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库存”才是真问题——《人民日报》文章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日报论文,才是论文,库存论文,不良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2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关于国内图书出版库存问题的文章在业内激起阵阵涟漪——是涟漪，而不是风暴。尽管文章把问题说得很严重，提到了“出版业崩溃”的高度，但出版业内人士似乎并不认为有那么可怕。
图书库存问题是出版业的老话题了。随着出版业逐步走向市场，图书库存量一年比一年庞大，这个问题不断被提出就很正常。然而，正因为年复一年被人提及，但可怕的结果却始终未见降临，这个问题具有了“狼来了”的效应。
如果我们通过讨论，能基本弄清楚国内出版库存问题的来龙去脉，尝试揭示其实质，就有可能找到解决这一顽症的措施。笔者从事图书发行工作近20年，几乎天天为库存问题所困，同时也几乎天天在探索解困之道。以下就几点思考向业内专家请教。
一、国内图书出版的库存究竟有多大？
2月2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提出：“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额从2005年的403.95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653.59亿元，而年末库存则从482.92亿元飞涨到804.05亿元。6年时间，两者的剪刀差从近79亿元增长至150亿元——库存跑赢了销售，更多图书只能在仓库中蒙尘。”
该文的“数据来源”是“新闻出版总署网站”。然而，笔者怀疑此数据未必完整。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公布的一些统计数据往往和我们在实际工作第一线的感受有一定的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基本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确的界定。比如“码洋”，做出版谈出版都会涉及这个概念，但谈的到底是“造货码洋”，还是“发货码洋”“销售码洋”“回款码洋”，其间差距非常大。所以，在此有必要先明确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库存”是什么意思。
本文认为：所谓“库存”，如果是针对一个出版单位的(或某一出版物的)，应该包括内库和外库；如果是指全国(大陆)范围的，应该包括出版社和民营出版公司。这里，“内库”指出版社未发出亦未销毁的造货、未再度发出且又未销毁的退货，总之，大致就是出版商存放在自己库房内的出版物；“外库”指已进入销售渠道但尚未开出发票结账的出版物，这部分出版物的所有权是出版商的，不过是寄放在书店销售而已。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发布的《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是年全国共有15.3万家新闻出版企业法人单位，其中民营企业数量占81.2％。我们不知道其中民营出版单位的确切数字，但几千上万家总是有的。这些民营出版单位和国有出版社相比，除了没有书号，其他一应俱全，其中一批做得好的，完全可以跻身国内一流出版大社名社行列。民营出版的发行大多自己操作，同样会有库存。由于民营出版商很少有政府补贴，基本是在市场上搏杀，追求畅销书，其遇到的库存问题比国有出版社可能还更加严重些。
据我们了解，目前国有出版社所填写的各种统计报表乃至财务报表，关于库存的统计，标准就不尽一致，大多只统计内库。至于民营出版商、民营书商的库存，统计了吗？所以，我们认为，上文《人民日报》所说804.05亿元库存，应该只是有关部门统计到了的数据，目前国内图书出版的库存，应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如果算上盗版，就更加可观。
二、库存本身不是问题，“不良库存”才是问题
图书库存按照销售的有效性可以作如下结构性的划分：发出商品(即外库)、备货、滞销产品、死书。其中，除了死书(比如一年内只有退货没有发货，或几乎没有销售的书)，其他几种情况，都可能在“必需品”和“不良库存”之间转换。
一定量的图书库存是出版经营所必需的。但问题是：“一定量”是多少？多少才算合适？有一个“存销比”概念，试图在图书库存和销售间寻求一种恰当的比例关系。存销比作为一个宏观概念，对判断整个行业或一个出版社整体的经营运作情况是有参考价值的，但对于指导具体某一本书的印制数、发货数，没有意义。好比37℃是人体体温正常指标一样。而且，随着条件变化，存销比在不同时期的正常值(事实上是可接受值)是变化的。大约15年前，图书存销比是1∶3；现在的存销比是1.77∶1。何者更合理？依据何在？
我们无法确定一本书的最佳存销比，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明确一本书的“最小存销比”是多少，这是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做一本书的底线。即做一本书，要销掉多少，才能打平保本，我们是可以而且必须知道的。
最理想的是：印出一本书，恰好全部发完、书店全部销完没有一本退货，而且恰好完全满足了市场需求，不会有人因为添不到货买不到书而抱怨——只要有一丝理性尚存，就知道这是痴人说梦。
反过来说，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购买行为的非理性因素、出版商和销售商信息上的不对称、从业人员业务能力或敬业态度不到位等等)，在现实的出版经营中，出版商发货一定会或者多了或者少了；紧接着，一定会或者添货或者退货。所以，为保证出版经营正常运转，出版商必须有备货；所以，上文所谓“最小存销比”就应该预设一定量的库存作为成本。
以上是从经营的成本——赢利角度来说的，不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市场有其自身的逻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按照“最小存销比”印出来的书可能根本就卖不出去、发出去的货完全可能大量退货，这就转化为滞销书，想不出办法化滞为销，就会转化为死书，就成为“不良库存”。让出版商亏本的滞销书死书肯定是不良库存；我们认为，导致出版商不能正常赢利从而不能扩大再生产的滞销书死书，也是不良库存。
有一类书，销售周期长、动销慢，但不宜视为滞销书，比如一些比较冷僻的古籍类、专业类图书。这类图书的库存成本由谁来分担、采取哪些办法来降低库存成本是另一个问题，它们的库存往往是必需的备货，属于正常库存。
总之，我们要讨论的其实是“不良库存”，而不是笼统的库存问题。
三、近年来图书出版库存总量越来越大是怎么发生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年国内图书出版的总库存量连年增长、越来越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如上所述，笼统讨论库存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弄清楚库存量连年变大的增长机制，弄清楚其中正常备货和不良库存的比例。顺便说一句，2月20日《人民日报》中有一个对比数据有点问题。该文比较2005年和2011年的存销比时，指出：2011年存销比不是1.23∶1，而应该是1.77∶1，因为销量中应该扣除几乎不会产生库存的200亿元中小学课本。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看一下2005年的存销比，不扣除中小学课本是1.19∶1；扣除中小学课本是2.37∶1(也扣除200亿元。找不到2005年中小学课本的发行量，即使少算点，以150亿元计，存销比还是大于1.77∶1)。这个数据表明，这几年市场图书的存销比是下降的(从2.37∶1下降到1.77∶1)。
首先，这几年库存总量的增长和图书定价的节节攀高有关。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发布的有关数据，这几年每年图书印制的册数的年增长率在1％多，而年定价总金额的年增长率在10％左右。如此，即使库存图书一本没有增加，库存码洋照样会连年增长。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库存统计单位是码洋。
其次，外库量在逐年变大，准确地说，是外库结算周期在逐年变长。
目前，销售商和出版商之间的结算周期(从发货到对账开票的时间)大致是：中小学课本、大中专教材6个月左右；其他图书12个月左右；极个别畅销书付现款或预收款。而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结算账期基本上都在3个月左右。账期从3个月拖延到12个月(从目前的趋势看，总体上还会延长)，不是政府主管部门下的命令，也不是行业协会的协商，纯粹是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市场博弈的结果。是“看不见的手”的安排，是整个出版链条不同环节(主要是出版商和销售商)之间利益平衡的需要，是整个出版行业市场化正常发展的需要。简单地说，图书销售商要生存要正常发展，就必须将账期逐渐从3个月拖延到12个月；出版商如果要做大做强，就必须接受销售商把账期延长，而且出版商也承担得起(到目前为止)账期延长导致的成本增加和利润减少。
这一切，都源自整个出版行业近30年的逐渐市场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乃至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经营的两大环节出版方和销售方都无所谓风险。出版社印出的图书全部交给新华书店销售，无论结果如何，到期结账付款。其结果大家都知道，出版社书发不出去、读者见不到书。这二三十年，如果没有出版社自办发行、不取消征订经销机制、不实施“经销包退”、不把账期逐年延长，国内图书出版的连年增长，是不可想象的。
有同志提出，销售商如果不退货或者不随意退货，而是和出版商商定退货比例，在行业内形成一个健康合理的退货机制，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库存问题。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合实际，是站在出版商立场上的一面之词。销售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驳回：要销售商退货合理首先必须出版商发货合理。这样一来，最终就会退回到计划经济去。这是不可能的。只要算一算，目前出版商和销售商的结算折扣，大众图书和专业图书在55％～60％左右(折扣从当年的80％左右降到目前，也是行业内议论的老话题。其实这也是市场调节的必然趋势)，教辅图书在45％～50％左右。现在零售一般都必须打折，销售商的毛利最多在20％左右，扣除房租、人工、水电、税收等等，5％都未必剩得下来。也就是说，假定一个销售商向出版商进10本书的货，即使销掉了9本，如果不允许退货，他也要亏本。反过来说，只有允许销售商自由退货，销售商才敢于进货、才会允许出版商主动发货，出版商的书才可能有比较多的销售机会，从而整个出版行业才可能活起来。
必须指出，现在的12个月的结算周期和当年的3个月的结算周期有质的不同。当年3个月账期，是出版商和销售商约定的，缺乏依据；现在的12个月账期基本上代表的是销售商和出版商的利益平衡点。现在，出版商和销售商约定的结算方式一般都是“实销实结”，即在一定时间内，有多少销售就给出版商结算多少。目前，出版商向销售商结算，结算到的款项基本上对应到12个月前的发货。这意味着，出版商如果要将12个月的结算账期缩短，就必须要么让自己的书畅销起来，要么减少自己的发货。要让书都畅销起来谈何容易，减少发货意味着减少销售机会，没有出版商会这样做。如此，结果必然是：发货越来越多(或者是品种或者是数量)，账期越来越长，外库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这几年国内图书出版库存总量的逐年增加，主要是由于提高定价和账期延长。如果把定价和账期都降回到5年10年前的水平，图书库存总量也将回落到当年大致的水平。之所以定价会涨、账期会延长，库存会连年增长，如上所述，是出版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个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整个出版行业的快速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至少从目前来说，出版业内，尽管出版商的利润率逐年下降，但其经营产值量是连年增长的，足以抵消利润率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其说出版商的利润转移给了图书销售商，毋宁说是市场之手为推动整个出版行业发展而令其付出了成本。
由此，可以解释，尽管图书库存连年增长，但出版业内人士并不为此感到特别紧张。相反，如果某个出版商的外库大大下降了，恐怕其主事者反而会担心。库存连年增长，对出版商来说，既是问题也是机会。目前来说，机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还有一种情况，库存再大，出版商也不会太担心。每年，出版社都会出版大量的“补贴书”，即作者方会提供经费补贴出版的书。这类书的成本、利润在出书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印出的书，如果实现销售那是锦上添花；如果滞销成为死书也无关紧要。
我们的看法是，尽管目前库存总量巨大是个问题，但尚不足以危及国内出版的生存发展，绝不会因为库存量大而导致“出版大崩溃”。相比于出版市场总量太小、出版社转企改制后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等问题，目前的库存问题，只是疥癣之疾。
四、“不良库存”的产生及其预防
库存问题中真正棘手的是不良库存。
不良库存的成因，其实大家都明白，无非是：出多了、印多了、发多了、废不了，等等。相应的，如果要想减少不良库存，就必须多出适销对路的好书，少出跟风书、二三流书，就必须合理控制印数，就必须不要盲目发货，就必须及时报废，等等。以上说法业内经常可以听到看到，同义反复，是近乎正确的废话。做出版的人又不是傻子，这些大道理岂能不懂？
比如“出多了”，很多人会举“四大名著”的例子。但很少有人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出版商去扎堆呢？其实，从博弈论角度看，这是一起典型的“囚徒博弈”：我不做，好处都给别的出版商得去；我做了，至少可以分一杯羹。站在全国图书市场角度和本社出书立场上考虑问题，目标手段都会决然不同。好比学雷锋，1个人去给王大爷洗澡是好事，10个人给王大爷洗10次澡就是灾难；但对每1个人来说，还是想去做好事。
至于说出好书，谁不想出好书？畅销书是最好的市场书，但是，给出版商带来巨大不良库存灾难的往往是由于追求畅销书。畅销书的运作有其自身的要求，在首印和首发铺货环节必须达到一定的量。万一判断失误，按畅销书运作的书实际没能畅销起来，顿时就会造成大量的不良库存。这样的实例太多了，
又比如“印多了、发多了”。少印点是否就好呢？或者多印次、小批量？未必如此。除非一开始就打算赔本，否则必须达到一定的印数。印次多了，增加成本不说，万一书突然火了，就等于给盗版打了前站。还经常有这样的情形：首印3000册，发完了还不断有添货；于是再印3000册，结果却留下2000多册库存；几个月后，加上退货，库存超过3000册。
这里，不良库存无法及时报废处理是一个真问题。我国的出版社都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库存无论正常备货还是不良库存，都是国有资产，经营者没有擅自处理的权利。出版社不报废不良库存，一方面是因为没人肯批，谁也不敢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另一方面，是由于报废会产生一笔税收。大家揣着明白装糊涂，打打擦边球，以低价销售的方式变相处理这一问题。毕竟师出无名，主事者必定心中惴惴，无法正常处置。
不良库存，每个出版商都会有。但比例是否很高，以致危及出版商的发展生存？我们认为不会，至少国有出版社目前不会。尽管国有出版社已完成转企改制，但总的说来市场化的水准还是很低的，不大可能像英国DK公司那样，辉煌25年，由于一本《星球大战》几百万册的库存报废而瞬间崩溃。
总之，出版经营中的计划经济残余因素、市场经济成分、技术水平不足等等都会造成不良库存。但不良库存只有大到一定量才会威胁到出版商；目前不良库存之所以庞大，主要原因是报废不够形成的假象。
那么，“按需印刷”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呢？可以部分解决，但不可能根本解决。不良库存，一方面是一种种书的销售尾数积累起来的；如果减少首印首发，用按需印刷解决添货，将会大大减少此类不良库存。另一方面还有由于追求畅销却市场判断失误而带来的不良库存，这无法用按需印刷解决，而且此类不良库存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