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格尔》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格尔》的形成过程类似于荷马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最初是零散的口头传说和诗篇，经过数百年来民间演唱艺人的加工整理和润色，才形成为长篇史诗。学术界认为，《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形成前，几百年间，有关特洛伊战争的零散传说和史诗篇章靠着古希腊乐师的背诵流传下来，约于公元前9—8世纪盲诗人荷马根据那些零散的篇章整理成两部史诗。荷马是口头整理的，约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繁简不同的抄本，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同样，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起初也是口头流传，最早的部分产生于公元前4—3世纪，最后成书却在公元以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到底怎样形成，没有人做过系统的考证。但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看法。如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学者阿·科契克夫认为：“起初有过一个人的传说，也有过一个人的故事”，“可能是很早以前有过关于孤儿江格尔一个人的故事”。他的依据是朔尔、雅库特等西伯利亚突厥民族都有一个孤儿的史诗，卡尔梅克人有关于绰罗斯部起源的传说。这种一个人的传说同基督教关于亚当的传说一样，都是以古老的初人概念为基础的[①]。蒙古国学者娜仁托娅也认为，可能有过反映江格尔与蟒古思（恶魔）斗争的传说，这一传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史诗。笔者曾考证过《江格尔》与蒙古族卫拉特人的传说和古老史诗的传承问题[②]。在此做个补充和进一步探讨。
一
历代口头诗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古老蒙古及世界性的神话传说材料，使《江格尔》逐步丰富和发展成为神话浪漫主义色彩的长篇英雄史诗。诸如孤儿灭蟒古思的传说。孤儿成汗王的传说、神箭手传说、巨人传说、飞毛腿传说、举山大力士传说、三仙女传说、天鹅姑娘传说、化作美女的妖精传说、黄铜嘴黄羊腿妖婆传说、下界寻人传说、地下库克达尔罕（青铁匠）的传说、驯养野生动物的文化英雄传说等等，在《江格尔》的不同诗篇中出现。史诗的主人公江格尔和雄狮勇士萨布尔都是孤儿。江格尔刚刚两岁，蟒古思袭击他的国土，其父乌宗·阿拉达尔汗夫妇被杀害，江格尔成为孤儿。从三岁起，江格尔跨上阿兰扎骏马，先后征服了多种蟒古思和舒姆那斯（妖精）。孤儿江格尔刚刚七岁，英名传遍四方，被推举为宝木巴国的可汗。塑造这一形象时，民间艺人们运用了传统的孤儿灭魔传说和孤儿成汗王的传说，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同一人物身上。在蒙古族民间，尤其是在卫拉特人中有多种神奇的孤儿传说。如卫拉特故事《孤儿灭蟒古思》[③]和史诗《孤独的努台》[④]描绘了孤儿报仇雪恨，消灭杀害其父母的蟒古思的故事。在后者中说，曾有过一位巴彦，他有毛色不同的一批批马群，自己骑的是一头飞驰的白犍牛，他有一男一女，女儿叫努台。15头蟒古思袭击、杀害了巴彦和他的白犍牛，烧毁了他的家，抢走了他的妻子和家畜。巴彦被杀害之前，让兄妹二人同骑一匹高大铁青马逃走，他们二人受尽世间痛苦，经两代人的英勇斗争消灭了蟒古思。这个故事同卡尔梅克版本中所说的当敌人袭击时，童年江格尔和洪古尔二人逃到深山密林中，后来向敌人报仇的情节有某种相似之处。此外，卫拉特英雄史诗《杭格勒库克巴托尔》、《北方孤独的伊尔盖》、《那仁汗传》以及准噶尔或绰罗斯的贵族起源传说中都有孤儿成汗王的传说。《北方孤独的伊尔盖》[⑤]里，那仁汗骑着黑红马，在山林中狩猎，他发现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躺在柳树影子下，旁边猫头鹰在叫，身上披着桦树皮，吃着桦树枝上滴下的乳汁。给婴儿起名为北方孤独的伊尔盖，人们以为这是汗霍尔穆斯达天神或山神赋予的婴儿。新疆一诗篇中说，勇士蒙根·西克锡力克在深山密林中发现了乌宗·阿拉达尔汗的孤儿，是山神扶养的，将他带到家里收养，给他起名为江格尔。二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和这个传说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绰罗斯贵族传说。卫拉特文献记载：“一位猎人在无人烟的森林中狩猎，捡到躺在一棵树下的一个婴儿，把他抚养长大了。那位男孩所在的树像个绰罗格（管嘴状），因此给他起名为绰罗斯。树汁滴在婴儿的嘴里成为养料。在他附近除了猫头鹰外，未见其他动物。由此称他为以柳树为母，以猫头鹰为父的男孩。因为有这种身世，以为他是上天之外甥儿，那些捡到他的人们在他长大后把他奉为诺颜（首领或官人）。他的子孙成为贵族，抚养他的民众作了他的阿拉巴图（属民），他们成为准噶尔部”。[⑥]这些现象说明，相似情节的孤儿传说，以不同人物名字在卫拉特各部人中广为流传。卫拉特人的孤儿传说与孤儿出身的江格尔可汗形象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孤儿成汗王传说，在蒙古、突厥和藏族等整个中央亚细亚人中普遍存在着，《史记》、《汉书》等一系列汉文史书和蒙古文献都记载了不同时代的变体。正如阿·科契克夫所说，这种孤儿传说与初人概念有渊源关系。
《江格尔》里出现不少巨人、大力士、飞毛腿和神箭手母题。洪古尔的父亲蒙根·西克锡力克具有大力士和飞毛腿双重性格，史诗中描绘道：“西克锡力克，洪古尔的父亲，万夫不当的大力士，他怀抱着一坛美酒，放在右膝上畅饮。这一坛酒，五百个勇士也抬不动。”史诗里又说，有一次洪古尔与情敌马拉查干摔跤比赛，怕老人跑来较量。把蒙根·西克锡力克拴在大铁车上，五千名壮汉按住，不让老人上场。可是，当洪古尔处境危急时，老人暴跳如雷，拉坏了大铁车，将五千名壮汉甩得远远的，跑进摔跤场，扭断了名将马拉查干的手脚。同时，蒙根·西克锡力克身上具有飞毛腿形象的痕迹。史诗描绘道：“四面八方扬起尘土，江格尔的三十三名勇士，纷纷飞马来到，蒙根·西克锡力克老人，肩上扛着他们的东西，跑在三十二名勇士中间。”另一处说：蒙根·西克锡力克老人，听到江格尔的长枪折断的消息，拄着檀香木的手仗，背着盛满美酒的巨坛，两步迈过一个大盆地，一步迈过一个小盆地，来到战场上见到了洪古尔。阿·科契克夫指出，这个人物类似于卫拉特传说中的雅布干莫尔根（意为步行神箭手）。他的原型是原始步行猎人（雅布干安格钦）。雅布干莫尔根集巨人、飞毛腿、神箭手于一身。他坐上十八架马车，马车陷到地里，十八匹马一点也拉不动。他徒步行走，别人一天的路程，他迈一步就到，别人两天的路程，他迈两步就到。一只大凤凰遮住太阳，百姓见不到阳光，他去一箭射中凤凰，怕它丢下来压倒百姓，只射丢了一根毛，那根毛也压塌了城墙。《江格尔》里有种种关于神箭手的描写，描绘勇士哈布图温格道：“他的神弓利箭世间稀有，弓垫上雕刻着公绵羊和野羊，弓附上雕刻着搏斗中的虎熊，弓背用九十只公羊角捆成，箭杆有棱，雕着花纹，箭尾的搭口是黄金。他的箭术高超出众，高耸入云的檀香树上拴一条黄线，他能把丝线射断”。《萨里亨·塔布嗄的婚事之部》里，萨里亨·塔布嗄隐身变成秃头儿去参加争夺美女的射箭比赛：“小秃子手挽金弓，从黎明拽到正午才发射，箭尖喷射熊熊火光，箭尾喷出黑烟杂杂，它将金针针眼射豁，落到图门河的源头，燃起一片野火”。[⑦]这些现象说明，《江格尔》里的巨人、大力士、飞毛腿、神箭手、天鹅姑娘和妖精等母题来自蒙古族、汉族及世界各民族中普遍流传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郎樱女士探讨过《玛纳斯》与荷马史诗里的神奇铁匠母题。[⑧]在《江格尔》中也有类似铁匠，他的名字叫呼和达尔罕（青铁匠）：“呼和的鼓风炉大得出奇，健壮的年轻人拉它都会吃力。沉重的劳动使人们筋疲力尽，每天都有上百人哭泣着逃离。有谁不经许可走进他的工房，铁匠就会惩罚，毫不宽容。”因江格尔的长枪折断，他长途跋涉去寻找呼和达尔罕修理，自己化身为十岁男孩跑进工房，铁匠举起手中的铁锤将打碎他的脑袋时，江格尔让他谅解，铁匠罚他拉那个二十五人拉着的鼓风箱。二十五个人都躲在一旁，十岁男孩拉起巨大的风箱，在那大黑石工房里，碗大的火花四溅，旁边的铁匠们怕得逃出工房。呼和达尔罕认出江格尔，说：“你的父亲乌琼·阿拉达尔可汗，在你三岁的时候，要为你打一支长枪。我曾给你接了十二段钢，焊接处有很小的细纹。经过四十五年的征战，长枪会从细纹处折断。”说罢，他让江格尔拿枪来，江格尔亲自拉风箱，一百名铁匠精心修好了长枪。江格尔重新上战场，打败了强有力的敌人。
1995年8月，内蒙古巴林右旗胡尔奇尼玛敖德斯尔给我演唱了一部说书故事叫做《吴祥宝寻父》，其中吴祥宝在深洞里的所见所闻很有神奇色彩。俄罗斯学者卡·郭尔斯顿斯基曾于1864年发表了《江格尔》的“沙尔·古尔古汗之部”，其中有江格尔下到七层地下世界里寻找洪古尔的情节。在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相似的原因尚未来得及探讨。
二
蒙古族及蒙古语族人民有几百部英雄史诗，这是一千多年来先后产生的长短不同的作品。这些史诗分为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三大类型，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属于最后一种类型。这三大类型的史诗标志着蒙古英雄史诗的三大发展阶段。在第三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史诗《江格尔》，继承和运用了在它之前产生的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的题材、情节、结构、母题、人物形象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成就，尤其是《江格尔》的各个诗篇（章节）是在这两类早期史诗的框架上形成的。
《江格尔》有独特的情节结构，不象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那样，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情节贯穿始终。《伊利昂纪》描绘了历时十年的战争中最后51天的肉搏战，其情节以阿凯亚人与特洛伊人之间争夺伊利昂城的斗争为主线贯穿始终。虽然进行多次战斗，但作战的敌对双方不变。《摩诃婆罗多》包罗万象，但主要故事是在印度婆罗多王族内部听般度族与俱卢族之间的争夺王位的战争，这种战争成为史诗的中心情节。这也是在固定不变的两大军事势力间的战争。《江格尔》却不同，它反映的不是固定的两大军事力量之间的一场大战，而是以江格尔可汗为首的宝木巴汗国先后同周围大大小小汗国之间进行的许多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宝木巴汗国是固定不变的一方，可是每一次战争的对象都不一样。因此，它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而由许许多多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所组成。每一小故事都象一部有独立情节的叙事长诗，长诗与长诗之间在情节上似乎没有什么联系。《江格尔》是情节上独立的一百多部长诗及其异文的并列复合体，故称它为“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虽然没有贯串整个史诗的中心情节，但《江格尔》的各个长诗都有一批共同的宝木巴汗国英雄人物，以这些人物形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为一部宏大的英雄史诗。
《江格尔》的每一个长诗都像一部单篇型史诗或串连复合型史诗，都有统一模式。笔者曾指出，虽然蒙古英雄史诗有几百部，但其基本情节都由独特的两种基本母题系列所构成，其一是婚姻型母题系列，另一是征战型母题系列。由一个史诗母题系列所构成的史诗，叫做单篇型史诗。因有两种基本母题系列，以它们为框架所组成的单篇型史诗，也分为婚姻型单篇史诗和征战型单篇史诗两大类型。这两类单篇型史诗各自都有一种统一的模式，即母题系列内有一批较固定的母题，这些母题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婚姻型单篇史诗又分为抢婚型与考验女婿型，二者之间有一批不同的母题，但多数母题相似，它们的基本母题及排列如下：
时间、地点、青年勇士、未婚妻的消息、启程娶亲、遭到劝告、备马、穿戴盔甲、携带武器、远征、途中之遇、勇士化身为秃头儿、遇到未婚妻之父、父亲拒绝嫁女或提出嫁女条件（举行三项比赛）、勇士进行英勇斗争或在赛马、射箭、摔跤中获胜、举行婚礼以及携带妻子返回家乡。当然，不能说每一部婚姻型史诗中这些母题都会有，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不会不出现。在《江格尔》的二十多种婚姻型长诗中，与这种史诗相似的是萨里亨·塔布嗄、萨布尔、哈尔吉拉干等人的婚事，尤其是蒙根·西克锡力克的婚礼长诗几乎完全相同。此外，在描绘洪古尔、和顺·乌兰、乃尔巴图等人婚事的十多部长诗中，也有许多相似母题。
征战型单篇史诗中也有氏族复仇型与财产争夺型之别，但二者中都有下列基本母题：
时间、地点、勇士、敌人（蟒古思）来犯、勇士备马、穿戴盔甲、携带武器、出征、与蟒古思相遇、打仗（用刀枪、弓箭、扭打）、蟒古思失败、求饶、杀绝蟒古思和凯旋归来。在不同史诗中这些母题的出现有所不同，还会有母题更换现象。有些较晚产生的史诗中敌人不是蟒古思恶魔，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那么勇士也不一定杀他们，而是饶恕他们作自己奴隶或属民。《江格尔》里的征战比这个情况复杂，不是一对一的搏斗，往往是两大汗国的战争。战争的方式不同，因而征战母题系列的组成也各不相同，但还有一批共同的母题，它们成为各个征战长诗的基本框架。这种母题包括：
时间、地点（汗宫聚会）、敌人来犯、参战勇士、备马、穿戴盔甲、携带武器、出征、途中之遇、与敌相逢、打仗（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获胜、处理敌人和凯旋归来。这些母题是《江格尔》各个征战母题系列的核心。可是，在不同长诗中这些母题和母题系列的繁简不同、内容不同、前后排列也不可能不变动。但总的来说，《江格尔》的这种母题系列与征战型单篇史诗的母题系列相似，都有统一模式。
串连复合型史诗是运用原有两种单篇史诗的现成母题系列，进行加工和改编而出现的。它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以前后衔接方式串连一个考验女婿型单篇史诗母题系列和一个财产争夺型单篇史诗的母题系列。第二种是由两种不同内容的征战型史诗母题系列所构成。这两种串连复合型史诗的下半部分都很相似，都由财产争夺型史诗母题系列所组成。
总之，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共有四种类型。并列复合型史诗《江格尔》的绝大多数长诗的基本情节结构也有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与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的四种类型相符。这种现象说明了《江格尔》的各个长诗是在早期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的情节结构的框架上形成和发展的，也就是运用了它们的现成的史诗母题系列。当然，不仅采用了史诗母题系列的形式，而且同样借用了许多母题的内容和固定的程式化的诗句。
此外，笔者也指出过，《江格尔》在题材、人物、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不展开谈。
三
早期蒙古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的创作者是蒙古民间口头诗人，在它们的框架上创编并列复合型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还是蒙古族卫拉特陶兀里奇（史诗演唱艺人）。蒙古族人民有一千多年的创作和演唱英雄史诗的传统。14世纪初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史集》记载了蒙古口头诗人们创作的关于忽图剌合罕的英雄史诗的情况。忽图剌合罕就是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叔父，生活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上半叶。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史》说：“全蒙古、泰亦赤兀惕部众大会于斡南河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方。会议的结果，推选忽图剌为合罕”。[⑨]《史集》不仅证明当时的诗人创作了歌颂忽图剌合罕英雄业绩的史诗，还记载了史诗的题材、内容和形式，说：“蒙古诗人们写了许多诗颂扬他（忽图剌合罕—引者），描写了他的勇敢大胆。”我们认为，这“诗”就是英雄史诗，因为英雄史诗称赞英雄人物的力量和勇气，同样这个“诗”也描写了忽图剌的“力气和胆量”。“诗”里运用了英雄史诗里常见的夸张和比喻，并借用英雄史诗的诗句形容忽图剌合罕，道：“他的声音宏亮极了，以致他的喊叫隔开七座山也能听到，就像是别山里传来了回声，他的手犹如熊掌：他用双手抓起一个无比强壮的人，毫不费力地就能够将他像木杆似的折成两半，将脊梁折断。……烧红的炭掉到了他身上，烧着了他，但他对此毫不在意。当他醒过来时，他以为是虱子咬他，他搔了搔身子，又睡着了。他每餐要吃[整整]一大只三岁羊和一大碗（囊—引者）酸马奶，但仍未吃饱。”又说：“他那胳膊的力量胜过三岁的熊掌，他的攻击的猛烈可使三河的水翻腾起来，他的打击[所造成的]创伤，使得三个母亲的孩子们都要哭起来。”《史集》记载的忽图剌合罕与敌人的战斗场面，也像史诗中的二勇士交锋，说：“忽图剌合罕用长矛向秃伦黑——忽勒丹猛刺过去，刺穿了他的锁子甲，刺进了前臂的肉里，并且穿过锁子甲和臂底，一直刺到他的腿下部。由于受伤很重，他[全身]紧张起来，[用力]拉紧缰绳，而免跌下，以致马的舌头都被衔子弄裂了，但他[最后还是]跌倒了。”[⑩]忽图剌合罕的史诗是一部征战型英雄史诗，取材于忽图剌合罕与塔塔儿人的战斗。创作这部新史诗时，诗人们借用了古老英雄史诗的框架和表现手法。这部史诗的创作年代是约12世纪中叶，地点是成吉思汗的发祥地克鲁伦、鄂嫩、士拉“三河”源头。后来随着蒙古各部落的迁徙，在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名称的史诗演唱艺人，布里亚特史诗演唱艺人叫做“乌里格尔奇”（布里亚特人把英雄史诗叫乌里格尔）；东蒙古史诗演唱艺人有“朝尔奇”（伴奏马头琴演唱史诗的艺人）；卫拉特史诗演唱艺人是“陶兀里奇”，随着《江格尔》的广泛流传，后来出现专门演唱这一史诗的艺人江格尔奇。在新疆卫拉特人和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中，陶兀里奇被江格尔奇所取代，可是陶兀里奇仍然存在于蒙古国西部地区卫拉特人民中间。俄罗斯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了卫拉特陶兀里奇及其演唱的英雄史诗，他们明确指出陶兀里奇不仅仅是史诗的演唱者和保存者，而且也是创作者。著名蒙古学家已故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于1923年出版的《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11)中，针对卫拉特陶兀里奇及其史诗说：“在蒙古一些部落中有专门背诵英雄史诗的陶兀里奇，因此，有的地区的史诗作品，不仅迄今还完整地存在着，而且继续发展着，旧史诗被更替，新史诗还在产生。”这位学者曾多次到蒙古西部卫拉特人中去进行长期调查，他记录了巴亦特著名陶兀里奇帕尔臣给他演唱的9部史诗（有些史诗达四五千诗行），其中的6部译成俄文出版。他还报道了帕尔臣为他创作新史诗的信息，也就是根据他的要求帕尔臣于1913年为他编创了反映1912年科布多之战的英雄史诗。蒙古学家阿·法·布尔杜克夫曾在蒙古西部卫拉特人中工作30年之久，并去伏尔加河卡尔梅克地区和吉尔吉斯坦的萨尔特卡尔梅克人中去考查过。他在1940年写《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史诗演唱艺人》(12)一文中，说：“上世纪末至本世纪的史诗演唱艺人，不仅是原有史诗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史诗的创作者。”他指出，西蒙古的帕尔臣、卡尔梅克的沙瓦利·达瓦、萨尔特卡尔梅克的巴克哈·萨尔皮克夫等陶兀里奇是天才的口头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新作品。
在我国新疆蒙古族卫拉特人中，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传说17世纪以前在和布克赛尔地区曾有过一位江格尔奇，他演唱过《江格尔》的70部长诗。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曾有过南部土尔扈特汗满楚克加甫的江格尔奇扎拉、和布克赛尔的奥尔洛郭加甫王冬的江格尔奇胡里巴尔·巴雅尔、道诺洛甫才登王冬的江格尔奇西西那·布拉尔等闻名于各地的大诗人，他们中有的认为“在演唱中可以自己编”，有的根据听众的爱好确实创作过一些情节。
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史诗演唱艺人具有史诗创作能力，他们既是史诗的演唱者，又是创作者。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卫拉特陶兀里奇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歌手，他们有高度的文化素养，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经过一定的演唱训练，并得到有名望的老艺人和听众的承认和选拔，才能成为陶兀里奇。卫拉特陶兀里奇演唱的史诗与其他地区的史诗不同，是一种“文学”加工的作品，其结构严谨和谐、优美雅致，比起其他地区的史诗向前发展了一步。
总之，从12世纪忽图剌合罕时代到本世纪中叶八百年间，蒙古民族出现了无数天才的口头诗人和陶兀里奇，他们不断地演唱和创作英雄史诗。卫拉特陶兀里奇们不仅创作了数以百计的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而且，在并列复合型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形成过程中，他们还起到了古希腊荷马那样的作用。荷马的出现有相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前提。在荷马时代，一方面希腊社会处于“英雄时代”，抢夺财产、美女和奴隶的征战连绵不断，获得战利品成为奴隶主和男子汉的荣誉。另一方面，那时的希腊已经有了民间乐师演唱史诗的几百年传统，出现了不少天才的乐师。荷马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在这种条件下，为了满足当时重大社会活动的需求，荷马把乐师们口头传诵下来的零散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和诗篇加以整理，编创了长篇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在《江格尔》形成前夕，蒙古族卫拉特地区的社会也具备了类似条件。关于《江格尔》的文化前提，我们在前面已叙述。笔者在《〈江格尔〉论》一书中，对《江格尔》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时代作了考证，认为其主要部分形成于15世纪“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形成至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率部众西迁到伏尔加之前的这二百年之内。那时的卫拉特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江格尔》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等史诗一样，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作品。虽然，卫拉特社会也和其他蒙古族地区一样13世纪进入了封建时代，但它长期保留了氏族、部落联盟和史诗时代。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上述书中说：“当今居住在西蒙古科布多省的卫拉特人，是18世纪从准噶尔和西蒙古其他地区迁来的。……这个省的绝大多数卫拉特人，至今非常惊人的保留着氏族联盟，因此，他们的一切旧东西照旧保存着。”接着说：“卫拉特人，迄今仍然处于史诗时代，他们富有‘史诗’观念，在他们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史诗’模式。”《江格尔》的形成时代，不是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社会初期，而是蒙古族封建割据时期，这与荷马时代不同，但史诗形成的条件继续存在，封建混战同样成为英雄史诗形成的土壤。当时，在社会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和形形色色的小汗国，常常处于内讧和外战之中，战争给人民大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广大民众对这种社会现实不满，反对封建割据和掠夺战争，向往和平统一的社会局面，怀念和赞颂为统一家乡和保卫家乡而战斗的古代史诗的英雄人物。在这种社会的环境中，天才的卫拉特陶兀里奇们，为了反映封建割据时代卫拉特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愿望，虚构出一个宝木巴汗国及英雄江格尔、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为统一和保卫家乡而战斗的英雄人物，并借助于本民族古老传说、中小型英雄史诗和其他材料，把它们加以改编和再创作，编创了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
那么，当时《江格尔》到底什么模样，这无从知道。但是，它初具长篇英雄史诗的规模时，肯定具备了《江格尔》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必须有一个较大的汗国宝木巴地方（也许起初有另一种叫法）及其首领江格尔和勇士洪古尔、阿拉坦策吉等一批主要英雄人物；描绘以江格尔为首的宝木巴汗国的勇士们与其他若干个汗国之间进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也会有个别勇士的婚姻斗争故事；当然，作为长篇英雄史诗，一定是规模宏大，会有一系列的长诗（故事），如同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那样有若干独立的长诗。这样《江格尔》的核心部分就形成了，但作为口头创作，它不能不围绕这一核心，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充实和变异。
四
作为民间口头创作《江格尔》具有变异性，它初具长篇史诗规模后，还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的传诵，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异过程之中，一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另一方面发生了某些蜕化现象。
现已出版的《江格尔》是由150部以上长诗（包括异文）所组成的，其中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现象。对这些长诗进行分析和比较后发现，《江格尔》的发展与变异有多种不同渠道。
一、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同一部长诗的几种异文和变化。《江格尔》的不少长诗都有一些异文和变体，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区别，情节繁简不一，人物也有差别，因演唱者的艺术素质而异。如征服芒乃汗的长诗有1908年鄂利扬·奥夫拉、1940年巴嗓嘎·穆克宾、1967年巴拉达·那生卡等演唱的几种异文，彼此之间有较大的区别。异文最多的是勇士洪古尔的婚礼故事，它有九种长诗，分为两大类，其中存在着大小不同程度的差别，情节有增有减，人物被更换，甚至连洪古尔的未婚妻及其父亲的名字也多种多样。但在这两大类九种长诗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共同性，它们都描写了洪古尔的两次婚姻故事，即洪古尔先杀死一个坏姑娘后，到远方去通过英勇斗争战胜情敌和岳父而得到可爱妻子的故事。同时，在两大类故事中有许多相似的重要母题。这证明它们是同源异流的作品，是最初的一部洪古尔的婚事故事，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江格尔奇的演唱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此外，还有反映洪古尔的儿子和顺婚礼和小勇士乃尔巴图婚礼的三部长诗，与上述两大类洪古尔的婚礼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是在它们的影响下产生的。
二、在几百年来《江格尔》的口头传诵过程中，一方面可能有的古老长诗被人们遗忘，另一方面不断地产生了新的长诗和模拟长诗。新长诗的形成有多种来源：
1.在原有的个别长诗和诗段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新长诗和新情节。以江格尔的身世及前辈勇士的经历为例，过去出版的《江格尔》里只有在序诗和《阿拉坦策吉归顺江格尔之部》中有一些反映。可是，1978年以来在新疆和布克赛尔一带发现了近十部描绘这一方面的长诗。其中江格尔的父亲乌琼·阿拉达尔汗的婚礼、洪古尔的父亲蒙根·西克锡力克的婚礼、乌琼·阿拉达尔汗夫妇被杀害和江格尔成为孤儿的经过、蒙根·西克锡力克收养小江格尔以及他把自己领地移交给江格尔的经过都有较详细的描绘。据我们分析，也许有的故事是早期的作品，但多数属于晚期产生的新长诗或模拟长诗。如蒙根·西克锡力克是江格尔的前辈，他结婚的时候江格尔还没有出生，更没有创建宝木巴汗国，按道理他的婚礼在《江格尔》里是最早的故事，可是反映他婚礼的长诗的产生并不一定很早，可能是后期的艺人们看到江格尔的一些勇士有婚礼故事，便为蒙根·西克锡力克也编了一个婚事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完全像一部古老的婚姻型英雄史诗，如果没有蒙根·西克锡力的名字，无法成为《江格尔》的一部。
2.在《格斯尔》的影响下，借用它的一些母题和格斯尔可汗的敌人的名字，艺人们创作了一批《江格尔》长诗。蒙古文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于18世纪上半叶问世。不久出现了它的托忒文版，并在卫拉特和卡尔梅克地区以口头传唱方式广为流传。后来其他版《格斯尔》也在卫拉特人中传播。《格斯尔》的第五章描写了格斯尔与锡莱依高勒三汗的大战，第九章反映了格斯尔征服安都拉玛蟒古思的事迹。新疆发现的五部长诗都描绘了江格尔的勇士们同锡莱依高勒三汗和安都拉玛蟒古思的斗争。这些长诗的产生不可能早于18世纪下半叶。
3.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们利用宝玛·额尔德尼、汗哈冉贵、那仁达赉汗、哈尔·库和勒等著名的中小型卫拉特英雄史诗主人公的名字，创作了宝木巴汗国勇士们同他们战斗的一批新长诗。
4.出现了为《江格尔》的原有勇士们编创的新长诗，也有了以新的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长诗。在早期记录的《江格尔》的多数长诗中普遍存在的英雄人物，是江格尔、阿拉坦策吉、洪古尔、萨布尔、萨纳拉、明彦、赫吉拉干、宝尔芒尼等，另外古恩拜、哈布图、和顺·乌兰等一批勇士也在一些故事中出现。过去国外出版的《江格尔》里提到赫吉拉干和古恩拜的事迹，但他们没有单独的长诗。和顺·乌兰曾是一部长诗中的三小勇士之一。可是，在新疆发现的《江格尔》里，和顺·乌兰成为二十多部长诗的主角，描写古恩拜的长诗有三四种，赫吉拉干成为《江格尔的法官雄辩家赫吉拉干控诉锡莱依高勒三汗而取胜之部》的主人公。在这些作品中，有早期的情节和故事，但也有一些后期产生的长诗、模拟故事，甚至有个别不成功之作。如关于赫吉拉干的故事里没有反映他的英雄行为，也没有表现其雄辩才能，只有一种使人无法相信的事情，说他向江格尔要了一把钥匙，到锡莱依高勒三汗的法官面前去，打开了文殊室利佛的金柜子，从里面拿出档案给大家看，便解决了一个领土争端问题。这是个别文人粗制滥造的作品。此外，在新疆记录的《江格尔》里勇士萨里亨·塔布嘎、汗希尔宝东、小勇士巴特哈那、阿尔巴斯·哈尔、乃尔巴图等各有一部长诗，他们是过去尚未发现的人物，这些长诗中有后来产生的作品。
三、《江格尔》的发展与变异，是在人物变化和情节变化中出现的。首先，史诗的勇士和主要反面人物不断的增加，在英雄人物结构中，出现了由同一代人向三代人发展的趋向。长辈人物乌琼·阿拉达尔汗和蒙根·西克锡力克，由原来的次要地位，转为几部独立的长诗的主角。过去出版的《江格尔》里，只有在两三部长诗中，江格尔的下一代人起重要作用，可是近十多年来记录的作品中，增加了一批小勇士，他们成为江格尔的第二代英雄人物的一个完整的梯队和宝木巴汗国的接班人，近三十个故事都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情节的发展与变异非常复杂。现有《江格尔》各个长诗的基本情节与蒙古中小型英雄史诗的基本情节一样，其中有两种情节单元。最小的情节单元是母题，大的单元是史诗母题系列，史诗母题系列分为征战型母题系列与婚姻型母题系列两种。有的长诗中只有一个史诗母题系列，有的则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史诗母题系列。史诗情节的小变化是与母题的增减和更换以及母题本身的扩充与缩减有关。史诗的大变化是由史诗母题系列的增减或更换所决定的。长诗里除了基本情节外，还有各种插曲和母题群，它们的变化也同样影响长诗。《江格尔》的许多长诗中有一批较固定的共同性情节块，其中包括诗母题系列和母题群。以征战母题系列为例，它们分为几大类型，每个类型中都存在着共同性情节块。如有一种以三项要求为起因的征战母题系列，这就是敌人派遣使者去威胁江格尔，向他提出侮辱性三项要求（有时五项或三项之一），让他交出妻子、坐骑和勇敢过人的勇士洪古尔。这实际上是让他交出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宝木巴国勇士们，尤其是洪古尔坚决抵抗而取胜。这种情节块在中、蒙、俄三国出版的《江格尔》的十多部长诗中普遍存在，说明那些长诗先后都是以它为核心形成的。同样，还有以驱赶军马群为起因的征战母题系列、活捉敌国汗王的征战母题系列、宝木巴国勇士被俘受刑的母题群、战斗中江格尔的长枪折断的母题群以及战斗中二勇士先用弓箭、宝刀、钢鞭打仗胜负难分时，最后跳下坐骑去肉搏的母题群，都在一批长诗中普遍存在着。各个长诗的异同、新长诗的产生、同一长诗多种异文的出现等现象，都与那些情节块有联系。
注释：
① 阿·科契克夫著《卡尔梅克英雄史诗〈江格尔〉》，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74年，厄利斯塔。
② 仁钦道尔吉著《〈江格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呼和浩特。
③ 见《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呼和浩特。
④ 见《阿尔泰台吉和他的栗色骏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海拉尔。
⑤ 哲·曹劳编《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国家出版社，1982年，乌兰巴托。
⑥ 《卫拉特历史文献》，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5年，海拉尔，第186页。
⑦ 《江格尔》，霍尔查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乌鲁木齐。此外，其他译文都引自色道尔吉译《江格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
⑧ 郎樱《〈玛纳斯〉与希腊史诗之比较》，见《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
⑨ 《蒙古秘史》，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汉译，中华书局，1957年，北京，第40页。
⑩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45—52页，[波斯]拉施德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北京。
(11) 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序，国家出版社，彼得堡—莫斯科，1923年。
(12) 见《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原理》，科学院出版社，乌兰巴托，1966年，第8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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