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产业结构合理化体现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会随着社会由低经济发展水平向高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而提高。一般来讲，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根据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经验，在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第一产业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力逐渐提高，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逐渐提高。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流动，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内在关联性。然而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资源禀赋、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导致就业结构调整滞后，造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发展。如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是其经济发展显著标志，城乡资源分配的差异以及“重工轻农”政策容易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进一步导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增加值比重下降速度高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速度，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出现偏离。 Colin Clark(1940)通过对不同国家产业和就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就业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Simon Kuznets(1941)利用多国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验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关联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趋势。 H.Chenery、M.Syrquin(1975)分析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就业结构随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穆怀中(2009)、蔡昉(2009)、樊纲(2002)、张建武等(2005)、罗国勋(2000)、李仲生(2003)、蒲艳萍等(2005)等国内学者对中国及部分省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关系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三次产业偏斜发展而产生，最终在三次产业达到均衡发展状态时消失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同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经济增长波动和经济周期的产生。林毅夫(2013)在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袁志刚等(2001)分析了中国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刘伟、李绍荣(2002)对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纪玉山、吴勇民(2006)建立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协整模型并对中国1978～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吕红平、李兰永(2002)分析了河北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基础上，根据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内在机理，构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模型，实证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趋势，并对其进行国际比较，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发展联动规律，发现在特定发展阶段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反向联动的主导因素。 二、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分析 (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程度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相一致标志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也是体现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根本指标。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逐渐提高，而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逐渐降低。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动因之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日趋成熟，为第一产业提供先进生产技术，随着第一产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劳动力。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产业偏离度是指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差值，反映三次产业合理化水平。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率的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开始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体现为第一产业偏离度绝对值波动下降，第一产业偏离度绝对值下降呈三阶段特征：(1)第一产业偏离度绝对值由1978年42.3％下降至1996年30.8％；(2)此后开始上升至2003年36.3％；(3)最终逐渐下降至2011年24.7％。伴随着第一产业趋于合理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偏离度总体上也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偏离度由1978年30.6％下降至2011年17.3％，第三产业偏离度由1978年11.7％下降至2011年7.4％(见表1、图1)。
图1 1978～2010年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程度 为进一步综合分析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程度，本文采用张抗私和高东方(2013)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公式，①构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模型，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程度，具体公式为：
其中，CIE表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I表示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E表示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j=1，2，…，n表示三次产业。CIE越接近1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而CIE越接近于0说明三次产业偏离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趋势以及阶段性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与深入，第一产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降速高于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速度，使得第一产业结构趋于合理，而第二、第三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就业人口比重增加使其同样呈现合理化发展趋势。在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动下，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由1978年0.698上升至2011年0.877，随着工业化推进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愈发合理(见表2)。 中国产业结构在向合理化转变过程中也表现出阶段性波动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初，1978～1984年之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逐渐增加，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在1984～2002年间受人口结构、技术进步冲击以及市场化机制深化等方面因素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逐渐降低；在2003～2011年，偏离系数再次上升(见表2、图1)。
(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国际比较 产业结构与就业机构偏离系数是体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具体指标之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程度会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及经济不断增长而逐渐降低。为比较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以及探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程度随经济发展而降低的基本规律，本文选取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以菲律宾和泰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其与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差异程度。 中国、菲律宾和泰国作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趋近于0.9，阿根廷和巴西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趋近于1，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稳定在1。根据中国、阿根廷、巴西、菲律宾、泰国、美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及其人均GDP水平比较分析，本文发现两点规律：(1)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渐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正向联动；(2)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受人口结构、社会制度以及外国投资等因素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也有所差异(见表3)。
三、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体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根据产业结构合理化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正向联动是基本规律。但中国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以及工业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却出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正向联动与反向联动交替的阶段性特征，找到这一特征成因对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联动关系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联动关系，在1981～1988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与GDP增长率之间呈正向联动关系，偏离系数每增加1％，GDP增长率增加1.164％；在1989～2002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与GDP增长率之间呈反向联动关系，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发展趋势相反，偏离系数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下降0.768％；在2003～2011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又回归正向联动关系，偏离系数一阶差分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增加0.529％。 (二)关于反向联动期的解释 1.偏离系数与经济增长反向关联的理论探讨。中国在经济发展特定阶段打破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正向联动的基本规律，其中原因值得探讨。 (1)是劳动力人口波谷影响?人口因素是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反向联动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值反映人口变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联动关系的冲击。劳动力人口是影响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快意味着经济增长中劳动力供给充足，而劳动人口比重增加慢或者减少意味着劳动供给下降。根据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值的测算，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值呈周期性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反向联动期处于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值由波谷向波峰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正向联动期Ⅰ和正向联动期Ⅱ处于波峰向波谷发展阶段(见图2)。结合2003年中国出现“用工荒”的事实，劳动力人口变动冲击有可能是造成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反向联动的因素之一。
图2 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值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源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15～64岁人口比重”指标。 (2)是制度激励效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以非国有制企业比重增加、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增加等指标为代表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强化了以市场作为资源分配核心手段的资源分配机制。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进入完善阶段。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标志着市场作为资源分配核心机制的确立，社会资源分配更加有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反向联动期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到成熟的发展阶段，所有制结构变动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及其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影响有可能是造成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反向联动的原因之一。本文选取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反映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用以分析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联动关系的影响。 (3)是技术进步冲击?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技术贡献可通过索洛余值的形式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技术进步也可能会推动资本劳动比提升，导致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造成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非合理化发展并存的产生。技术进步波动变化有可能是造成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反向联动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反映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4)是外国投资带动?外国直接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外国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也是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外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指标对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率、偏离系数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测算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0年左右外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快速上升至约6.5％，此后开始逐渐下降至2002年3％，2003年之后开始波动发展(见图3)。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率反向联动期处于外国直接投资快速上升和下降的波动期，所以外国直接投资有可能是造成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反向联动的原因之一。 (5)是城市化水平提升推动?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随着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消失。城市化是反映二元经济结构变动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合理化联动关系的影响变量。在城乡二元经济分割情况下，城市化率提升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增长的拉动，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力产业分布调整的必然结果。本文以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比重为指标用以分析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3 1982～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明确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率反向联动的主导因素，本文对反向联动期内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值、外国直接投资、城市化率、全要素生产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和偏离系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率反向联动期内，经济增长呈现倒“U”发展趋势，由1989年4.1％上升至1992年14.2％，此后逐渐下降至2002年9.1％；偏离系数呈现波动发展趋势，由1989年76.94％波动发展至2002年73.65％；除城市化率指标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加值、外国直接投资、全要素生产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均呈现波动发展特征(见表4)。
(1)单位根检验。为进一步确定经济增长率、偏离系数与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值、外国直接投资、城市化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进而找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反向联动的主导因素，本文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值、外国直接投资、城市化率三个指标未能通过单位根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经济增长率和偏离系数呈单位根平稳特征。 根据相关变量单位根平稳性检验结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可能与经济增长率、偏离系数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所以分别建立经济增长率、偏离系数与全要素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回归方程，分别与经济增长率、偏离系数具有相反方向回归关系的变量为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率反向联动的主导变量。
其中，ΔY/Y表示经济增长率，TFPGR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FSGDP表示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CIE表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 (2)协整分析。首先，对经济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显著因果关系，全要生产率增长率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增加0.6％，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未能通过t检验。
由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未能通过t检验，所以去除这一指标之后，对经济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稳定回归关系。③
经济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具有稳定协整关系，需要对回归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残差单位根平稳说明两者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否则两者长期协整关系不成立。根据方程(5)残差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6)，残差在1％显著水平通过单位根检验。
其次，对偏离系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偏离系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之间具有显著回归关系，全要素增长率每增加1％，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下降0.4％，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每降低1％，偏离系数增加0.62％，技术进步导致产业结构非合理化发展，而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降低意味着以市场作为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强化，制度激励将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偏离系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之间是否具有稳定长期协整关系需要对方程(6)残差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在5％显著水平通过平稳性检验，偏离系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具有长期稳定协整关系。 (3)结果分析。根据经济增长率、偏离系数与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是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的主要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反向联动的主要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正向回归关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提高0.62％，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偏离系数之间具有反向回归关系，全要素生产率每增加1％，偏离系数下降0.4％。 四、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在对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程度测算分析基础上，构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模型，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趋势，比较部分新兴经济体、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几点结论：(1)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程度总体上处于不断提高发展趋势，在特定发展阶段呈波动发展特征；(2)根据不同国家产业结构合理化比较结果，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提高的基本发展规律，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受人口、技术进步、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不同国家存在差异；(3)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联动关系，根据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发展关系实证分析，在1981～1988年两者呈正向联动关系，在1989～2002年两者呈反向联动关系，在2003～2011年两者回归正向联动关系；(4)技术进步冲击打破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随经济增长而逐渐提高的基本规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率反向联动的主导变量。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也是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但是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根据资源禀赋、技术进步等因素选择产业发展战略，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允许产业结构非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并存的发展状况；(2)提高R&D经费支出比重，推动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3)减少城乡户籍制度等相关社会政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阻碍，实现劳动力产业间自由流动。 注释： ①张抗私、高东方：《辽宁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关系研究》，载于《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6期。 ②白永秀、吴丰华：《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阶段研究》，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 ③此部分主要以分析经济增长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反向联动的主导因素为视角，经济增长率除了受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之外，还可能会受到其他变量影响，在此不进行深入分析，但这并不会影响本文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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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_经济增长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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