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芬[1]2003年在《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城镇化是通向农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从“大问题”到“大战略”，体现了对农村城镇化经济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较大幅度提高城镇人口比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党的十五届叁中全会以来，江苏省把发展城镇化作为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提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对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将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深入，一些发展中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突出表现在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对江苏省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分析不同区域间农村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内在动因，探索城镇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而就如何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如何提高农村城镇化的质量提供一条思路。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介绍了与农村城镇化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试图构画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结构，进而说明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第二部分对动力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进行规范性研究，并初步探讨江苏省农村在各部分存在的问题；第叁部分主要是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江苏省农村城镇化水平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并系统论证在定性分析中的观点；第四部分给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认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结构并非是单一的，而是由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促成；利益机制是农村城镇化内存的基础动力，生产力水平是对城镇化性质、方向、特征、进程以及城镇职能、数量、规模等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其中，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城镇化的最直接动力，第叁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后续动力。另外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农村城镇化的建设首先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导，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各地的区位资源优势，采取区别发展的策略来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马先睿[2]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孙沛瑄[3]2014年在《基于VAR模型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十八大之前的城镇化主要以政府为主导，过分强调土地城镇化，忽视产业支撑作用，不重视现代农业的发展，导致农村优质劳动力的流失。而新型城镇化强调人口的转移，产业的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结合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多力支撑推动城市现代化。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就是在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保持、强化、深化、广化（即输出和扩散）或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城镇化进程及其效果的综合影响方式。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特征，新型城镇动力机制模型以农业现代化为主要推力，工业现代化为主要拉力，现代服务业为后发动力。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和动力机制之间呈现良性的互动格局；另一方面，各个动力机制之间也不是完全割裂的，它们之间不仅呈现着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局面。各个动力机制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持续的动力机制体系，推动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本研究对1990－2012年江苏城镇化、工业化、服务业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原始指标数据进行处理与检验，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的计量分析方法对江苏城镇化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江苏省新型城镇化的变化受自身的扰动项的冲击影响呈逐步递减的趋势，从初始的1递减到0.723192。而其他经济变量的扰动项对新型城镇化的贡献率都呈上升趋势，其中农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的贡献率从0上升到0.077135，工业化对新型城镇化的贡献率从0上升到0.146938，服务业对新型城镇化的贡献率从0上升到0.052735，实证分析的结果同前文对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定性分析结论相吻合，即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工业现代化是主要推力，农业现代化的拉力作用不足，现代服务业还需进一步的发展。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针对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问题，文章最后从坚持“四化”同步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培育新兴服务业；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等方面对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进行了探索。
杨佩卿[4]2017年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城镇化高歌猛进,城镇化率持续飚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5年的56.10%,实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快速稳步发展。然而,在城镇化发展整体辉煌成就的背后,困难问题也层出不穷,既往的城镇化道路已然难以继续,亟需调整发展模式,向新型城镇化转型。不唯如此,我国各区域城镇化发展情况差异较大,2015年,中、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高达52.17%和64.95%,而西部地区仅为48.74%。西部地区不仅城镇化率滞后于中、东部地区,还存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陷入了重物轻人,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始终不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始终较弱的困境,更为迫切地需要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嬗变。同时,西部地区城镇化特殊的演进历程和复杂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其新型城镇化不可能照搬照抄其他区域的既有模式,而必须根据自身区情,探索一条适宜自身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可见,西部地区是我国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最低、推进难度最大的区域,其城镇化进程是否顺畅关乎国家整体城镇化、工业化,乃至现代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和研究。鉴于此,本文从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中汲取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融入西部特色,坚持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根本命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多维目标体系和均衡动力机制,并对西部11个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和动力机制进行了客观评价与测度,进一步地,研究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促使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在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的协调驱动下,兼顾“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健康、顺利、可持续推进,从而日渐消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仅丰富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研究,而且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现实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顺序,沿着“文献梳理与评述——理论层面阐释——历史与现状分析——实证评价研究——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首先,本文在对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的一般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剖析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出现问题的根源,从而构建了涉及生活宜居化、要素市场化、产业集聚化、城市生态化、城乡一体化五个维度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体系,以及涵盖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个方面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均衡动力机制,并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动力机制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了理论探析。其次,本文通过古代、近代、现代叁个历史时期的回顾,从宏观上把握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演变的总体脉络与总体特征,并分析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对其已取得成就和尚存在问题作了归纳概括。再次,本文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2012—2015年的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绩效和动力机制进行了客观评价与测度,进一步地,研究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并对东、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作了比较分析。最后,本文在理论阐释、历史与现状分析、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立足西部地区的特殊区情,提出了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分析了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陷入困境的根源。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之所以陷入困境,固然是多方面因素迭加累积的结果,但究其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在于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发展的缺陷,即“经济增长至上”的单一城镇化发展目标,以及以政府外生力量为主导的、过于行政化的、失衡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第二,设计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多维目标体系和均衡动力机制。本文秉承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设计了由产业集聚化、城乡一体化、城市生态化、要素市场化、生活宜居化五个维度构成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体系;从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个方面入手,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均衡动力机制;并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动力机制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理论剖析。从而试图以多维目标体系和均衡动力机制消除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出现的种种弊端与问题,以期推动其新型城镇化的健康顺利发展。第叁,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本文在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动力机制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于实证层面构建了涉及生活宜居化、要素市场化、产业集聚化、城市生态化、城乡一体化五个维度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涵盖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个方面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地,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实现了理论层面阐释与实证层面评价的逻辑统一。
沈建芬, 刘葆金[5]2003年在《农村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省农村城镇化水平发展较快 ,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该文通过对江苏省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 ,认为区域差异的根源来自于动力结构要素水平的差异 ,即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上的不平衡。因此 ,各地区在制定各自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时 ,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单一、固定、僵化的模式将会限制城镇化的发展。
杨传开[6]2016年在《中国多尺度城镇化的人口集聚与动力机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2.21亿人,中国正在进入人口大迁移的时代。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集聚,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加速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然而,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农业转移人口由本地乡—城流动逐渐向跨越不同行政级别的乡—城流动转变,形成了多尺度的人口流动和多样的城镇化路径。传统的城镇化研究范式突出强调人口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并不太关注农村人口往哪里的城镇转移,从而忽略了不同尺度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差异。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必要探究不同流动尺度人口的集聚规律和影响因素,这对于丰富城镇化理论和促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论文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现实和有关研究,以人口流动理论、人口城镇化理论和尺度理论为基础,将尺度概念引入城镇化研究,提出了基于人口流动视角的多尺度城镇化分析框架。论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崛起、经济发展导向的政绩考核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等导致地方政府通过设置种种制度壁垒,使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不能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农民城镇化、市民化的成本产生分化,最终形成了以跨省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异地城镇化、以省内跨县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就近城镇化和以县内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就地城镇化。为了探究叁种城镇化的人口流动集聚特征和动力机制,论文分别从全国、省域、县域叁个尺度和微观个体层面进行了具体的实证分析。(1)在全国尺度,大规模的跨省流动人口形成了典型的异地城镇化,促进了全国和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以31个省域为分析单元,发现跨省流动人口突出表现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网络化趋势突出,2000年以来新增加的迁移流主要指向长叁角、京津以及福建等地,具有突出的向东部沿海城市群和大城市集聚的倾向。空间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和社会驱动力是促进异地城镇化形成的叁种主要力量,其中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是核心动力,已有的迁移存量维系了流动人口的持续发生,空间距离阻碍了人口的跨省流动。(2)在省域尺度,以山东省108个县市区作为分析单元,分析了就近城镇化的人口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并与省外流动人口进行了对比。发现省内跨县市区流动人口水平分布相对均衡,主要向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市区和县级市集聚,其他地级市的市区和部分较发达的县级市也集聚较多,形成了多中心集聚格局。而省外流动人口水平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聚于省会城市及沿海发达大城市的市区和县级市。两种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一致,其中较高的经济水平、较高的第叁产业比重、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促进了省内流动人口向市辖区和非省际边缘区集聚。总体来看,与异地城镇化相类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就近城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与异地城镇化相比,就近城镇化除了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外,同时还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省内跨县市区流动人口分布相对较均衡。(3)在县域尺度,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范围内向不同层级的城镇或社区集聚,形成了县域就地城镇化。通过对诸城市的案例分析,发现县域内流动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区和中心镇集聚,同时通过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也使农民开始向中心社区集聚,形成了“县城-中心镇-中心社区”叁级就地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政府、企业和农民叁者共同促进了诸城市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政府通过规划、投资、产业布局以及推进土地流转和扩权强镇等发挥了自上而下的核心引导作用。企业集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其区位选择引导了人口流动的方向,同时企业通过与当地政府或农民合作直接参与社区建设,形成了就地城镇化的经济动力。农民作为城镇化的微观主体,其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响应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构成了就地城镇化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4)在个体层面,利用全国性的调查问卷,以潜在的城镇化行为主体农民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其城镇化意愿和路径选择。发现农民的城镇化意愿相对较低,且主要选择在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定居,更加倾向于选择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就地城镇化更加符合农民的城镇化需求。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和地区因素的共同影响,个体人力资本较高、家庭儿童较多、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土地较多且与城市联系紧密、农民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等有助于农民选择进城定居。而农民城镇化路径的选择,则主要受到农民所在地区经济水平和区位条件等地区性因素的影响,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影响较少；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距离大城市较远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到县城/县级市和小城镇定居,倾向于选择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促进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几点政策启示。首先,应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减少人口的跨省流动,同时通过加强各级政府的联动,促进不同尺度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将推进县域内的就地城镇化作为未来推进农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同时,着力提高县城和中心镇的竞争力与吸引力,提升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后,还应从促进农民和农村发展的角度着手,改革束缚农民离乡的相关制度障碍,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逐步提升农民进城定居的内生动力。
王亚华[7]2013年在《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过程及其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作为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并发挥着载体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累积的人地矛盾日益凸显,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呈现不相协调的发展格局,并以经济发达地区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土地城市化明显超前于人口城市化,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大量外流、虚假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两栖人口"双重占地等现象最为明显。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如何认识其演化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现实课题,也是迫切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的科学问题。根据系统科学理论,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相互耦合的演化过程,既存在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又具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因此,有必要借助地理学综合集成的思想,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定性与定量、解析与综合、表象与机理等多重视角,对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时空格局、发展过程及其作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不仅在探索人口-土地城市化一般过程和耦合模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人口城市化进程调控、遏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协调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应用价值。本研究以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土地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基于"格局—过程—机理—调控"的研究路线,整合遥感影像、土地利用、城乡发展及经济社会等多源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分形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重点对1991-2010年期间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演化格局、耦合过程和机理进行了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章:第一章:绪论。论述了开展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研究的背景,界定了研究对象,梳理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目标,介绍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还对研究数据及其来源进行了详细说明。第二章: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主要涉及人口城市化相关研究、土地城市化相关研究、人口-土地城市化关系研究、耦合理论和模型在城市化研究中的应用等内容,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第叁章: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演化格局。以城市统计年鉴、土地变更调查资料、城乡建设统计年报等为支撑,采用GIS空间分析、数理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分析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演化的空间格局及其特征。全省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城镇体系结构的变动,居住与工业用地推动了土地城市化的快速增长,人口-土地城市化空间格局分异明显,苏南地区呈多中心网络结构的城市群发展、苏中地区逐渐形成沿江沿高速的轴线发展、苏北主要表现为单中心极化发展。第四章: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过程。在分析人口-土地城市化过程表现为Logistic曲线形式的基础上,借助人口-土地城市化增长速率的变化情况对其进行了阶段划分。研究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不同阶段的人口-土地城市化异速生长系数进行了评价,进而形成异速生长系数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上的连续变化曲线,得到人口-土地城市化的一般过程。通过研究不同省辖市市区、县域的人口-土地城市化增长指数、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的变化特征,将其划分为中心型、集聚型、均衡型和过渡型4大类型。结合人口-土地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耦合类型,研究对市区、县域所处的耦合发展阶段进行了归纳。第五章: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机理。首先基于AR模型对人口-土地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量化评价,并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模式和背景,集聚、转移和滞后效应方面对作用关系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解析。其次,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耦合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将其归纳为社会力、市场力和政府力。最后,选取典型地区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过程进行剖析,总结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耦合发展模式与机制,从而揭示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内在机理。第六章:调控策略。针对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模式差异,从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区域统筹协调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针对不同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模式提出分类指导的具体调控措施。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跳出了人地快慢关系的感性认知,从综合集成的视角,对人口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二是深入研究了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揭示了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一般过程,总结了基于社会力、市场力、政府力叁大驱动因素的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朱彬[8]2015年在《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人地关系的表现核心,城乡聚落空间是县域人口生产和生活等综合功能的承载体,城乡聚落空间的变动能够映射出城乡社会的发展变化历程。城乡聚落空间成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县域城乡聚落空间的形态和功能的影响越来越显着。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是地域空间受城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探索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特征,由表象到内在、由简单到复杂构建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分析框架,探究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规律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以期弥补现有城市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不足,为深入开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论文在系统梳理城乡聚落空间的理论支撑基础上,以江苏省为例,开展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的分析与研究。研究内容以“格局一分异一机制一优化”为主线,结合县域尺度的实证分析,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中观,揭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提出城乡聚落空间优化的路径。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述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的背景、意义,界定研究对象,梳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与框架。第二章为国内外城乡聚落空间的相关研究进展。从研究的历史阶段和研究的内容体系两个视角对国内外城镇空间和乡村聚落空间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与展望。第叁章为城乡聚落空间研究的相关理论。从城乡空间结构、城乡空间组织和城乡空间关系叁方面构筑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四章为研究区域及技术路线。主要介绍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和具体研究方法,提出研究的技术路线。第五章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从空间集聚特征、空间分布密度和空间分布形态叁方面分析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将城乡聚落划分为四种空间分布类型。第六章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从规模和形态两方面探索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规律,综合考虑空间分布、规模和形态叁方面指标将县域城乡聚落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七章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在对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驱动力因子,揭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第八章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优化调控。从城乡聚落空间存在的问题出发,基于城乡聚落空间优化的原则,构建城乡聚落空间优化的目标,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第九章为结论与展望。主要对以上研究进行结论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的创新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通过研究,本文得到的结论为：(1)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布格局在空间分布集聚程度、空间分布密度和空间分布形态叁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县域城镇聚落空间分布呈现从南向北集聚程度上升的特征,聚落密度呈现东南部五个高值中心和北部低值连片格局,空间分布形态呈现苏南地区分布均衡和苏北地区集聚分布并存的特征,城镇聚落空间关联程度呈现从南向北递减的梯度特征。县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现从东向西集聚程度上升的特征,聚落密度呈现东部两个高值中心和西部低值连片格局。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布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集聚程度上升的特征,聚落密度呈现东部高值连片和西北部低值连片格局,空间分布形态呈现环太湖地区均衡分布与沿海地区集聚分布并存的特征,城乡聚落空间关联程度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梯度特征。基于空间分布格局将县域城乡聚落划分为四种类型：以张家港、昆山、常熟为代表的高密度均衡发展型；以如皋、泰兴、扬中为代表的中密度多核心分布型；以海门、姜堰、新沂、建湖等为代表的中密度首位城镇发展型；以沭阳等为代表的向心集中型首位城镇发展型。(2)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在规模和形态两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县域城镇聚落规模分布呈现南部高值集聚和北部低值连片的分异格局,规模结构呈现叁大地区内部等级规模梯度变化特征,聚落形态呈现南-北和东南-西北方向阶梯状分布特征。县域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呈现北部高值集聚和中南部低值连片的分异格局,规模结构呈现自东向西等级规模特征逐渐减弱的态势,聚落形态呈现东-西和东北-西南方向阶梯状分布特征。县域城乡聚落规模分布呈现南北高值集聚和中部低值连片的分异格局,规模结构呈现自北向南和自西向东等级规模特征逐渐增强的态势,聚落形态呈现东-西和东南-西北方向阶梯状分布特征。(3)综合城乡聚落空间分布、规模和形态叁方面内容将县域城乡聚落划分为五种类型：高密度大规模城乡一体化发展型、中密度中规模较高水平城乡均衡发展型、高密度小规模首位城镇空间均衡发展型、低密度中规模首位城镇空间非均衡发展型、低密度小规模较低水平城乡均衡发展型。(4)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是由多因素共同作用组成的,包括自然条件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核心驱动、交通发展的支撑和政府的规划调控。综合作用力导致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形成,不同阶段外部条件所起的作用迥异。(5)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存在规模结构不平衡、空间布局不均衡、交通网络结构不均衡等问题,基于系统性原则、空间集聚与空间扩散相统一原则和城乡一体化原则等空间优化原则,制定从城乡整体规划入手,重构城乡聚落体系；遵循城乡共建共享,构建聚落体系空间交通网络；实现城乡要素的统筹发展等空间优化的目标,提出合理有序促进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和完善、加强城乡聚落发展的空间分类指导和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创新等空间优化的路径。
陈瞻[9]2015年在《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测度、识别与引导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城镇化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新型城镇化建设都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支点。本研究选取中部地区这个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点、难点地区,县域这个最基本、最全面的研究单元及城镇化测度这个最基础研究领域,以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空间生产理论为出发点,深入解读资本循环的“投资层次、良性结果和循环特征”与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进程特征、目标导向、识别领域”有极高的逻辑关联性。“资本循环”涉及到的规模、速度、成效、前景和载体能够反映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新型资本循环”所产生的推动力更为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论文基于“资本叁重循环”构建研究框架,提出了县域城镇化测度的“五力雷达模型”和“二维变量”识别方法,并通过实证对象湖北省的深入解读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应采用“经济力主导、政策力保障、社会力助推”的市场主动力发展模式。研究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综述,含论文第一章、第二章。分析了国内外城镇化基本理论及县域、中部地区城镇化的相关研究,系统梳理了当前城镇化测度研究方法后发现,国内外城镇化基础理论体系完备、实证研究角度广泛,但城镇化测度研究理论方法和空间对策研究指导性不足,现有测度大多只关注数量、速度及质量领域,未来发展潜力关注不足。第二部分为理论建构,含论文第叁章。从空间生产理论入手,基于对“资本叁重循环”与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关联性分析认为,资本循环的投资层次与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进程特征、良性结果与目标导向、循环特征与测度领域有较强相关性,是指导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测度识别的理论基础；同时,“新型资本循环”可以很好指导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模式和调控措施。第叁部分为测度方法和特征识别,含论文第四章、第五章。基于资本循环特征构建涵盖数量、速度、质量、动力和空间的县域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提出叁标度改进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计算和联同逼近理想解的协调度测度算法的指标体系应用方法,推演了“五力雷达模型”和“二维变量”识别两种成果形式。选取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县域实证案例,以“五力要素”为切入点,进行了全省层面的单因子识别和典型县域协调度识别,解读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典型特征。第四部分为模式重构和调控策略,含论文第六章,第七章。通过对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深入解读,回归“资本循环”原始诉求,提出应当重建适应“叁力协调”的新型资本循环,即突出微观聚集主体的经济理性、运行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社会主体和社会文化的积极参与。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道路应为经济力主导、政策力保障、社会力助推的市场主动力城镇化发展模式。从阶段差异、类型差异、空间差异等角度,研究提出了调控方案,为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提供策略支持。
刘嘉汉[10]2011年在《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是非农产业和人口集中化、集约化、高效化以及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城市不断集聚人口和产业,城市文明日益提升,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城市不断辐射和带动乡村,城市文明日益扩散。因此,从理论上讲,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更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农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收入会相对提高,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呈现缩小趋势。但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城镇化进程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较快提升至2010年的49.68%,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却从1978年的2.56扩大到2010年的3.23。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必然加深城乡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此后召开的党的多次全会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又对这一战略作了强调和提升。为落实这一战略,中央在2007年6月正式批准成都、重庆为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国家层面上展开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一轮探索。2009年5月,国务院在批复“十二五”期间将全面实施的《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时强调：要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在统筹城乡背景下如何实现新型城市化?成为时代提出的新的命题。本文选题,正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城市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的背景确定的。论文以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基础,以统筹城乡背景下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为研究视角,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分析、计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城市化、城乡统筹、新型城市化的概念、理论、实践等进行了阐述,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机制、与传统城市化的差异,以及成都在具体实践中的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进行了分析,并对统筹城乡背景下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进行了思考,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本文内容在结构安排上,大体按照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的顺序展开,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导论：概要交待本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形成对本研究的基本认识。第二章,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回顾评述了国外和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概要阐述了城市化的涵义及相关概念、城乡统筹的概念和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叁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在对城市化机制理论进行阐释并对传统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和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政府与市场的选择中构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新机制的理论主张。第四章,国外城市化道路选择与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启示。该章主要选取6个典型国家进行模式研究：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国家,美国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是与中国毗邻且人口、文化特点相似的国家,印度和巴西是与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和具有类似城市化特点的国家。对这些国家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系统阐述和客观比较,从中找出其共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规律,得出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启示。第二部分是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共包括叁章。其中：第五章,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反思及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采取纵横结合的方式,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乡关系演变、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的特点与问题,并在对中国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中,提出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的逻辑起点的主张。此章主要为新型城市化命题假说的提出寻求经验数据支持。第六章,建国以来成都城市化的历史演变与回顾。该章是对成都城市化道路的过程分析和现状评价,目的在于更为清晰地了解和把握成都市结合国内外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机制,最终走出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现状及其演进过程。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演进,二是城镇主体功能分工的发展与演进,叁是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与演进,四是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的发展与演进,五是城市化进程中政策的发展与演进。第七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在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成都市在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过程中,探索形成的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加以论述：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城市化模式的生成背景,二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和阶段性特征,叁是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探索的主要内容,四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果评价,五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第叁部分是论文的政策研究部分,内容集中在一章之内。第八章,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考：在前面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章探讨了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并由此提出了解决问题、消除差距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以此为本文收尾。本文力求在以下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在研究视角上,论文重点从新型城市化机制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展开分析,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在理论研究上,本文在梳理城市化与城乡统筹相关理论、厘清新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态和本质的基础上,尝试性建构了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架构。在实证研究上,本文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将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结论应用于对成都统筹城乡进程中推进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实证分析之中,详细剖析了成都市结合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经验启示和问题差距等,力图通过对典型区域的研究,为成都乃至中国未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机制、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提出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思考。由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涉及范围都较为广泛,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水平,本文仅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作为重点案例,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对其他地区的情况还涉及不多,对与成都的对比分析还较薄弱,由此可能导致对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型城市化问题的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其次,论文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了不少经验数据和数量指标,但所使用的计量分析工具还不够先进和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分析的精准性。此外,统筹城乡和城市化的实践均处于飞速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尽管力求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但受精力和条件所限,对相关材料的掌握尚不充分,对发展动态的了解尚欠及时,某些概念的阐述还不够系统,某些问题的论述还未尽其详,一些材料的选取还难言准确,一些数据的使用还不定恰当。这些,只能留待今后再择机加以弥补了。
参考文献：
[1]. 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D]. 沈建芬. 南京农业大学. 2003
[2]. 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D]. 马先睿. 重庆大学. 2016
[3]. 基于VAR模型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D]. 孙沛瑄. 重庆工商大学. 2014
[4].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D]. 杨佩卿. 西北大学. 2017
[5]. 农村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 沈建芬, 刘葆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6]. 中国多尺度城镇化的人口集聚与动力机制[D]. 杨传开.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7]. 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过程及其机理研究[D]. 王亚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8]. 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 朱彬.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9]. 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测度、识别与引导策略研究[D]. 陈瞻.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10].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D]. 刘嘉汉.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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