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沁亲王府所藏《元朝秘史》抄本及其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抄本论文,元朝论文,秘史论文,王府论文,所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著作。它记载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和他本人一生的业绩，同时也记载了太宗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它不仅仅是一部罕见的史著，其中对于古代蒙古社会生产活动、社会组织机构、氏族部落变迁、部落战争、社会心理、民间习俗等诸多方面的生动描绘，又使其成为古代蒙古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在蒙元时期，这部著作确属金匮石室之藏，非内廷重臣不得一窥。及至元末战乱，此书落入明人之手。洪武初，昔日的皇家秘籍成为训练译员的教科书，遂有十二卷（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刻本问世。永乐元年（1403年），翰林儒臣奉敕编纂《永乐大典》，又将《秘史》视作史籍，分为十五卷（五一七九卷至五一九四卷），抄入元字韵中（注：据张穆《元朝秘史译文抄本题词》称，“永乐大典十元先，元字韵中载《元朝秘史》一部八册，十五卷，不详撰人名氏。其卷次亦大典约为区分，本书盖都为一帙也”。张穆曾亲眼目睹《永乐大典》本《元朝秘史》，并撰写《秘史》总译以出，其言可信。见《
斋诗文集》卷三，咸丰八年刻本。）。嗣后，《秘史》便以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这两种形式流传了下来。十二卷本系洪武刻本，由于当时将其用作培训朝廷译员的话语材料，故印数无多，除正统间《文渊阁书目》著录内府藏有二部十二卷《秘史》外，至今尚未发现初刻十二卷全本。1908年的观古堂刻本和1936年的涵芬楼影印本依据的都是手枚洪武刻本残页插了进去，替换掉抄本中相应的各页。）。十五卷本是抄入《永乐大典》的本子，素无刻本，仅以抄本形式流传朝野，插架文人书斋。目前在国内外庋藏的《秘史》原始抄本中，以十五卷本居多，十二卷本为数甚少。
1991年11月，笔者在前往京沪地区各图书馆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有幸获见一部《秘史》十二卷抄本。此后又于1994年、1996年两番前往庋藏处，持顾广圻所校四部丛刊本与之比勘，稽其异同。与此同时，还就该抄本的来源、文献特点及其价值作了力所能及的考证和研究。
一、抄本的特征
该抄本共92页、184面，由两卷组成，并非十二卷之全本。其藏主为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抄本的封面上钤有“喀喇沁亲王”白文篆字印。首页右侧自上而下钤有三枚印章，上方是“御赐天中受秘”朱文篆字印，中间是“夔龠长寿”（注：原印共有四字。“夔龠”二字易辨，后两字因馆藏印章重叠，难以释读，故在本文的蒙文稿上以○○代之。当此汉文稿发稿之际，笔者持影摹印文请教书法家熊一然先生。先生断定此乃“长寿”二字，特识于此，以示不掠人之美，兼申谢意。）朱文篆字印，下方是“喀喇沁亲王”白文篆字印，与封面上的印文完全一样。无任何序跋文字，也没注明抄者名氏。抄本的版式硕大，框高30.1cm，半页宽20.8cm，可谓国内外学术界所经眼之十二卷、十五卷诸抄本中最大的一部。每页抄有五行用汉字音译蒙语的正文，为楷体大字。旁译附于右侧，总译则用小字，双行并列，宽度与正文一行相等。既无通贯全书的页码，亦非卷自为页。人名、氏族部落名称右侧未划竖线标识，仅以细墨线对音译蒙语的正文逐词加以连缀。总体观之，整个抄本出自一人之手，行段间距匀称，字体醒目遒劲，笔划严谨有致，是为精抄。
抄本的内容属于十二卷本之第七、第八卷，持顾校本与之比勘基本无异。其中存在的某些舛讹显然是抄者的笔误。我们可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字句之衍文，二是佚文和错简。
字句之衍文较多。例如，正文“土撒因”的旁译原为“恩的”，这里却误抄作“息的”（第一八七节）；正文“塔纫”误作“塔级”（第一八八节）；人名“别勒古台”一词，夺脱了纽切两个元音间和带有边音词尾时使用的字旁小注“勒”字。此外尚有替换同音别字之讹误，如将第二○一节正文第三行中的“亦咥额亦咥勒都周”抄成“亦咥额亦迭勒都周”。顾校本第一八八节的总译是分八行抄写的，此本却将其抄作十行。
佚文和错简有四处。十二卷《秘史》之第七卷始于第一八六节，该抄本则始于第一八六节的末页，故无“元朝秘史卷七”之卷次。佚去第一九四节的首页，因而第一九三节的四行总译和第一九四节的八行正文随之阙如。该抄本的第八卷以“元朝秘史卷八”开篇，此后又出现两处舛讹。其一，抄者至第二○七节，漏掉了一页二面，并将下接的第二○八节误移至第一八六节之前，遂导致了在该抄本第四页上的第一八六节的末两行正文和六行总译成为第二○八节续文的错简。其二，整个抄本止于第二○八节的前半部，顾校本卷八第四十六页上至第四十九页下的相关内容亦复阙如。错简出现在第一八六节和第二○八节之间，肇端于“主儿扯歹”这一人名。抄者将第二○八节成吉思汗赞赏主儿扯歹军功与第一八六节成吉思汗派主儿扯歹、阿儿孩二人征讨客列亦惕混在一起，遂致前后颠倒。
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秘史》虽在分卷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总的节数是一致的，即二百八十二节。十二卷本的第七卷凡十二节（第一八六至一九七节），第八卷凡十一节（第一九八至二○八节），两卷共二十三节，集中叙述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基业的重大事件，是《秘史》的精要所在。喀喇沁亲王府所藏抄本除个别的佚文和错简外，其内客与十二卷本毫无二致。
二、关于抄本来源的文献考证
喀喇沁亲王府所藏这一抄本的本身可视作残本。由于无序跋题识之文，所以何人于何时从何处如何得到此抄本的问题自然就成为一个悬案。检读自明朝洪武年间至清末的官私史乘，有关《秘史》残本的记载寥寥无几。我们所知道的不外乎从内阁大库发现的四十一枚残页，鲍廷博所藏的一部残本等。然而那四十一枚残页却是明洪武年间与《华夷译语》同时付之剞劂的刻本，并非抄本。其内容又分别隶属于第三、第四、第七、第八四卷，每页中缝有《元朝秘史卷七》等书名、卷次和通书连贯的页码，与喀喇沁亲王府的藏本迥异。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所言，嘉庆间鲍廷博曾藏有一部十二卷残本。嘉庆十年（1805年）鲍氏曾以此本为据校阅了从钱大昕手中得到的十五卷本，增补佚文，题识数语，次年将其寄给黄丕烈。据洪业推测这部残本的原主或许是金德舆。鲍氏的残本亦非抄本，而是刻本，且其增补的内容又涉及到第九卷，故与喀喇沁亲王府藏本毫无关系。
我们从清代学者及藏书家的著述中找不到对于喀喇沁亲王府藏本的任何记载，这恰好证明了该抄本有着与其它抄本截然不同的来源。既然未在社会上得以流传，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内廷庋藏。
清代以来的文献就内廷所藏《秘史》版本有颇多记载。例如，刘岳云曾获得一部《秘史》总译抄本，卷末题记有“一部二本，永乐二年八月内抄到”（注：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孝》，《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等语。顺治年间，吏部侍郎孙承泽撰有《元朝典故编年考》十卷。他将十二卷本《秘史》的后两卷总译抄入该著，作为第九卷，并在小序中写道：“元人有《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盖其国人所编纪者。书藏禁中不传，偶从故家见之，录续卷以补正史之所不载。”（注：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九，据《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影印本。）乾隆年间，有编纂《四库全书》之役，翰苑诸公在汉译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时曾取内廷所藏《秘史》与之比照，以阐述二书在体例上的异同。道光初年，内阁中书徐松上书权倾朝野的大学士穆彰阿，请求借阅藏于军机处的《秘史》原本，其信有言曰：“昨伯昂来晤，谈及中堂言《元秘史》原本在军机处，惊喜以为得未曾有。可否饬赐借阅，以二十日为率，必然归架……”（注：徐松：《徐星伯先生小集》，刻本。）上述记载足以证实清朝内廷曾经藏有若干部《秘史》刻本或抄本，而喀喇沁亲王府藏本即是其中的一部。钤在该抄本上的印章为我们提供了作如是判断的确凿证据。
首页右侧上方的朱文篆字印“御赐天中受秘”最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御赐”二字非天子者焉敢使用，此印当为皇家信物无疑。封面和首页下方的白文篆字印“喀喇沁亲王”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钦赐的官印，系藩部王权的象征。将官印钤在书上似乎有悖情理，然而原书已有御印在上，将王府官印钤在其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喀喇沁部首领何时晋为亲王对于考证该抄本传入王府的时间有着重要意义。据《清史稿》之藩部世表，喀喇沁部首领固噜思奇布于顺治七年（1650年）晋多罗杜稜贝勒，班达尔沙于康熙七年（1668年）晋多罗杜稜郡王。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贡桑诺尔布的六世祖喇特纳锡第晋亲王品级，故可将此年确定为喀喇沁亲王府获得《秘史》抄本之时间的上限。抄本首页上的第二枚印是贡桑诺尔布的私人印章。贡桑诺尔布号乐亭，又号夔龠。《遗逸清音集》所载作者小传谓：“贡桑诺尔布，乌梁海氏，号乐亭，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和硕都楞亲王。著有夔庵诗词集稿。”（注：延清辑：《遗逸清音集》卷一。民国初石印本。）《遗逸清音集》的编者为著名蒙古文人延清，诗凡四卷，搜集范围限于当时在世之八旗文人，卷首例言亦有“是集定名为遗逸清音集。所有官阶自应以辛亥岁杪为断，并征之是年冬季搢绅”（注：延清辑：《遗逸清音集》卷首。）等语，因此小传的可信程度是毋庸置疑的。根据钤在抄本上的三枚印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该抄本原为清朝内廷庋藏的秘籍，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后辗转流传到喀喇沁亲王府，贡桑诺尔布亲王成为其藏主之一。
三、关于抄本内容的文献考证
我们将喀喇沁亲王府所藏这一抄本称作残本是比照原书十二卷相对而言的。抄本上的印章也表明它在入藏内廷时就是由两卷构成的残本。藏书印或私人名章一般都钤在书的首页上，这已成为鉴藏古籍的通例，喀喇沁亲王府的《秘史》抄本亦复如是。由于此本在前部出现错简，抄者误将卷八第二○八节抄至卷七第二页之第一八六节前面，因此自上而下的三枚印章就钤在第二○八节首页上。卷八首页完整无缺，却未钤任何印章。这一情况足以证实两个问题，一是该抄本在初抄之际即是将两卷合订为一册的本子；二是加盖带有“御赐”字样的印章时卷七首页已阙佚，并出现了错简。人们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是残本，为什么还要钤上“御赐天中受秘”朱文印，将其赏赐给王公大臣呢？笔者以为，答案就在于该抄本的内容。
上文已言及第七卷、第八卷是《秘史》的精要所在，集中叙述了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基业的重大事件，他的治军建国的宝贵经验亦囊括其中。
在军事方面，两卷中主要记载了成吉思汗指挥的下述几个重要战役。以主儿乞歹、阿儿孩为先锋，征讨客列亦惕部，大功告成，将其部众分与属下。以者别、忽必来为先锋，征乃蛮主塔阳。设疑兵，实行攻心战，使塔阳汗不战而败。在此过程中招抚札答阑等部，极大地削弱了札木哈的军事力量。分进合击，大破乃蛮古出鲁克与篾儿乞脱黑脱阿联军。为速别额台打造铁车，往剿忽都，命者别追袭古出鲁克，以绝后患等等。
除在军事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以外，卷七、卷八还较详尽地叙述了成吉思汗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以及在治军建国过程中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如，注重信义，赏罚分明，在联盟中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有理有节地处理与反叛无常的安答（伴当之谓）札木哈之间的关系，扫除迈向汗位的最后障碍。又如，为了抵御乃蛮的进攻，整治军队，立千百户牌子头，设六等扯儿必官、八十个宿卫、七十个散班，制定严密的宿卫制度。有鉴于篾儿乞降兵在老营中作乱，将他们遣散各部，分而治之。建立蒙古帝国后，封功臣木华黎为国王，授开国功臣九十五人为千户，任命断事官，使国家的管理机构步入有效运作。无论从引为借鉴的功利目的抑或从历史研究的需要出发，卷七、卷八所记载的这些史实都是十分重要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将此由两卷构成的抄本视作“天中受秘”自有其道理。
事实上，撷取《秘史》部分内容以抄藏、刊刻的事例不仅仅见于喀喇沁亲王府藏本，兹另举三例如次：
1.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组织编纂《永乐大典》，将《秘史》全文抄入是书。次年（1404年）八月，从役诸公中有人借此工作之便，舍弃用汉字音译蒙语的正文和旁译，单独抄出《秘史》总译，订为两本，用于历史研究。
2.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吏部侍郎孙承泽从故家获见一部《秘史》十二卷抄本，“前卷载沙漠初起之事，续卷载下燕京灭金之事”（注：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九，据《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影印本。）。在他看来，续集所载“下燕京灭金之事”为正史所阙，十分重要，遂将续集两卷的总译抄入自己的史著《元朝典故编年考》，希冀有裨于同好。
3.清朝乾隆年间，秀水万光泰据十二卷本《秘史》的总译，采辑史实大端，删略传说、世系及琐事叙述，编成一部《元秘史略》。后来杨复吉将这部《秘史》节本刊入《昭代丛书》，以广见闻。
以上三例虽采撷迥异，各有侧重，但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所依据的均为总译。自明初以来流传至今的《秘史》一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正文、旁译和总译。正文系原始文献的汉字音译，旁译是单词的义译，总译为每节的大意。由于总译并未对正文作逐词的翻译，省略之处颇多，用词亦俚鄙粗俗，因此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正文尚有一定的距离。喀喇沁亲王府所藏抄本虽为两卷，突出的却是成吉思汗的创业伟绩。为便于研读，正文、旁译和总译尽悉抄录，堪称撷采维严，臻于完古。
四、抄本的学术价值
自明朝初期，我国各民族学者就开始对《秘史》进行研究，如今已有了数百年的历史。文献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涉及到文献发掘以及对发掘的文献价值进行评价，同时又是《秘史》研究史必须关注的课题。喀喇沁亲王府藏本的发现是文献版本研究的一个新收获，因为这是一部自明清以来从未见诸于学者和藏书家著录，亦未曾在学术研究中被援用的抄本。不仅如此，抄本本身的特征、内容以及藏主的变迁都使它具备了远远高于民间传抄本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这是一部证佐凿凿的内廷抄本。从明朝初期至清朝末期，在官私书目及学者著述中屡屡言及内廷的《秘史》版刻和抄本，并且颇有传抄的记载。但是除赵万里从内阁大库发现的四十一枚洪武刻本残页外，学术界从未见到过真正的内廷抄本。喀喇沁亲王府的藏本钤有“御赐”字样的印文，确系皇家经眼的秘籍，这在《秘史》流传史上是仅见的。进而言之，此本只抄录了《秘史》的精要部分，且又有若干舛讹和错简。尽管如此，它竟得以入藏内廷，得以加钤御印，得以外赐近臣。此事充分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这部名著之价值的认知水平，这在《秘史》研究史上同样是仅见的。
2.这是一部唯一可考的蒙古王府藏本。罗藏丹津于17～18世纪间撰有一部《黄金史》，其中的大量史文移录自《秘史》蒙古文原文，然原书阙考。清朝乾隆年间，蒙古族学者博明亦曾研究过《秘史》，所据何本如今已无从踪迹。因此，喀喇沁亲王府的这部《秘史》又成为唯一可考的蒙古王府藏本。贡桑诺尔布不仅是其藏主之一，而且还曾研究了这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名著。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他为汪睿昌（蒙古名为特睦格图）的《译注蒙古源流》撰序文一篇，其文征引华赡，抉择精详，于甄别源流用力至勤，并有言曰：“其所载赞博、青吉思汗等大率与《唐书》、《元史》、《元秘史》、《嘉喇卜经》相合。”（注：汪睿昌：《译注蒙古源流》卷首，北京蒙文书社铅印本，1927年。）此序文本身也是一项研究成果，而这一成果又与庋藏《秘史》抄本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日本国学者小林高四郎曾经在他的专著中断言，蒙古学者对于《秘史》的研究始自本世纪30年代末期。笔者于1987年援据博明的学术笔记和《蒙古世系谱》案语撰文，提出异议（注：见拙文：《十五卷本〈元朝秘史〉和清代蒙古学者博明》，《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蒙文）版，1987年第2期。《〈元朝秘史〉（十五卷本）第一卷校异》，《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汉文）版，1987年第3、4期。）。贡桑诺尔布鉴藏《秘史》抄本并为蒙古史译著撰写序文一事，无疑是对我国《元朝秘史》研究做出的可贵贡献。
3.这是一部撷采独特的完古节本。在明、清两代，学者撷取《秘史》的部分内容以抄藏、刊刻、重编的事例屡见不鲜，并且以撷取总译作为史料补遗居多。喀喇沁亲王府藏本则全文抄录了作为其精要的第七、第八卷的正文、旁译和总译，以为治军建国之借鉴。这种既着眼现实的功利目的，又保留原书完古形式的节本在《秘史》流传史上尚属首例。
注释：
*本文系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九·五”规划项目《〈元朝秘史〉十五卷校勘本》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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