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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日报》
1997年5月，一份新的文学报纸《文学之日报》在莫斯科出现， 立即引起了俄罗斯文坛的普遍关注。虽然至今为止，只出了14期，但它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1999年《文学之日报》正式向全国发行，报纸主编B.邦达连科是俄罗斯爱国派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在报纸创办伊始他曾说过：“我们将办一份严肃的文学报纸，其发行针对整个俄罗斯。我相信，这份报纸对真正热爱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人将是一件礼物。”他自称《文学之日报》也就是“俄罗斯作家报”，他的办报宗旨就是要维护俄罗斯文学的统一性，让这份报纸成为俄罗斯作家的共同阵地。他认为，“俄罗斯的上帝是唯一的，俄罗斯人民是统一的，俄罗斯文学也是统一的。”他在回答民主派记者的提问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我永远是统一的俄罗斯文学的拥护者。俄罗斯文学是统一的，而苏维埃时期的文学是这个文学的一个阶段。”他说，俄罗斯文学具有一种强大的包容性。在过去的俄罗斯文学中，虽然许多作家的政治观点和所属文学派别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比如，普希金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普宁和古米廖夫、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作家也都具有这种包容性。当代的作家不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也不论他属于什么派别，只要他创作出俄罗斯文学的精品，就不应将之排除在俄罗斯文学之外。事实上，在当今的俄罗斯文坛上，无论爱国派还是民主派都有一批有成就的作家。爱国派作家像拉斯普金、别洛夫、里丘金、鲍罗金、普拉汉诺夫、普拉斯库林等，民主派作家像阿斯塔菲耶夫、比托夫、叶甫图申科、扎雷金、马卡宁等。还有不属于任何派别，但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索尔仁尼琴。他们每个人都创作出出色的文学作品，因此不应当把他们中的任何人排除在俄罗斯文学之外。最近，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依然强调，“我们（这份报纸）是俄罗斯作家的报纸。在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作家。作家持何种政治观点无妨，只要是俄罗斯作家就行……我们不是‘左派文学之日报’，我们也不是‘右派文学之日报’，我们是‘俄罗斯文学之日报’。”
从邦达连科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目前俄罗斯国内两份主要的文学报纸：民主派的《文学报》和爱国派的《文学俄罗斯报》都不满意。众所周知，《文学报》曾是一份出色的文学报纸，它能够兼容俄罗斯各派作家的观点，反映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的各种流派和思潮的观点，表现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A.恰科夫斯基任《文学报》主编的时候，遵守论战双方平等的原则，使这份报纸成为苏维埃知识分子中一份最流行的报纸、60—70年代苏维埃作家的一块重要的文学阵地。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报》成了一份自由派作家的报纸，非民主派的作者不可能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爱国派的大型文学杂志《我们同时代人》的副主编，A.卡金采夫就曾抱怨说：“从前，我一年内可以三四次地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也可以在当时的任何一家杂志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东西，如今不行了。我只能在爱国派的报刊上刊登自己的文章，民主派的报刊已将我拒之门外。”卡金采夫的这一席话道出了《文学报》如今的办报宗旨和状况。不过爱国派把持的《文学俄罗斯报》与《文学报》的情况也差不多。从80年代中期起，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它变成纯爱国派的文学阵地，只发表爱国派作家和爱国派评论家的作品和文章。
正是鉴于俄罗斯文学报纸的这一分裂情况，B.邦达连科希望他创办的《文学之日报》能为恢复俄罗斯文学的统一空间作出贡献。他说：“我的口号是：无论是千岛群岛还是加里宁格勒，俄罗斯的国土一寸都不能让给任何人——我们将誓死保卫她。我们不把任何一位俄罗斯的天才抛到现代社会的舷窗之外……”邦达连科这种要团结一切真正热爱祖国的作家，团结一切天才的作家力量，客观、公正地评价不同政治观点和不同文学阵营作家的创作才能及其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本是为恢复俄罗斯文学的统一空间迈出的可喜的一步，但他的作法却引起了两派作家和评论家的非议，尤其是在爱国派阵营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比如，爱国派的著名诗人ю.库滋涅佐夫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断然说， 邦达连科的这种尝试是徒劳的，他肯定要遭到失败。爱国派的著名老作家п.普拉斯库林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质问B.邦达连科的办报立场。民主派阵营对邦达连科联合作家的尝试也表示不满。民主派的著名评论家K.斯杰帕尼扬坚决反对把爱国派和民主派作家相提并论的作法。另一位民主派评论家п.帕辛斯基则认为《文学之日报》是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大杂烩。至今，对《文学之日报》的办报方向及其主编邦达连科联合作家的思想的争论依旧是方兴未艾。但是，邦达连科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争论十分必要，在当今俄罗斯两派作家阵营强烈对峙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争论也是正常的。要让两派俄罗斯作家联合，必须有一个过程。他说，即使当你在批评左派和右派作家的文学缺点时，产生的依然是对文学本身的尊重——我正是想通过自己的报纸达到这个目的。
俄罗斯文学的现状和俄罗斯的未来
在俄罗斯文学界，不但爱国派和民主派的观点对立，阵线分明，而且在两派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分歧。最近几年，这种分歧在爱国派作家阵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爱国派文学阵营主要的大型文学杂志《我们同时代人》、《莫斯科》和《青年进卫军》，90年代前半期曾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关系友好，他们与民主派的三家主要杂志《旗》、《新世界》和《十月》形成了对峙。但是从1995年后，《我们同时代人》杂志与《青年近卫军》杂志之间产生了严重对立，进行了公开的论战。如今，这两家爱国派杂志的对立甚至大大超过了与《旗》的对立。不仅如此，即使在爱国派作家和评论家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对峙，彼此要进行对话根本不可能。
爱国派内部产生分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爱国派内部对俄罗斯文学现状和俄罗斯前途的看法不同；二是对民主派文学阵营的态度不同。
对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和认识俄罗斯文学的现状和俄罗斯的未来这个问题，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B.邦达连科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观点；另一种是以п.普拉斯库林为代表的悲观主义的观点。
邦达连科认为，“俄罗斯处在多事的前夜，处在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A.C.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前夜……，处在第三个千年开始的前夜。 俄罗斯匆忙地走到了崩溃，好在新世纪从新的一页开始谱写自己的历史……”他说，如今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春燕：持爱国派观点的列别德将军在克拉斯诺雅克斯克州选举中获胜，爱国派著名导演H.米哈尔科夫在全俄电影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国际肖洛霍夫奖授予A.尼古拉耶夫将军和爱国派著名作家A.普拉汉诺夫，还有A.索尔仁尼琴的一部公开表明民族主义观点、对俄罗斯现政权进行猛烈挟击的新书——《分崩离析的俄罗斯》（1998）问世——这一切都令人鼓舞，而且他预言诸如此类的事件必将汇成滚滚的洪流奔腾向前。他对俄罗斯文学现状的看法也很乐观。他说：“我觉得，我们处在出现俄罗斯散文新高涨的前夜。处处散见着这种现象的征兆。我相信，这种高涨，这个新的九级浪将清除并冲洗设置在俄罗斯作家中间的一切障碍。”
п.普拉斯库林和爱国派阵营的领衔人物B.拉斯普金等作家则是另一种认识。普拉斯库林这位老作家在《谁是〈文学之日报〉的主人？》一文中坦率地写道，“……这里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俄罗斯命运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多。我对俄罗斯目前的命运没有任何乐观的看法。”出于对俄罗斯目前命运的悲观看法，他把俄罗斯文学当今的状况简单地概括为——“分裂和空谈”。他认为俄罗斯文坛的分裂状况众所周知，文坛上的空谈现象也是家喻户晓。空谈是为了掩盖人民心灵的崩溃。当今的俄罗斯文学过去和现在都对这种崩溃起着促进作用。他感到当今的俄罗斯文学是让坚持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老作家让位，结果是文学出现了一种彻底的堕落和衰败。拉斯普金对俄罗斯的现状和前途也是悲观的。1988年，他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俄罗斯作家协会的全会上发言说：“我们大家如今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用B.邦达连科给下的定义，这就是一种‘前夜’感……我的这种感觉更加痛苦难耐，也许就更加具有悲剧性。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艰难的、无法自拔的生存已经接近末日，而我们长期以来就处于这种生存的状况下。这种状况应当结束，但以怎样的结果结束——谁都不知道。也许，情况将会更糟……明天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拉斯普金的这段话的确是他的心声的流露。但拉斯普金认为应当唤起俄罗斯人的健康的民族意识，摆脱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危机，因为人民一旦离开这种意识就会消亡。拉斯普金对俄罗斯文学的现状、对当今文学杂志报纸上刊登的作品质量的下降、对某些作家的道德观念的堕落都感到十分的痛心和忧虑，可是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存在并没有丧失信心。他曾经坚定表示，“只要俄罗斯存在，俄罗斯文学就存在。”“地下的罗斯（诚如你所听到的那样）是俄罗斯的主要的维护者……而文学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地下罗斯的传声筒，是她的表达者。”
如何对待民主派阵营，这是爱国派阵营内部产生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有一些爱国派作家主张真正的俄罗斯作家的联合，重新营建俄罗斯文学的统一空间。《文学之日报》的主编B.邦达连科就持这种观点。《文学俄罗斯报》主编B.叶廖缅科也愿意与真正的民主派作家接近，希望把自己的报纸变成两派作家和评论家的阵地，他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1994年，B.叶廖缅科在1994年接任该报的主编后，该报的办报方向发生了变化。其表现主要为：1.渐渐放开爱国派文学的立场，对民主派作了一些让步。刊登了一些让传统的爱国派作家无法容忍的作品和文章，有时甚至似乎做的过了头。如，有一篇文章把B.波兹涅尔这位民主派评论家捧得天花乱坠，让他摇身一变成为热爱俄罗斯的英雄。2.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该报适应市场需求，变得商业气息很浓。3.在扶植青年作家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口号下，该报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但刊登的文学作品的质量有所下降。比如，最近在该报曾经发表了这样一篇小说：小说情节是母女俩为一位青年争风吃醋。于是，母女之间开展了一场性的竞争，最后有经验的母亲把青年弄到了手，母亲把女儿的情人夺去了。这种作品的刊登与该报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报纸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降低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由于《文学俄罗斯报》的这些变化，致使该报主编叶廖缅科在爱国派阵营里的名声也大大下降。
B.拉斯普金坚决反对与民主派阵营接近，强调维护自己作家协会的纯洁性。他在《结盟已经没有意义》一文中说，“我们自己的协会是爱国的、大国的、诚实的和勇敢的。在1991年是这样，在1993年是这样，在最近几年也是这样……离开了爱国主义，离开了国家的强国政治，任何人在俄罗斯也活不下去……我们不应当削弱我们的原则性，不应当与我们的政敌接近，不应当践踏爱国主义的道德原则……我们作家的大多数政敌并不是什么政敌，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俄罗斯的凶恶的敌人。而俄罗斯的敌人就永远是我们的敌人。因此，与这些人接近应当十分谨慎。”正因如此，拉斯普金对《文学俄罗斯报》的主编B.叶廖缅科的办报思想和他与民主派接近的作法十分气愤，认为后者放弃了爱国派的立场，放弃了自己的精神主张，是在向敌人靠近，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背叛。他指出，《文学俄罗斯报》今后不会与爱国派作家协会在一起。最近他又宣布退出《文学俄罗斯报》的社会编委会，以示与叶廖缅科及其报纸《文学俄罗斯报》的彻底决裂。普拉斯库林对于某些爱国派作家与民主派的接近也同样不能容忍。他认为这些人是伪爱国派分子，他们喊着一些伪爱国主义的口号与自己心照不宣的盟友（民主派）和睦地、肩并肩地走到底。普拉斯库林认为伪爱国派分子给人民灌输这样的思想，好像那些所有参与毁坏昔日强国的人都已醒悟过来，甚至成了民族英雄。这是伪爱国者给他们戴上的受难者和殉难者的光环，是把这些人浪漫化和英雄化。
索尔仁尼琴——重新活跃在俄罗斯社会
俄罗斯著名作家，1970年诺贝文学奖金得主A.索尔仁尼琴结束了近20年的流亡生涯，于1994年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俄罗斯。他的回国曾引起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文坛的一阵轰动。爱国派阵营对索尔仁尼琴回国的态度和评论十分谨慎小心。而民主派阵营对索尔仁尼琴的回国起初大加赞赏，把他比作俄罗斯的霍梅尼，将之誉为“民族俄罗斯抵抗运动的精神领袖”。但是，索尔仁尼琴归国后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使民主派大大失望，民主派作家们对他也渐渐失去了热情和兴趣。索尔仁尼琴本人仿佛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近年来他很少在公开的场合下露面，也不大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和观点。但俄罗斯乃至世界都知道这位作家是不甘沉寂的。人们在猜测和等待这位作家的新行动。果然，索尔仁尼琴在经过了近两年的“沉寂”之后，又开始活跃在俄罗斯社会中。这种活跃主要有两点表现：其一是他从1997年底起，不顾自己近80岁的高龄，开始漫游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他计划走访70个城市（到1998年5月， 他已经去过了20多个）。作家在所到之处不仅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见面，而且发表演讲，按照自己写的文章《我们应当怎样去安置俄罗斯？》的精神回答听众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他在卡卢加省的鲍罗夫斯克停留时，看到广大的居民没有工作，年轻人去偷抢，许多人终日借酒浇愁，街上遍地躺着酒鬼，科研机构大量关闭，中学的教学秩序混乱，他感到十分痛心，但是他爱莫能助。有人对他说：“生活在如今的国家里我感到羞耻和耻辱”，还有人对他说：“我们自愿地交出了苏维埃政权，可是要夺回她就得流血。”索尔仁尼琴有选择地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他认为俄罗斯现在正在解体为部分……改革是头脑愚蠢的作法，是在对人民进行掠夺。民主并没有开始。索尔仁尼琴同时宣传他的一贯思想，即彻底打碎共产主义体系。索尔仁尼琴在回答“俄罗斯有没有希望”的问题时，回答是“50×50”。就是说，希望和失望各半。从索尔仁尼琴在各地的演讲和谈话来看，他的立场和观点与几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但是这几年他对当局的反人民本质看得更清楚。索尔仁尼琴重返俄罗斯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他把自己的新作《分崩离析的俄罗斯》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极大关注。尤其在爱国派阵营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书对俄罗斯当今的局势作了具体的分析，对现政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号召建立牢固的俄罗斯的国家。爱国派评论家邦达连科给这本书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本书——是给叶利钦政权和反人民的民主判刑”，“这是一本从头到尾站在俄罗斯人民的立场上撰写的书”，尽管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分崩离析的俄罗斯》一书中有时候表现出昔日的那种不可调和的反共激情”，但是，他对现政权的反民主、反人民的性质做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且指出“不管人们怎样努力，我们依然不能够走西方的道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他还高度评价索尔仁尼琴的创作，说：“索尔仁尼琴创作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具有深刻的民族性的散文”，“他的真理是一位俄罗斯艺术家关于自己人民的真理。”《我们同时代人》杂志副主编古谢夫虽然不同意索尔仁尼琴这本书的反共观点，但对索尔仁尼琴对叶利钦当局的批判表示赞同。B.拉斯普金认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父称）是位十分伟大的人物。对我来说这点毫无疑问——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到最近的作品。他返回俄罗斯并且重新融入俄罗斯，这是很好的——要知道，为了能听到祖国大地的声音，听到她的真理和痛苦，需要把心灵本身融入祖国之中。况且，如今索尔仁尼琴已远远不是那个在20年后刚刚踏上俄罗斯国土的他了。”他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们应当如何安置俄罗斯？》也基本上肯定，只对其中的某些观点（如对肖洛霍夫的评价，对车臣问题的看法）持不同的意见。
当然，在爱国派作家阵营里也有对索尔仁尼琴持另外观点的人。п.普拉斯库林对索尔仁尼琴就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写道：“……他（索尔仁尼琴）当年在美国国会发言，啐星满溅地要求美国国会尽快地消灭苏联，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尽快地办这件事，他们将成为千古的罪人。但是如今一些爱国派分子或伪爱国派分子竭力想把他颂扬为俄罗斯的一位圣徒受难者。请原谅，总有一些界限是任何人都不能逾越的……”普拉斯库林认为，“有许多所谓的爱国派出版物跪拜在俄罗斯的新圣者的面前，添着他们的干尸”。ю.邦达列夫对索尔仁尼琴更是持否定的态度， 由于《我们同时代人》杂志上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1916年十月》，他愤而退出该杂志的编委会。
近来，民主派作家阵营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也很微妙。一方面，民主派的《文学报》最近指责A.索尔仁尼琴在宣扬蒙昧主义；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奖评委会的委员都是民主派作家，没有爱国派作家的一席之地。爱国派作家阵营也曾经有几次想与索尔仁尼琴合作的试探。比如，在1995年叶赛宁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我们同时代人》的副主编古谢夫曾经向他约稿，但是他一直保持沉默。索尔仁尼琴近来的言论虽然表明他对现政权的不满和抨击，但同时又与现政权的支持者打得火热。爱国派阵营的著名作家古谢夫认为，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很难说是俄罗斯作家，而是一位用俄语写作的作家。
不管怎样，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文学界是位举足轻重的作家，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俄罗斯文学界两派的注目。他的“复出”必然会对俄罗斯社会和文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