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的奴化、异化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4)04-0093-06
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1]自母系制社会解体后，男性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以及随之而来的强权下的奴化，而奴化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于是，霸权——奴化——异化因果相连，形成一个导致女性自我（意义）丧失、地位沦落的恶性循环。尽管从古到今，女性改变自我命运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因为只要是有意识的人，他都有“创造性的自我”，即积极地、创造性地塑造他们的命运并通过思想和行动，以达到为自己赋权的欲望。然而事实证明，男性权利对女性的控制虽然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在表面上有所减缓，可又逐渐地被伪善粉饰起来，但是这一切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提高都不足以使女性从这种恶性循环中挣脱出来，而男性对女性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控制，却是丝毫也没有消除过。
一、霸权与奴化
路易·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统治阶级施加于臣属阶级的一套静止观念，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再生产和重构的动态过程——这种实践也就是：人们思考、行动、理解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和社会的关系的方式。”[2]在男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实践是通过家庭、教育、语言、媒介等社会结构来实现的。这些机构在臣属阶级（女性群体）那里生产出一种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的意愿——社会可接受标准，这种标准既非中性也非客观，它们依照拥有社会权力的男性的利益发展而来，通过将这些标准自然而然化，使它们成为常识，以便拥有社会权力的男性维护他们的权力领地。社会标准向男性意识形态的倾斜，却又被女性作为自然而然的东西所接受，这就是男性意识形态运作和实现控制的过程所形成的男性霸权话语／社会结构。它实现的过程可以表达为：统治阶级（男性）赢得了臣属阶级（女性）进入确保其臣属性系统的心甘情愿的同意。这种同意应不断获取、再获取。缘于女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经验不断地提醒她们臣属性的不利，便对统治阶级施加持续不断的威胁，而作为统治阶级的男性总是以各种强制手段和对话语权的巩固来维持其统治地位，所以霸权并不意味着静止的权力关系，而是意味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过程。
种种父权制意识夸大了男女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它明确规定了男人永远担任统治的或男性气质的角色，而女人永远担任从属的或女性气质的角色。这一意识形态以各种强有力的方式，使思想意识受到侵略的女性心甘情愿受其奴役，以至于男人通常能得到她们的赞同、拥护，而这些女性却不知自己正是受压迫的。男性霸权话语是通过诸如学术、家庭这些制度来行动，其中每一种制度都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的思想被奴化，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男性一面在为女性的美着迷，称之为“诱惑的象征”，一面又视女性为弱者，“不吉的象征”。男性社会不断用神话故事和文学艺术传达对女性的曲解，在他们的描述和想象中，女人是弱者、他者、牺牲者、神秘者，而不是一个有着同样拥有真实自我和自由权利、渴望进取的群体。男性从伪装的“奴役”中建造了女性的精神世界，并将定义女性人生价值的权利牢牢控制在手中。男性社会的虚假意识削弱了女性的自我力量，使她们无法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全部可能性，泯灭了自我发展的意识，完整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发展也遭到破坏。男性社会希望女性有独立的一面，同时又必须是受制于他们的，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能力严重滞后，在强制性的约束或保护下，女性“婴儿化”的现象普遍存在，她们无法将自己看作完全独立的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达也不会受到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她们一直仅仅是从蔑视女性的男性眼里去看世界、看自己。“当思想和话语的条款是由男人设定时，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们永远也不会轻松自如。”[3]因为用于描述女性的那些话语并非由女性自身制定，而是由男性设计制定的，男性把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将自己当作主体和参照物，而与他相对的女性则属于“另一类”或异己者。这一观念为男性自己提供了一种控制隶属群体的理论依据，以证明那些下等人（女性）的地位是低劣的，而对她们的压迫是合理的。
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多依奇在《妇女心理学》中认为：女性人格中最显著的三个特征是被动性、自我虐待和自恋。可是她并没有拿出充足的理由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女性一定是被动的，为什么会出现自虐和自恋，更无法理解普遍存在于女性中的“神经症”。实际上，这种“生物决定论”学说，只是为男性社会提供了一个对女性实施压迫的合理性佐证。在这一“科学”论断中，他们将女性地位等同于女性生态，认为都是大自然的产物。这样就使人们相信，男人世界造就的女人只不过是大自然早已造就了的，而女性得到的也只是支持她们承认自己作为弱者、他者存在的证据，于是“生物决定论”等男性学说就成为这个父权制的代言和巩固男性霸权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强权和暴力主要通过精神领域实施。男权社会通过对各个学科、思想领域的改造和控制，切断女性寻求自我的必由之路，塑造着女性扭曲的情感方式、自我意识和道德关系范式，表现在它将女性正常的对他人的真诚关怀变为扭曲的关怀，将自然的情爱关系转化为带有压迫意味的情感表达，将正常的性爱变为带有受虐性质的性的交换。男性把女性视为可施以关爱保护的弱者或是让人生畏的异类，而女性的自我力量在男性看来是可怕的，因为这种力量可以随时使男性发现——社会构筑的男性统治神话只不过是一种甜蜜的幻觉。
与此同时，女性总是会用一切手段逃避控制，或者以失去最少的自我作为代价，得到更多的利益。这是一种既牵涉自我保护，又涉及奴性的权宜手段，正如比尔·普克(Bill Puka)在《关怀的解放》中所说：“女人懂得（在男性权利结构之内）她在哪里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兴趣以及承诺，在哪里她又可以更好地顺从这个男性权利结构，必须方方面面精巧地平衡，以求能在这里生效。”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只能理性地在父权制内获取生存机会。然而，这对她来说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只要社会还是父权制社会，女性就不可能在道德生活中达成权益和责任二者之间恰当而持久的平衡。相反，女性趋于实行的与其说是包容和善变的美德，不如说是奴性的极致。但是如果女人拒绝接受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如果她打算抛弃她的女性气质（恭顺／屈从性质），如果她要以此表达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怀疑，那么男人将对她采用威胁的手段，以弥补平时的管教不力。因为对于女性来说，在男性规定的生存方式之外的任何其他存在方式都被称为“不可理喻”，遭到严酷打击，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男权制像其他思想体系（如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一样，普遍存在着强权现象，即掌握权力的群体（男性）有权侵略、征服、占有甚至毁灭被夺去权力的群体。暴力的使用也只限于男性，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和体力上都具有施暴的能力，而女性在武力攻击面前，在体力和感情方面几乎都无法自卫。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认为，在父权制社会，恐吓无处不在（虽然常常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存在）。如果女性想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她最好表现出有“女人气”的行为举止，不然，她就有可能遭受“行行色色的残酷和野蛮对待”。这样的对待无论是加诸于身体还是精神，都是一种强权制度的暴力再现。
男性意识的入侵不仅剥夺了女性的大部分权利，而且也剥夺了女性的自我身份。男性将“弱者”身份加诸他们支配的对象——女性，给她们灌输了这样的观念：男人是主体，女人是客体。在一定程度上，女性内化了这种男性对女性的观点；在同样程度上，这种人为建构和系统灌输的“自我概念”，损害了女性原初的、积极的自我概念，窒息了女性的灵魂，使女性成为男性社会和男性权力下的奴隶。殊不知，在女性自由意识受到男性强权的侵入和排斥、控制的同时，男性自身的发展也将受到阻碍。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中，主张两种基本道德：主人的道德和奴隶的道德。在主人的道德里，善的意思是做世界的统治者，恶的意思是被压制、被镇压或被踩在脚下。奴隶（女性）的道德正是主人道德所清晰表达出的善之标准的极端对立面：善良、谦卑和同情等特点被视为奴隶的美德，而决断、冷漠和傲慢等特点被看作奴隶（女性）的恶习。这样，奴隶中表现出软弱和依赖的那些人被视为圣人，而强大和独立的奴隶被看作罪者。反之，用奴隶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主人道德中的善者正是恶人，而主人道德中的恶人恰是善者。承受着主人强烈的怨恨(resentiment)，使得奴隶逐渐产生出对权力意志的消极态度。奴隶在强权下失去了对权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欲望，害怕冲突、挑战，不敢描绘自己命运的前程，自鸣得意，满足于平庸，在仇恨的同时依附于奴隶主。毋庸置疑，这就是男性霸权下女性被奴化的现状。
男性霸权下的奴化制度衍生出的双重道德伦理范式，正好与这种奴隶与主人的双重道德标准相吻合。表现在女性越来越被剥夺了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并且“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4]到了当代，这种双重道德伦理在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加露骨地展示出男性霸权对女性自我的侵占。在这种情况下，父权制下的性别歧视和商业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交互作用，对女性施加了更系统的、异乎寻常的压迫。其压迫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痛苦，于是两性意识和关系秩序又由奴化走向了异化。
二、分离与异化
一当男人声称自己是主体和自由的存在，女性作为他者的概念就产生了。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情感表达方式乃至有如男性一样观看自己的方式。女性的社会化过程是痛苦的，尽管这个过程承载的压抑和痛苦不断被社会否认和掩盖，但事实上，至今仍然很难有女性真正承认自己能感受到如同男性一样的完全自信、满足和自由。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女性现状是：女性的生存失去了统一性和整体性，显见出分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女性自在、自由的自我在被男性社会意识入侵、消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外在性的分裂现象，即女性与自身、女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以及女性与社会间的分离。
女性与自身的分离是从接受男性意识形态的时候开始的，当她被迫面对男性社会中无法逃避的“他者的凝视”后，她就被降低为对象，自我也失去了活力。渐渐地“他者的凝视”被内化，进入女性的潜意识，于是在她的人格中就被植入了一个“他者”，伴随而来的是无处不在的“凝视”。这种“凝视”就是作为从社会形态到具体异性的目光——“他”的目光。这种内化的“凝视”仍然将女性置于“他者”（客体）的地位，无论在何时何地，它都使女性的自我无法取得主体的地位，于是她们在自身内部再次沦为对象和“他者”。因此女性“自为”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即使在看上去自我得到满足的时刻，这种满足也绝对不同于男性的自我所得到的满足。女性形成或保持自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父权制男性意识，总是以强有力的主体姿态破除她保存自我的壁垒，并排挤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性地位。
在现代社会，被剥夺了自我意义的女性俯身屈就着流行的挑剔，任由男人将她改造成一件工艺品，然后供创作者们欣赏和分享。女性成为男性眼中“女性美”的奴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种对“美”的追求，目的都是将身体放到供人欣赏的位置。“美”不是将她揭示为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为了割断她与“自我超越”的联系，使她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猎物，而她一旦接受她的性客体命运，就会喜欢装饰或掩盖自己。有些女人声称她们是在为自己而追求“美”，可是她们在自恋的时候，却隐含着让人欣赏的意味。于是如今的女性在“美”的指引下，在越来越繁重的近乎累赘的时尚追求表象下，与自身分离，异化为“非我”的存在，成为被“时尚美情节”所创造的他者。同时男性社会通过意识改造、暗示，诱迫女人不断强化对“美”的追求，使本来可以作为女性完善人性之潜在源泉的对美的创造，变成了奴役她的“非我”化根源后，女性必然承受巨大的心理危机——失落、空虚以及被社会出卖的体验，而那些原本可以成为女性作为人的完整性源泉的各种因素——一切事物、一切人，甚至是所有最亲密的关系又都反过来成为她与自身分离的原因。
玛丽·戴利在《妇科生态学》中，引用杰泽·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笔下被涂抹之鸟的故事，说明了女性之间分裂的现状：一个守鸟人给一只鸟身上涂上闪光的色彩，最后这只鸟被那些没有涂染料的同伴毁了，成了其它鸟嫉妒的牺牲品。我们将科辛斯基塑造的形象放诸于社会，则会看到它在现实中的反射：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女性身上，那么不是那些人工的、已经被涂抹过的“鸟”（顺服于男性意识的、女性化的女性）要吃苦头，而是那些自然的、长相平常的“鸟”（拒绝被男性意识控制、坚持自我的女性）要受惩罚。惩罚不仅来自于控制她们的男性，也来自于与她们同类的畸形怪物——男人制造出的女人。男性社会中，男性以自身的喜好划定女性的种类和贵贱，他们往往是从女性的外表，而不是从她们最深层的内在来判断她们的价值。女性只有通过男性才能得到自我实现，为了得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得不与同类竞争，而这种竞争并非男权社会推崇的“公平竞争”，因为这种竞争的立足点是一些不可改变的生理事实，竞争的手段则是使同类蒙受耻辱与痛苦，将胜利的喜悦建立在同类的屈辱之上。然而她们并未意识到，女人在被决定扮演他者角色的时候，也被判决拥有靠不住的力量：做奴隶或当偶像都不是由她自己选择的命运，正是由于这种男性意识制造的非公平、非人道的竞争造成了女性之间的分裂，于是女性用男性的语言和思想概念、道德评判标准来攻击女性就成为屡见不鲜的事了。
男权制是随着男人对女人进行控制的欲望产生的，男权制社会普遍使用二元理论将男性定为主体，将女性定为他者（客体）。反映这种主体与他者思考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把僵化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性别角色制度化，通过这一途径，把人类群体两极化，并分裂为两个团体，于是男性社会意识就在现实中造成了男女两性间的疏离。鲁宾·摩根(Rubin Morgan)在《姐妹情谊跨全球》一书中认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是一个控制性的文化机制，它把生理学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转化为分离的、阶层化的社会性别。”由于男性意识形态的钳制，女性仍然被禁锢在女性意义的范围，无法分享男性的工作和思维方式，因此，男性没有把她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既然男人不接受她，认为她有他者的一面，那么男人就只能成为她的压迫者，然而他们从女性中赢得的控制越多，他们在肉体和心理上就越是与女性分离。
当女性被割断了与社会的联系，将自己完全投入到女性角色，扮演受到男人庇护的弱者时，自恋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女人的自恋正是从他者性中产生的，女人作为主体受到挫败，社会不允许她去从事定义自我的活动，而她的女性化的活动也不能通过计划和目标来实现自己，只好被迫在她的个人内在的世界中去发现自己的现实：“她赋予她自己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为她得不到其他的重要对象。”[5]于是女人变成她自己的重要对象，并且她相信自己是对象，但是她又以主体的方式观看作为对象的自己，她为自己的形象（容颜、身体、衣着）所倾倒，甚至迷恋自己的形象。这种既是主体又是对象的感觉当然是虚幻的，主体和对象是不可能融于一体的，唯一可以解释的是，这个“主体”是极其微弱的，它无法掌握这个“对象”，它只是为了证明这个“对象”存在的真实性而被有意识制造出来的。有时，女人的自恋会超出她自己的界限，从中发展出不成熟和不健康（但仍然是女性化）的要求，总是希望别人的关注，以补偿她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但自恋最终会阻碍女性发展真实充分的自我，而满足男人欲望与符合社会品味的需要，这又束缚了她的发展。自恋只能用一种自我欺骗的方式满足女人在社会中无法得到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体验，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其结果是女人越来越沉醉于其中，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而在她们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的严酷时，会感到痛苦，变得更加被动退缩。因为她们建立起来的虚假自信是脆弱的，其自我价值依赖于男人和社会对她们的赞许，只有别人说她美的时候她才美，她没有能力宣布自己是美的。所以恩格斯指出：这是“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6]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这种自我意识上的控制与依赖关系，都进一步使女性离开本真，走向了异化。
女性的异化掩盖了自我的真相：她是自由的个体，不是被决定、被支配的物。促成大多数女性容忍这种被社会分裂异化的现状，不外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来自于物质的原因。女性在接受了社会从属性的自我概念后，寄希望于通过接受被动客体的角色扮演这种方式，在自己是一个物的表面下达到自我实现。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她们假装和物相似，仿佛她们不过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可以被她们自己观察的一副身体，或者一个物品。然而，这只能是一个权宜之策，毕竟真实的自我是不会消亡的：“我们越想把自己降低为纯粹的物，我们就越是明确地意识到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正是我们的主体性把我们降低为物。”[7]另一种情况是精神原因。女性接受客体的事实后，并不想通过男人或是男性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相反，她放弃自己的现实目标，潜入精神领域，寻求被男人／男权社会当作举世无双之物来占有，而不允许其他女性取代她成为至尊主体的至尊对象。她们希望从男人／男权社会那里得到的，就是把她自己作为对象的身份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她的自恋得到张扬、提升。当她至高无上的“他者”地位受到来自同性的威胁时，妒忌、仇恨和神经症的产生也就是自然的了。
女性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动、自恋、自虐、神经症及女性特有的歇斯底里，根源在于女人是被提供给这个生产性社会的男性世界，并由这个男性世界决定的，因此她的自我意识注定是被异化(alienation)的。异化是一种深刻的破碎和分离的体验。物与物、人与人，人与他自身本来是，或者应该以某种重要的方式相联系，但却被彼此分离。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关系成为一种不平等价值的交换关系，无论交换的是生理性的自我还是精神性的自我，她们都在经历失去作为人的能力和价值。因为她们在异化过程中被剥夺了独立的、为自身定义的能力，而“否认自主的和创造性的主体——自我，其风险是由维系持久的谎言而导致的疯狂和精神分裂”。[8]可以这样说，只要父权制存在，这些被异化的女人就会存在。
三、现实与超越
男权社会中的女性走着一条男性霸权下的奴化与异化的道路，她们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未来。要阻止趋向委靡、混乱、平庸和窒息的意欲现实，就必须在拒绝奴隶的道德／心理学的过程中进行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估，分析男性意识形态的实质，并给女性气质以新的女性主体的意义。如果女性想要终止被奴化、异化的现实，不再作为对象和他者，她就必须具备克服环境的力量，拥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道路。在不同时期，女性虽然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是意识形态上受制约、被控制的事实从来没有变化，尽管如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女性获得了更多参与公众生活的机会，女性在经济上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实现独立的同时，却依然无法摆脱众多男性社会权力的束缚。在这样的现状下，对改变现有的性／性别制度中两性关系秩序的需求就愈加迫切。然而，在现在的社会格局下，改变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话语秩序的过程注定是缓慢的，即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也不会自动改变男女关系，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可能依然是他者。因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经济，它更是本体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正如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所强调的：“如果人的意识中没有包括这种渴望……控制‘他者’的原始渴望，那么即使发明了青铜工具，这也不会导致对妇女的压迫。”[9]事实证明：意识形态的作用比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更强大，也更有力地维持了对女性的控制。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证明其合理性，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压迫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女性被控制、被异化的现象也不可能继续下去。
社会变革将精力集中在改造男权制政策这一上层建筑（改革立法、解决各种弊端和改变其正规的教育模式）上，而没有触及气质和角色区别的社会化过程。这样的做法，使得构成男权制社会的精神结构——基本态度、价值观和情感没有受到充分的影响。如果文化的语言和想象继续宣扬贬低女性价值的观念，仅仅是致力于改变社会体制，例如通过设置男女雇佣配额，或通过实施同工同酬法——这些努力仍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女性意识被扭曲异化的历史已经过于漫长，假如我们不改变意识，认识到独立、完整、真实、充分的自我存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现状就不会改变，而女性身份也只有在不依附于男性赞赏式的凝视或怜爱式的关注情况下，她们的话语和行为才能赋予她们自己生存以内在的意义。女性被奴化、异化的现象是否可以得以改变，女性现有的社会性别角色地位是否可以超越，更合理的社会性别观是否可以重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女性现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地位的提高，必然带来女性对真实自我的探索和对个人权利的诉求，而独立的自我意识正是指引女性走出奴化和异化现状的力量源泉。女性的独立自由需要通过正确、充分、完整的自我意识表达来确立，尽管男权制社会不允许女性真正独立的意识（“自我身份”、“清晰的自我表达”、“自我实现”、“自我形象”、“成为自己的权利”）存在，但是当女性拒绝男性话语赋予她的意义的时候，她实际上就拒绝了男性社会对她思想的侵入、阻碍和控制。就如同萨特向我们描述的：“我简直看不见（他者），我行我素，旁若无人。”[10]这种唯我论是建立自我的过程，因为此一做法允许我们忽略被他人决定、被他人的观看所塑造这一事实。同时，如果女性不安于被想象、被思索和被决定的客体地位，努力成为主动想象、思索和决定的人，那么男性的主体地位就会被破坏，女性意义被男性定义、女性意识被男性控制的传统将被颠覆。到那时，有多少个别的人就有多少人的自我，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平等机会，去发展理性和道德禀赋。只有这样，她们才能超越奴化和异化的现实，充分实现自我，同时他们也能相互在对方的发展中得到发展自我的机会。
其次，男性话语霸权下的社会性别既不是由生物学的性(sex)所决定的过程，也不是纯粹的任意想象的建构，相反，社会性别是许多社会技术的产物和过程，这些社会技术创造了差异的母体而且跨越了许多种语言。社会性别指向了一种女性观念，但女性是具有多元性的，因此也是有能力随自己意愿统一和分离的。身体是文化塑造的场所，它通常是一个先于语言存在的、被动的媒介，来源于文化的外在对身体的塑造、为身体赋予意义。不仅身体及其分界线都是由文化建构的，而且社会性别也是通过某种风格化行为重复建立的。换言之，社会性别的特征和行为是表演性的，持续性的社会表演创造了社会性别的真实性。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烦恼：女性主义和身份的颠覆》一书中所指出的：作为一种身份，社会性别并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而是通过表演和模仿不断建构出来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不一贯的(incoherenent)、不连续的(discontinuous)，“社会性别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模仿，这种模仿被当成是真实的事物。”由于表演和模仿是一种个人的主体行为，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所以社会性别就具有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基础上，多元的、更完善合理的社会性别观得以重建，而女性现有的社会性别角色地位也能得以超越。
男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单义的性别结构——男性主体与女性客体，它在话语范围内被伪装成一个原因和一个内在的本质，它们共同产生了感觉、快乐和欲望的所有形式，并使它们能被理解。但是使权力结构自然化并不能掩盖单义性别结构的本质——它是被制造出来服务于性的社会控制。因此，要摆脱这种控制，就必须改变社会性别结构，而实现的途径则是“表演性的颠覆”。一个解放的人，就是能够在两个领域之间“游戏”的人，这两个领域一个是母性的领域，一个是父性的领域，也就是说，真正自由的人是能够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主动与被动、统治与屈从、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对象、混乱与秩序之间任意选择、自主行动、自我超越、自行创造的人，而女性自主的、真实的意义得以重新定义。
我们应该致力于创造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女性在其中能感受到自己是完整的人、是整体而不是破碎的存在；她们是人，是能创造自己生活，而不隶属或依附于任何人的人；她们是能自主快乐的人，即使不能讨得他人的欢心和赞赏。也就是说，女人从仅仅是取悦他人——做传统的善良贤淑、总是自我牺牲的女性，转向真诚地认可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需要当作任何关系中的组成部分。要成为完整的人，女人就必须摆脱虚假的身份——父权制为她建构的女性气质。也只有那时，她们才能把自己作为自我——“自我身份”、“清晰的自我表达”、“自我实现”、“自我形象”、“成为自己的权利”来体验。女性的个人解放，在于她有能力抛弃她虚假的女性自我而实现她真正的女性自我，这就意味着她们有能力拒绝内化的他者性，拒绝通过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群体的眼睛来认同自己。而女性想要的权力，只是和男性一样的自由——脱离男人，而不是与男人相敌对地建构自己；与男人相对，但却成为女人自己。
一旦女性充分意识到了自我的真实存在，拒绝男性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意义后，在重新整合自身的意识行为，并以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向旧有的话语秩序、向深藏于意识中侵占和排挤了她的自我意识的男性虚假意识挑战的基础上，通过自由选择自身的意义、本质和价值，自主控制自身意义的产生和塑造，实现消解、超越男性霸权话语对女性的控制作用，颠覆男性中心的概念秩序，摆脱女性意识被异化、奴化的现状。那时，女性受奴役、被控制、为男性牺牲的历史就将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