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智能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开拓者论文,群体论文,优势论文,智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新型的智能结构，具有双向吸收、整合融储和一触即发、多维应变两个显明特征。这种优良的内化和外化机能，使这个群体既能担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任，又能肩负外国文学融汇于中国文学的使命，成为时代选择创建中国现代型文学的最佳人才层面。
关键词：新文学开拓者群体 智能结构 吸收 融储 应变
1917年——1925年中国文学由传统型嬗变为现代型。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文学开拓者人才的群体[①]。这个人才群体具有显明的智能优势。
智能，是指人们的知识、能力、智慧的综合性能。新文学开拓者的智能优势，是指新文学开拓者的知识、能力、智慧在创建新型中国文学中展现出来的整合优良性能。每位新文学开拓者的智能均有自身的特征和优长，新文学开拓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智能又呈现出优良的内化机制和优良的外化机制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和优势。新文学开拓者群体，以其个体成员的知识、能力、智慧为依凭，把个体外在的知识、能力、智慧转化为个体的知识、能力、智慧；同时又能够将个体的知识、能力、智慧转化为外在的（个体之外的）行为和成绩，使个体的主观智能物化为客观存在。较好的内向化能力和外向化能力，古今中外有创新才能的文学家一般也具有，新文学开拓者群体与其的重大区别在于，有它特定的视野、内容和运作形式，表现为双向吸收、整合融储的内化机能和一触即发、多维应变的外化机能，而且这些优秀的机能，业已成为群体行为，显示出比中国历代作家都突出，都强大的破旧立新的气概和实力。
双向吸收，整合融储 ——优良的内化机能
新文学开拓者群体优良的内化机能，表现为从中外两个方位，吮吸知识以及能力、智慧，同时将它们锤炼为一体，形成现代型的智能结构。这个过程是由组成它的个体人才完成的，汇聚起来，成为整个群体的特征。个体人才将外在的知识、能力、智慧转化为内在的知识、能力、智慧，能从表征上直观到的是对知识的内化。
首先是向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吸取知识，通过自身具有的能力和智慧，将其中的一些，内化为自身的储备。构成这个群体的新文学开拓者，从他们成长为新文学活动家与创作家的知识积累历程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比较系统的按部就班的教育，完成基础知识积累；一种是在接受了一定的学历教育之后，通过自学，完成基础知识积累。也即一般称为的科班出身与自学成才。两种类型显示着共同的特点：大都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方面较好的学前家教、较好的初读教育；并且较早地喜爱文学。从小他们就开始了比同龄人优越的家庭教育。由于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状况，数、理、化等科学知识和外国语，还未列入教学计划，家教多是阅读、背诵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它们也就是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学著作。他们的初读教育，同样由于教育发展程度，除了学习中国文字外，大多学习的是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学等传统知识，接触外来的文化、文学知识的范围，极其有限。因此大多数新文学开拓者基础教育阶段，已经熟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和《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中的许多篇目。这些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著作，同时又大多为文学作品。因此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教育，又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教育。这些新文学开拓者比较早的（最早的在粗通文字的学前阶段，大多数是在初读阶段）已在感性上喜爱文学，文学作品优美的文字，和谐的音韵，曲折的情节，生动的形象，不知不觉地把这些幼稚好奇的孩子引入文学天地，使他们旺盛的精力，热切的求知欲，自然而然地指向文学，逐渐养成较强的文学兴趣。而爱好、兴趣往往是人们成才的始点之一。这种情况在新文学开拓者中普遍存在，打开他们的传记，不论是自叙，还是他修，都有这样的记载。胡适首举五四“文学革命”旗帜，最早“尝试”写作白话文学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之一。他完成这样功绩的知识依凭，早在少年时期已开始积累。九年私塾首先读的是其父亲自编辑的《学为人诗》和《原学》。之后所念的书除《律诗六钞》、《诗经》外，大都是古代文化经典性的散文著作，同时课外读了不少书，不满8岁读《资治通鉴》，偶得《水浒》残本，站着读完，他说“这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②]从此他跑遍全村“像老饕一般读尽了本村所知的小说”[③]。离家赴沪读书时，已阅毕30多部小说。他自己说读了一些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成为进行文学改良的“一件文艺的工具”[④]。叶绍钧是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是五四时期一位卓越的短篇小说家，写作时间早，数量多，质量好。叶绍钧与胡适不同，是自学成才的作家，但他的学前与初读阶段，具有与胡适同样的优长。6岁入私塾，按照一般私塾的教程先读《三字经》、《千字文》，再读四书五经，较早地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应该追溯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家里发现了一部《唐诗三百首》和一部《白香词谱》。拿到手里，就自己翻看；对于《三百首》中的乐府和绝句，《词谱》中的小令和中调特别觉得新鲜有味。”[⑤]中学二、三年级写作的咏月绝句，就是受这些诗作影响的学步。其他的新文学开拓者，也不外是科班成才和自学成才，不论属于哪种类型，情形大致与胡、叶相仿，学前和初读阶段都有比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教养，由此滋长出来的文学兴趣，得到不同程度张扬，把学习、阅读范围，从教材扩展至中国古代小说、散文、诗歌和传奇、弹词以及杂学著作，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根基宽厚，扎实。
与此相衔接，此后他们又接受了中等层次或高等层次的系统教育，其中比较多的内容，仍然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教育。新文学开拓者的学历较高。我们仍然以百位新文学开拓者为具体对象[⑥]，考察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学历情况：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80人，大专以下学历者16人，另有4人学历尚待核定。大专以上学历包括大专、本科和留学生占百人的80%，他们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核心和主体。一般情况下，学历高低决定着知识积累的多少。百人中只有20人未受过高等教育。此中包括像刘大白那样的特殊人物，虽未入高等学府，但未投身新文学活动之前，已是前清举人，学识渊博，单就中华文化和文学的知识、修养而言，水平绝不亚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文学开拓人才。其余19人学历不高，文学水平却不低，仅从学历看，只具有高级中学甚至初级中学程度，但他们很早就酷爱文学，练习写作，勤奋好学，刻苦实践，像应修人、汪静之等位，一边做工，一边读文学，写新诗，像茅盾、叶绍钧、赵景深等位，不仅中文水平高，而且可以译介外国文学，他们的中国文化、文学知识雄厚，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
其次是向外国文化、文学吮吸知识，通过自身的能力和智慧，把一些外国文化、文学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储备。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核心人物，几乎都是留学生，百人之中就有59人，占近60%之众，其中留日者最多，约23人，其次为留欧美（英美法德）和苏联。有不少研究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人物，誉为“五四十大明星”，其中除刘半农外，均为留学生，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鲁迅、沈尹默留日，胡适留美，蔡元培留德，这些又都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明星”。（另有吴虞，留日，文学革命方面活动少，未列为新文学开拓人才。）这些留学生有少数属进修性质，多数是在国内接受了中国传统的中等或高等文化教育之后，又放洋海外，接受了或正在接受着另一种异质的高层次文化教育，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质量高，融储知识的能力强。此外有些新文学开拓者虽未留学，但在国内就学的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同样具有较系统、广泛的异质文化知识。不仅如此，其他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成员，也都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取着外国的文学和文化知识。新文学开拓者比历史上的中国作家，显著的特长是大多拥有一种或一种以上吸收异质文学、文化的文字工具，因此既能从母体，又能从异体多方位地吮吸知识，视野更广，能力更强，而且是群体行为。百位新文学开拓者中的59位留学生，至少掌握一种外语。此外一些国内高校外语专业和其它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一部分自学成才者，也熟练地掌握一种，甚至多种外文，这部分人约有20位。这就是说留学与非留学懂外文的新文学开拓者共约79人，占百位的近80%。其中的先锋人物，不少人精通多种外文，例如鲁迅精通日语，熟知德语、英语，郭沫若通晓日语、德语、英语，沈雁冰至少可以阅读两种外文原著，郁达夫长于日语、英语，旁通德语、法语等等。由于许多新文学开拓者懂外文，他们组成的群体，具有直接从世界众多民族和国家的文学、文化宝库吸取营养的能力，受到异质文学、文化的滋补。这些掌握外文的新文学开拓者，许多人把自己接触到的以为有用的外文著述，或翻译，或编译，或转述，或评介，引进国门，这就不仅自身得益，直接吮吸外域知识，同时使整个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受益。能够直接学习外国文学、文化知识的新文学开拓者之间，可以互相吸收别人具有而自己不甚了然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学、文化知识。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的新文学开拓者，也从翻译过来的文字中吸取营养。这样一来，学习域外文学、文化的人们，便从懂外文的部分，推展为群体的全部，学习的范围从一个、两个民族、国家，推展为众多的民族、国家，学习的内容空前广泛、多样、繁富，其中文学艺术理论、知识、作品，是他们学习的主体，其它科学知识，诸如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医学、经济学等，也都是他们学习的对象。新文学开拓者们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将学习获得的文化思想，文学理论和作品展示的审美意识、表现手法、技巧以及科学知识，融为自己的积淀，不断丰富、改善，甚至改变或重组已具雏形的知识构成。
我把人们汲取知识的途径归纳为三种：他定向、无定向和自定向。他定向，是指学习的项目和内容，是由他人（家长、教师等）规定和设置的。无定向，是指吸纳的知识非别人设定，也非为了特定目的，而是根据个体的爱好、兴趣和习惯，随意性地学习获取的。自定向，是指获取的知识，是自我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自觉地汲取而来的。新文学开拓人才接受高等教育之前的知识积累，主要来自他定向，间有一定程度的无定向，少数来源于自定向。进入高等学校，虽然知识来源形式是他定向，是由教师为他们设定，但因为他们已经有较高的文化、文学素养和知识，不少人已经立志从事文学事业，所以在校期间，业已根据自我志向，勤奋地吮吸知识。这个时段的学习，实际上同时在他定向、自定向两条轨道上运作，并且杂有无定向。这就是说新文学开拓者在就学时期，就以无定向，尤其是自定向的途径积累着知识，知识结构已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质。随着学历学习结束，知识主要来向，自定向占主要地位，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地更广泛、更有效地向中外文学、文化吸取营养。吸纳知识的口袋，一直向中外文学、文化张开着。
人是万物之灵，他们吸收的中外古今知识，绝不会在其脑海里各据一方保存起来，而是通过接受主体的能力和智慧，加以转化，将其组合、结构，融为一体，形成接受主体特有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从前文分析见得：第一、具有双向性，即取之于中国文学、文化与外国文学、文化，两个不同方向；第二、具有开放性，即他们的知识积累和构成，不断变化，不断充实，不断丰富，从不闭锁，自觉地主动地调节自己的知识因素和结构，特别是自觉地主动地向异质文学、文化开放，“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尽量地吸收”[⑦]。这两个特征同体共存，使新文学开拓者的知识结构，成为开放式复合型模式。这种模式从他们接受了最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并且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外国文化时，就初露端倪。此后不断充实、磨合、完善，逐渐形成雏形，逐渐具备了有效的运作能力。周作人是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1911年留日归国，标志着他已完成了从初读到留学系统的高层次的学历教育。此间除了他定向地吸取中外知识外，他的很大一部分知识来自自定向，通过自称的“杂读”，成为饱学之士。他的真正读书是“从看小说入门的”，所读课外书籍，小说占很大比例，“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⑧]他说他之所以能够看懂书，能够写文字，“这是从小说看来的”[⑨]。不仅锲而不舍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而且从中学开始便向外国文学学习。首先是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到英文版《天方夜谭》，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翻译出来。从此引起他对外国文学强烈的兴趣，留日前主要阅读林（纾）译小说，放洋东瀛，阅读了波、芬、匈、希腊以及俄国等许多欧洲作家的文学作品和史传批评，同时突破文学范围，生物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也都兼收并蓄，尤其是性心理学，对他的影响甚深。他说：“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分析起来……，在知与情两方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⑩]不仅科班出身的新文学开拓者如此，自学成才的也如此，茅盾便是最好的印证。茅盾在新文学诞生和确立阶段，主要以新文学的倡导者、理论引导者和外国文学译介者出现。这位杰出人才，最后学历是大学预科。求学时期，他不只遵照教学计划完成学业，而且始终重视课外自学，读毕了《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书，四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资治通鉴》等，以及历代许多名家诗文。小说更是阅读的重头戏，“课余时间全都费在旧小说上头”(11)。读预科时，他已经学会英文、德文，掌握了两件在更开阔的空间里吸取知识的工具。辍学后，看准了涵芬楼汗牛充栋的藏书，选择了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一方面博览群书，一方面以编书、译介外国文学带动读书，源源不断地积累、充实知识。他多次强调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最最要紧的，必须多读书。”(12)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之时，周、茅已经把古今中外的知识锤炼一体，形成开放式复合型知识结构。周作人1918年问世的《人的文学》、1919年初发表的《小河》等新诗，标志着他的知识结构已经熟练地高质量地运作着。茅盾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等文学理论与评论，改革《小说月报》，标志着他的知识结构，当五四文学革命的潮头撞击之时，已经迅速地卓有成效地运转起来，并且取得成果。
人们对于知识的吸纳，从学习书本知识这个窗口，很容易观察到；对于能力和智慧的吸纳，除了专门学习和掌握某种技术、能力而外，往往是伴随着基础知识和专业、职业知识的学习和运作进行的，不容易单独捕捉到。文学创作者正是如此。他们常常是在外在知识内化的过程中，掌握一定的能力，增长一定的智慧，知识和能力、智慧进行着共体转化。一方面外在知识本身，就是创造它的主体的知识、能力、智慧的整合体，不过是以知识作为表现形式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实现外在知识内化，必须凭借接受主体的能力和智慧才能完成。因此在每一次外在知识内化实践中，接受主体汲取外在知识的同时，根据各自能力、智慧水平高低，不同程度地汲取了融合于其中的能力和智慧；同时使接受主体自身在本次吸纳外在知识之前已具有的能力和智慧，在运用中得到锻炼、提高。在每一次外在知识内化完成之后，接受主体的知识、能力、智慧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新质，他们的智能也就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这样经过一定时段，在新文学开拓者知识结构的开放式复合型特征形成之时，其智能结构也就形成，并且具有与知识结构同样的开放式复合型特征。新文学开拓者群体优良的内化机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开放式复合型智能结构，比以往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内化机能，以及由其而形成的智能结构，已经有了质的变革，已经不仅仅是或者主要是以单一的本民族文学、文化以及能力、智慧为转化内容，融储对象，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以及能力、智慧与外域文学、文化以及能力、智慧共同为转化内容，融储对象，通过自身的能力、智慧，交汇融合为一体，是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智能结构模式。我们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做个比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体而言，可以认为是比较典型的现代型作家，他们的智能结构基本体现了现代化特色。仍然从表征上容易看到的知识结构看，这些获奖者共87位，知识结构、文化素质共同特点是，与20世纪之前的作家相比较，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大专学历以上占70人，87人全部掌握母语以外的一种以上外国文字，而且大多数有译作。他们绝大多数不仅是文学家，同时又是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家，是一些文学、文化思潮、流派的始作俑者或中坚人物，不少位还擅长美术，通晓音乐(13)。新文学开拓者展现的上述知识结构以及智能结构，虽然质量上与这些获奖者有差异，但基本特征大体相同。新文学开拓者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标志着中国文学活动家、创作家的知识结构以及智能结构，实现了质的飞跃，升华为现代性智能结构模式，而且是群体性嬗变。因此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具有强大的良好的群体性适应社会现代化需要的机能。
一触即发，多维应变 ——优良的外化机能
新文学开拓者群体优良的外化机能，表现为当创立中国新文学的时代需要、社会要求，现实地尖锐地摆在国人面前的时候，新文学开拓者内在的知识、能力、智慧，一触即发，迅速地敏锐地做出应变，外化为创建新文学的行动。创立新文学需要怎样的行动，新文学开拓者群体都能有效地作出多维回应，顺适时代、社会的需要，完成确立一代新型文学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世界历史发展到工业社会以来，“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4)。与此相随，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愈来愈频繁地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也进入世界文学时代。世界文学是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交汇的具有各自特色和个性的民族文学构成的现代化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是现代社会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此时中国尚未步入“世界历史”的轨道，鸦片战争英帝国的坚船利兵，攻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华封建帝国的国门，“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5)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解体，与之相对应的以农业文化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解体，在原有的基础上再造与世界文化接轨的新型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一起，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学，必定同时转型，而且还要充任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舆论先锋，做开发中国国民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的先行者，因此它首先应该走向世界，进入世界文学的大系统。
历史要求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首当其冲的是迫切需要开通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往，吸取世界文学和文化的营养。因此需要大量地引进、介绍世界文学、文化。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立即因应，将他们视野内的世界文学、文化，或翻译，或评介，外化为以中文为载体的知识，成为沟通中国读者与外域文学、文化的中介物，使异质文学、文化，通过这个中介物，广泛流播。笔者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16)、《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翻译篇目》(17)、《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18)、《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9)统计，百位新文学开拓者中，有一种以上译作者多达52人，加上从其他期刊中查得的篇目，还有至少7位有译作。这就是说百位之中近60%有译作。与翻译文学著作的同时，不少新文学开拓者采取论文、评传、文学史略、文学概观以及前言、后语、序、跋和小识、按语、附志、附记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评介、推荐外域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和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等等。仅以《小说月报》为例，1921年第12卷第1期开辟《海外文坛消息》专栏后，沈雁冰连续写了206则消息，其中有一些就是外国文学的评介文字。此外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张闻天、徐志摩、瞿秋白、王统照、刘延陵、鲁迅、周作人、郭绍虞等11人，就有从严格意义看属于外国文学评介的文章70篇以上。这是出现在一家综合性文学刊物上的情况，它刊载的内容多是小说和其他文体的文学创作，这种性质的期刊在短短的时间里刊出这么多的外国文学评介，可见整个评介工作的发展程度和气势。这种中介转化物层出不穷地涌现，促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翻译、评介外国文学的热潮，对中国文学变革，新文学的诞生和确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新文学开拓者来说，翻译是运用其掌握的外文工具和母语表达能力，以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对外文原著进行中文再现。评介是对评价、推荐的对象，在比较广泛、深入的了解、认识的基础上，经过评介主体的判断选择，有目的地张扬的思潮、观念、思维、形象、手法、技巧。这两种形态的中介转化（特别是评介这种具有创新性质的中介转化），不仅是转化者开放式复合型智能结构优良外化机能的展现，而且在运作过程中，这个智能结构得到充实、调节、锤炼、磨合，上升到比原先的质量更高更好的水平和层次。
五四时代社会对文学的最根本要求，是创造适应于历史发展趋势的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新文学。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开放式复合型智能结构，与这种时代需求一拍即合，迅速地外化做积极地开展新文学活动的行为、新文学创作的实践，掀起新文学运动、创作新文学的热潮，取得显赫的成绩和成果。这些成绩和成果，已经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固有轨道上运作的产物，而是转换了行进轨道的创造。就新文学运动而言，它是反对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业绩；就新文学创作而言，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学母体中生育出来的叛逆胎儿，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涅盘，是一种从语言载体，到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体式技巧，审美取向等焕然一新的文学。《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20)，它们便是鲁迅智能结构因应现实需要创造的外化物。它们表现“深切”(21)，或纵横结合，从整体上否定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或从某方面具体的罪恶出发，控诉封建制度，或从百姓的麻木、愚昧，反观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灵魂的荼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多视点、多角度全面伐挞旧社会，发出抗争的呐喊。它们格式“特别”(22)，或把狂放与清醒二致，融合做一个形象，或从一位识事未深者的过眼录中，突现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的悲惨人生，或在三个人物的鼎立格局中，画出一个愚弱本分的国民的灵魂，构想独特、新颖。它们开创了我国小说创作的新生面。鲁迅文学创作的卓越的成就，正是他的智能结构优良的外化机能造成的，首先得益于其中外国文化、文学知识的滋补。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外国文学、文化知识已经相当广泛，对此只要读下他从文之始撰著的《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就会有深切的感受，但这是他的开放式复合型智能结构的半壁江山。另半壁便是与之浇铸一体的中国文学、文化知识，这方面的功底更加雄厚。从1887年入私塾到1902年矿路学堂毕业，鲁迅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和新式的知识教育和能力训练。同时凭借着自己已经具有的能力和智慧，利用课外时间，从中国文学、文化著作中，广泛地吮吸知识，提高能力，发展智慧。鲁迅曾教导一位青年版画家道：“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玩赏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23)鲁迅小说创作正是遵循此道，依靠他优秀的开放式复合型知识结构，运用其高超的能力和智慧，得心应手地“参酌”中国古代小说，“留心”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将它们与西方的“新法融合起来”，“创出”新型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破旧立新的精神，个性解放的气概，酷爱祖国、酷爱自然的豪情，绝端自由的体式，鲜明、浓烈的浪漫主义特色，惊世骇俗的想象，排山倒海的旋律，博大、诡谲、恣肆的意境，雄劲、奇拔、豪放的风格，欢歌新生的涅盘凤凰、无处不往的天狗等诗歌形象，全新的思想，全新的体式，全新的造境，全新的形象，展现了新诗的活力和风采，把中国诗歌推向新的境地。郭沫若的这些自由体诗，表象上直接显现出来的思想情感、结构意境、手法技巧，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诗歌很相似。他本人也把早期诗作划分为泰戈尔式、惠特曼式、歌德式三个阶段(24)。但是郭氏的自由体诗确是植根于他的中国传统知识的教育和能力训练的基础上。郭沫若4岁半以前就背诵唐宋诗词，6岁开始作对子，7岁作试帖诗，而后作经义论说。私塾和小学时期，已经读了不少文化读物，史学著述和文学作品。13岁时撰旧体诗《村居即景》、《早起》、《茶溪》，已属知识、能力、智慧低层的释放、外化。“喜欢念诗”，在“古诗、古学里”游刃，成了他“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25)。他曾自比屈原，十分推崇陶潜的诗，王维的绝句，迷恋庄子“古今无两”的文章和太史公的笔调。他从古代文学家的著作中，学得了知识及蕴含于其中的能力和智慧。贯穿在《女神》中的泛神论，很明显地体现了郭沫若的诗歌是古今中外文学、文化交汇的产物。泛神论不只激活了泰戈尔、歌德、惠特曼等外国作家对他的影响，而且激活了“自来喜欢”的庄子的影响，“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程度”。同时将这些中外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影响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融如一体，整合运作，一举撰成《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盘》、《天狗》、《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传世之作(26)。
鲁迅、郭沫若是新文学开创时期的双星座，他们的奠基之作，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优良外化机能物化的典范。群体的其他优秀成员，虽然成果、成绩没有二位泰斗突出，本质是相同的，他们凭着优良的智能结构，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在猛烈的否定和批判中继承和发展，对于西方文学、文化，在热烈的肯定和赞美中选择和吸收，以他们的能力和智慧，将两者融会贯通，寻求中国文学的再造，创造出一种植根于本民族文学、文化基础上的具有现代性的走向世界的新型文学。因此面向传统、面向世界这两个向变，既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创作新文学的特征，也是新文学创作的总体特征。
但表面现象有时却与实质似乎二致，许多新文学开拓者，几乎同时发出强烈的坚决的信号：他们的创作只是外国文学引导和影响的结果。甚至于像鲁迅、郭沫若那样，一个开列“青年必读书”时不容置辩地告诫，“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7)。一个斩钉截铁地宣称，“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28)。没有外国文化、文学的冲击、影响、启导，中国现代文学不会产生，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方面，便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哺育。检阅一下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成员的生活、学习和创作履历，大都如鲁、郭一般，刚刚懂事起，直到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均受着中国文化、文学的教育、熏陶，都经受着对对、赋诗、撰文等能力、智慧的传统训练。步入社会与文学结了缘，更是自觉地积极地学习着中华书面的、口头的文学。他们生于中华，长于中华，学于中华，从出世之日起，便浸泡在中华文化、文学的汁液里，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影响，在他们认识现实、变革现实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业已是一种群体无意识行为。因此传统文学、文化对新文学开拓者创作新文学的影响，除了显作用，即自觉地有意识地学习和继承外，还有一种隐作用，即群体的似本能。外国文学、文化则不然，它起的基本只有一种显作用，它是泊来的异质文学、文化，在创造新文学中起作用，首先要冲决中华民族文化界、文学界固守传统文化、文学的堤防，而后才能流入中国文学园地。新文学开拓者们最初的智能积累，基本是传统教育造成的，必须有西方文学、文化猛烈撞击其已有的躯壳，才能注入新鲜的异质滋养，才能对已有的智能组合进行改善直至重组，最终实现智能结构的现代化。智能的转型，温良恭俭让很难奏效，必须首先敢于从整体上否定传统文学、文化，才能从整体上改变传统的智能模式。唯其如是，新文学开拓者只有大声疾呼地否定传统，百折不回地传播西方文学、文化，中国文学方能容得异质文学。因而新文学开拓者们的上述态度，就是很好理解的举动了。
反对旧文学，创立新文学，好比一场不见血刃的战斗，战斗需要攻克什么阵地，使用什么武器，参战者就应操持什么武器，占据什么阵地。新文学开拓者顺应创建新型文学“战斗”的种种需要，竭其所能地使其智能结构高效能地运转，在尽可能广的领域里，从各种角度，以各种形式完成着开创新文学的各项具体目标。因此新文学开创时期出现了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成员，许多都是“全知全能”的多面手。这个特点越早出现的开拓者越突出，越显明。从这个观点考察，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成员，可以分作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政治家、革命家为主要身份，同时进行新文学活动和创作。如陈独秀、李大钊以及瞿秋白等，他们的主要活动领域是政治舞台。文学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意识形态，在五四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关系空前紧密，一些革命家、政治家常常涉足于文学革命，积极参与文学革命的倡导和推动，同时进行与政治、思想革命较密切的文学体裁（如杂文、政论性散文等）的创作、开拓。陈、李们主持的《新青年》是五四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阵地，同时也是聚合文学革命力量，栽培新文学作品的阵地。陈、李均以满腔热情和坚定的行动指导、支持进行新文学革命的文化和文学社团。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开辟了中国文学转型的新时代，他的《致张永言的信》和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什么是新文学》等，直接促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李大钊的《新的！旧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既是革命的战书，又是新型散文的开山作。以“随感录”横空出世的现代杂文，是他们运筹帷幄的产儿，又是他们首先作出了有价值的实践。同时他们也都是新诗的尝试者。瞿秋白是他们的后起之秀，是早期共产党员和党的优秀理论家、活动家，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切入文学领域，他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开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之先河。第二类是以文化革命家为主要身份，同时进行新文学活动和创作。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大致可以归于此类。胡适前已论及，钱、刘是紧步胡适、陈独秀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陈首举文化革命大旗，他们立即奋起响应，1918年二位演出的“双簧”，至今仍是人们记忆里新文化战胜旧文化过程中，令人扬眉吐气的回合。他们把五四文学革命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横枪跃马驰骋于新文学运动的疆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以及《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钱玄同的《尝试集·序》等倡导文学革命，开通新文学创作道路，为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推波助澜。为了实践本人提倡的创作理论，为了壮大新文学的声威，为了把新文学树立起来，他们都身体力行地进行新文学作品的试作。特别是刘半农，除剧本外，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体裁，他都有过创作，尤其是自由体诗和杂文，成就之高简直可以视为开创佳品。在新诗方面，此公不仅有一套“破坏旧韵，重建新韵”、“增多诗体”的建设理论，操作原则，而且早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期发表的九首白话诗中就有其二，自此一发而不可收，诚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我在新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29)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期开辟的“随感录”专栏，第一次刊出的七篇杂文中刘半农撰有一篇。之后他陆续写出一批尖锐泼辣的杂文，无论数和质，思想内容和形式、手法、语言，均是当时杂文的上乘之作。
上述两类新文学开拓者，是从非文学领域向新文学活动和文学理论、杂文、议论性散文以及新诗等新文学领域伸展，影响巨大，成为新文学革命酝酿和初起阶段的旗手或开路先锋，但从数量着眼，他们不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主体。
第三类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看，都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主干。这一类都是文学家。其中有的先驱人物又是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革命家，这是少数；大多数是在文学领域里，以一、两种文学创作样式和文学活动方式为重心，向新文学建设的其他方面辐射，成为创建新文学的“全知全能”人才，确立新型文学的多面手。他们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人数众多，队伍庞大。叶绍钧、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庐隐、郁达夫、张资平等的冷静谛听人生的小说，提出社会问题的小说，表现自我的小说，反映乡土生活的小说，与鲁迅的小说一起，不仅使新型小说诞生并确立，而且很快形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流派，使新小说长足长进，蓬勃发展，成为新文学史光辉的一页。刘延陵、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宗白华、冯至、蒋光慈、李金发等的平实的、浪漫的、抒情的、象征的、唯美的种种自由体诗、新格律诗、抒情诗、象征诗以及小诗，与胡适、郭沫若的诗歌一起，显示着中国新型诗歌的诞生和确立，展现了现代诗歌五彩缤纷的色调和风范。前一组作家重要成就在小说，后一组主要贡献于诗歌。但他们并不只是小说家或诗人，绝大多数是以一种体裁的创作为主，兼作别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不仅如此，他们又都是一个或几个新文学开拓者首属群体(30)的创始人或台柱。这些新文学开拓者几乎都发表有一定影响的新型散文。其中大多数人物，特别是先锋人物，还撰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杂文、文学理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批评，甚至于剧本，并且是介绍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专家和外国文学翻译家。创建新文学的十八般兵刃，他们都操持过，并且颇显功力。1925年以前，中国现代剧作已经诞生，但尚未确立，改革者的队伍比小说、诗歌、散文小，即使如此它的开拓者也是创建新文学的多面手，如田汉、欧阳予倩、陈大悲、熊佛西、丁西林、洪深等，他们至少在戏剧改革的理论、运动，组织改革的群体，大胆热情地引进西方话剧，试作新型剧作等等方面都有贡献。其中一些人还在散文、诗歌和文学批评等方面颇有建树，同样是“全知全能”的人才。
新文学开拓群体优良的外化机能，使它能够卓有成效地、多方位地回应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型文学转换的历史呼唤，完成创建新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使命。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伴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而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肇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但是进程十分缓慢。清朝开明官僚的洋务运动，探索从物质文明着手振兴中华，1894年甲午战争摧毁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炮舰，从而也轰毁了人们企图通过物质文明的建设，便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迷梦。近代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转而探索从制度文明着手富民强国，他们的变法虽然被清朝统治阶级的重压粉碎了，辛亥革命却完成中国社会的政体的历史性转变，但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仍未广泛进行。五四时代的先进人物，汲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应该以思想意识为龙头，首先激发和树立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然后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他们虽然还没有认识到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诸方面同时进行现代化，才能从根本上、整体上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正确思路逐步明晰化的重要历程。进行思想意识建设，首当其冲要求有一批具有现代观念、思想、意识的人才去实施这个历史性目标。这些人才必须能够沟通中西方精神文明，具有用西方现代精神文明改造、完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明的素质。文学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智能结构，已经开始实现着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嬗变，从封闭状态进入开放体系，它们的双向吸收、整体融储和一触即发、多维应变的优良转化机能，既能担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任，又能肩负起西方文学融汇于中国传统文学的使命，恰好具有在文学领域里实施现代化的优势度。因此这个人才群落，成为时代选择实现中国文学转型人才的社会层面，它的巨掌将他们推上创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舞台，演出了威武雄宏的活剧，书写出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流光溢彩的篇章。
注释：
①此观点在拙作《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刍议》（见本刊1995年第4期）中已做论述。
②胡适：《四十自述》。
③④胡适：《我的信仰》。
⑤叶绍钧：《杂谈我的写作》。
⑥关于百位新文学开拓者筛选的说明，见拙作《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刍议》（同①）。
⑦鲁迅：《看镜有感》。
⑧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忆老师（二）》，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
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98拾遗（壬）》，同⑧。
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206拾遗（午）》，同⑩。
(11)沈雁冰：《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12)沈雁冰：《个性问题与天才问题》。
(13)参见《文艺 望》1991.9.15，《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
(14)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15)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①④第2卷。
(16)贾植芳等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17)阿英编选，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
(18)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19)唐沅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20)(21)(2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
(23)鲁迅：《致李桦（1935.2.4）》。
(24)(25)郭沫若：《创造十年》。
(26)(27)参见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我在日本的生活》、《创造十年》。
(28)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29)郭沫若：《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
(30)刘半农：《扬鞭集·自序》，北新书局，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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