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门经济稳定过渡与繁荣的外部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繁荣论文,条件论文,稳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葡友好合作是澳门顺利回归的重要保证
澳门与葡萄牙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关系，但在澳门的进出口中葡萄牙所占比重很小。如1990年澳门对葡萄牙出口仅为75OO万澳门元，在其出口总额中不到1%， 而从葡萄牙进口也仅有9249万澳门元。 究其原因，在于两地相隔遥远、交通不便，以及葡萄牙过去经济不发达。故葡萄牙在澳门以及中国的投资本身很少。
葡萄牙在澳的银行业、建筑业和通讯等行业，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业务始终有一定增长。但随着回归临近，一些葡资公司开始撤离澳门。银行业中，随着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和规模逐渐增高，葡资银行有的撤离澳门，有的将部分资金返汇葡国，如1988年“BCM ”将其总部迁回葡萄牙亚波尔图，而百利银行和万裕银行于1992年离开澳门。在澳的葡资建筑公司亦开始转向澳门邻近地区，在中国内地、马来西亚、泰国等开辟业务。（注：参见《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
葡萄牙虽与澳门、中国的贸易往来总量不大，但澳门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与中葡两国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有极大关系。中葡两国在澳门问题上的合作与中英在香港问题上有较大不同。英国有悠久的干预历史，在国际上一直尾随美国推行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故中英在香港问题上曾出现大的分歧。而中葡双方在澳门回归上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澳门在过渡期亦未出现政治动荡。但由于葡萄牙在澳门并无多少投资，又不甘心从澳门的撤出，故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以致出现社会治安日趋恶化等情况。需要加以注意的是，随着回归临近特别是在回归之年，这种短期心态更有可能导致一些不合作的因素，影响澳门的顺利回归和回归后特区政府的运作。如近年来葡澳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与其量入为出的原则相背，公共支出的增长已大大超过经济增长，且主要并非为拉动需求等原因，仅仅为保留其文化影响和历史痕迹；在1998年底立法会以低票通过的葡澳政府1999年预算案，亦将历年滚存拨入预算收入作澳府备用拨款，此举将使未来特区政府财政有捉襟见肘之虞。
澳门的平稳过渡需要中葡双方的通力合作，并以澳门居民的利益为重。葡萄牙不光要考虑澳门的影响能否保持下去，而且出于其在远东地区的长远战略利益考虑，更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摈弃短期心态，通过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使中葡两国合作关系翻开新的一页。对中国而言，除采取积极的态度合作外，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参与并对涉及到跨越回归期的一些作法进行必要的监督，切实维护澳门的长远利益。（注：参见《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P61。）
二、欧美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措施
澳门作为一个国际性城市，与世界各国有着较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而欧美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对于澳门经济稳定及发展有重大影响。
欧美对澳门出口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70年代欧盟和美国给予澳门贸易优惠制，澳门出口加工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美国也一跃成为澳门的最大产品出口市场。欧盟国家对澳门有三项优惠政策：纺织品配额、普惠制和国际投资伙伴计划。这些优惠待遇促进了澳门工业的发展，也使澳门出口市场趋于集中。而且这种商品及出口市场的集中倾向又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在90年代美国与欧盟占澳门总出口的70%左右，到1997年更接近于80%，可见出口市场过分依赖于单一市场的现象更为严重。同时，由于有更多便利渠道进入中国及其它亚太地区，欧美在澳门的直接投资相当有限，加之澳门的进口市场又主要集中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故澳门与欧美的贸易往来可以说是单向的。所以，一方面当邻近地区积极开发欧美市场，而配额制度又即将取消时，澳门厂商将面临极大冲击，原有比较优势的逐渐消失是否会导致就此从欧美市场溃退尚未可知；另一方面，欧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澳门出口经济的操控力愈益强大。
90年代由于澳门纺织品工业工厂大量迁往内地，导致美国曾一度大幅削减对澳门的针织品配额。而澳门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欧盟，一体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越来越强调区域一体内的合作，而且鼓励区内的贸易采购，很多采购将改在区域内进行，这些必将影响澳门的出口贸易。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欧美对澳门采取一些其他的政治或经济措施的可能性在增大。如最近美国参众两院部分议员提出关于制订澳门人权政策决议案，提出澳门回归后美国支持民主化与人权政策继续适用于澳门。（注：参见《经济研究资料》，1999年第1期，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比较评估》。）该决议案认为人权是澳门经济继续繁荣的基础，澳门的人权状况对美国至关重要等。美国国会制订这些人权政策决议案，是为日后干预中国内政及港澳事务寻找借口。
在澳门回归以后，一旦欧美以各种借口对澳门采取限制和制裁措施，对澳门经济的影响极大。故澳门须在经济多元化等方面下功夫，如发展金融来超越其基本的内部作用，建立一个以境外金融业务为主的区域性离岸金融中心，作为除香港之外的另一道外资进入内地的重要桥梁，也须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注：引自Pedro Cartarino， 《联合声明及其在中葡外交关系中的重要性》，《葡萄牙文化国际学会会刊》，1997年第17期。）
三、周边地区的影响因素
近20年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尽管199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近年亚太地区增长速度有所影响，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看，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正呈现出从美国东部向美国西岸和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亚太地区经济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显得重要。
（一）澳门与台湾的往来。
澳门一直作为除香港以外联系两岸的重要通道，发挥着重要作用。澳台经贸关系的建立有较长时间，且近年来两地经济贸易往来正稳定成长。在贸易方面， 据澳门政府统计司统计， 两地的双边贸易总额已由1984年的360万美元增至1993年的1.164亿美元。到1997年，澳门从台湾进口值达15.37亿澳门元，超过日本和美国， 成为澳门第四大进口来源地，进口商品以电脑、电子零件等为主；澳门对台湾出口货值2.46亿澳门元，台湾已成为澳门第七大出口市场。两地旅游发展亦非常迅速。自澳台航线通航后，为澳台之间人员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参加澳台航线对飞的澳门航空公司由中资控股，并以“一机到底，改换班号”的形式实行两岸“间接直航”，来澳人数迅速增加，1997年台湾来澳游客就有90.6万人次，同期赴台旅游的澳门居民达3万多人次。 在投资方面，台商对澳门的投资有明显增加，并积极创造投资条件。
台商与澳商合资的“台湾产品中心”于1996年12月31日在澳门开张，台北区中小企业银行澳门分行也于1997年2月在澳门正式开业， 以便为台商到澳门投资设厂提供融资。澳门政府不应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但应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澳门基本法》和有关条例所赋予的空间，加强澳台在民间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香港目前是台湾旅客进入内地的最主要通道，澳门只要能建立起一个被认可的投资和旅游环境，加强综合性服务能力，很快可成为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又一个中介中心，对澳门本身发展成为信息、服务、旅游中心极有帮助。（注：参见魏美昌，《澳门如何平稳过渡？》，《镜报月刊》，1998年8.16—8.17。）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澳门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对澳门的影响，首先是外来投资将减少。从整体看，亚洲地区外来投资将因受金融风暴影响而减少；另外，由于澳门币与港元挂钩，无形中港元所受影响亦会引入澳门，利率随香港利率的调高使外资进入澳门受负面影响。而澳门币跟随港元对东南亚国家货币保持强势，实质汇率的上升使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产品销往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压力增大。（注：参见1998年第10期《港澳参考》。）
其次，以旅游博彩为主的消费服务业，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澳门统计暨普查司的资料显示，近几年随团入境的旅客中，参加澳门、内地游的团客比例逐步攀升，如1995年参加澳门、内地游的旅行团客量，只占入境旅客量10%左右，1996年已增至占总数的14.5%。但金融风暴严重影响区内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居民外游意欲，加之东南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吸引游客，使来澳游客数量受影响。其中参加澳门、内地游的日本团客，跌幅最大，1997年较1996年急挫63.8%，香港团客量次之，亦下跌54.2%，马来西亚及泰国团客分别减少40.9%及21%。多个客源市场中，只有美国及葡萄牙团客有较明显的升幅，分别增长了35%及83.6%。
（三）香港与澳门金融市场、汇率制度的关系。
澳门的金融市场结构比较单一，对香港金融市场依赖程度较高。澳门的金融市场发育不全，金融工具简单稀少，既没有包括同业拆息的资金市场，也没有外汇、黄金、证券市场等资本市场。流通中货币主要为港币，到1997年11月止港币占澳门货币供应量（M2）的52.6%，澳门币所占比重为31.3%。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看，澳门对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远高于对外负债占总负债的比率，且信贷资产的投向偏重于房地产业，这种不合理的信贷结构在近年随房地产业不景而面临较大困难，严重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正常运转。澳门金融业的宏观监管机制则存在滞后、疏漏等问题，澳门贷币暨汇兑监理署（AMCM）亦实行不干预的不管政策，银行同业的行业性协会也主要是联谊性质的社团。
近年来，澳门当局采取措施促进澳门元的使用和流动，直接掌握货币发行权，提高澳门元的国际地位，加之澳门的政治前途明朗化，《基本法》确立了澳门元作为澳门法定货币的地位，从而较好地稳定和维持了澳门元的可兑换性。由于澳门元与港币挂钩，从而间接与美元挂钩，澳门元的利率主要随港币、美元的利率、汇率浮动而上下浮动。要稳定澳门币的币值，可考虑改变外汇储备资产中港元资产比重过高的状况，适当增加美元及其它外币资产的比重。
香港金融体系的稳定对澳门十分重要，澳门币从1977年以来一直与港元维持固定联系汇价，并透过港元间接与美元挂钩。由于香港联系汇率制的稳定，加之澳门币仅为一非常局限的地区性货币，澳门法例亦规定澳门币的发行必须以1OO%的硬通货兑换储备作保证， 且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的大多数投资集中于美国的债券市场，减轻了市场波动的风险，故澳门在金融风暴中未遭受正面冲击。但澳门币因与港元挂钩而随港币调高利率，实质汇率亦随港元相对于东南亚货币而上升。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香港经济以及联系汇率制发生较大震荡或突变性事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所以在澳门政权交接前后，香港联系汇率制的稳定以及澳门继续保持与港元的固定汇率，对于确保澳门金融体制和澳门币汇价稳定十分必要。而澳门也应采取措施监督金融体制和有效管理汇兑储备，确保金融体制和澳门币汇价的稳定。当然，维持澳门汇率体制的稳定，要求在回归之前保持澳门汇率制度的现状，但并不是说汇率制度的具体做法不能加以调整。随着澳门经济形势的变化，如与内地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与国际交往的增加、港币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的变动等，考虑调整联系汇率挂钩的比率或者考虑澳门币与人民币或美元挂钩等均有可能。
（四）粤港澳合作。
作为一国两制的先行实验区和即将回归祖国的第二个特别行政区，澳门要力求处理好同中央政府的关系，也要设法进一步拓展国际空间，成为联系中国和世界的积极杠杆和纽带。澳门与广东、香港多层次、全方位的良好合作也是保证澳门平稳过渡及稳定繁荣一个重要条件。澳门投资环境中的潜在优势，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之跳板和拓展欧洲市场之中介的区域性经济枢纽。否则，单凭澳门本身的人口、资源以及经济规模和综合力量，难以使投资者产生大的兴趣和信心。因此，澳门需要加速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全面结合，在将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深圳和珠海）、澳门和香港的4OO0多万人口及3.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及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区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桥梁和推动作用。（注：见澳门政府杂志《行政》第36期，P738，《葡萄牙在澳门的政治过渡及其在珠江地区的区域一体化中的表现》。）
对于澳门来说，发展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使本地厂商在工业、旅游、金融、贸易方面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同时，中国商品可利用澳门开拓海外市场，通过澳门的金融机构吸收外资，而海外客商也可以澳门为拓展中国贸易的“跳板”，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这同样有助于澳门本地经济的繁荣。如在旅游合作上，由于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激烈，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推出构思独特、效益显著的综合性大型旅游设施，相对于日趋多元化的其他市场，澳门的旅游竞争力正不断下降，也要求澳门加强与粤港合作。可见，加强与粤港合作，不仅是澳门平稳过渡的需要和保证，也是增强澳门未来竞争力的保证。（注：资料来源：澳门政府统计暨普查司，吴志良、陈继春，《葡萄牙投资环境》。）
四、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对澳门的经济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在澳门回归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原则，一是维护祖国统一，二是维护澳门人民的利益。
鉴于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环境，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维护澳门的经济稳定和繁荣还要采取灵活务实的具体策略，在政策实施方式上要政治和经济手段结合使用，以提供外界支援为主，发挥积极的间接性支配作用。在后过渡期，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和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有：
1、协助解决治安、就业等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政府维护澳门稳定繁荣的政策应优先考虑澳门社会、经济的稳定，故协助澳门解决治安、就业等问题则成了首要问题。
目前澳葡政府管治下的澳门治安情况有目共睹。澳门社会治安形势不好，澳葡警方控制乏力。澳门的帮会活跃分子超过5OO0人，而警察只有3OO0人，而且警方队伍中有一些人本来就或多或少依附于赌场和帮会，加之葡澳政府缺乏有效管治，一定程度上造成澳门社会动荡、治安不靖。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将在澳门驻军，这是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也有利于澳门回归后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驻军不会参与澳门的治安工作，但对于澳门的治安环境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对恶势力有一定的震慑、阻吓作用。不过这种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震慑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澳门的社会治安问题。澳门的黑社会势力根深蒂固，黑社会问题有着极深的社会、历史渊源，故需未来特区政府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彻底清除其根源，预防、杜绝危害治安行为的发生。在此方面，中央政府可以提供支持，和未来特区政府多加合作、协调，共同加强粤港边境管理，防止外逃内潜，打击跨域犯罪活动。澳门治安问题与内地联系密切，澳府要严格管理枪械、爆炸物品等攻击性武器，内地则要积极协助阻止境外武器弹药和犯罪活动有关人员的进入。
而失业问题则是在过渡期的最近几年才开始成为社会问题，澳门本地失业率已从3年前的2.2%，上升到目前的5.3%，现有1OOOO多失业人口。失业人数的增加是个信号，直接反映了就业形势和经济状况。在经济不景气之下，近年澳门就业状况发生改变，各业职工就业普遍遇到困难。房地产的低迷、制造业持续萎缩，使不少建筑、制造业工人失业，并导致在业工人工资水平下降。而酒店饮食也受到冲击，酒店、零售业的工人失业也有所增加。
在过渡期的最后阶段里，除失业增加外，外地劳工带来的就业压力、金融危机带来本澳工人回流的影响，使就业问题趋于突出，也导致劳资矛盾趋于激化。近期澳府已相应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失业和发展就业，如辅导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转业和重新就业并采取一些措施限制输入外来劳工。要解决失业问题，还需要未来特区政府加快推行补贴就业措施，加强就业计划，尽快增强居民对本地经济的信心。中央政府应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大力支持，协助澳门解决这方面的困难。从长远看，应在支持澳门经济发展上多做努力，适当放宽对内地企业进入澳门的限制，增加本地投资和就业机会；近期则应采取措施，适当措施和协调内地劳工进入澳门，减轻给当地造成的就业压力。（注：参见陈多、蔡赤萌、何德龙编著，《澳门纵横》，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
2、加强中葡之间的合作。
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需要中葡双方的通力合作。而正确处理中葡关系的原则应是坚决维护澳门的根本利益。
到目前为止，中葡双方的合作是良好的。但某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与政权交接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澳门问题与香港的一个不同之处是，香港问题中英矛盾表面化，透明度较高，在港人参与和推动下，一些难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而澳门则在中葡友好的表面气氛中，一些矛盾被掩盖了。如本地化问题。香港拥有本地化早已实现、行政效率高的一套完整的行政司法班底，特首在政权接手后即可正常运作，其表现之好亦为世界瞩目。澳门的本地化则起步太迟，“抓而不紧”，行政和司法最高领导层至今仍面临真空。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葡方组长贾安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葡方的立场是在1999年12月19日前完成所有本地化工作”，而中方则倾向于在政权交接前一段时间完成，分歧的存在使得澳门回归进程并非如想象中那么顺利。而且，随着回归日益临近，葡方又表示由于存在许多实际困难，一些本地化工作只能推迟到回归以后才能完成。
本地化问题的存在加之原有行政架构的低效率不会在短期内消除，使得未来特区政府的运作在政权交接之后存在一定难度。对中央政府而言，应采取的措施是继续加强与葡方的合作，促其在“三化”、财政储备、退休金等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如财政方面， 外汇储备约为2OO亿澳门元，但澳门目前除开约88 亿的土地基金可以说没有什么财政储备，兼之澳府被拖欠的土地溢价金至1998年底已有20多亿，而葡澳政府将澳府历年滚存列入其最后一份预算之中，这些给澳门政府财政储备造成极大隐忧。澳门尽管没有外债，但财政机制本身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监督，加之其经济体系的脆弱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可能更甚，因此，从防范国际性投机活动的冲击和未来特区政府运作的需要考虑，要求澳门有一定的财政储备，并应加强与内地在各方面的合作。
3、注意保持、维护特区政府的独立性。
要使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并继续保持其在国际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和经济繁荣，中国政府应该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严格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在保持中央政府对澳门政治和社会局面一定的影响和控制力的前提下，继续保留并完善澳门原有的传统和特色，注意保持和维护特区政府的独立性，而不要试图以内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去影响澳门。
澳门回归以后，居民对自己政府的期望必然增加，国际社会也可能更加关注澳门。而澳门回归后行政架构在运行效率、行政能力方面可能仍会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原则下，特区政府在处理问题特别是突发情况时，虽可能力有未逮，但又必须由特区政府独力处理。（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有关报告：可参考《澳门1998》，P247，《附录三》，该附录对部分高估数据已加以说明。）
中央政府在保持香港、澳门经济稳定上有巨大支持作用，一是中国内地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除此之外，在必要时候可采取一定的调控措施进行帮助。 1998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提问时说：“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朱总理的讲话，既是对香港特区政府抵御金融风暴措施的充分肯定，也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有力承诺，又是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的表示。在他讲话的当天，香港恒生指数向上攀升了3OO点。
同样，“从确保澳门平稳回归和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央政府关心和重视澳门的治安和经济形势，并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大对澳门的支持力度”，这对澳门治安形势好转及推动澳门经济，是十分重要的积极因素。在特区政府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时，向中央政府请求帮助，中央政府同样将不遗余力支持和维护澳门的稳定繁荣。
但要注意的是，内地市场经济中，行政干预已越来越少；对澳门特区的支持，亦应坚持间接的宏观调控为主，必要时才采取直接的财政、行政干预措施。中央政府在协调和帮忙时，采取任何举措前都应深思熟虑，严守《基本法》的规定，以免被指责为干预特区政府运作，影响高度自治。
4、继续推进内地与港澳台的经济、文化、科技联系， 维护港澳汇率稳定。
为维护澳门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中国政府在推动粤港澳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方面亦可有所作为。
中国内地在长期以来给予澳门各方面以强有力的支持。长期以来内地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工业原材料、以至饮用水、电力等充分供应澳门，有效地缓和了当地的通货膨胀，稳定了居民的生活，降低了当地产品的生产成本。特别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力促进了澳门经济的发展。内地企业与澳门商界开展经济合作，内地的机构到澳门直接投资、建设等都有助于当地的经济繁荣。在目前情况下，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可以从推动旅游、科技、文化合作上，进一步推动澳门发挥桥梁和窗口作用，促进其稳定发展。
在澳门与内地合作、共拓两地旅游上，由于澳门旅游景点较少，新景点不多，对旅客较缺乏新意及吸引力。故有澳门人士建议，除加强当地的旅游配套向多元化发展外，与内地合作寻找更大的旅游市场发展空间，可助澳门旅游业走出困局。可见，一方面澳门本地有必要加强旅游设施方面的配套，推动澳门旅游市场向特色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如投资者可与政府合作兴建迷你葡萄牙特色小镇作为澳门的特色吸引旅客。另一方面，澳门要注重发展和珠海及珠江三角洲的旅游特色结合，这就需要两地在对话、协调、规划与合作方面多作工作。在推进澳门科技进步与合作方面，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定措施。如中葡两国1998年4 月在澳督府签署了有关科技合作的联合声明。中葡两国之间进行科技合作，澳门作为中介桥梁，无论在文化及科技上，均能加深彼此间的联系，并使澳门的地位得到提升。由两国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将在一年内对澳门的科技制度及发展前景进行研究，并提出成果报告。声明中包括每两年在澳门举行一次“尤里卡—亚洲”国际技术合作会议，联系中国、欧洲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中心和企业，发展新技术和新产品。（注：资料来源于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参见《澳门1998》，P 154。）
加强粤澳合作，还应适当放宽港澳在广东等地投资及就业等方面的限制。目前一些投资领域，例如金融、旅游、零售、产品内销、服务业（例如房地产服务估值、建筑设计等），港澳人士在内地投资时国家还有一定的限制，并以外资办法处理，如“三资企业”产品内销比例的限制等。这种限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必要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内地科技力量的强大以及企业本身竞争力的提高，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市场。而且随着近期加入WTO的可能性增加， 中国也有必要先对香港、澳门放宽内销市场。因为香港已回归祖国，澳门亦将成祖国另一个特别行政区，粤港澳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加速全面整合。在这一个区域里面，可考虑将大部分的投资、就业等限制适当加以解除。欧洲不同国家已经成功地在经济上朝一体化方面迈进，粤港澳之间，应更有条件比他们更紧密地结合。澳门亦应争取国家支持，放宽国内旅客到澳门旅游、投资的限制，并简化海外旅客经澳门进入珠海的签证手续。
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粤港澳经济合作要建立完全统一的开放市场是困难的，但可以通过经济、产业集团化和多种合作形式，促进两地之间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通，技术、资金和人才自由流动和组合，尽可能地为粤港澳经济合作创造一个优越的外部经济环境，降低商业法规、边检、税制、投资领域的限制。在具体的协调合作方面，应未雨绸缪，对回归后澳门与内地之间的经贸关系、金融关系、航运关系，以及避免双重征税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早作筹划、 制定具体办法。 （注：1996年6月7日《澳门日报》）
此外，随着粤港澳合作的深入，澳门与内地经济与金融关系进一步密切。目前，金融稳定已成为经济稳定的重要保证，而稳定港币币值，维护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联系汇率制的稳定有其经济基础和内在稳定机制的因素，如套戥机制等，但内地经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则是香港保护联系汇率制的强有力的后盾，也是香港、澳门经济稳定和繁荣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央政府目前1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政府领导人在多种场合支持联汇制和香港、澳门经济稳定的表态，对增强港人和澳人信心起到极大作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香港经济以及联系汇率制发生较大震荡或突变性事性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故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对维护港澳经济稳定与繁荣尤为重要。
5、人才问题。
90年代以来，澳门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澳门工业转型及经济结构调整缺乏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需要动员全澳兴学重教、增加教育投资，并加强职业培训。制定科学的职业培训政策，建立以政府资助的法定机构为主，多方积极参与的培训体系，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提高职工培训的层次和水平。从根本上说经济持续发展离不开一套完备的教育制度和完整的劳工培训计划。所以，澳门可考虑在澳门大学开设多种形式的专业课程，并促进社会办学。强化人力资源开发的另一途径是引进人才，这是一个地区加强竞争力的常见做法。因此，短期内澳门可以借助中国内地、香港的合作来弥补人才不足。澳门可建立吸纳境外人才的有效机制，采取优惠政策来吸引本地缺乏的海内外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
但引进人才会带来本地劳工工资水平相对降低、失业率增加等问题。在澳门外劳输入问题上，雇主或资方因承缺受工压力及为了纾解工资压力，较倾向于赞成自由输入外劳，对政府现阶段暂停输入一般性劳工表示反对。劳工或劳工团体在本质上易受外地劳工引进而遭致损害，故对输入外劳一直持反对态度。虽然导致目前失业率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转型、经济萧条等，但劳工团体皆认为近年扩展的输入劳工政策才是导致近期失业率急升的重要原因。（注：引自1998年3月20 日《人民日报》）
澳门的外劳主要来自中国、泰国、菲律宾等地，其中中国有近3 万人，占80%左右。鲁平1995年在北京会见港澳工会“五一”代表团时表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不希望从内地向香港和澳门大量输入劳工”，“内地劳工去澳门的比较多，澳门当地工人工资相应的降低，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在澳门回归以后，由于从有利降低相关行业经营成本考虑，输入外劳的政策短期内不能废除，但可适当加以限制，如适当控制低素质劳力的进入，而鼓励专业人士来澳门定居和投资居留。
6、其他问题
民主和人权问题一直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推行其价值观念、干预他国内政的借口。澳门在葡萄牙殖民统治下4OO年， 过去从未实行过民主选举，澳人也没有什么民主可言。正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基本法规定了澳门民主循序渐进发展的原则。澳门回归祖国后，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人真正当家作主，澳门永久性居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澳门的中国公民，还有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务，如澳门在明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将首次有自己单独的代表团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参与国事。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澳门人，完全能选择符合澳门实际的民主发展之路；而任何外国势力想通过“民主”名义来插手港澳以至中国事务均为徒劳。
澳门与香港虽有所不同，但仍要防止和遏制“美国因素”介入澳门事务。出于各种目的，当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最容易为国外政治势力所指手划脚的是人权、民主问题。中葡两国早在中葡联联络小组谈判时已达成共识，把关于人权的两个联合国公约引伸到澳门，这对于澳门各界均有积极意义。
7、继续发挥澳门中资机构的作用。
澳门中资企业是指内地资本经国家批准在澳门注册经营的企业。最早的中资企业是1949年8月成立的南光贸易公司， 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经过50年来的发展壮大，中资企业已成为澳门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到1997年底，经国家批准在澳门登记注册的驻澳中资企业已有2OO 多家。目前，中资在澳门几大支柱产业中的比重分别为，地产建筑业占70%，金融业占60%，旅游业占50%，贸易占30%。其中博彩业因澳门政府实行专营制，故中资企业不曾涉足。博彩业在政府收入及经济增长方面虽然均处于龙头地位，但中资企业在其它各产业中所占据的较大比重，对澳门经济整体结构以及未来发展远景的影响却更为深远。（注：参见赵建群，《澳门中介作用面面观》，《当代港澳》，1998年第2期。）
长期以来，中资企业背靠祖国内地，立足澳门、服务澳门，为澳门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澳门投资环境；二是大力发展金融业务，支持澳门经济建设；三是发展新兴工业，推动工业转型和向多元化发展；四是提供就业机会，培养当地人才，目前驻澳中资企业员工中有90%为当地人；五是积极参与澳门过渡期事务等。同时，中资企业自身亦得到发展壮大。如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由1950年成立南通银行发展至今，已成为澳门发钞行，承担着澳门币一半的发行任务，而葡资大西洋银行自1905年至1995年独家在澳门发行钞票，在1999年以后其地位完全由中国银行取代。中国银行又是指定港币清算行、澳门最大的商业银行，其业务量占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发展最快的是福建的中福公司，从1984年在澳门成立时注册资本30万澳币，发展到目前资产总值已超过10亿元。
中资企业发展壮大，是澳门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在澳门的中资企业还应注重企业整体素质的提高，不断探索和调整经营策略，大胆聘用当地和世界各地的优秀管理人才。中资企业在澳门不享有任何特权，既应遵守澳门法律，也必然受澳门法律的保护，受澳门特区政府监管当局的同一标准的监督，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竞争。故中资企业应从加强自身的规范着手提高管理水平，注意吸收经验与国际规范接轨，同时又要树立中资企业的良好形象。政府对内地企业进入澳门的渠道应予以引导、监管，加强银行的监管作用，既不能让违规资金可以肆意进入澳门、冲击澳门本地经济秩序，对有发展潜力和实力、对澳门经济结构调整有推动的企业又不应加以阻碍，适当放宽对内地企业来澳门投资的限制并提供服务和资讯条件进行积极引导。（注：参见赖伟文，《中资企业在澳门》，《紫荆》，1998年第7期。）
目前，中国内地国民经济已由“高增长、高通胀”转入“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轨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粮食、外汇储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今后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可靠条件。国家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澳门克服目前的困难、平稳过渡和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