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史实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庚子赔款论文,史实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0年6月，建国仅一百多年的美国，出兵大洋彼岸的东方文明古国，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了中国反帝爱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次年9月7日，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达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分得3千2百多万两白银（约合2千4百多万美元）。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两院联合决议，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以此作为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大多数帝国主义列强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解放前后，代表中国最高科学水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受益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六。（注：李旭辉硕士学位论文《庚子赔款与中国近现代数理科学》，1995年。）
然而，美国政府主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是不确切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注：拙文《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史实》，《文汇报》1997年2月12日，《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
一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注：《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钱宁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3页。《中国留学教育史》，林子勋著，台湾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第51页。）曾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位居首届上海图书节暨96上海书市畅销书榜首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在论述庚款留美学生派遣史实时，作了如上说明。
更具有权威性，更具有学术价值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注：陈学恂、田正平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与考选留美学生的缘起”的章节中，收录了清朝政府外务部和学部1907年7月10日的“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的奏章，拟定了具体实施的方案，即前四年每年派约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50名。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建肄业馆一所。但是，“缘起”并未说清，收录的史料不全面、不确切。
在涉及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的缘由的文章著作中，更多记载的是两位美国人的言行。一位是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1906年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建议派遣教育委员会赴中国考察，为中国赴美留学生提供资助。其中，他说的一段话曾被广泛引用，“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业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另一位是在中国传教数10年的明恩溥(Arther H.Smith)，他在1907年于纽约出版了《今日的中国与美国》，其序言是在上海写下的。他指出，利用庚子赔款可制止中国将来发生类似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注：《美国史新编》，杨生茂、陆镜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29页。参见《中国院士诞生记》，《文汇报》1996年12月9日；《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孙石月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第10页。）正是这两位美国人“促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去职之前，于1908年退还部分赔款，专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詹姆斯的备忘录是由明恩溥收录在其《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注："China and America To-day",by Arthur H.Smith,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7,P.213、214。）一书中，而此书并无中文译本。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和学者胡适，1910年7月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8月赴美留学。应该说，胡适对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的起因有所了解，其实不然。他曾说过：“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学生大批来美留学，实是1909年所设立的‘庚款奖学金’以后才开始的。原来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一条法案，决定退回中国在1901年（庚子）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额——换言之，即是美国扣除义和拳之乱中所受的生命财产等实际损失（和历年应有的利息）以后的额外赔款。”（注：《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协助胡适完成口述自传的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则在注释中补充道：“又据胡氏口述，以‘庚款’作中国学生留美费用，系出自中国政府‘自动提议’，亦与宋（晞）文所引伯顿(Comelius H.Patton)之言不符。后者说是出诸美国政府的要求，似较可信。”（注：《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页。）由此可见，几乎所有的人对此事都不甚了了。
19世纪末叶，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确立，羽毛渐渐丰满，进入了海外扩张侵略时代。它以“门户开放”为旗帜，跻入列强的势力范围以扩大美国在华利益，从而达到独占中国的最终目的。为此，美国政府怎么会突然良心发现，慈悲为本，退还部分赔款呢？这显然是和其全球性扩张侵略行径不相符合的。
二
吴宓在其自编年谱一书中追记美国政府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的事实是令人可信的。吴宓于1911年初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比较大学硕士学位，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学贯中西，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优秀人才。吴宓当年清华学校毕业时，因体育课不及格，加上体弱和患角膜炎，遵照校长批示“留校一年，练习体育，医治目疾”。不久被聘为清华学校文案处（即秘书处）翻译员。四、五十年后，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字记载，“宓在文案处一年，得阅读许多秘密之档案，备悉早年清华创办之实况与详情。例如美国何以独慷慨愿退还此一部分之‘庚子赔款’？——实由我国驻美国公使梁诚（广东省人）曾在美国国务院阅读其秘藏之档案，又在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文件，得知美国政府1901年向中国索取庚子赔款时，其所提出美国人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生命、财产），事实不尽正确。故由此根据而造成之赔款数目，亦是曾经妄为扩大，实嫌太多。如此者许多条，许多件。彼美国人已承认其为‘虚构捏造，不合事实’，而责评其‘索取过多，不合道德’者矣。梁诚公使乃取此类之事实与文件，分别编录成册。暇时，辄与所识美国国务院及外交部之官员，从容谈说。最后，乃直对国务卿海约翰氏(John Hay)婉言：以美国之富，与中美邦交之厚，美国岂吝此区区资财。若能根据切实之调查，将其中‘多取、不应取’之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又须善为使用该款，例如派遣中国男女学生，赴美国留学，则在美国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错误，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云云。海约翰氏深为所动，遂有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之义举。此1907年1908年事也。……宓按：六七十年来，即由清华出身之留美学生中，有几人得知美国此义举半出于被动？谁知梁诚公使之智术与伟功哉？”（注：《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51页。）
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本世纪初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的历史真相？
三
历年来关于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的缘由的材料，来自于何处，是令人疑惑的。时下，最系统全面，最具有发言权的，当推《清华大学校史稿》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尤其是后者，因其收录的第一手资料，足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见证者。
清华大学于70周年校庆之际出版了校史稿。早在1959年，清华大学就成立了校史编辑委员会，着手进行校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撰写工作，至1965年，送审了校史稿的解放前部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断的校史编写工作重又恢复。1981年该校史稿的解放前部分被修订，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又过了10年，清华大学于80周年校庆之际出版了该校的史料选编，是精装本的，印数仅2500册，比校史稿的印数少了一半以上。两两对照，细细揣摩，可见端倪。
校史稿的第一编为清华学校，第一章为清华学校成立的经过，第一节为美国“退款办学”，下属的部分“一、”是“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提出。
“……美国分得赔款后，减去它自称‘实应赔偿’部分（包括美国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军费赔偿，及美国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所谓‘损失赔偿’两项，尚多出一千一百余万美元。
一九○四年，美国总统梯奥道尔·罗斯福和推行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务卿海约翰，自认美国向中国索取的赔款‘实属过多’，开始提出拟将一部分‘额外’的赔款，‘退还’中国，并表示这笔退款须用作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用。所谓‘退款办学’的谈判自此开始。”（注：《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第1-2页。）
很明显，是美国政府“主动”退还部分赔款的。可是，在其中一句的“并表示这笔退款须用作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用”的后面加了注释记号①，其注释是“清朝政府驻美公使梁晟致外交部函，一九○五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卷宗号1”。“一九○五年”即“光绪三十一年”。“晟”除了读音外，和“诚”是两个不同的字。注释者有误，当时不叫外交部，而是称外务部。史料选编中标题为“二、美国退还庚款办学”中收录1905年驻美公使梁诚致外务部函共有4份，日期分别为1月19日、2月16日、5月13日和11月1日。为何独独不见校史稿该注释中所写的“四月十日”函？1905年5月13日即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四月十日”是否“四月初十日”之误？阳历和阴历混淆了。
1月19日的函为“美国还银办法未允现商请减收由”。当时美国倡议赔款用白银偿还，后又“与各国另议还金办法”。“诚遵即而告美外部海约翰……诚告以赔款用银，美国独倡其议，且已慨允於前，安可反复於后……诚晓以美国政策向系独断独行……海始允为转达总统，交廷臣集议再定办法。诚复晤柔克义，极陈利弊，……今晨复晤海外部，询以廷议结果。……诚告以……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於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堪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海云贵大臣所言确有主理，自当极力代谋，惟总统甫得蝉联，举动不宜过骤，……诚查各国还金既有成议，美国断不肯独自收银而故作矫同。……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约计将来减收之数，较还金亏耗必可相抵有余。……诚当随时运动，遇便催办，务期早日议行，免致事久生变，……”（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3-74页。）。梁诚为使祖国免遭再度巨额损失，一再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当见美国不肯回心转意，便萌生了让美国退还部分赔款之计策。从中可见，海约翰承认赔款索取过甚，并非是主动的姿态。
2月16日的函为“还金三端美金照允译送美外部来文由”。至此，赔款用金已成定局，美国政府拟定了具体实施方案。
5月13日的函则是“赔款减收似可图成，宜声告作为设学游学之用请酌示由”。梁诚以充足的理由说明了赔款的可行性，并以战略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略，进一步提出和争取赔款作为“设学游学之用”。“……兹查此项赔款，除美国商民教士应领各款外，实溢美金二千二百万元。自海约翰代陈鄙意，倡议减收，又经诚运动劝说，近来上流议论已觉幡然改变，即固执如户部大臣疏氏者，亦不复显然相拒。观其相兆，似可图成。美使柔克义於此举尚表同情。……柔言，总统以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经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今美总统所言，无论是否有心干涉，均应预为之地，庶免为彼所持，尤应明正其词，庶彼为我必折，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旧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至竟归他人掌握矣。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害损益，已适相反。……即使如数归还民间，未必获益，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耶！”（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6-77页。）梁诚为实现其争取退还部分赔款的目的，竭力倡议广设学堂遣派游学，可谓用心良苦。
北洋大臣袁世凯获悉此事，立即致函外务部，主张“应将此项收回之款，用以整饬路矿”，然后“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8页。）未几即被外务部以“不宜”而回绝。
梁诚11月1日的致外务部函为“陈述美廷议减赔款情形办法由”。其中提到和总统晤谈，“总统力允俟议院开会一并商议（退还部分赔款）”。
退还部分赔款，并非是轻而易举之事。直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此事才明朗起来。这一年梁诚致外务部函被收录在史料选编中共有两份。一份是7月16日的“函陈现议减收赔款情形由”。“前月探闻外部路提复波士顿友人书，有赔款终可减收，惟现收之数尚未足额，非俟数日以后不能定议等语。诚唯此事前由诚与海前外部面订办法，经卢总统允许照行。适以收回粤汉、日俄战事、抵制美货等事迭起环生，议遂中辍。……再阅数年，美国政府要人全易，……实深焦灼，不得不以全力相搏，作争胜须臾之想。”（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1页。）梁诚眼观四处，耳听八方，此时此刻焦虑之情跃然纸上，可想而知。他千方百计地收集各种赔款资料，在这份函中，他提到“美国海陆军费开报至一千一百余之多”，这占了赔款的近一半，可是海陆军队都是由菲律宾的美军就近调遣，如果分别核算，根本没达到所报的数目。另一份8月3日的函为“美退款事兹将外部照会并奏稿抄送留案由”。此函可认为是退还部分赔款的预告。“本大臣查美国公私支费实需之数，尚不及半，经商函贵部与彼外部磋议，事阅三年，屡生波折。本月初五日接外部文称：‘前项赔款经核实计算应收美金十一兆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奉总统谕，饬国会援权，特与贵国将赔款原稿更正减收，以敦睦谊等情。”计实减让本利共美金二十七兆九十二万余元，约合华银三十三兆五十余万两，……”。（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2页。）梁诚上任三年，发现并查证了赔款“冒报浮开”，最终力挽狂澜，巧妙地减少了中国的损失，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此后，接任梁诚驻美大臣一职的是伍廷芳。从他于1908年4月17日和7月6日致外务部函中可知，旅华美商人中被政府认为虚开损失数的，纷纷向下议院指控，后议院议定加了二兆元，“以备旅华美商人等续行索赔之用”。伍廷芳此前曾设法驳减。
由美国官方编写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1907年）一书，收录了美国国务卿鲁特于1907年6月15日致中国公使梁诚函，声称“到1907年6月1日为止中国已付给美国共计6010931.91美元。从赔款一开始本政府就有此意向，即在适当的时候，当所有的申诉均已提出，所有的开支均已尽量完整地确定之后，原来估计的数字以及赔款支付总数应予修正。……总统将在下一轮国会会议中要求授权修改与中国签订的有关赔款额的协议”。（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7.edi-tor: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Office of the Historian,Bureau of Public Affairs.publish:United States Govem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10,P.174.译文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92页。）梁诚所独倡的赔款减收竟和美国政府的最初“意向”不谋而合，而美国政府退还部分赔款的设想竟是在中国赔款开始之时，真是匪夷所思。
1908年5月27日和5月29日，美国国务卿鲁特和代理国务卿培根分别致函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和中国驻美大臣伍廷芳，传呈国会于1908年5月25日批准的一项法令的副本，即“29号政府决议：联合决议——拟豁免中国部分赔款”。同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致函中国驻美大臣和美国驻华公使，转呈一份根据国会两院联合决议并由总统签署的实施法令，指示赔款中的退款从190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8.P.64-65,P.72-74.《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96-98页，第109-114页。）。
行文至此，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的缘由该明了了。“谁知梁诚公使之智术与伟功哉？”吴宓先生当年的遗憾竟然存留到了八十年代出国潮后的今天。
四
最后，还需提及清华史料选编中的有关史实材料，这颇令人回味。
在《清华周刊》该校十周年纪念号中有篇名为《清华园与清华学校》的文章，明确指出：“可是退还赔款一件，既非我国政府的起意，也非美国政府的自动。……当时主持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一举，在我国由梁氏独争，在美国亦由梁氏首倡。我们适才推许的两位功人海约翰虽有公道的主张，有一九一七年参议院提议建立铜像为他旌表，独梁氏的劳绩至今没人提及也没人知道，这是我们所不可不牢牢纪念的。”（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25-26页。）由此断定，当年为梁诚功绩被埋没鸣不平的大有人在。两年后，即在1923年的《清华略览》中记载的史实是：“民国纪元前八七两年间（清光绪三十、三十一两年间），吾驻美公使梁诚先生因美外交总长海约翰氏有‘美国所收赔款原属过多’之言，一面分向美当局劝令：核减，一面上书清政府，请以此款设学育才。”（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26页。）又过了二、三年，在《清华年报》中记述清华历史时留下的笔墨为“一九○四至一九○五（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中国驻美大臣梁诚与美内阁总理海约翰(John Hay)交涉退还一部分赔款，专办教育事业。”（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31页。）
如果说历史史实不被涂改的话，也就不会时至今日的以讹传讹、混淆黑白了。令人诧异的是1931年5月的《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其中《校史》一篇把历史颠倒了。“清华之历史当溯及于拳匪之乱，美国以是役之损失而得赔款二千四百四十四万七百七十八元九角一分。当时有公理会牧师施美士A.H.Smith主张的赔款退回办学。一九○六年施牧师返美，觐见罗斯福总统，陈述此种意见。罗斯福深为赞许，继以此项意见告国务总理路德Elihu Root。路德遂于一九○七年六月十五日照会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通知退回赔款之拟议。”（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44页。）清华校史稿在“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提出”章节中也有如此说法。从此文开首之句的“拳匪之乱”这四个字就可看出作者的亲美倾向，以至于置历史史实于不顾。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家以及美国政府官员从其国家利益出发，与列强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赞成退款办学，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当初游美肄业馆的办学方针均照搬美国。1911年，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迁入清华园，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早在1909年清政府公布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中，就已规定负责人员“并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清华校长既听命于外务部，又受命于美国公使馆。清华学堂时的教务长胡敦复，极为学生所爱戴，后被美国公使建议“不能与美国教师合作，应即撤换”而被迫辞职。以后成立的清华校董事会由美国公使馆把持。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所有一切均仿效美国。因而，从清华学校深深打上的美国化的教育传统烙印来看，从有关清华的重大事宜须经美国驻华公使首肯来看，将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的缘由来了个改头换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结束本文时，不能不提到“幼童留美”，这是由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美毕业生容闳所首倡。1872年，容闳亲自招选的30名中国男孩从上海启程，远涉重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接连三批中国幼童赴美。稍后，有40多名中国留学生赴欧洲留学。1881年，清廷决定召回幼童，近120名幼童全数被遣送回国。“迨后游学回国者，渐卓然有所建树，而为前辈士大夫所推重；若梁敦彦、唐绍仪、梁诚、伍廷芳、严复、萨镇冰、辜汤生、詹天佑、蔡廷斡诸士是也。”（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36页。）尽管容闳倡导幼童留学计划最终夭折，可是作为留美幼童之一的梁诚，则在国难当头之时，凭借其智慧和胆略，以遣派留美学生的方式，争取了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留学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优秀的中国年轻有为的人才，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