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儒学与四川彝族研究_宋朝论文

宋代理学名儒与四川易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理学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易学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被称为“宋易时期”。(注:朱伯崐《易学哲学史》中册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所谓“宋易”,乃是针对“汉易”而言,是基于宋学与汉学相对的易学学风和阶段的划分。宋学特别是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对易学的研究分不开的。理学主要是心性之学,注重探讨性命义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就是《周易》的经传。

宋代四川是易学的发达地区之一,两次入蜀的理学家程颐曾说“易学在蜀”,这是基于他对四川易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而言的,可以此概言两宋时期四川易学的繁盛。(注:胡昭曦《析“易学在蜀”》,《宋史研究论文集》(1992年年会编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四川易学是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理学发展关系密切。宋代理学名儒如周敦颐、邵雍、程颐、朱熹等人,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时,就曾吸取四川易学成果;同时,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在四川传播易学,丰富了四川易学的内容,推动了四川易学的进步。

周敦颐以《太极图说》和《通书》两部易学名著而奠定其“理学开山”的地位,这一成就的取得,有赖于四川学者陈抟治《易》的影响。陈抟是否为蜀人,学术界尚有争议,主要有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说和普州崇龛说。笔者倾向后者,并主张崇龛在今四川潼南县境内。(注:胡昭曦《陈抟里籍考》,载《四川文物》1986年第3期。 )陈抟博贯三教,精研易学,是宋易象数之学和图书学派的创始人,他虽然建立的主要是以道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但其治学路径和学术思想确实给予宋代学术发展以直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周敦颐阐述理学思想的太极图,就渊源于陈抟。

周敦颐太极图是如何源于陈抟的呢?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通过陈抟的直接传授,南宋朱震就说:陈抟以太极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周敦颐。这个传承顺序并不可信,已为多数学者所抛弃。二是对陈抟无极图改造而成,如明末清初黄宗炎认为周敦颐太极图是对陈抟无极图“颠倒其序”而成。学术界多采此说。三是认为陈抟既传无极图,又传太极图,周敦颐根据“二图本一、一图二义”的规律,合二为一,转以阐述理学思想。(注:束景南《周敦颐〈太极图说〉新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持第二、 三种意见的一些学者在排除朱震说法后,还力图寻求周敦颐获知陈抟易图的其他途径,其中所得陈抟→张无梦→陈景元→蒲宗孟一线很值得注意。周敦颐于宋仁宗嘉祐元年至五年(1056—1060)入蜀为官,签判合州(今四川合川)。在此期间,他与当地及附近学者交游往来,阆州(今四川阆中)人蒲宗孟就是其中的一位。周敦颐正是在这时与蒲宗孟建立了姻亲关系,《周子年谱》记:“左丞蒲公宗孟,阆中人,……从蜀江道于合,初见先生(周敦颐),相与款语,连三日夜,退而叹曰:世有斯人欤!乃议以其妹归之,是为先生继室。”蒲宗孟也是位好道之士,与陈抟再传张伯端、陈景元均很友善。陈景元师从张无梦,得陈抟之学精髓。陈抟易图是可以通过张无梦、陈景元、蒲宗孟的递授关系而传给周敦颐的。(注:前揭束景南一文,另可参阅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第62—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样,周敦颐太极图不但取法于陈抟易图,而且还可能通过蒲宗孟而与陈抟具有比较直接的授受环节。

周敦颐既获得了陈抟易图,也继承了陈抟以图代文的解《易》方法及其部分思想,所著《太极图说》,本之《周易》,既描述了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人)的宇宙生化过程,又描述了万物(人)→五行→阴阳→太极的万物复归过程,实是对陈抟易学的宇宙生成论和内丹修炼法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周敦颐旨在归本儒家,宣扬仁义,提倡主静,期于成圣,即周敦颐已突破陈抟道教易学系统,而属于儒家解《易》系统了。周敦颐通过《太极图说》所表达的宇宙生成论和主静修养法,在他的《通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为后来理学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理学的重要表征。

周敦颐在北宋的学术地位不高,他的易学在当时的四川也影响不大,但还是有一定的传播,其中与其交游往来的讲友吕陶和以其为师的门人傅耆、张宗范所得为多。成都人吕陶是当时熟知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少数几人之一,他在《送周茂叔殿丞并序》中说周敦颐“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学博,读《易》、《春秋》,探其原文,简洁有制”(《净德集》卷29)。吕陶就继承了这一简洁学风,治《易》“以简易为宗”,注重探其大原,得其至要。遂宁人傅耆“从周子游而接其议论”,不但多次面谒周敦颐,还长期通过书信往来讨论学术,所著《同人卦说》便得到周敦颐的教正。(注:傅耆《与周敦颐书(四)》,载《全宋文》第42册,巴蜀书社,1994年。)合州人张宗范有文有行,周敦颐名其所居之亭曰“养心”,并告以达道成圣的要旨。张得其施教,著《养心亭题说》,大致与《通书·圣学章》相表里,并得到南宋朱熹的厚爱,收载入《通书附录》之首。(注:魏了翁《鹤山集》卷44,《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

总的来看,吕陶、傅耆、张宗范等人只是获闻周敦颐易学之一二,易学造诣还不够突出,显示出周敦颐对当时四川易学发展还未产生大的影响,但毕竟有了初步的推动。

邵雍以象数易学闻名于世,所著《皇极经世》是易学的经典名著,其哲学思想主要是他所谓的“先天学”。“先天学”及其所本先天图,是间接师承于四川学者陈抟,邵雍子邵伯温和宗仰邵学的朱震都这么认为。(注:邵伯温《易学辨惑》;《宋史》卷435,《朱震传》。 )后来朱熹也加以承认,在《周易本义》中他解释说:“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所谓“伏羲四图”,是指伏羲先天图的四种图式,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朱熹所归纳的这四种图式,未必尽括邵雍先天图,但却道出了邵雍先天学的基本内容。

所谓先天图,即乾坤坎离的图式,这始于陈抟道教易学。现在流传下来的陈抟先天图,是先天太极图,又称天地自然之图,以阴阳环抱为形式,“有太极含阴阳,阴阳含八卦之妙”,借以阐述八卦方位说和以阴阳消息讲炼内丹的思想。邵雍易学正是以先天图为基础,他认为先天图非人力有意编造出来,而是自然就有的;这类图式,有卦无文,但尽备天地万物之理。所以邵雍在师承陈抟先天图后,把陈抟所传“心法”推演弘大,创立起一套庞大完整的象数学体系,用以概括宇宙间的一切,即他自己所总结的:“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观物外篇》)邵雍易学是对陈抟易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和周敦颐一样,已突破道教易学系统,是站在儒家立场解释易学原理的,所以他以孔孟事业的继承者自居:“仲尼后禹千五百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年。虽不敢比仲尼上赞真舜禹,岂不敢比孟子上赞仲尼乎!”(《观物内篇》)这正是他成为理学大师的基础。

邵雍易学在北宋传播不广,到了南宋却十分盛行,“鲜有不眩惑其说”。(《宋元学案》卷44)其中四川地区较为突出,这与邵伯温移民入蜀、传播家学有关。《宋史·邵雍传》载:“初,邵雍尝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载家使蜀,故免于难。”邵伯温受耳提面命之教,得家学至多,并以播扬家学为己任,著有《易学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他举家来蜀(住在四川犍为),又任官各地,促使邵雍易学在四川有较大传播。史称,邵伯温入蜀,“七易之学,遂盛行于蜀”,(注:牟《陵阳集》卷9, 《以斋记》。)“士大夫闻是说者,争阴购之”,如朱熹就曾嘱托好友蔡元定入蜀寻得邵雍“三图”。(注:朱彝尊《经义考》卷45,谢仲直《易三图》袁桷序。)

南宋四川易学深受邵雍影响,其中以邛崃人张行成最为卓异。张行成是怎样得到邵雍易图和著作的,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至少他堪称邵雍私淑。张行成比较全面地继承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并“有所发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注解邵雍著作,即《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最先注解邵雍《皇极经世》的是邵伯温,张行成认为伯温的解释于“象数未详”,故作《索隐》以详之。又认为邵雍《观物》有内篇、外篇之分,内篇理深而数略,外篇数详而理显,学者治《易》,当自外篇始,而外篇“缺数者三,脱误者百余字”,故作《衍义》,正其脱误,补其缺遗,并分为数、象、理三篇加以阐释。另外,又著《周易通变》,认为邵雍先天图共有十四种图式,它们相互联系,《通变》就是将它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笺引旁推,敷衍解释,以通诸图之变,阐扬邵雍易学中的天数、地数、物数等思想。正由于此书是对邵雍先天图的注解和发挥,故又称为《皇极经世通变》。第二,以邵雍思想为标尺,以象数为方法,就其他著名易学家的著作和思想进行阐释和补充。如著《翼玄》,认为司马光《太玄集注》发明扬雄《太玄》义理焕然明白,但对其中象数思想“要而未详”,于是张行成“拾其(邵雍)遗意,委曲解释,以明律历之原,以探用数之旨”。另外,他著有《元包数总义》、《周易述衍》、《潜虚衍义》,也都主要是以邵雍象数学为准绳,论述或补充其中的象数思想。第三,继承了邵雍论数及理的思想。程颐评论邵雍时说:“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8)张行成继承了这一学风,论数及理,他说:“夫天下之象,生于数,数生于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既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推理。”(《元包数总义序》)所著《元包数总义》、《周易通变》、《观物外篇衍义》等,都在借数和图来论述易理。

可见,张行成十分注意弘扬邵雍易学,并有很高造诣,他是继邵雍之后,南宋杰出的象数学家之一。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对其十分推崇,将其与另一著名象数易学家朱震相提并论。(注:《鹤山集》卷35,《答刘司令(宰)》。)清儒全祖望也盛称其学,指出:“康节之学不得其传,……张行成疏通其纰缪,遂成一家。”(《宋元学案》卷78)认为张行成将邵雍易学复振于南宋,并自成体系。

张行成对邵学的精深研究,又进一步推动了邵雍易学在四川地区的传播。继张行成之后,四川学者研治邵雍易学较突出者有张氏门人吕凝之、理学家魏了翁及其门人税与权。成都人吕凝之认为张行成著作叙述太略,不够周详,于是以卦爻配年,详著《易书》四十卷(佚),目的在于发明邵雍易学。此书颇得时誉,有学者评价说:“康节之学,茫昧莫测;君得其传,若数白黑;往古来今,可验可索。”(注:《宋元学案补遗》卷78,《张祝诸儒学案补遗》。)蒲江人魏了翁与张行成同属邛州地区,对其易学了解甚多,也很推崇邵雍治《易》。在著名的“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的公案中,以张行成“九图十书”说为准,反对朱熹的“十图九书”说,并认为自己所依据的是邵雍,而朱熹则依凭列子。他还对朱熹于邵学多有择取,又常常不明白指出表示不满,公开声称:必须先读懂邵雍易学著作,才能领会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的道理。(注:《鹤山集》卷35,《答刘司令(宰)》。)魏了翁门人、重庆学者税与权继承了业师重视邵学的观点,并付之著述,有《易学启蒙小传》,认为朱熹《易学启蒙》主要是发挥邵雍“先天图义”,而对邵氏“后天易”则未掘发,于是补撰《小传》,以“后天易”弥补朱熹所缺。又著《校正周易古经》一书,据其自序,也是“以邵子《观物》所言为断”,属于推本邵雍的著作。

可以看出,与周敦颐对四川易学影响较小相反,邵雍易学在四川有着广泛的传播,象张行成精研邵学,撰有七部易学著作,极大地扩大了邵雍易学在四川地区的影响。之后,吕凝之、魏了翁、税与权等学者也究治邵学,达到了较高的造诣,显示出四川邵学的蓬勃之势。相比于此,东南地区就较为逊色,所以魏了翁说:“某凡三游东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广矣,如邵易,少有能知之者。”(注:《鹤山集》卷34,《答荆门张佥判》。)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代表作《伊川易传》是宋代易学义理派的典范之作。此书之撰成,有赖于四川易学的滋养。一是程颐曾在四川成都获闻易学“三阳失位”之说,《宋史·谯定传》载:程颐逛游成都时,见到一个箍桶的篾匠,拿着一本书在读。走近一看,原来是《周易》,感到有些惊讶,就想考考他。哪知篾匠先开口问道:“你学过这个吗?”并指着《周易·杂卦》中的“未济男之穷”一句,叫程颐讲解。程颐知其有来头,便谦虚地向他请教,篾匠简要地说道:“三阳皆失位。”即三个阳爻都错位了!程颐听了,深受启发,“唤然有所省”。(注:《宋史·谯定传》认为程颐与程颢兄弟同时在成都获闻此说,不确,当时只有程颐,详考见胡昭曦《析“易学在蜀”》。)二是程颐在四川涪陵点《易》注《易》,完成《伊川易传》。程颐在涪陵住了两年多时间,与当地治《易》学者交游往来,谯定就是其中的一位。谯定早年曾学《易》于蜀人郭曩氏,主要是学象数易学,后远赴洛阳,问《易》于程颐,在涪陵与程颐相处已是第二次从游程颐,所以已有很好的易学基础。据文献记载,程颐在涪陵时有与谯定同修《易》书的打算,并在离开涪陵时,又邀谯定同居洛阳。(注:程迥《周易古占法》卷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0,《答汪尚书》末书。)这说明二人治《易》深契,所以完成于涪陵的《伊川易传》可能包含着谯定的一些易学思想。

程颐在宋代始终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又两次来到四川,故对四川易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其中程颐门人谯定、再传张浚、三传张栻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涪陵人谯定是程颐川籍门人中最杰出的易学家,两次从游程颐,“获闻精义,造诣愈至”,并著有《易传》,今已失传。据《朱子语类》卷67朱熹与门人的四段问答,知谯定对《周易·系辞》“见乃谓之象”之旨十分重视,以为这是学《易》的头等大事,必须从中思悟“象之在道,犹《易》之有太极”的道理,并声称:“通此一句,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尽管朱熹斥其为“有病”、“非学《易》功夫”,主张“先教他将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杂卦,且熟读,晓得源流,方可及此”,但这并不能排除谯定是在祖述程颐之学。如紧守程颐门墙的尹焞也有类似主张,《朱子语类》卷11载:沈元用问尹焞《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焞回答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切要处。”朱熹业师李侗针对尹焞答语,说:“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谯定与尹焞主张的相似性,也说明他们可能都是在发挥程颐易学。

谯定易学在当时很有影响。《宋史·谯定传》载:“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也。”又据《宋元学案》卷44,绵竹学者张浚亦从谯定学《易》。由于谯定不只是师承于程颐,还从蜀人郭曩氏受象数易学,所以其后学亦有义理派和象数派之分(相对而言),胡宪、刘勉之、张浚属义理派,冯时行、张行成为象数派。象数派已偏离程颐易学宗旨,胡宪、刘勉之又非四川人,所以这里俱不论述,只介绍张浚。张浚是四川绵竹人,南宋抗金名将,潜心易学,著有《紫岩易传》传世。此书主要是阐述易学义理,“凡说阴阳动静,皆适于义理之正”;但又有少量象数思想,如最末一卷论述河图,就专主刘牧(北宋中期象数学大师)。张浚之学又下传子张栻,张栻较其父亲更为纯正,对程颐义理易学也更为遵从,所著《南轩易说》对程颐《易传》具有辅助价值。《伊川易传》所解止于卦,不及《系辞》部分,《南轩易说》于《系辞》的注解则十分完善,且旨意深远、见解不凡,故后世学者常将二书比配研读,有人甚至合刊为一书,以便观览。

程颐易学通过门人谯定而在四川有了较大传播,其后学张栻还成为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大家。但总的来看,程颐易学在宋代较长时期内还未能在四川形成强有力的辐射能力,势力远不如邵雍易学,这既与四川易学传统有关,也与四川长期盛行苏氏蜀学有关。四川易学向来重视象数研究,汉代的扬雄、北周的卫元嵩、唐代的李鼎祚、五代宋初的陈抟等易学名家莫不以治象数见长。南宋史家李焘所谓“蜀人盖多《玄》(指扬雄《太玄》)学”、朱熹所谓“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指扬雄老师严遵)源流”,(注:分见李焘《跋太玄经疏》(载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8)和《朱子语类》卷107。)均是说明蜀人治《易》有象数风气,这对专讲义理的程颐易学传播显然不利。而且,与程颐洛学长期对峙的苏氏蜀学在易学研究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东坡易传》就是苏氏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与程颐《易传》一样专讲义理,也代表了较高的哲学水平。(注:参见孔繁《苏轼〈毗陵易传〉的哲学思想》,载《中国哲学》第9辑。)蜀人治学长期宗尚苏氏,这自然也对程颐易学的流传有碍。 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日益普及,苏学的影响又逐渐退步,程颐一派的易学对四川的影响就扩大起来,这就是朱熹易学在四川的广泛传播,不过这已是与程颐易学有着区别的新的内容了。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四书学”更为重视,所著《四书集注》家喻户晓,是后世科举士子的必读之书。他在易学方面也造诣不浅,在南宋义理和象数易学不断融合的影响下,朱熹一方面以程颐义理为宗,一方面又努力吸取邵雍象数学思想,致力于程邵归一、数理结合,并写出影响深远的《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

朱熹易学成就是建立在对前人和各地易学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的,其中就包含了四川易学。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易学思想的认识上。朱熹对苏学很不满意,认为是杂有佛老思想的邪学,故作《杂学辨》,首攻《苏氏易解》(即《东坡易传》)。还在与门人的问答中,极力贬斥苏氏易学,说苏轼解《易》“大体最不好”,苏洵说《易》“全不近人情”。但朱熹对苏氏易学并未一概舍弃,有赞扬,有吸取,如他认为苏轼解《易》在文句表达上有长处,因为苏轼“会做文,说句法”,所以“解文释义,必有长处”(《朱子语类》卷67)。他还称赞了苏氏对《周易·涣卦》的解释,认为这一卦说得“最好”,最符合原义,非《伊川易传》所能及,所以他作《周易本义》时,就择取了苏氏此解。(注:《朱子语类》卷73;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

其次则表现在与谯定易学的联系上。诚如前述,朱熹反对谯定重视《周易·系辞》中的“见乃谓之象”之旨。但在师承系统上,他实是谯定的再传弟子,因为他早年的老师胡宪、刘勉之曾从谯定学《易》。据朱熹为他们所作的《墓表》、《行状》,胡宪从谯定学《易》甚久,并悟得“克己功夫”这一为学要旨;刘勉之则是“尽得”谯定易学本末。(注:《朱文公文集》卷90,《聘士刘先生墓表》及卷97,《籍溪胡先生行状》。)朱熹在师从李侗之前,早年曾跟从胡、刘二人,对谯定易学应当有所择取。朱熹易学既重义理,又吸收象数,就与谯定学风相近,这或许正是来自谯定易学的影响。另外,朱熹还对谯定的另一再传弟子、四川井研学者李舜臣的《易本传》(佚)有所吸取,从中亦可反映出朱谯之间的学术联系。李舜臣师从谯定门人、重庆学者冯时行。冯重视画卦,尝说:“《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宋史翼·冯时行传》)李舜臣发挥其思想,说:“《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宋元学案》卷30)其《易本传》就是“专自圣人画卦之意求之”,朱熹著《周易本义》,就“多取”此书。(注:李心传《丙子学易编序》,载《宋代蜀文辑存》卷77;《陵阳集》卷14,《赐甥李松坡天瑞序》。)

朱熹既对四川易学有选择地吸取,同时也对四川易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四川学者在继承和传播朱熹易学方面以朱熹门人暧渊、再传阳枋、私淑魏了翁最有成就。

暧渊是涪陵人,与谯定为同乡,他平生好《易》,凡古今易学莫不研究,后来又万里寻师,从朱熹学《易》三年,“尽得其说以归”。他录有朱熹与门人论《易》的《易说》一编,在当时即受到重视,如福建建阳书坊刊行朱熹经说,《易说》居其首;学者辑录朱熹《语录》,《易说》也收载其中。这有利于朱熹易学的传播。由于暧渊《易说》与朱熹手定之书《周易本义》不完全相同,约有十分之三四的差异,所以此书可能已包含有暧渊自己的一些易学思想。但其弟子阳枋则认为《易说》只是暧渊与朱熹讲论卦爻的言语,暧渊“所得不在是”,而是“得意于忘象忘言者”。(注:阳枋《字溪集》卷4, 《答谊儒侄昂书(二)》。)即认为暧渊对朱熹易学已有所不同。

四川铜梁学者阳枋在继承和发扬朱熹易学方面,较暧渊更为突出,影响也更大。受业师暧渊影响,阳枋对朱熹易学十分钦佩,曾两度编集朱熹易说,成《朱文公易问答语要》和《文公进学善言》;作有《易学启蒙跋》,介绍其版本、内容,以广其传;所著《易说》(今有部分残存于阳枋文集《字溪集》)定名为《正说》,也是因为“一本程朱之正”。阳枋易学思想甚为丰富,最突出的特点是重视《周易》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和体现,他说:“《易》元无出于圣人言语之外者,只在力行求至,行得一步,是自家底一步;行得一事,是自家底一事。”这实际上是对暧渊治《易》“于日用常行研究天理造化之精微”思想的继承,(注:阳少箕、阳炎卯《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纪年录》,载《字溪集》卷12附录。)也是针对朱熹易学盛行之后,学术界盲目祖述其说,空谈义理、不务实行的流弊而言的。阳枋在晚宋川东地区影响很大,经常被地方官员邀请讲学,还曾主教涪陵北岩书院,士子信从者众,对朱熹易学在川东地区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惜其遭逢季世,正处于宋蒙双方在四川激烈争战之际,故其后学在四川并无突出者,而浙江宁波学者史蒙卿则承继其学,深究易理,著有《易究》十卷(佚),以朱熹学术为宗,从而改变了当地先前陆九渊心学为盛的局面。(注:参见《宋元学案》卷87,《静清学案》和《宋史翼》卷34,《史蒙卿传》。)史蒙卿学术的较高造诣和影响,显示出阳枋播扬朱熹易学的贡献。

魏了翁既私淑张行成,推崇邵雍易学,同时又宗仰朱熹,积极讲传、发展朱熹易学。他发挥朱熹程邵归一、数理结合的易学思想,多次表示要将程颐义理易学和邵雍象数易学合为一书,所著《周易集义》(残)、《周易要义》就是这方面的著作。他认为治《易》应以义理为宗,义理学大师王弼的易学“独冠古今”;但和朱熹一样,又认为《周易》本是卜筮之书,辞、变、象、占应是理解《周易》的基本纲领,主张以象数求义理。(注:参见蔡方鹿《魏了翁评传》第210~212页,巴蜀书社,1993年。)他的《周易要义》一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修《四库全书》在收录此书时,还特别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专制“御制诗”一首,称扬备至,高度肯定了魏了翁阐发朱熹易学之功。

暧渊、阳枋、魏了翁等朱学后裔在易学上均有较高造诣,长期致力于研治、讲传和发展朱熹易学,有力地推动了朱熹易学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从而丰富了四川易学的内容。

综上所述,以周敦颐、邵雍、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名儒与四川易学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时,都程度不同地吸取了四川易学的内容。周敦颐、邵雍是间接师承于陈抟,是对陈抟易学的推演借鉴而开创了理学。程颐两次入蜀,先在成都获闻易学“三阳失位”之说,后又注《易》于涪陵,在四川完成《伊川易传》。朱熹间接师承于谯定,又对苏氏易学批判吸取,并于李舜臣《易本传》有所择取,四川易学成为其学术渊源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他们对四川易学的发展和兴盛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或通过亲自入蜀、后裔居蜀,或通过门人递授、著作流传等途径,在四川传播易学,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易学学者,象张行成发挥邵雍易学,谯定、张栻发挥程颐易学,暧渊、阳枋发挥朱熹易学,魏了翁致力于程邵归一、数理结合,都显示出较高的水平,成为四川易学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四川易学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而理学思想的传入又使四川易学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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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名儒学与四川彝族研究_宋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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