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态势——兼论中国的当前对策和长远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态势论文,长远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4)06-0005-10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下简称“两个主义”)作为“主义”，既可以指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也可指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对于如此广泛而复杂的关系，作任何简单的概括和定位都是困难的。此文针对近年来人们热议的一些话题，结合近年形势中出现的新情况，谈谈个人的一孔之见。 一、如何看待“两个主义”的对比态势 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形势，一般提法是“仍处低潮，资强社弱、资攻社守”。这当然没错，但为求全面，对社会主义的形势最好是讲两面，即一方面是苏东地区的政治地震使社会主义遭受了大挫折，但另一方面是中国顶住压力，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于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态势，是“大挫折”与“新局面”同时并存的局面。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两个主义对比态势有何新变化? 1.社会主义处境有很大改善，但仍处低潮的大势没有改变。 10年前，国际媒体还在唱衰中国，什么“中国崩溃论”很有市场的。但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媒体转而对中国进行“拔高和热捧”。这虽然不乏其战略需要和某种陷阱，但首先应当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已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种反映。 这种情况集中表现在西方不少学者对研究“中国模式”显示出浓厚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经宣扬人类历史将以“华盛顿共识”为终结的F.福山。他在2009年“变调了”，反过来肯定中国模式，称中国模式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并认为这种模式“也许会超过西方模式”。此外还有不少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赞扬中国模式。譬如《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英国学者M.雅克认为，“中国的制度”不会统治世界，但会“坐上世界优秀文明前列的位置”。《大趋势》的作者美国未来学者J.奈斯比特，2009年写了一本新书《中国大趋势》，提出中国模式的10大趋势，认为“中国在创造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英国发展问题专家J.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权威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德国社会学家H.韦尔策认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赞扬，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一种肯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主义的处境与10年前相比是大不一样了。 2.金融危机重创了资本主义，但决不能认为它是“风雨飘摇、四面楚歌”。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西方国家的日子的确不好过，资本主义面临制度性困境，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动荡，社会也可能呈现出不安定。但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的困境决没有达到“风雨飘摇、四面楚歌”的程度。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类政党和社会势力方面看，他们虽然怀疑新自由主义，对现行制度有许多不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调整或改革，但并不想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赞成和接受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体制调整和变革。别的不说，就连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左翼政党，他们也已收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意思是主张民主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西方社会多数人是接受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调整”这一事实的，不会出现“体制外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发展”的形势。 3.中国仍要埋头实干办好自己的事，同时要警惕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害和威胁。 中国不要受某些左翼过激言行的影响，也不要过于看重“占领华尔街”之类事件，仍要冷静地看到社会主义仍处低潮的总态势没有改变。中国除了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加大对我军事牵制，挑拨离间造成我周边不稳定等局势之外，最要紧的事情还是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同时要警惕西方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害和威胁。一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困境，可能迫使美国采取特殊手段来维护其全球霸权。美国垄断财团在许多投机泡沫破灭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将投资方向转向控制自然资源。于是使波斯湾、中亚里海地区、南中国海、尼罗河流域等等，成为美国垄断资本为争夺资源而竭力渗透并控制的地区，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和平稳定。二是美国利用新自由主义政策误导各国经济金融改革，策划隐蔽的经济金融战争，打击别国经济和货币体系，以转嫁自己因危机而造成的损失。滥发美元掠夺世界财富，就是这种手段之一。这将使中国借给美国的债务面临缩水风险。美国政府大印纸币，不仅导致中国借给美国的债务缩水，而且逼得中国人民币名升暗贬，购买力下降，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结果就是中国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于是造成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却是低工资高物价，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是很大威胁。 4.美国出于“战略焦虑”提出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加重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但中国完全可从容淡定地认真应对。 奥巴马刚上台时曾提出“G2”设想，企图拉拢中国合作治理世界，但中国没有接招。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而美国经济乏力，国内问题突出，在“美国衰落”、“中国将超美”声浪的刺激下，奥巴马高喊美“决不当世界老二”，接着美政府提出要“重返亚洲”，加强了对中国的“牵制”和“遏制”。近年来，中国周边热点迭出，几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这一战略调整，搅乱了中国周边和平安定的环境，加重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给中国和平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表面看来这似乎只是中国东海和南海的一些岛屿归属之争，但实际上这是美国为“重返亚洲”，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遏制”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中国需要认真看待和对待的。 二、如何估价“两个主义”关系的总趋势 1.近年来，有人认为两个主义出现了“良性互动”，而我以为不能笼统地谈论什么两个主义的“良性互动”。 两个主义的关系很广泛，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情况是不尽相同的，需要区别不同情况，有个总体把握。以中美关系为例，每个方面的情况都很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经济上彼此交流合作、相互借鉴已很广很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依存度已是难舍难分了。政治外交上互有需要，并寻求扩大了战略共同利益，已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但战略思维和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仍很明显。意识形态上扩大交流增进了解有所进展，但分歧、斗争、摩擦和龃龉仍然不断，斗争将是长期的。军事上的互信度差，美国实际上视中国为潜在威胁，加大了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因此不能泛泛地讲什么两个主义已形成“良性互动”。经济领域的交流互鉴也许可以这么说，但就两个主义的总体而言，还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就总体而言，两个主义仍然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不过遇到矛盾和问题时，“对话而不对抗”、“磨合而不摊牌”，正逐渐成为趋势和主流。美国提出“重返亚洲”以来，美对华“牵制”和“遏制”的一手在上升，但其“接触”、“合作”、“对话”等其他手段并未放弃。 2.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深入发展，但美国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事实没有改变。 近10年来世界最大的变化是，西方美、欧、日三大板块“整体下沉”，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特别是中国“迅速崛起”影响非常深远。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要慎言“美国衰落”。但过去的“一超多强”是“一超超强，多强多不强”，现在则在向“一超相对削弱，多强大为增强”的方向发展。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事实没有改变，所以它常以世界“领导者”自居。但在“迅速崛起”的中国面前，美国感到了“危机”，近年提出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中国遏制和牵制，这从本质上看是美国“战略焦虑”的一种反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的是军事行动。美军舰在东亚来回穿梭，与盟国军演不断，到处炫耀武力。美国原来标榜“公正”，声称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然而近来美国明显地偏向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给他们撑腰打气，公开宣布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在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防长竟然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指责中国“破坏南海稳定”。这些迹象令人忧虑，美国真的已下决心要与中国全面对抗?这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3.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不能简单地看待复杂的中美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双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决定了的，舍此别无他途，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事实上，中美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有人说中美已好似“连体婴儿”。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的战略底线，否则对谁都无好处。这是中美关系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稳定器，即只要“共同利益”这一彼此合作共赢的基础仍然存在，中美既合作又竞争的“伙伴”关系就难以完全逆转。对美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这当然是对的。但脱离实际的过分警觉并非总是好事，总喊“狼来了”可能贻误我们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对此要有忧患意识并积极应对，但也不值得过虑。我们应胸中有数，从容淡定。 但是必须看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是“战略目标”而不是当前的现实，它的全面实现是个不平坦的过程。奥巴马最近傲慢地说“未来100年美仍要领导世界”。这表明美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与中国建立新型关系，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历斗争。总体看来，“新型大国关系”是战略目标，而“既斗争又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途径和手段。不经过必要的斗争和合作，“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因此确定“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决不意味着没有或者要放弃必要的斗争。总体而言，中美关系仍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对美仍要坚持“斗而不破”，但该斗时决不能“斗而怕破”。 对于持“冷战思维”的美国鹰派，中国决不能示弱。他们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他们认识到无法压服消灭中国的时候，才会反过来愿意同中国交朋友。这就是说同美国交朋友是有“条件”的，没有“实力”也就没有这个“资格”。只有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因此中国必须增强国防实力。换言之，增强国防实力是中国和平发展所必需付出的“成本”，否则既无“和平”，也无“发展”可言。当然中国必须吸取苏联的教训，决不能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中国可实行“不对称战略”，为加强国防实力，集中力量搞几手“杀手锏”，不必同美国搞全面的军备竞赛。 4.具有创新安全理念的“亚洲安全观”与“以结盟方式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旧“冷战思维”。 亚洲安全合作要跟上时代，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有人热衷于搞军事结盟，继续打造和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集团，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近年来，美国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日本意欲“解禁集体自卫权”，便是这种旧的冷战思维的生动体现。这种以军事同盟方式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非但无助于解决亚洲面临的安全问题，反而加剧了亚洲的冲突与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4次峰会上提出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亚洲困局找到了破题之路，对加强亚洲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习近平强调：“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安全还应该是包容的，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习近平还强调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他主张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是以创新的安全理念，来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是要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是在顺应亚洲形势需要的基础上，为加强亚洲安全合作而贡献出来的“中国智慧”。 “亚信会议”是亚洲覆盖范围最大、成员数量最多、代表性最广的地区安全论坛。它是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1992年10月的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倡议成立的。现有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泰国、韩国、孟加拉等在内的26个成员国，以及12个观察员(国家或国际组织)。2010年6月前，亚信主席国一直由哈萨克斯坦担任，自第三次峰会起，土耳其接替哈萨克斯坦担任主席国。亚信第4次峰会于今年5月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中方正式接任2014年至2016年亚信主席国。习近平在会上的讲话，将会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两个主义之间的借鉴和合作在深入发展，对话而不对抗、磨合而不摊牌正逐渐成为趋势和主流。至少在2020年之前，维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可以期待的，这就是说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是有战略机遇期的。但是，两个主义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时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总体说来，两个主义的关系仍然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 三、如何把握“两个主义”关系在不同领域的不同情况 1.“两个主义”经济体制上的相互借鉴在深入发展，而且不可逆转。 有论者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舍难分”了。从体制与模式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在“趋同”，也有人说两个“主义”在进行“制度对接”。我觉得“趋同论”这个词比较含混，容易引起争议，不大赞成这个提法。但不管怎么说，事实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早就在相互作用、斗争和较量中，彼此互相借鉴、学习和吸收对方有用的东西，从而取得了“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实际效果。例如，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习借鉴的结果；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之外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并实行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资本主义的证券、股市这些东西，我们过去将其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①近10多年来我们在体制改革中，经过多种形式的试验，最终确定采用“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总体看，应当说两个主义通过相互“借鉴”和“嫁接”，的确已出现了“接近”甚至“趋同”的情况，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相似和相通之处是大大增加了，从这一角度看，说存在“趋同”的趋势，是没必要完全否认的。 2.“两个主义”政治上的本质区别不可抹杀，应坚持“和而不同”。 上述两个主义的相互“借鉴”和“接近”，没有也不能抹杀和混淆“两个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我认为主要是在政治上，是政权性质、国家性质的不同。不管怎么“趋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在政权性质上的差别是绝不可混淆和抹杀的。相互趋同与区别依旧，并不矛盾，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我们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指的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与一切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改革改良的社会主义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是主张要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谈得上搞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搞社会主义是有“政治前提”的。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②虽然取得政权的方式可能因历史条件不同而不同，但要不要“政权”，要不要这个“政治前提”，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最大最本质的区别。 戈尔巴乔夫曾强调，他很重视列宁晚年所说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一观点，然而他恰恰忽略了列宁说这句话是有“政治前提”的，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列宁指的是在具备这一政治前提的条件下，对如何搞社会主义的看法与十月革命前相比是“根本改变了”。至于就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政治前提、必须要有“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列宁是“没有丝毫改变”的。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忽视了这一“政治前提”，导致苏共犯了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丢了政权”，结果社会主义的一切都谈不上了。这一历史教训是必须记取的。 3.决不能犯苏共丢失“政权”的“颠覆性错误”，这条底线一定要守住。 列宁非常重视“苏维埃政权”这一政治前提，他提出的一系列“苏维埃政权+X”的公式，如“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公式都是以“苏维埃政权”为“主项”和“主体”的。有了“苏维埃政权”对资本主义的许多东西可以采取“拿来主义”，而不必担心“姓资姓社”问题。列宁1918年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③苏维埃政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曾采用租让制，把外国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了，有些人担心说，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列宁回答说：“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可见“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④ 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要“大胆地闯”。为什么?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⑤上世纪80年代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多次访华，他思想很激进，总是担心中国改革开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一再解释，他还是扭不过来。1985年8月28日那一次会见，据当时的英文翻译张维为回忆说，邓小平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习惯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⑥可见，政权问题非常重要，是否拥有社会主义政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之所在，是绝对不能麻痹大意的。 4.对西方模式，既不能顶礼膜拜照抄照搬，又必须理直气壮地学习和借鉴。 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主张学习借鉴而不能照抄照搬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⑦毛泽东说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当然是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邓小平则说得更多了。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⑧这个“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脱离于具体社会制度的一种抽象存在，在当代它主要是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作为“载体”而存在的。所以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就必然要从资本主义这一“载体”中去寻找和认识。除了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面提到的相互借鉴之外，在社会管理上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强调不能“照抄照搬”。1987年他在同匈牙利卡达尔谈话时强调“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⑨这样一来，在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世界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定位”是非常明确和独特的，这就是：既学习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又不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将东西方模式的长处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上还是在社会政治制度上都应当这么做。 在政治体制方面，可以说世界没有统一适用于各国的民主模式，各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提倡“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J.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就说过：一切良好的政治制度“在各个国度都应该按照当地的形势以及居民的性格这两者所产生的种种对比关系而加以修改；应该正是根据这种种对比关系来给每个民族都确定一种特殊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尽管其本身或许并不是最好的，然而对于推行它的国家来说则应该是最好的”。他还引用另一位思想家J.布拉马奇的话明确指出：“每一种好政府并不是同等地适用于一切民族。在这一点上，必须顾及各个民族的气质和特征以及国家的大小。”⑩既然西方各国之间都不能照抄照搬，一个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5000年文明史的超大型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岂能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那一套政治模式呢?对此，我们应理直气壮地予以抵制和反对。 但另一方面，决不搞“全盘西化”，决不等于我们反对吸收和借鉴西方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而恰恰相反，也要理直气壮地敢于吸收和借鉴。首先是西方的民主形式和程序，有许多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如西方民主制中的的程序制、选举制、任期制、轮换制、聘任制、罢免制，以及公务员制度等，都是可以借鉴而且已经借鉴了的。其次，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形式之外，西方民主政治在内容上，有些原则和思想也是可以借鉴的。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和原则，而不必照搬美国三权势均力敌的政治架构。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再次，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和概念，具有科学性的做法也是应当借鉴吸收的。譬如“国家治理现代化”这类概念已进入党的中央会议和中央文件。现在中国强调“国家治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在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总之，在拒绝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同时，在吸收西方反映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四、如何从战略高度看待“两个主义”的未来 资本主义不是人间天堂，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永远有其存在的土壤。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坚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种“取代”，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方式上具有“多样性”，道路上具有“曲折性”。对于两个主义关系的发展前景，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根据新情况提出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 第一，从理论上要坚信“两个必然”，又决不能忽视“两个决不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庄严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必然”。但马克思又曾明确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1)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思想相统一，就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但其实现的道路和过程将是长期曲折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2)这就是说，世界范围内同时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将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现象。 第二，既然“一球两制”是相当长时期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必须解决好“两大战略问题”。 一是在国内，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切实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以社会主义搞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的确优于资本主义。列宁说社会主义是榜样的力量，又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3)邓小平明确地提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4)可以预期，到那个时候，即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梦”实现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是一番新的景象。二是在国际上，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既要有与资本主义大国，主要是美国长期周旋的耐心，又要有善于同其打交道的本事和能力。这两大战略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第三，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已呈现出与过去年代完全不同的新特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不靠“国际联合”而靠“成功实证”。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严格说来算不上一个“运动”，它不过是彼此独立自主、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联系的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力量、社会主义流派或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大汇总”。它们一般不满资本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自称要搞社会主义，实则是一个庞杂的“大左翼”。 过去的国际共运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一个国际组织或不定期地召开国际会议以协调彼此的路线和行动，强调“统一性”、“共同规律”和“国际联合”，事实上长期实行的是一条以“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所谓“一条道路”就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所谓“一种模式”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所谓“一个中心”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似乎总要有个“头”，或至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要有条共同的“国际总路线”；所谓“一个阶段”就是忽视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性，似乎各国都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都要实行大体相同的政策和措施，采取大体一致的搞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党都是独立自主、各行其是、彼此没有统一的联系，各自转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选择各自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各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将如何发展?看来与过去战争与革命年代不同，不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主要靠“点”的繁荣和“质”的提高，即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将自己的事情搞好，以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才可能有较大发展。正如邓小平1986年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做这件事，但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看来要用50年至70年。”(15)“这不但是给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6)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好，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最大的国际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形态力”，必须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战略上成功完成了三大转折发展，现又提出了与冷战思维完全不同的新理念。 第一大调整发展是由支援“世界革命”调整转变到“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这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依据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在回顾和总结“大论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纠正了“文革”以来所执行的“外交服从革命”、“支左反修”、“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的对外战略，将对外工作转变到为国内建设服务、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上来了。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7)1981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强调要澄清的一个观点，就是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郑重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60年代以前的观点。”(18)从2004年9月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R.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一次演讲看，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他说，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基于对中国的这一认识，R.佐利克提出将中国定位为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这表明，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调整，已被美国人，至少是一部分理性的美国人所认识、所承认。 第二大调整发展是中国确立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这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崩溃之后。在当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邓小平深刻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提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等战略方针和国策(19)，为中国赢得了战略主动和有利的国际环境。随后中国做出了加入世贸组织、汇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融入当今现存国际体系的重要战略选择。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和战略选择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大调整发展是中国做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倡导“和谐世界”的战略抉择。这发生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国际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的时候。中国提出对内实施“科学发展观”，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谐外交”新理念，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倡导共建“和谐世界”。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历史性讲演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在对外战略思维中提出了建立“利益共同体”的理念。这就是最近习近平同志继提出“整体国家安全观”之后，又在“亚信会议”上提出了与冷战思维完全不同的创新安全理念——“亚洲安全观”。这与热衷于以结盟求安全、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冷战思维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第一次将“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整合起来，实行“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而实现了对国家安全的全面认识。这就是内外两面安全不可分割的“两点论”，与强调“内部安全重于外部安全”的“重点论”相结合的一种辩证思维，也就是全面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三者兼备的科学思维。习近平同志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是以创新的安全理念，来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这是与“以结盟方式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冷战思维完全不同的，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是在顺应亚洲形势需要的基础上，为加强亚洲安全合作而贡献出来的“中国智慧”。 第五，社会主义作为“制度体系”，与资本主义既存在区别和取代的关系，也存在继承超越和学习借鉴的关系，必须抛弃旧的极端化思维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新探索、提出新思路。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0)列宁也说：“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21)他强调要“乐于吸收外国好的东西”，“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22)世界自从有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的近百年的历史表明，两个主义之间的关系除了矛盾斗争的一面，也确实存在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一面。资本主义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特别是二战后，逐步建立起较完备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增加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国家还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制度，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调节了收入分配不公，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转危为安”，“死里逃生”，并出现了战后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近30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好的东西，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客观事实表明，虽然两个主义之间还有矛盾和斗争，但它们决不是过去那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正在向着改善、接近、合作、相互借鉴，甚至是所谓“趋同”的方向发展。展望未来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 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十月革命的道路”(即资本主义体制外暴力革命的道路)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但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外宾时提出，“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23)邓小平这里说的“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是非常深刻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必呈“多样化”的趋势。看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外乎对其“体制内改良”和“体制外革命”这样两种方式。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大四小”是“战争与革命”年代通过体制外革命方式取得的成果。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再通过这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了。与此相反，通过资本主义“体制内”选举、改良、改革的途径，一点点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方式来否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但它可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从长远看，这使资本主义“一点点地自我否定”，客观上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达到“超越资本主义”“接近社会主义”的效果。这不仅比资本主义“原封不动地毫不改良”更有利于民众，而且是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客观要求，应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多种方式之一，即除“体制外闹革命”这种方式之外的、另一种“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方式和形式。这种方式的本身，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总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必然反映。 第六，与此相联系，对世界上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面对当今世界现实，我们应采用“泛社会主义”(即广义社会主义)的概念，这就是对除“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承认其自称的那种“社会主义”流派，视情况与其发展交流、借鉴和合作关系，结成“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从而将中国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在对待不同社会主义倾向和流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坚决反对“非真即假”的简单化态度。现在除了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之外，在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流派，如“21世纪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主义”等。甚至对苏联东欧地区放弃社会主义而回归欧洲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不能统统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一概加以否定，其中有的仍不乏社会主义的因素和痕迹。因此，必须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研究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流派的问题。对各种思潮和流派无妨承认他们自称的那种“社会主义”，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支持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这符合我们提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也顺应了世界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总趋势。 采用“泛社会主义”概念的好处是，既可扩大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的队伍，又可增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底气。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表明，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和工党所提倡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推动资本主义进步和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拉美那些声称搞“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府，为百姓也是做了许多好事的，否则不会得到群众拥护。我们承认和肯定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和力量的历史作用，将它们看成是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这比只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加越、朝、老、古)看成是社会主义，更能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底气。 第七，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考虑如何搞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一是必须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对内为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当然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外要少讲“主义”，宣传不要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论亲疏。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对外宣传上不宜总把“取代”挂在嘴上，而应多宣传“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当彼此尊重，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二是要如实说明：中共不是苏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社会主义。三是要突出强调中国与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中国坚持各国共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共同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585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页。 ④《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 ⑤⑧⑨(12)(14)(16)(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3、256、382～383、379～380、225、226、363、358页。 ⑥张维为：《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载《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2期。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⑩J.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8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5)(23)《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70、415页。 (17)(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378页。 (2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2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第170～171页。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苏维埃政权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