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金融监管与银行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监管论文,危机论文,利率市场化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金融自由化在加强金融深化程度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金融机构的过度冒险行为，加重宏观经济波动程度，并导致更频繁的危机发生(Ranciere，et al.，2006)，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双刃剑”效应已达成普遍共识。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与重要环节，大多数国家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红利的同时，银行的风险与危机也相伴而生。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发挥利率价格发现功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Abiad，et al.，2004)，从而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金融市场风险程度提升，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银行业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危机迹象。事实也是如此，无论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伴随着贷款快速膨胀、实际利率的急剧变动以及金融监管进一步放宽，银行脆弱性暴露出来，并最终酿成不同程度的银行危机。事实上，在经济史上，利率市场化加速实现几乎都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银行危机，各国尝到利率市场化后带来的甜头，它所带来的风险与危机苦果也让一些国家苦不堪言，如何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规避、降低风险以及防止危机的发生，对改革中的国家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大命题。
对于正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中国而言，长期的利率非市场化已经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在利率管制下，由于价格机制发生扭曲，信贷资源向政府与国企倾斜。自1988年中国政府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设想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已经走过了30多年，虽然银行间市场全面实现了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空间不断扩大，市场利率进一步完善，利率管制逐步放松(易纲，2009)，但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吸取别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改革步伐一直比较谨慎。尽管中国金融改革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风险与危机的迹象已露端倪，因此必须正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时期，利率市场化改革仍在推进，有效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维护金融稳定，将是中国政府部门、银行家与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意义深远。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选取全球范围的国家样本，围绕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分析金融监管政策、法规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对银行危机机理产生的作用，从而为各经济体顺利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通过选取跨国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分析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的关系，并分析中国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的产生概率；第四部分对基础模型进行扩展，分析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对银行危机机理产生的作用及效果；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对各国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关于银行危机与利率市场化的文献，国外主要集中在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的研究，利率市场化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因此研究利率市场化不得不涉及金融自由化。Caprio和Summers(1993)认为金融自由化使得银行产生道德风险，金融自由化更具有使银行业产生危机的可能。
和Detragiache(1998)选取1980-1995年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系统越市场化，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越高，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存在正相关关系。Ranciere等(2006)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具有正相关关系。Daniel和Bailey(2007)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分析发现，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许多国家在初期经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低风险、银行稳定的阶段，然后将会进入银行危机增加的转型时期。Shehzad和Haan(2008)通过1981-2002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Abiad等(2004)所建立的包括利率市场化程度指标在内的衡量金融自由化多维度指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降低了系统性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但增加了非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Angkinand等(2010)通过选取1973-2005年间48个国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银行危机的发生与金融自由化部分相关，并不是完全相关，银行危机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管制与法规。
国内学者关于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相关文献较少，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上，例如以总结概括相关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特征、改革路径为依据，对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与启示，但缺乏定量实证研究。熊芳(2007)通过对国外利率市场化的经验进行总结分析认为银行自身、企业和居民等各方面的因素使得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更易发生银行危机，因而，应采取逐步放开利率管制，加强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以及建立健全符合监管要求的金融安全网。陈晨(2012)通过分析国际案例认为一国利率市场化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明显增加，成功推进利率市场化还需具备一定条件。李颖(2012)分析了中国推行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
国内外关于银行危机的相关研究文献很多，但从利率市场化角度去研究银行危机的文献较少，尽管部分学者从金融自由化角度分析了利率与银行危机的关系，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一关系的因素。本文将选用跨国样本数据，计量分析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间的关系，以及金融监管政策、法规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对银行危机机理产生的作用。
三、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分析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危机的影响，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参考和Detragiache(1998)、Shehzadt和Haan(2008)、Angkinand等(2010)构建的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的关系模型，分别构建面板Probit模型与面板Logit模型，实证研究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选用这两种实证方法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其实证分析结果更具说服力，有更高的可信度。面板Probit模型与面板Logit模型表达式如下：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Abiad等(2010)建立的数据库中关于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数据目前只更新到2005年，根据数据的可获取程度，回归模型(1)与(2)所用数据选自50个国家在1973-2005年的相关数据。选取的50个国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既有金融发达国家，也有金融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分别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英格兰、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泰国、突尼斯、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根据Reinhart和Rogoff(2011)的界定，其将银行危机定义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银行挤兑而导致的银行倒闭，或与其他金融机构合并或被并购；第二类指不是因为挤兑而发生的银行倒闭、收购，或政府对金融机构大规模的援助。用0与1来衡量银行危机，当银行危机不发生时取值为0，银行危机发生设定为1，数据来自Reinhart和Rogoff(2011)数据库。利率市场化指标主要衡量利率管制程度，政府对利率的直接控制程度，对利率上限、下限、浮动区间的管制，按照Abiad等(2010)的研究，将利率市场化程度分为0～3等级，等级越高，利率管制越宽松，0表示严格的利率管制，3表示利率完全市场化，利率自由浮动，数据来源于Abiad等(2010)数据库。其他变量定义：
增长率是狭义货币，即流通中的现金+支票存款(以及转账信用卡存款)的年增长率，基于不变价本币计算；GDP增长率是市场价格GDP年增长率，基于不变价本币计算；出口率是货物和服务出口的年增长率，基于不变价本币计算；进口率指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年增长率，是基于不变价本币计算的；储蓄率是国内总储蓄占GDP的百分比；汇率是官方汇率，相当于1美元的本币单位的年平均值；贷款增长率是银行信贷年增长率，基于不变价本币计算；银行信贷规模是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通货膨胀率是经过GDP平减后的价格水平年增长率；汇率管制，按照Reinhart等(2004)的研究将汇率制度分为1～14等级，数值越大，汇率管制越宽松，越趋向于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指标，按照Chinn和Ito(2010)的研究，所得数值越大，开放程度越高。以上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Reinhart和Rogoff(2004)、Chinn和Ito(2010)。
(三)实证结果
运用Stata 12.0对所建立的Probit模型与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回归方程(1)与(2)中Probit模型与Logit模型的结果均显示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出口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不显著，其他解释变量显著。根据马君潞、吕剑(2007)所采取的方法，将不显著的变量从模型中剔除，依次剔除了变量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出口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保留了显著变量利率市场化程度、进口增长率、GDP增长率、储蓄率、汇率、信贷规模、汇率管制程度、资本账户开放度；然后对显著的变量再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1中回归方程(3)与(4)结果所示。回归方程(3)与(4)结果显示，核心变量利率市场化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91、0.169，为正值且均在5%水平下显著。Probit模型与Logit模型估计的利率市场化系数值符号与大小均未发生较大差异，并显著，说明模型设置合理、稳健，所得结果可信。利率市场化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值，说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银行危机发生概率上升，利率市场化程度是诱发银行危机发生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在现实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和Detragiache(1998)统计了1980-1995年间52个进行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发现其中30个国家在进行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或者市场化完成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银行危机。
Probit模型与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汇率与信贷规模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值并显著，说明随汇率上升与信贷规模的提高，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大；汇率管制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值，说明汇率管制越宽松，越接近浮动汇率制度，越容易发生银行危机。进口率、储蓄率、GDP增长率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度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值并显著，说明进口增长率、储蓄率和GDP增长率的增加，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提高，会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这与和Detragiache(1998)的结论类似。总体来看，在对Probit模型与Logit模型分别进行回归，所得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大小、符号与显著性方面均未发生大的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合理可信。
(四)中国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发生概率
因此，由回归方程(3)得到的面板Probit模型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模型为：
Probit模型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模型的函数服从正态分布，结果可以通过查正态分布表得出。
因此，由回归方程(4)得到的Logit模型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模型为：
通过Logit模型与Probit模型的表达式就可以判断一国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特别是考察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关系。
为了分析中国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将中国1981-2011年的利率市场化、增长率、贷款增长率、出口率、进口率、储蓄率、汇率、通货膨胀率、银行发展水平、GDP增长率、金融开放度、经常账户开放程度等原始数据代入银行危机概率模型(4a)与(5a)中，便可得出中国每年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由于Abiad等(2010)中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只更新至2005年，为得到2005年以后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数据，根据Abiad等(2010)的利率市场化指数化度量与赋值方法，结合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政策变动情况，可以估计出2005-2011年间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因为该时间段内中国未实现完全利率市场化，所以利率市场化程度变量依然取2。为进行比较分析，再将样本中50个国家的原始数据代入银行危机概率模型中，得到各国每年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值，将50个国家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值按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国家进行描述分析，经平均计算可得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发生概率的平均值，所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计算得到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值可知，中国1981-2011年间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2002年以来中国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明显高于过去，尤其是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银行业风险与危机已有显著抬升迹象。发达国家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平均值低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平均值，中国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虽然在近年处于上升阶段，但依然低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中国的银行危机发生率依然处于可控制范围，但是需要对未来的银行稳定与风险提高警惕。
四、利率市场化、金融监管与银行危机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不同经济体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产生的效果差异很大，但为何有些国家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产生了银行危机，而有些国家未发生，为何有的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有的国家却失败，这不仅与各国利率市场化采取的方式、步骤存在关系之外，还与各国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等配套措施有很大关系。美国、日本、韩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政府能够根据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在合适的时机推出较合理的支持政策，进而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奠定基础。以美国为例，美国国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果断决定放开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法律限制，银行业务经营结构的调整和盈利能力的增强为维护利率市场化改革成果和进一步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胡新智、袁江，2011)。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监管措施滞后，如果没有形成正确的市场基础和制度环境，即使政府放松管制，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万荃、孙彬，2012)。为考察金融监管在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危机的影响机理中发挥的作用及效果，根据Angkinand等(2010)、邱立成和殷书炉(2011)的研究方法，本部分将金融监管政策措施纳入分析框架中，对前文建立的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的基础模型(3)进行扩展，引入金融监管政策、法规与利率市场化的交叉项。由于所考察的是利率市场化、金融监管政策、法规与银行危机的内在关系，因而依然选择面板Logit模型与面板Probit模型，扩展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扩展模型(6)所用数据选取自50个国家在1973-2005年的相关数据，i代表国家，t代表时间。
表示的是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与利率市场化的交互项，变量
代表金融监管政策、法规的变量，本文选用银行业监管程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度、银行业私有化程度、证券市场开放程度4个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指标分别进行考察，核心变量利率市场化程度与其他影响因素变量的含义均与前文相同。银行业监管程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度、银行业私有化程度、证券市场开放程度四个政策、法规指标界定与度量方法均来自Abiad等(2010)研究成果。银行业市场准入主要包括政府限制国外银行进入本国银行业、限制银行的活动范围以及银行的经营区域限制，银行业市场准入程度指标用数字0、1、2、3来表示，0表示严格限制准入，1表示部分限制，2表示部分放开，3表示完全自由放开。银行业私有化程度，主要是分析银行所有权问题，银行所有权直接关系到政府在信贷配给方面的干涉程度，用指数化度量来衡量私有化程度，赋值范围0、1、2、3，0表示所有银行完全由国家占有，国有控股的银行比例约为50%～100%；1表示部分限制，部分银行私有化，由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的银行比例约为25%～50%；2表示部分放开，大部分银行私有化，国有控股的银行占10%～25%；3表示完全开放，不存在国有控股的银行或者国有控股的银行不超过10%。证券市场政策放开程度主要是指政府限制或鼓励债券与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例如税收优惠、对国外投资者开放政策等，政策开放程度赋值范围是0、1、2、3，0表示严格限制的金融市场发展政策，3表示鼓励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银行业监管程度，主要包括是否严格按照巴塞尔协议执行、监管部门是否具有独立性、监管范围等，0、1、2、3用来表示银行监管程度，0表示监管比较松懈，3表示严格监管。以上金融政策法规变迁的数据均来自Abiad等(2010)建立的数据库。
(二)计量结果
为考察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对银行危机机理产生的作用及效果，依次将银行业私有化程度、银行业监管程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度、证券市场开放程度四个政策和法规变量作为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而得到四个交互项，分别为：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业私有化程度交互项(
)、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业监管程度交互项(
)、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业市场准入程度交互项(
)、利率市场化与证券市场开放程度交互项(
)，将这四个交互项分别代入扩展模型中，便得到四个扩展模型，运用Stata 12.0进行实证分析，回归方程的结果如表3所示。回归方程(a)～(d)为面板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回归方程(e)～(h)为面板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Wald检验和chibar2检验结果均表明回归结果的可信性和稳健性，并且回归方程中的利率市场化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值并显著，与前文表2中结果一致，说明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将增加银行危机发生概率的结论是稳健的、可信的。回归方程(a)～(h)中，进口增长率、储蓄率、汇率、信贷规模、GDP增长率、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汇率管制程度的系数估计值均与前文计量结果保持一致，各变量对应结果的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均没有发生变化，系数估计值的大小与显著性均没有较大差异，进一步说明模型是合理的、结果是稳健的。
回归方程(a)与(e)的结果显示，银行业私有化程度与利率市场化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值，在1%水平显著，表明随着银行业私有化程度与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银行危机发生概率下降，适当开放银行部门，引入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有助于降低利率市场化所引起的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回归方程(b)与(f)的结果显示，银行监管力度与利率市场化交互项系数估计值为负值，并在1%水平显著，说明银行部门的监管越严格、监管政策加强有助于降低利率市场化引发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回归方程(c)与(g)的结果显示，银行业市场准入程度与利率市场化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值，并在1%水平显著，表明银行准入趋向宽松的政策有助于降低利率市场化引发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回归方程(d)与(h)的结果显示，证券市场政策放开程度与利率市场化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值，但不显著，说明证券市场的政策变动在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中并未产生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通过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对中国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金融监管在利率市场化引发银行危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引入利率市场化与金融监管政策、法规的交互项，建立扩展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果如下：(1)经实证检验显示，利率市场化是诱发银行危机的重要因素，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增加；(2)中国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化，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增加，虽然目前银行危机发生概率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与危机开始显露，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需警惕所带来的风险与危机；(3)银行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将有助于降低利率市场化所诱发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银行部门的监管越严格、监管政策的加强将会降低利率市场化引发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银行业市场准入度越宽松、市场越开放，利率市场化引发银行危机的概率越小；证券市场政策变化在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
就处于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国家而言，必须重视利率市场化改革所产生局部性的负面效应，尤其是诱发银行危机的可能。一国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需要更加警惕与防范银行危机的发生。另外，不能简单将利率市场化看做是利率的自由浮动，其实质是金融的整体性改革，涉及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制度等多个维度。因此，各国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需要综合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措施配套改革与监管的完善，努力使本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降低风险与危机产生的概率，保持经济、金融稳定与持续发展。为顺利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需要配合协调相关的综合金融改革，尤其是金融监管的政策、法规改革应该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第一，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银行业监管，加大监管力度，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使监管方式更加具有专业性和前瞻性；第二，防止利率市场化后垄断现象的出现，金融监管当局应采取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的措施，破除金融市场垄断，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引入外资进入银行业，改革和完善银行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增强银行业抵御风险能力；第三，加大银行部门的开放力度，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良好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弱化行政干预，强化金融市场主体独立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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