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泉[1]2007年在《河南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探讨》文中研究说明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造福千秋万代的持久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可持续发展从蕴育到正式确立,都与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密切相关。烟叶生产和其它农业生产一样,是国民经济中风险较大的弱势产业。烟叶是烟草行业发展的基础,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事关行业发展全局。河南省是我国重点烟叶产区,河南烟叶是浓香型的代表。以河南为代表的黄淮烟区历史上曾为中国烟草做出过重要贡献。在新的形势下,河南省烟叶种植面积和烟叶收购量却连年滑坡,因此进一步优化河南省烟叶生产布局,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和烟叶质量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烟叶质量的过程控制,实现烟叶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已迫在眉睫。无论从确保“中式卷烟”生产所必须的原料来讲,还是从中国烟叶的可持续发展来讲,河南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好了,将对解决全国烟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通过把烟叶生产融入大农业管理范畴,对河南烟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产业结构、生产技术人员和烟农素质、种植布局变化情况、生产设施建设情况、烟叶品质结构、生产组织管理形式、生产投入机制及保障机制等与烟叶生产相关因素的评价,找出影响河南省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从生态条件、烟叶质量、经济可行性和技术支持度等四方面构建河南烟叶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河南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2000～2005年河南烟叶可持续发展评价综合得分分别为-0.86141,0.538479,-0.37626,-0.48289,0.596849,0.585232。烟叶发展总体趋势是平稳的,有逐步提高的苗头,但是发展中也有波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河南省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一是建立基本烟田保护制度,改善烟区土壤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布局调整力度,努力提高烟叶种植集中度;三是加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烟叶生产条件;四是强化科学技术对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五是建立烟叶生产保障机制,保护烟农利益:六是积极探索新型烟叶生产组织管理形式。河南烟草只有按照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树立和落实可学发展观,解决好国家、企业、职工、烟农的利益关系,解决好烟叶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矛盾,适应环境、协调环境,烟叶生产可持续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陈锋正[2]2016年在《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农业经济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农业发展方向,为破解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矛盾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农业面源污染依然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矛盾日益严峻。在相关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或农业经济单向度研究的局限性,不能真正探析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之间矛盾的根源,提出的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疗法”,不利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借鉴系统观和协同学思想,将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置于更加宏大的系统视野中,统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逻辑关系和耦合原理,关注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目标、内容、特征和机理,以及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可以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进行科学、有效的研判,为深入探究二者耦合机理和协同发展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通过主客观世界的有效联系,将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农户行为等主体行为分析纳入到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中,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主体行为对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影响,为农业生产实践和相关政策设计提供有效参考。通过对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和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都表现出随时间发展的增长态势,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主要是由政府行为引发的响应类指标的拉动所致,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中驱动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的贡献率相近且都表现较为稳定;第二,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的耦合度都在0.9以上,属于优质耦合关系,二者协同度在0.40488-0.89117之间,并表现为逐年上升的趋势,耦合协同发展状况以2008年为界线,2008年之前的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功效值大于农业经济子系统功效值,2008年之后二者关系倒置;第三,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评价结果显示,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与农业经济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和耦合系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协同发展非有效;第四,在主体行为分析中,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可以统一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其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认知程度和受控制程度等变量是影响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提高社会大众增强耦合系统协同发展共识、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加大科技与信息建设投入、促进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设计提供可靠依据。
孙德中[3]2015年在《“四化同步”测度与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在“四化同步”相关文献梳理、数据搜集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思路,依托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利用实证计量手段,明晰研究视野、确定理论依据、综合比较分析测度方法、深入剖析研究案例、尝试提出问题解决策略。据此,梳理“四化同步”研究的国内外历史现状;厘清“四化同步”的内涵意义和基本特征;全面综合分析“四化同步”的理论本质和机理基础;综合筛选“四化同步”的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比较分析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深入研究分析案例;结合测度评价结论,尝试提出策略建议。本论文的研究结论认为:一是“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基础着力点在于逐步化解区域和城乡发展水平的区域空间差距。二是对“四化同步”的问题区域,应针对性地构筑差异性区域政策体系,促进综合性、整合性的空间区域政策创新转型,优化结构性政策体系。三是应充分利用影响“四化同步”的主要因素的作用机理,有目的、有方向地控制“四化同步”的演进方向及结构构建。四是推进“四化同步”应依托工业化构建产业基础,打造就业吸纳平台和创造收入机遇;高度关注信息化的融合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继续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扶持与金融引导力度,促进社会资本向“三农”领域转移,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充分发挥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构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环境,配合人口转移和要素集聚;构筑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宽松体制与政策环境;继续深化户籍制度区域差异性改革;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全面阐释了互动机制的理论基础。系统、全面、综合地梳理分析了“四化同步”的互动机制理论,构建了针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深度诠释“四化同步”中各个“单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努力阐释“四化同步”的系统论、协同论、产业链、地理学、互联网+等理论支撑基础;系统深入地梳理分析了“四化同步”四个层面中,相互排列组合、互动发生作用的6对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基本关系特征;提出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机制导向。二是综合提炼了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全面、系统、合理地遴选分析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指标体系;上升到理论高度对“四化同步”的测度评价指标进行初步理论遴选;采用模糊隶属度、相关度分析等方法,分别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四化同步”测度评价指标的隶属关系和相对关系,为合理精简繁杂指标,科学优化指标结构奠定了基础。三是比较梳理综合了指标数据预处理。综合分析了指标数据预处理的思路和方法;介绍了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思想和方法;综述了指标数据的权重赋值思想和方法;综合分析了指标数据权数地位确定的熵值法、标准离差法、CRITIC法等的数理原理方法,以及主观赋权法,使得分析研究可从总体上全面把握“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数据处理思路和方法。四是比较分析了综合发展水平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及适用性。比较分析了主成分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法、优劣解距离法(TOPSIS法)、熵值法等四大类测度评价综合发展水平的数理方法原理和适用性之优劣,提升了研究的视野和对问题把握的能力。五是比较分析了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及适用性。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耦合法和协调法、灰色关联度法、单位根--格兰杰法等三大类测度评价互动关系水平的数理方法原理和适用性之优劣,使得研究能从总体上全局把握“四化同步”互动发展关系测度评价的实质所在和切入点。六是详细构建分析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河南案例。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理论研究文献的综合梳理、理论基础的构建、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比较分析、指标数据处理的思想方法、测度评价主要方法的比较分析选择等等研究结果,具体运用于河南案例的测度与评价实践,并将测度结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事实相对照,以验证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筛选、指标数据处理、测度评价主要方法应用等方面的科学合理性,以增加“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研究的信服度。七是尝试提出了“四化同步”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利用河南案例测度评价的相关结果,结合“四化同步”的发展实际及未来趋势,尝试提出了政策建议,构建了从“四化同步”的理论阐释,到“四化同步”的实证计量,再到“四化同步”发展实际验证的研究逻辑框架和研究过程。本研究在指标体系构建与科学性改进、评价方法的多元选用比较、数据实证的横纵综合分析完善等方面仍存在遗憾不足和改进空间。
李芝兰[4]2000年在《河南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结合河南农业发展的实际，对河南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从经济、社会、资源与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进行了总体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分析认为，河南农业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基本上是持续不断增长的，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食物安全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但还缺乏一定的稳定性；近期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农业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势，农业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科技能力低弱，财政支农资金减少，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这些因素都成为河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包括发展生态农业、加快科技进步、实施资源综合管理、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措施。
刘晓永[5]2018年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化肥消费量大、有机肥资源丰富,但有机肥养分资源数量和还田量以及农田养分的输入、输出时空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各地区农业生产中养分需求和供给不清楚,严重制约养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和平衡以及农业生产对养分的需求,把握不同区域养分资源与利用特点,可为养分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分配提供战略性对策和依据。本研究采用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等,研究了1980~2016年中国秸秆、粪尿等有机肥养分的数量、区域分布和还田量,分析了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平衡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估算了2016年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我国农业生产的养分需求以及化肥需求和供给差。主要结果如下:1)依据作物产量、草谷比、秸秆还田率和秸秆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秸秆和氮磷钾养分量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85.77%和104.00%,2010s年均分别为90585.89×104和2502.11×104 t,西北诸省、西藏和黑龙江省增幅明显,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以及黑龙江省秸秆及其养分资源占全国2/3以上。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NPK还田量增长2倍多,2010s年均为1783.23×104t,还田率为71.27%,其中N 579.14×104 t,P 106.27×104 t和K 1097.87×104 t,还田率分别为60.70%、77.34%和77.83%。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黑龙江省的秸秆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70%。2)基于畜禽年末存栏数、年内出栏数、饲养周期、排泄系数和粪、尿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畜禽粪尿量、粪尿养分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畜禽粪尿量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53.35%和62.28%,2010s年均分别为423529.66×104(鲜基)和4095.76×104 t,东北地区增幅最大。畜禽粪尿NPK还田量从1980s年均1132.71×104增加到2010s年均1713.33×104 t,河南、四川、内蒙古、山东、河北、湖南、新疆、广西、云南和安徽的畜禽粪尿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02%~59.66%。2010s畜禽粪尿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617.99×104、297.81×104和797.53×104 t,还田率分别为30.58%、70.75%和48.22%。3)我国有机肥NPK(N+P+K)资源量持续增加,2010s年均达到7797.41×104 t,比1980s增加67.11%,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河北、湖南、内蒙古、湖北、云南、江苏和安徽有机肥NPK资源量约占全国的55.21%~57.33%。2010s有机肥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1332.69×104、437.97×104和1929.30×104 t,还田率分别为35.00%、61.91%和58.78%。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内蒙古、湖南、安徽、江苏、湖北和广东的有机肥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72%~60.82%。4)基于作物产量,单位经济产量吸收养分量和秸秆还田养分量,估算了不同年代各省作物生产中养分移走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农田氮磷钾养分移走量(N+P2O5+K2O)增长75.33%,其中N、P2O5和K2O分别增长67.03%、82.59%和84.81%,西北地区增幅最大,2010s年均移走量为3086.90×104 t,其中N 1497.07×104 t,P2O5 621.23×104 t,K2O 968.60×104t,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四川、吉林、安徽、湖北、湖南和广东的农田养分移走量约占全国的55.66%~59.75%。5)通过计算养分的投入(化肥、有机肥)和产出(作物移走量),得出不同年代各省养分表观平衡和偏平衡(PNB,养分移走量/投入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氮磷钾养分盈余量(N+P2O5+K2O)增长208.23%,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河北、广西、广东、安徽、湖南、江苏和云南的盈余量占全国的56.23%~64.33%。2010s盈余5284.42×104 t,其中N、P2O5和K2O分别盈余2220.36×104 t、2002.27×104 t和1061.79×104t。1980s到2010s PNB逐渐下降,2010s PNB-N介于0.13~0.87,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高于0.37;PNB-P2O5介于0.06~0.41,东北高于0.26,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介于0.19~0.29,其他省份低于0.20;PNB-K2O介于0.02~0.85,东北和华北大多数省份高于0.53,其他多数省份介于0.3~0.6。6)按2016年农作物、林地、草地、水产养殖面积和平衡施肥量,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全国氮磷钾养分(N+P2O5+K2O)的需求量为8441.80×104 t,其中N 3758.13×104 t、P2O5 2035.96×104t和K2O 2647.71×104 t。粮食作物养分需求量约占全国的41.53%,其次蔬菜/瓜果占21.09%。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养分需求较大,河南、四川、山东、湖南、广西、河北、云南、湖北、内蒙古和江苏的养分需求量占全国的52.96%。全国化肥消费与需求差为744.52×104 t,其中N亏缺120.61×104 t,P2O5过量474.78×104 t,K2O过量390.35×104 t,华北地区过量最多,特别是河南、山东、河北过量较多,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多数省份化肥投入不足。
桑智磊[6]2007年在《河南节约型农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河南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现有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能力已无法满足传统模式下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因此,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大力发展节约型农业,打破资源约束缓解环境压力,走兼顾发展经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统筹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是河南向经济强省跨越、加快中原崛起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分析现实、阐发理论、服务实践为运思方向,运用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以比较与分析、归纳与演绎相结合为研究方法,从节约型农业的由来入手,对节约型农业概念进行科学界定,进而分析了节约型农业的模式、特征及路径取向。同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发展节约型农业有利于河南克服资源瓶颈和环境压力,有利于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河南发展节约型农业在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河南的节约型农业模式。当前,河南发展节约型农业潜力巨大,空间无限,应以节地、节水、节种、节肥、节药、节能、节粮和节工为重点,走一条以科技化、机械化、组织化、企业化、集约化为基本取向,以秸秆利用、沼气开发为带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相结合、技术进步与体制创新并举的路子。
李延森[7]2017年在《河南固始现代农业生态观光科技园规划设计》文中研究表明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在科技不断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农业经济的竞争已经由资源、规模的竞争转向科技、设备、知识投入的竞争。为了顺应时代发展,传统农业必须向现代科技化转变,构建现代科技型农业园区。在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以90年代建设的北京中以现代农业示范农场、以及上海孙桥现代科技农业园为开端,经过多年示范推广,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在我国取得了一定发展,这些发展成果促进了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提升了行业竞争力。但从实际经营情况来看,许多农业科技园区的规划建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同质化严重、发展定位不明确、辐射带动能力差、科技投入不足、综合效益低,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建设。本论文首先通过搜集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对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理论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并梳理了现代农业园区相关概念界定、园区特征、设计手法等,对现代农业园区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另外结合国内外优秀案例总结了目前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和建议。在以上理论学习成果的指导下,对固始现代农业生态观光科技园进行系统的规划设计:首先对该项目现状条件及所在地社会背景进行了实地调查分析,在分析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极理论、景观生态学等相关理论确定了该项目的目标定位,重点规划了该园区科技示范及辐射模式以及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最后根据总体规划制定了详细的功能分区及细部设计。力求通过本项目实践检验相关理论的可操作性,并能够为今后相关案例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顾莉丽[8]2012年在《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造了以世界9%左右的耕地、6%左右的淡水,养活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迹。虽然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还不稳固,随着惠农政策边际效应的递减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式的变化,中国粮食生产情况还不容乐观。粮食主产区是中国商品粮生产的核心区域,对确保国家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旦粮食主产区出现问题,就会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变化是自然、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乃至在未来都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从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与粮食安全相结合的视角切入,揭示中国粮食主产区历史演变的特点与原因,探讨粮食主产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基于比较利益的粮农种粮行为选择,探索在粮农收入构成中粮食收入不断下降情况下,农户投资粮食生产的动力机制,为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建立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共分为八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为本文的导论。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界定论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并对本文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阐述。第二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从分析中国粮食主产区演变的历史进程入手,概括总结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特征,实证研究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探寻带来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生产格局和流通格局两个方面。从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迁看,全国粮食生产区域由南方持续向北方转移,由东部、西部逐渐向中部推进,其中东南沿海区粮食生产急剧萎缩,东北区和黄淮海区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粮食主产区的边界明显地呈现出缩小趋势。从中国粮食流通格局变迁看,伴随着粮食调运由计划调拨到市场调节的变化,中国粮食流向流量发生了由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出显著特点：第一,粮食主产区在空间上相对集中；第二,粮食生产与人口分布的地域分异加剧；第三,粮食主产区向经济滞后区域集中；第四,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加大。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是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而发生的,这种变化的形成包含着复杂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多重原因。第一,种粮比较效益相对低下是粮食主产区萎缩的基本原因；第二,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区域差异性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重要原因；第三,人地矛盾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客观原因；第四,社会需求拉动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市场动因；第五,农业科技进步为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提供了推动力。第三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差异分析。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其次,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分别从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化程度两个方面对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内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梯度特征,其中江苏、山东、辽宁和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其它9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粮食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值得关注的是四川、湖北两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粮食商品化程度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其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说明我国主要的商品粮输出省份粮食生产的稳定性极差。第四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主要面临着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失、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粮食流通体系不顺畅、土地经营规模狭小粮农种粮行为的工业化“效应”凸显等问题。第五章为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种粮行为实证分析。结合研究目的,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首先运用VAR模型以浙江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的“轻粮”行为。其次运用Logistic模型以吉林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选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与其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据此对未来种粮行为进行预期。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相对收益的变化是影响种粮行为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户种粮行为具有负效应,即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随着土地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农民种粮积极性将明显下降。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粮食补贴政策等因素都会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粮食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农资价格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还是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相对收益的变化对其种粮行为均有重要影响。通过预测得出：当粮食主产区农户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下降到1/5时,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只有1/10左右,说明在这一“时刻”,农民不再关心土地的收益甚至会发生弃耕行为。第六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因此有必要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政策进行回顾、梳理和评价,提出调整与优化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国家围绕生产要素、生产主体和产品市场从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生产经营、收入支持、风险抗御、加工转化和市场调控等方面搭建起了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现阶段,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无论在政策内涵上,抑或是在外延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发展。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相比,仍存在政策补贴标准偏低,支持力度不够；政策利益主体多元化,执行成本较高；政策功能不强,支持体系不健全；配套政策不利于调动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政策忽视了粮食主产区经济的全面发展等问题。为了促进粮食生产长远稳定发展,构建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必须建立稳定而长效的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政策支持范围,转变政策支持方式。第七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预期。要实现粮食主产区的健康发展,必须结合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现实和未来的需要,科学确定粮食主产区的战略定位,制定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目标,明确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为此必须要强化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要素基础,不断加强自然基础要素,增加人工投入要素,提升效率要素等。第八章为本文的结论与建议部分。在对论文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本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分析国家、地方政府、农民经济利益及其行为相互影响关系,从多视角探讨粮食主产区变迁问题。从综合经济实力、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商品化程度等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分析,以期对未来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定位提供理论依据。以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民兼业化程度的提高,粮食生产的商品意义和收入意义越来越淡化,粮食主产区农民会演化成较严重的“轻粮”行为为背景,探讨未来如何调动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从学术价值、理论意义看,这是基于新的视角关于粮食主产区确保粮食安全研究的理论探索。从实践意义看,本论文对巩固和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粮食主产区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鹏旭[9]2013年在《河南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与生态旅游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湿地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趋势，由于湿地特殊的生态环境，在湿地实行生态旅游开发可以在保护湿地旅游资源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如何在科学的认识并有效的分析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利用生态旅游资源去提升旅游竞争力，在不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是湿地生态旅游发展所关注的重要命题。本文从探讨旅游资源和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入手，对湿地生态旅游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广泛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河南黄河湿地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归纳分类，并据此对其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对河南黄河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归纳，经过分析得出河南黄河湿地旅游资源中自然旅游资源相对比人文旅游资源多，且旅游资源比较独特。同时人文历史遗迹资源丰富，周边地区历史文化氛围浓厚，自然人文旅游资源结合紧密，开发前景广阔。（2）综合利用旅游资源分类结果，利用GIS软件空间分析、距离测算及图层叠加功能得出河南黄河湿地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图，从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方面分别对河南黄河湿地整体及分段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聚集度指数、规模度指数、优越度指数、紧密度指数进行了计算，得出河南黄河湿地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3）对河南黄河湿地生态旅游资源进行swot分析，得出其在生态旅游开发中存在的优势、机遇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合河南黄河湿地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特征及旅游产品开发原则进行了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并对河南黄河湿地分段进行了旅游产品区划。（4）通过对生态旅游资源发展及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研究，建立协调发展模式，从决策协调、协调内容、协调方法及信息反馈协调几大块仔细分析了协调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
张璐[10]2012年在《基于中国知网（CNKI）的我国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文献计量学研究》文中指出休闲观光农业是上世纪八十年末期才在我国兴起的新型交叉产业,从深圳首届“荔枝节”开始算起,至今仅有不到30年的历史。随着社会对三农问题的的日趋关注,以及进入21世纪,政府把发展观光休闲农业提上议事日程,休闲观光农业的建设持续升温。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许多相关问题具有较大争议,学科整合任务艰巨。在项目操作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回过头总结与反思,将实践反之于理论,摸清现状、找准盲点、明确不足,最后找出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明确未来发展方向。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统计学方法对1986年到2010年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休闲观光农业类的4313篇论文进行了全面分析。从文章数量、年代分布、著者信息、期刊来源、基金概况等多方面进行计量分析,在此研究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文献计量法作了有益的补充。通过分析观光农业这一专题领域文献的发生、发展情况,重点阐述了国内观光农业研究现状与进程,总结了其科研群体基本动态,了解了研究的特色、重点与薄弱所在,关注了热点领域并探讨了相关发展趋势。为从事观光农业规划设计、项目管理、教学科研的社会工作者快速了解国内观光农业研究现状与动态提供参考,并为有关政府决策部门、理论研究工作者提供有关信息导向。研究表明：休闲观光农业论文数量呈现随时间增长趋势,尤其是近十年间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但是行业目前仍处于发展时期。休闲观光农业的研究涉及面广,与诸多学科拥有一定交集,休闲观光农业在经济领域的研究最为热门,而人文、信息方面研究最为薄弱。休闲观光农业研究领域的作者群颇具规模,高校作者为其领军人物,但欠缺长期稳定深入研究的科研团队,同时向东南沿海地区聚集的地域分布特征明显。论文期刊来源主要以农业类为主,基础科学类期期刊略次。论文基金支撑明显不足,来源以省级为主。
参考文献：
[1]. 河南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探讨[D]. 李同泉. 河南农业大学. 2007
[2]. 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D]. 陈锋正. 新疆农业大学. 2016
[3]. “四化同步”测度与评价研究[D]. 孙德中. 河南农业大学. 2015
[4]. 河南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李芝兰. 河南农业大学. 2000
[5]. 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D]. 刘晓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
[6]. 河南节约型农业发展研究[D]. 桑智磊. 河南农业大学. 2007
[7]. 河南固始现代农业生态观光科技园规划设计[D]. 李延森. 河南农业大学. 2017
[8]. 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顾莉丽. 吉林农业大学. 2012
[9]. 河南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与生态旅游发展研究[D]. 赵鹏旭. 河南农业大学. 2013
[10]. 基于中国知网（CNKI）的我国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文献计量学研究[D]. 张璐. 南京农业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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