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学说及其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评价论文,结构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构与行为、企业组织与市场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属于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cory，简称IO理论）的基本研究内容。这一理论以产业组织为研究对象，以市场结构[①a]为中心线索，分析企业内部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和企业外部的市场结构（行业或市场集中度、分散度等）对一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
“马歇尔冲突”与垄断竞争理论
市场结构学说作为产业组织理论最主要研究领域，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分析垄断问题上的失效是分不开的。
新古典学派的市场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学说。《国富论》表明了斯密学说的模式：经济人—看不见的手—自然秩序（经济自由主义）。斯密从人是自私的这一经济人的假设条件进行分析，把利己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动力，认为在每个“经济人”的行为中，存在追求个人利益与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冲突，只有在市场作用中，受“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约束与调节，去尽力达到并非经济人本身想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协调与统一。“自然秩序”是保证“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完全竞争自由经济模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垄断。他认为自由竞争是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19世纪6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顶点，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历这一过程的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综合古典经济思想并建立局部均衡的市场竞争模型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马歇尔阐述道，自由经济不仅指自由竞争，还包括自由合作和联合。他发现企业在合作或联合中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因而在萨伊（Say）的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之外增加了第四要素—工业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大工厂的利益在于专门机械的使用与改良、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①b]。这就是产业组织带来的内部经济性。但他又发现，伴随产业规模化，生产日益集中，产业组织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是垄断的产生，而垄断又会阻碍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垄断导致价格受到人为控制，扼杀了自由竞争这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结论昭然若揭：规模经济带来垄断，垄断必然排斥自由竞争。它们成了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这就是著名的“马歇尔冲突（Marshall's dilemma）”。对于这一现象，马歇尔认为可以用产业组织的发展循环，即“生成—发展—衰退”过程来加以解释，他认为垄断不会无限扩大，规模经济和竞争可以获得某种均衡。“马歇尔冲突”中的竞争和规模经济两者的矛盾，正是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有关市场结构问题所要探索的核心论题。事实上，发现追求规模经济和保持自由竞争的冲突，是马歇尔对经济学所作的主要贡献之一。它的价值在于：第一次揭示了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成为现代产业经济理论所要探求的结构问题。现代经济活动中对两者的不同侧重，形成两种不同的产业组织政策。对此，马歇尔的这一论点占有重要地位，许多产业组织专家亦把马歇尔尊为产业组织的先驱。[②b]
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企业规模日益扩大，生产集中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2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带动了第二次兼并浪潮，许多行业转变为垄断行业。各种垄断力量阻碍了资源配置优化过程的实现，从而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基本前提的新古典学派在生产和价格决定问题上失效。为了解决新古典学派产业组织理论与现实经济的冲突，193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伯伦（E.H.Chamblin）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用来解释市场结构的变化如何导致组织（企业）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运作效率（价格水平上升、产出不够、消费者剩余减少和企业创新动机微弱）。他认为，市场的实际状况是垄断与竞争的混合，它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企业产品相对较少，在同一市场出现同样产品时，虽然在市场上企业是相互竞争关系，但一些企业控制了某种产品价格，其他企业则必须按照这种价格出售产品，最终形成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另一种是产品差别（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别和垄断竞争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因为大多数企业面对的是相近替代品，而大多数产品又不都是完全同质的（Homogeneous）。如小轿车由于型号不同，每种型号的小轿车就含有“垄断”的性质，但不同型号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这又使各个型号“可竞争”。产品差别化的程度不同，使得企业既对自己的产品拥有绝对的垄断，却又或多或少参与替代品竞争，既是垄断者，又是竞争者，形成垄断竞争。据此，市场结构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寡占）和垄断竞争。[③b]
张伯伦对市场结构的划分及其依据虽然略显粗浅，但却是一种创造：
（1）重新修正了新古典学派产业组织理论；
（2）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向市场结构分析方向的发展，为后来正统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框架，即市场结构市场组织行为一市场绩效奠定了分析基础；
（3）在方法论上，推进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从规范到实证的转变。
继张伯伦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对生产者行为、垄断与竞争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判断一个市场或一种行为是否存在竞争，不能仅从理论假设条件着手，还要根据市场或行业结构及其中各个组织的行为和绩效来判断。为此，他提出了“有效竞争”理论，即不论市场结构如何，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企业多少，地位怎样；也不论生产替代品的企业之间差别是否显著，只要这些企业积极改进生产技术，提供新产品，完善生产组织，能够根据成本高低来合理确定价格，这些企业组织行为和绩效就是良好的，是有效竞争的企业。他认为，从短期看，完全竞争并不完全是好事。根据厂商理论中的均衡原理，假设需求是既定的，它会不随产量和价格变动而发生变化。而实际上，当经济出现衰退时，需求必然萎缩，完全竞争状态下企业无限制生产受需求萎缩影响，必然导致生产者无法弥补平均成本，造成亏损，从而面临破产。只有有效竞争才是合适的，因为从长期看，市场还存在潜在竞争者和替代品竞争。在某个行业中，原有寡头垄断组织一旦能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时，必然会导致新企业的进入并与之竞争，以瓜分垄断利润，而且企业对市场具有预见性和主动调整产量和价格的应变能力，制约价格过分抬升，同时垄断组织和生产者的多样化经营，亦使竞争多样化。在追求规模经济前提下，企业之间通过多样化竞争从而给全部经济活动带来了效率。多样化竞争手段提出了解决“马歇尔冲突”的可能性和途径。有效竞争理论对垄断情况下如何保证竞争的有效性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正如克拉克在《多样化的作用》一书中所指出的，“企业要大规模生产的效率，以及由应用科学而带来的进步，包括改变产品以便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不要因为有了这些利益而失去竞争力量的保护”。克拉克“市场绩效基准”与后人提出的“市场结构基准”，成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竞争有效性的判断准则。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古典学派以及稍后这一学派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所谓“市场条件”上，包括实际的竞争程度、组织的市场结构分布和市场势力的大小。它从结构和行为两个方面考察组织和市场，考察它们的市场结构、产品需求弹性、信息不充分和经营战略行为。在克拉克看来，只要市场份额超过60%，该产业组织就拥有强大的市场势力。在1910年至1930年期间，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许多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垄断和寡占特征。在这些国家，卡特尔、托拉斯和辛迪加等各种垄断组织和形式有了相当的发展，导致后来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和玛·纽曼开创了对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学论的崭新研究。1933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总结了有关“马歇尔冲突”论争以来的理论探讨，写下了《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这一斧山之作。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尤其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循着这一思路，对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的实际状况作了不少调整和考察。但是，现代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包括市场结构理论的真正发源地并不在英国，而是在美国。张伯伦以其垄断竞争的理论，不仅确立了他个人作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鼻祖的地位，而且使得美国学术界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名声大振。张伯伦以包括组织现实活动的主体市场结构分类取代了抽象市场概念之争，并以垄断因素的强弱程度为依据，将完全竞争到完全垄断之间的市场结构形式作了绝妙的分类；同时，他又考察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理论联系，验证了每个行业的结构、产出、价格、利益、绩效等各种效果。似乎可以作这样的判断：马歇尔的竞争和规模经济的矛盾学说开创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先河，而张伯伦（包括罗宾逊和克拉克等人）将这一理论尤其是市场结构学说在此基础上推进到更深层次的广泛的研究，从而奠定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的根本基础。
哈佛学派及三框架范式
西方经济界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远未终结。20世纪50年代末期，梅森（Mason）及其弟子贝恩（Bain）、席勒（Scherer）等，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市场结构、竞争与垄断的关系以及相应的行为和绩效评价等，逐步将其全部理论体系转变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
梅森被公认为系统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开创者。40年代，他首先在哈佛大学设立产业组织课程，并领导其弟子贝恩、艾得曼、马克海姆等人建立了产业组织研究小组。他们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主要行业的市场结构，1939年出版了第一批关于1935年美国主要行业集中程度的资料，这些材料为以后的实证和定量分析创造了条件。随着研究重点向行业的转移，梅森小组愈来愈重视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加之当时的哈佛大学人才经济，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有着共同的思路和框架，渐渐地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
哈佛学派的主要贡献是运用张伯伦有关垄断竞争模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其中心思路是市场结构分析。1959年，贝恩[①c]在《产业组织》一书中，提出了“结构—绩效”范式。贝恩的研究主要在市场集中与进入条件两方面。他认为影响市场趋于集中的是卖者的集中，而决定卖者集中程度高低的最基本因素是该产业的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的关系。在竞争市场上，产业组织都有一种把组织规模扩大到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达到最低水平的内在愿望。由于市场结构的形式不一样，所以可能存在促进和阻碍产业集中的因素。贝恩认为，如果存在着集中的市场结构，厂商就能成功地限制产出，把价格提高到正常收益以上的水平。
促进集中的因素包括：
（1）为减少竞争对手，企业（厂商）趋向垄断的意向；
（2）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产品差别化好处，企业根据其广告营销策略，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化；
（3）原有大企业在生产、销售方面的优势形成进入壁垒，阻止潜在竞争者的加入；
（4）企业多元化经营带来的优势，推动企业规模扩大，最终形成垄断组织。
贝恩认为，竞争是结构问题，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性，不能只看市场行为（如定价行为）或市场绩效（如是否存在超额利润），而应看该行业市场结构是否高度集中，是否实际上由数个寡头控制，此外还要看进入该行业的壁垒是否很高，以致遏制了新厂商加入竞争。
贝恩还首次把进入壁垒引入到市场结构的分析中。所谓进入壁垒是由寻求进入某个行业的厂商而不是由已在该行业内的厂商负担的生产成本。
贝恩认为，市场结构最重要的因素是集中程度、产品差异程度和进入壁垒高低。由此，市场可分为三种类型：竞争型、垄断型和寡占型，其中寡占型又可分为竞争性寡占和协调性寡占。这是张伯伦的市场分类在贝恩理论中的应用和发展。但是，贝恩没有找出生产集中、企业规模扩张的根本动力，这是由科斯和威廉提出的内部交易理论解决的。
贝恩关于市场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是厂商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向人们提供了验证各种竞争模型的方法。这一理论也深深启发了哈佛学派的另一位产业组织学家—席勒。他在1970年出版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绩效》一书中，集该思想之大成，提出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SCP）三框架范式，将贝恩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与贝恩不同，席勒更注重市场行为的理论。他认为，市场结构首先决定市场行为，继而决定市场绩效。他的整个分析框架是通过对不同市场结构的市场行为进行研究，从而决定市场的绩效。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框架范式，从提出到发展，表明了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对市场结构研究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
产业的市场结构指行业内企业间市场关系的表现和形式，主要包括卖方之间、买方之间、买卖双方之间；市场上业已存在的买卖方与已经进入或可能进入市场的买卖之间在交易、利益分配等各个方面存在的关系。
市场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素：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进入与退出壁垒、规模的经济性等方面。前两个因素主要刻划特定市场中企业间相互关系、特定市场的规模、数量分布特征；后两个因素主要刻划市场中企业与市场外部潜在竞争企业的关系。
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市场上为利润最大化和更高市场份额所采取的各种竞争行为。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价格行为，二是非价格行为。前者包括订价行为与价格歧视，后者包括收购与兼并（纵向、横向和混合）以及广告、推销策略等。美国产业组织学专家凯夫斯（Caves）也认为，市场行为主要涉及三个内容，一是企业确定价格的行为；二是决定产品差别化行为；三是压制竞争对手的行为。
市场绩效是指在特定市场结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产业（行业）在价格、产量、成本、利润、产品差别化以及技术贡献等方面达到的现实状态。考察市场绩效涉及到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研究与开发效率、就业以及物价的稳定状况、分配的公正、微观与宏观等诸多领域。
总之，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结构SCP之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其逻辑结论是市场结构决定组织行为，从而决定市场运行绩效，从该点出发的产业组织政策则指向对市场结构的控制，即它对任何导向垄断或企图导向垄断的市场结构的行为。
在研究方法上，从50年代至70年代，产业组织研究脉络是运用个案和计量分析来验证SCP之间的因果关系。50年代是统计比较各行业市场结构的差异，其中贝恩对主要行业进入壁垒的比较是这一时期产业组织理论的较大进展。60至70年代关于市场结构与企业盈利率、成本水平、创新程度的计量研究以及S—C—P之间的逻辑关系的验证有了很大的发展。
哈佛学派虽然开拓了对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结构的系统研究，但是，这一学派无论从其理论基础还是研究方式上还存在很多缺陷。
（1）其微观经济学基础仍是新古典主义。它假定所有的企业组织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的，而不管它是垄断型还是完全竞争型的，其组织型态是管理执掌还是由股东控制。这种假定忽略了企业因组织类型差异和多样化导致的企业行为的差异和多样化，从而把企业各种行为均视为受市场结构（主要是集中度）决定的相对单一的企业行为。
（2）与利润最大化假定前提相联系，哈佛学派的市场结构理论假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完善的，能获得完全的信息，从而能够实现一般市场均衡。正是缺乏交易费用和内部化概念，它也就不能正确认识现代大公司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3）哈佛学派结构理论分析方法是静态和单向的。这一学派认为，现实社会中企业的订价、生产行为之所以发生了不同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变化，只是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亦即产业组织能够控制市场、控制价格，所以他们采取了市场结构决定组织行为进而决定组织运作状况的单向研究框架（S→C→P）。在这种既定的形式中，组织发生的各种行为是内在的，是现行市场结构的结果，认识不到市场结构也受组织行为的影响，认识不到本期的市场结构（St）可能是前期组织行为（C[，t－1]）的结果。对市场结构的单向认识，使得这一学派的理论无法将决定组织行为的其他因素（如企业内部产权结构、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的存在）纳入其分析框架，由于其这一方面的局限性而不能被普遍适用。
芝加哥学派及其市场效率论
60年代在对产业组织研究方法的各种批评中，芝加哥学派开始崛起了。60年代起，施带格勒、德姆塞茨、麦吉和布罗曾等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对与奉为正统的结构主义理论和论据进行了激烈抨击，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核心。施带格勒还发起了一个非正式的产业组织讨论会，云集了科斯、弗里德曼、麦吉、凯塞尔、哈伯格、德姆塞茨和刘易斯等各种学派的众多一流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就各种学术问题进行争论，结果在正统的产业组织领域中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芝加哥学派的传统领域就是强调价格理论及其运用的重要性。早在奈特和维纳的时代，芝加哥学派就抵制当时的理论创新，如垄断竞争理论和凯恩斯理论，坚持认为经济分析无非是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应用而已，相信消费者总是在既定的均衡市场价格和数量下使其行为最优化，并由此得到的决策结果可用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同样，对于产业组织理论，芝加哥学派认为，产业组织及反托拉斯问题应该通过价格理论的透镜来研究。他们运用局部均衡的福利经济学方法来判断市场势力和效率间的权衡取舍，力图重新把竞争性产业作为解释相对价格的主导模型。
1968年，施带格勒《产业组织》一书问世，标志着这一思想趋于成熟。在该书中，施带格勒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的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结构学派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布罗曾也指出，兼并未必反竞争，高利润率并不一定是反竞争定价使然，而完全可能是高效率的结果。他们甚至提出，绩效或行为决定结构，而不是相反。
此外，他们还反驳了贝恩首创的进入壁垒理论。过去人们认为，进入壁垒限制了竞争，因而损害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效率）。进入壁垒的存在一直是政府管理部门识别反竞争活动的主要根据。而芝加哥学派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人为的进入壁垒。1982年，德姆塞茨提出了所有权进入壁垒概念，指出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它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因此，壁垒的撤除也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种损害并非天然是正当的。他辩解道，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有这种保护，而在于应该给哪一方以怎样的保护，这一判断标准只能看总的效率是否提高。由于芝加哥学派极为注重效率标准，故也被称为“效率学派”。
芝加哥学派还对哈佛学派尚未涉及的有关企业规模扩张的动因作了新的阐释。为什么在一个资源配置通常被认为是由价格机制所调节的专业化交换的经济中，企业还会存在，而且在扩张？按照哈佛学派的理解，当一个企业用不着进行调整适应，而是将市场交易的商品和劳务转移至内部，这就意味着该企业进行了纵向兼并，这种纵向集中的显著特点是企业的内部交易替代市场外部交易。对于市场交易来说，资源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完成的；而对于企业内部交易，资源配置则是由厂商内部的管理者单方面的行政决策和官僚等级的贯彻过程来引导的。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首次区分了这两种协调机制。科斯指出，按照传统微观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价格机制是协调和指导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那为何还要企业组织呢？他认为，组织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为完成一笔交易，必须了解价格行情，收集、分析和整理信息。组织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能降低“交易成本”。科斯的这一论断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及重视，以致于那篇万把字的文章连同论点一起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纸堆中。它之所以重新被发掘并对产业组织理论产生如此大影响，不能不归功于另一位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威廉姆森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解释了交易成本及企业组织行为，改写了传统的市场行为理论，被人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
在芝加哥学派有关市场结构理论的研究中，发现许多行业的企业都有过度的扩大趋势，这暗示了企业界有多元目标，所以单从利润最大化目标方程式中是找不到答案的。也就是说，抛开利润最大化目标，厂商或产业组织还有着其他的目标选择。从而，威廉姆森提出了企业相机抉择的行为假定。威廉姆森指出：企业目标是从管理者目标那里派生的，而管理者的目标是力求其效用最大化，它包括相机抉择的投资量以及人事开支变量的效用最大化。
芝加哥学派的“效率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对当时美国反托拉斯活动及政府管制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里根政府时期，不但有许多芝加哥学派或赞成其思想的经济学家成为当时美国司法部顾问和咨询分析员，而且有的还担任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或最高上诉法院法官等要职。在这些人及其理论的影响下，司法部于1982年颁布了新的《兼并准则》。该准则偏重用效率原则来指导反托拉斯诉讼，放宽了判定商业活动反竞争的标准。美国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机构对兼并活动采取了本世纪以来最为放任的立场。例如，1982年至1986年间，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只对上报的7700多个兼并案例中的56个采取了强制行动。
芝加哥学派是美国乃至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它以维护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特色。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也保持了这种传统。与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相比，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1）在理论基础上更加信守新古典理论，认为标准的竞争理论仍然有效。所以他们竭力用传统的价格理论来分析和批评其他正统或主流的产业组织理论，对其提出的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的假定和结论进行反驳。
（2）对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持保留态度。认为除非政府实行干预，现实生活中的垄断是微弱的，只是一种“过渡性”现象。从这一立论出发，反对政府实施激进的反托拉斯政策。
日本的市场结构理论[①d]及其发展
日本的市场结构理论和政策总体上仍是沿用着哈佛学派的三框架范式思路而不断发展的。这一理论建立在市场失效的论点基础上，亦即有限的社会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未能达到高效率，从而配置失效。
产生“市场失效”的原因在于：（1）市场的环境经常不确定，给企业行为带来风险；（2）由于规模经济性和资源稀缺性，自然垄断在某个市场形成。此时，在竞争性市场上亦会发生如卡特尔式垄断行为等问题；（3）尤其是市场不能限制公害等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发生的及公共财产不能充分供给等，使“失效”发生在现实的市场上。因此，产业组织政策必须在现实价格机制下，针对在资源分配方面出现的“市场失效”进行全面政策性干预。所以，“市场失效”理论为实施产业组织政策的必要性提出了进一步的依据。
西角良彦在其《产业政策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不当竞争”的概念，并区分了“不当竞争”和“过度竞争”两种不公正竞争方式。他认为，通过竞争而使得总体经济所得小于其所失，那么这种竞争就是不当竞争。而“过度”竞争是指“在集中度低的行业中，尽管许多企业的利润率很低，甚至陷于亏损状态，但生产要素（主要专指劳动力）和企业都不能从该行业中顺利地退出，使低的或负的利润率长期持续。”过度竞争和不当竞争的不同点在于，（1）不当竞争具有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但价值判断内容不明确，而过度竞争是对存在的状况进行客观性描述。（2）过度竞争是指企业数量很多，并在非集中型竞争性行业中产生的现象。
这里须要一提的是，日本产业组织论专家马雄正雄对“X—效率（X—Efficiency）”的深入研究。“X—效率”是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垄断弊病时，于本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经济学家雷本斯坦提出的概念，根据这一理论，在垄断企业的组织内部存在着资源分配的非效率性，即“X—非效率（X—Inefficiency）”。由于企业不是由单纯的群体构成，而是由企业家、白领和蓝领等共同形成的组织，在竞争性市场上，为了争取适当的生存空间，企业内各集团会团结一致去提高效率；而在垄断性市场上企业行为则不同，垄断利润是其相对稳定的来源，自身又长期没有外来威胁，导致企业内各集团行为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在组织内部争夺各自利益，造成企业效率下降。马雄正雄根据日本的企业和市场情况，认为“X—非效率”发生的原因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第一，由于追求扩大企业规模、膨胀组织机构，使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了损失和非效率；第二，由于在享有垄断利润的巨大企业中，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每个员工的工作效率关系模糊，产生“X—非效率”；第三，随着企业规模巨大化，由于管理层次增多，信息交换和下达指令的环节也随之增多，对企业管理带来“X—非效率”。
事实上，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三框架范式对日本战后的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作用。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整个经济体制的最大变化在于国家统制机制的急剧缩小。“以道奇路线为开端的排除国家经济的干预，恢复自由经济的本来面目”，使“价格机制的恢复有了急剧的进展。”[①e]同时，解散了财阀及其他有影响的企业，促使资本和经营的分离，形成了全国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在60年代以后，在提出产业结构高度化目标的同时，日本政府提出了新产业体制的目标，力图克服在自由竞争中造成的过度竞争和规模过小，逐步建立起有效竞争的组织结构，迅速提高企业竞争力，以适应关税保护政策的逐步降低。日本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企业的合并和改组，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注释：
①a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存在着所谓市场结构派和组织效率派之争。市场结构派依循“结构—行为—绩效”框架，首先分析市场结构的状况，包括市场份额、集中程度和进入壁垒等。然后分析市场结构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包括生产、订价、合并、广告等行为。再进一步分析如上各类组织的绩效。他们认为，市场结构决定组织行为，行业间市场结构不同，行业间组织行为就不会一样。市场结构派的代表是贝恩和谢泼德，市场结构派对于创建产业组织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以其SCP分析框架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正统学派。这一学派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组织行为对市场结构的作用，把组织行为看作是内生于市场结构的。后期结构派（或称新产业组织理论）在坚持SCP分析框架基础上，突出了双向分析框架，即不仅考虑市场结构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也分析组织行为对市场结构的反作用。组织行为学派的研究思路是：效率的取得是企业管理者基于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目标而作出决策和实施决策的结果，与组织所处的市场结构状况并无太大关系。因此，与结构学派重在分析市场份额、集中程度、进入壁垒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不同，效率学派重在分析组织内部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经营目标和预期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大部分非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都可归入效率学派，如制度学派、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加尔布雷思、贝利、米恩斯和斯蒂格勒。效率学派特别注重判断市场集中及定价的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结构学派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兼并未必反竞争；高利润率并不一定是反竞争定价的结果，而完全可能是高效率的结果。他们进而提出，组织效率的大小和分布决定了市场结构。
①b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80页。
②b 但马歇尔也由于概念不清而落下了不实之名。他所使用的组织概念，既指企业内的组织形态，也指产业内企业间的组织形态，还指产业间的组织形态，甚至还包括国家组织。
③b 张伯伦对市场结构分析的重大贡献：发现了垄断与竞争这两种类型的结合。在他看来，只有垄断竞争最切合实际情况，应用范围最为广泛。垄断竞争分析不仅涉及个人均衡（普遍一般理论），而且涉及集团均衡（即一群相互竞争的垄断者之间力量调整，而过去仅仅被看作是一群竞争者）。
①c 作为产业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贝恩，自40年代初开始进行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文章。如1944—1947年间发表了《太平洋沿岸的石油工业经济》三卷本，论述了石油行业的市场结构（第一卷），价格行为和竞争（第二卷）以及关于价格与竞争的公共政策（第三卷）；195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垄断供给条件下的有效竞争》一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有效竞争概念，1951年发表《制造业的竞争壁垒：性质和结果》，用大量的数据分析了制造业20种行业的竞争进入壁垒。长期的系统研究，使贝恩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系统化的集大成者。
①d 日本有关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理论是我们过去所忽视的，尽管其理论很难自成体系，但论点和理论价值不容忽视。
①e 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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