本土性的、外向的，与世界经济援助有关，与联合国扶贫项目有关。而恰恰是一批在西方本土和学界相对边缘的人士会较多地进入“发展”领域，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也要相对地脱离他们的主流社会，进入“发展中”或“不发达”状态，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生存环境而言，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损失。很显然，在本土之外，他们势单力薄，即使有了资金和专门从事发展研究的专家，靠什么在他们的本土之外去做“发展”项目——这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做“发展项目”，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了。在云南，也有许多学者最早参与了国际发展项目，因此对其也有较多的了解。可见，由国际社会资助的“发展项目”，之所以可以在世界范围做得起来，有三个基本要素：
一是资金，这些基本全部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二是理论和方法（包括话语和语言），即资助方所倡导的理念和方法，以及他们使用的语言和话语，基本上也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学界。
三是人员——谁去做这些“发展项目”？显然，实际上去做项目的人不可能是资助项目的人，无论哪个国家的基金会，必须利用“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本身的资源，即这些国家中有能力去做项目的人，只能是这些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
关于这三个要素，无须多做解释了，我们身在其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已经是现实，某种程度上也改造了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环境、好处这里不多说了（它在中国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中难以替代的正面作用，我会在另外的文章中专门讨论），我们和我们的社会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受益者——但问题也接踵而至。
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本身，其实并不是“发展项目”应该资助的对象，我们不过是中介，外来的资金和话语都是通过我们作为中转，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和被发展人群中发挥具体作用。这就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比如：你在什么前提下接受和使用这些资金？你用什么话语、什么理论和方法去做发展项目？资金和话语都是权力，当外来的资金和话语通过“中介”在你这里发生作用，新的权力关系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也会随之产生，比如后殖民问题、经费性质的“学术买办”问题、由金钱支配关系所导致的腐败现象，在我们的队伍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问题。当然，更重要的，即“本土资源”和“本土化”问题，也日益突出了，成为我们今天乃至今后在更多的国际交往中不能忽视、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中国，妇女“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我们讲的是“妇女解放”，较多地使用了“妇女地位”这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日益突出的妇女发展问题，更多地体现为全球化的产物，很鲜明地带有全球化印记。在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妇女发展研究”在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同时，与国内主流学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却时时表现出分离的倾向，突出了中国妇女研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国际社会的新的资源的同时，可能丢弃了最宝贵的、让我们的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活水源泉，即本土资源。
因为，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无论是从个人成长经历，还是从中国妇女走过的道路，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世纪以来，妇女解放和女人的个人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和进步，所以永远不能脱离这块土地的具体情况，去奢谈或规划中国妇女的发展和所谓女人的“个人权利”。
（三）中国妇女的发展问题
截止目前，中国妇女发展问题大致可以归为两种类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发展问题；二是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的妇女问题。
第一类问题的出现，基于中国妇女走向解放的历史背景，即她今天所拥有的“解放”，主要是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在广大妇女女性主体意识尚未觉醒、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国家立法“超前”实现的。由此派生出来的妇女问题是，女性主体、自主意识普遍较低；妇女社会、家庭双重角色紧张。
第二类问题是在中国当代社会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所谓“新”，只是相对于改革前的社会体制而言，比如妇女就业困难、家庭暴力、性骚扰、性的服务等等……在世界范围内其实是广泛存在的。不同之处起因于不同的社会起点和体制背景，需要我们寻找出与其它国家不尽相同的解决办法。
无论新问题还是老问题，统揽在“妇女问题”名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初期，特别突出了其本土的和民间的色彩，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基本性质正相吻合。
（四）中国妇女怎样与世界接轨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给了中国妇女发展一个新的契机。由于’95世妇会精神的直接作用，中国和世界内外两种力量在一个像是共同的目标下，有了合作和交流的机会，但却抱着不尽相同的目的。
中国的愿望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妇女一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国家和政府在妇女问题上给予空前关注，这对正处在改革“困境”中的中国妇女发展无疑起到了及时而且重要的扶助作用。国家（政策）出面缓解了在转型中出现的性别“落差”，力图托住妇女解放水平，不仅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妇女的成长，更是为了以中国妇女的解放程度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主要作为表现在：特别要求在各级政府组织中保证妇女的干部名额（注：1994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的有关的专门文件。）；在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时特别关注妇女“下岗”和再就业问题（注：1996年“1995—2000年妇女发展纲要”中承诺“解决80万女职工就业问题”，各级妇联有许多相关的协助举措。）；连续出台各种法规保护妇女的各种合法权益（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出台“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1991）、“严禁卖淫嫖娼”（1991）、“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1994）、“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995）、“母婴保健法”（1995）。）；在人口控制中开始注意妇女的生育健康问题（注：1994年以来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生育健康”项目和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敦促下，将妇女健康纳入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发展中通过“双学双比”帮助农村妇女脱贫（注：由湖南妇联最早发起，经全国妇联推广，1990年以来成为农村妇联的中心工作。）；在“希望工程”中增加专门资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注：1994年在全国范围启动，至1998年，救助失学女童数100000人。）……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举措，非国家政策性投入和政府行为不可。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国家的投入主要面对女性中的弱势群体。在扶助“问题妇女”缓解社会问题的同时，我们要重视可能被忽视了的已经发展起来的妇女知识、职业群体。
（五）国际社会援助怎样“进入”中国（和中国妇女）？
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社会）的目的则完全相反，企图以这个世界性的会议为契机，让“中国了解世界”，也是力图通过中国妇女去具体实现的。在“帮助中国妇女”的良好愿望下，西方的援助通过两种渠道进入中国。一种是请出去，资助妇女（主要是北京地区的知识妇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二是通过项目资助，扶助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妇女NGO组织发展，这对一向处在学术边缘状态中的知识妇女和在国家的压力下一时断源的民间妇女组织，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于是我们看到，恰恰是原来被人们看作是最封闭、最保守的妇女组织（全国妇联）和在学界中，一直被人忽视的知识妇女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快。
这就出现了一种怪诞现象。在西方社会中，能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和组织多半是“开明和进步的”，其学者队伍中不少人具有“后现代”意识，对“后殖民主义”倾向持警惕和批判态度。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后现代”在“发展中国家”登陆，本身就可能成为“后殖民主义”的一支劲旅。与老殖民主义不同，“后殖民”的愿望通常是“善意的”，企图“给予”而不是公开掠夺；它的目标不再是强行推行西方文明，而是启发性地“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在“发展”的旗帜下，以“经济援助”（金钱）和“文化交流”（话语）为载体，可以畅通无阻直接进入和直接作用于发展中国家。
应该承认，这种“援助”和这种“交流”都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双方共同的愿望，它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有所作为以减少“后殖民化”程度和代价的，主要也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国家的相应投入。发展中国家自身投入的越多越到位，在发展导向上便越不会失控，主体地位也不会丢失。应该承认，在目前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中，中国政府投入较多，它因此保证了自己（包括中国妇女）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至于沦为“后殖民地”。
另一方面则，必须是知识分子在“文化交流”中对“本土”的主体身份和价值的坚守，它主要表现在“话语权利”上：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和判断？为谁说话？为什么说话？说给谁听？当你用人家的价值判断去解释你的情况，“交流”便可能成为单向的“后殖民化”过程，主体的丧失是与“本土”的丢失同时完成的。
遗憾的是，就这两个方面从妇女角度检讨，我们有不少失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比较其他发展中的和有待发展的领域，目前我们的妇女研究领域“后殖民化”倾向最严重，这不仅因为国家在此领域中投入较少，使得我们的学者在内部空间狭小乃至“断源”的困境中不得不向外求援；同时也因为传统的意识形态仍然控制着社会主流话语，使得本土研究缺乏正常表述和扩展的空间。这就难怪女性学者在与世界（主要是西方女权主义）接轨的时候，很自然地从“经费”到“话语”一面倒地转向“西方”，成为“后殖民化”的主要载体。
三、全球化动作中的“本土”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妇女研究运动”，在西方女权主义的“援助”下，其本土色彩日益淡薄：
几乎所有体制内的妇女（包括学界）都不得不在社会改革中面对自己的具体处境，在“瓶颈”状态中重新调整个人的生存位置，旁无暇顾；原有的研究者和“世妇会”以后的新生力量在内部资源（研究经费和学术空间）匮乏的情况下纷纷与国外合作，做“项目”去了。
自1993年以来，中国妇女研究“项目”主要接受海外资助，几乎所有的立项都与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划有关，向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但受资助的人或组织却往往是知识阶层人士和权力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使命通常落在这些人和组织身上——这是正常现象。不正常的可能是它的结果：在迎合国际“发展”规划的同时，与本土的发展需求脱节。当下做国外资助“项目”的妇女研究，从起点（课题名称和经费）到终点（论文形式和参加国际会议），都无须经得到中国学界认可或接受中国社会检验，甚至可以完全不与（中国）社会和妇女照面，在国外资助的“项目”中完成自循环，因此日趋缺乏与国内学界和广大妇女对话的自觉。其研究成果多半也是“外向”的，发表在国际会议或国外的刊物上，难以直接作用于中国妇女发展和社会发展，声势颇大，成就寥寥，进一步强化了妇女研究原本在学界的边缘化趋势。这不仅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妇女中自发生成的“妇女研究运动”划开了清晰的界限，也使得妇女研究在本土意义上断源。
所谓“本土”，其实一直存在着两个立场、两个不尽相同的角度，因此内涵和结论乃至行为方向上都有一些重要差别。比如，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本土”是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生出的概念，强调源自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人文、社会特色，在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行程中尽量避免“全面西化”。如果“全面西化”能给所有人们同样的尊严，所有人们能够同样尊重“非西化”的价值，“西化”就不仅不是坏事，而且可能是现代化的捷径——但它做不到。也就是说，本土意识并不是拒绝外来因素，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抵御西方同化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不是拒绝开放和引进，而恰恰是在开放和引进中对自主主体身份的坚守。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的角度。西方话语体系中，本土化原本就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语境中产生的，它强调的不是“本土”，而是“化”，即西方的价值体系在其他土地和人群中的普及和渗透；它的主体仍然是“西方的”，而不是其他任何“本土的”东西。比如女权主义的“本土化”，在实践过程中就是一个力求“全面西化”的过程，它永远在指示你“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去做”，从使用的语言到行为方式到社会组织，忽视甚至有意贬低任何非西方的“本土”因素，企图在“女人”的旗帜下抹去任何具有非西方的本土主体意识，同当年老殖民主义在“文明”的旗帜下强行剥夺“异类”人群的主体身份如出一辙。
我因此用“本土的”区别于“本土化”，在谈论我们自己的特色时，特别强调“本土”因素。我以为，在与“发展”有关的社会实践中做背景分析，“本土”研究几乎是唯一可能接近真实并有效服务于社会的途径。而在学科建设中，我则较多地使用了“本土化”这一概念。这是因为，相关的抽象研究在西方学界完成较早，学术空间相对开阔，学科建设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介绍、引进和借鉴西方学术成果的确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条捷径。
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妇女研究自身的“发展”问题。
我们国家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三块，一是妇联系统自身，二是一些科研机构，三是高等院校。其中又以高等院校的教师力量最强、最持久。
我们的妇女研究从起步开始，一方面关注社会问题，同时力图向学界靠拢。但是，我们的学术界并不像我们的社会那样宽容，它始终没有受到女权主义冲击，也没有因社会主义解放妇女而将女性的价值自然纳入学术规范，对性别问题缺乏必要的反省和警觉，甚至可以以“社会的解放”“社会科学”作为排斥妇女研究的借口。这就使得刚刚破土而出的妇女研究，在向传统学界挑战的同时不得不向主流社会妥协，不仅走出校园，还要走出学界走出本土，在更广阔的社会中寻找自身的发展资源。
“发展”因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主题，有两重意义：一则是中国社会在改革进程中突现了妇女发展问题，集中反映在农村贫困地区和弱势妇女群体中，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此方向上都有相当投入；二则是妇女研究自身的发展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合法的学术空间，刚刚建立起来的组织缺乏必要的学术支撑，只好迎合社会需要（而不尽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与妇女发展结合，同时与国际基金和政府结盟，在发展妇妇女的项目中壮大了队伍，扩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此时，恰逢国内政策向市场经济倾斜，使中国的“现代化”主题转变成全球化[1]，加快了走向世界的进程。恰逢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敦促妇女超前于中国其他社会群体和中国社会发展进度，提前与国际社会接轨，使得妇女研究也迅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这个阶段的社会主流和妇女研究的主题都是“发展”。在参与妇女“发展”项目的同时发展自身，既是这一阶段妇女研究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策略；同时，也造成了它深入发展的新的困境，即二度边缘化问题。
所谓“二度边缘化”，相对妇女研究在学界曾经的边缘地位而言。走向社会、参与发展、与国际接轨，原本是企图壮大自己、改善边缘处境，不期却在边缘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问题出在哪里？
20世纪90年代初，在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渡之后，妇女研究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也没有在教育界产生持久影响，在国内重视不够，在外（世妇会）夹击下，于是不得不向两种现成的资源靠拢：一则是在资金上，与国际社会“发展”项目接轨，吸纳海外基金并积极参与国际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在组织行为上，与国家结盟，积极参与由中国政府申请主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体制内争取发展空间。
自1993年以来，几乎所有妇女研究中心都不同程度参与了发展项目，接受了海外资金，以保证正常的组织运作，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由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生育健康项目”、90年代后期由多个国际基金资助的“家庭暴力研究”……，于妇女发展确有好处，与学科建设却有相当距离，难免在呼应主流社会的同时仍然面对学界的冷漠。它的主要话语因此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3][4]：
一边是西方女权主义话语的进入，拿人家的钱参与人家组织的活动，你不能不用人家的方法做事、用人家的语言说话；
一边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复兴，参与政府行为，纯学科的研究会受一定影响。
经济支持与政府支持，于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发展的确都是不可缺少的资源，用得越多，越有成效，在缓解“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有了这两项，我们更应重视学科建设本身。
考察这些年来研究者的作为和研究项目，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特点：
国际交往和交流增多（多过国内其他人文学科），而在国内学界声音甚小，影响甚微；
所做项目多在校园之外，而在校内开设相关课程甚少（注：1998年底做过统计，只有10余所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并且多半是性别意识启蒙的讲座，很少专业课程。）；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而参与自身学科领域的活动甚少，有自说自话的“小圈子”之嫌[5]；
研究课题过于向资金流向集中，而自律性研究课题很少；
研究成果中项目报告居多，持续深入研究则十分困难。……
凡此种种，尽管在社会上轰轰烈烈，在国际上交往频繁，在国内学界却仍然缺乏呼应和合法学术空间，仍得不到充分的学术认可，这进一步突显出这门学科在学界的边缘地位，突出了它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正是在这种新的困境中，研究者不约而同，重提“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