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跃进“浮夸风”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浮夸风论文,表现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2)02-0043-03
近年来，党史和国史学界对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危害和历史教训等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令人信服的成果。但是，对这场“浮夸风”的表现形式和特点的研究，却还相当薄弱，因此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大跃进“浮夸风”的表现形式
一些论著认为，大跃进“浮夸风”的表现形式就是虚报成绩，“放卫星”。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所谓浮夸，即虚浮夸大，就其性质而言，它应该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指事前夸海口，说大话，完全不考虑主客观条件或者任意夸大有利条件而忽视不利条件，提出一些根本难以企及的目标、口号、计划、指标。第二、指事后在总结、汇报和宣传中把成绩以小夸大，以少夸多，甚至完全弄虚作假，把根本没有任何成绩说成是成绩很大很多。提出过高目标或指标者，往往并不认为所提目标或指标不切实际，他们认为只要努力就可能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浮夸形式称之为不自觉浮夸；夸大成绩者，明知是假而为之，我们可以把这种浮夸形式称之为自觉浮夸。不自觉浮夸是说大话，自觉浮夸是说假话，二者性质虽有不同，但都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都属于浮夸。
按照上述对浮夸表现形式的区分，我们可以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作以下归类：
（一）不自觉浮夸。在大跃进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计划、指标。
在工业领域，中央把原定十五年赶超英国、三十五至四十五年赶超美国的口号逐步提前为两到三年赶超英国、五到七年赶超美国；把1958年全国钢产量指标由最初的624.8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7%）逐步提高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柯庆施甚至提出华东区1959年要搞800万吨钢。[1]
在农业领域，毛泽东提出了全国“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积基本改观”[2]的口号；中央把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任务的时间，由原定的十二年提前到五至八年，最后定在五年之内，又提出在五至七年内全国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河南省更是提出了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计划。1958年6月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三至五年内人均粮食产量要达到2000斤以上，[3]紧接着其他各协作区也都提出了粮食高产计划，就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区也提出了在人均粮食产量方面要达到1958年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3000斤。[4]
在文、教、卫和科技等领域，文化部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5]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要在三至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十五年时间普及高等教育。[6]科技界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的口号和争取提前五年即在1962年完成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以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7]有的省提出一年消灭文盲，有的省提出一年变成文化省，有的地方提出每个县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还有的省提出一年消灭“四害”等。
这一系列目标、口号、指令、计划和具体的指标，都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是说大话，都属于浮夸，这已为大跃进的实践所证明。至于1958年1070万吨钢指标的任务，虽然通过全党动员，各行各业让路，土洋并举，九千万人齐上阵突击蛮干而最终完成了，但考虑到这其中包括300万吨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铁疙瘩”，实际上也是没有完成。
（二）自觉浮夸。在大跃进运动中，许多行业、许多地方都虚报成绩，“发射”了一系列“高产卫星”。
在农业方面，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国兴修水利、积肥等热潮中，就已出现浮夸现象。1958年夏收开始后，全国各地“捷报频传”，小麦、水稻等多种农作物的“高产卫星”连接上天，热闹非凡。其中小麦最大的“卫星”是由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创造的，亩产高达8585斤多[8]；水稻最大的“卫星”是由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创造的，其一块中稻竟创下了亩产130434斤多的奇迹[9]！其它各种农作物也都有“高产卫星”。这些“高产”纪录有的是通过采用“并田”方法（即把许多已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庄稼并到一块田地里）假造出来的，有的是按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当时否定对农作物的合理密植，认为植得越密产量就越高），还有的纯系子虚乌有，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在工业方面，在1958年上半年全民大办工业热潮中，虚报浮夸之风就已开始蔓延。如河北省定县竟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中小工厂1530个，平均每天有35个工厂投厂；[10]又如工业基地薄弱的甘肃省到1958年5至6月，全省厂矿数已达22万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乡办的16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11]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又出现了全民大炼钢热潮，在工业领域的浮夸进一步升级，“高产卫星”此伏彼起。9月，贵州、河南等省相继发射了“高产卫星”，其中河南禹县日产生铁竟达4396吨。[12]在中央确定的放“卫星”的日子（9月29日）和“钢铁生产高产周”（10月15日21日）里，更是“卫星齐上天”，其中日产钢最高的省达到了10多万吨，日产生铁最高的省达到了37万多吨，[13]甚至连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也不甘落后，并取得了“大捷”。[14]在工业的其它部门如煤炭、电力、机械等部门，也都放过“高产卫星”。这些数字明显含有较多的水份，是浮夸的产物。
在文、教、卫和科研等方面，也有“高产卫星”出现。河南遂平县10个基层公社到1958年8月底，创办了各种“大学”570多所，学员达10万多人，基本上做到了每个社员都上大学；河南登封县竟在两天之内建起了44所“红专大学”，入学干部群众达11.7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黑龙江省于1958年在全国率先宣布已消灭了文盲。某师范大学一个文学班26个人苦战四昼夜，竟“读”了290部中外名著，编出了一本文学史大纲。[16]湖南华容县对生猪进行“三割催肥法”（割除尾巴、耳朵、甲状腺）试验，居然可使生猪一天长肉14斤。[17]这些成绩和数字也纯粹是编造出来的。
从上面对大跃进“浮夸风”的归类，我们不难看出，不自觉浮夸主要出自上层，自觉浮夸主要出自基层，而且这两种表现形式是相互联系的。一般来说，自觉浮夸是不自觉浮夸的产物，自觉浮夸反过来又促使新的不自觉浮夸产生，如果不能及时刹住这种歪风，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过高的目标、指标和不切实际的口号，必然会导致虚报成绩和放“卫星”。当时把能否完成上级指标任务作为衡量干部政治素质高低的主要标准，基层干部完不成上级高指标任务，就只能浮夸；还有一些干部，大话说在前面了，最后完不成任务，也只能说假话。虚报成绩和放“卫星”反过来又会误导决策者，导致新的更高的目标指标和更加不切实际的口号的提出。因此，全面认识大跃进“浮夸风”的两种表现形式，有助于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防止和识别浮夸现象。
二、大跃进“浮夸风”的基本特点
大跃进时期的这场“浮夸风”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这场“浮夸风”是从1957年9至11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刮起的，到1958年上半年进一步蔓延，下半年进入顶峰。1958年底，毛泽东和中央发现了“浮夸风”，并开始纠正，到1959年上半年，“浮夸风”的势头有明显减弱。1959年7至8月庐山会议错误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浮夸风”又有所抬头。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后，“浮夸风”才基本停息，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大跃进运动始终，前后长达三年左右，尤以1958年为甚。
第二、涉及的范围广。既然浮夸成风，足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首先，是涉及的地域范围广。这场“浮夸风”刮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1959年才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浮夸。其次，是涉及的行业领域多。这场“浮夸风”不仅涉及到了工业、农业，还涉及到了交通、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科技、理论研究等诸多领域。在工业领域又涉及到了钢铁、煤炭、电力、机械等诸多部门；在农业领域，发射过“高产卫星”的农作物、蔬菜，水果品种共达30多个。
第三、浮夸程度惊人。仅以粮食产量为例，1957年我国粮食单产量依北向南只有100多斤到400多斤不等，其中小麦平均亩产只有110多斤，水稻平均亩产只有350多斤。可是，据《新华半月刊》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58年9月25日，全国各报纸发布的全国农产品高产纪录中，小麦亩产在5000斤以上的“卫星”达11颗，水稻亩产在30000斤以上的“卫星”达19颗。[18]如果参照1957年我国粮食单产的平均数字，这些“卫星”就被夸大了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一百多倍、数百倍！1958年全国小麦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竟然分别是1957年小麦和水稻平均单产量的78倍和370多倍！1958年底，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公布了一个保守数字：195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3700亿斤增长102.7%。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仅比1957年增产2.5%。也就是说，1958年底公布的粮食总产量这一保守数字其实一点也不保守，它比实际数字夸大了87.5%。
第四、牵涉的人员多。首先是参与浮夸的人多。在大跃进运动中，参与浮夸的人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可谓人数众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各协作区和省、地、县，都制订了一系列的高指标，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他们的浮夸一般属于不自觉浮夸。毛泽东和党中央以及绝大多数县以上干部并不主张搞浮夸，他们不自觉地成为了“浮夸风”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只有柯庆施等少数人提出要“七分实干，三分浮夸”，属于自觉浮夸。不少基层干部为突出自己所在部门大跃进的成绩（实为突出个人），弄虚作假，谎报成绩和产量；一些群众由于对“浮夸风”的危害缺乏了解，加上担心受到打击或出于某种利益上的考虑，默许、迎合甚至参与了浮夸。这些干部和群众的浮夸一般属于自觉浮夸。其次，是相信浮夸的人多。不仅中央相信，省、地、县相信，一些群众也相信。毛泽东相信中央所提目标和指标通过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可以实现，他相信我国的粮食产量已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一度有过“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担忧。陈毅、陶铸等领导同志也发表文章，对浮夸深信不疑。当时的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中，除了陈云等极少数人表示怀疑外，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浮夸。直到“浮夸风”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党和人民群众才怀疑它，反对它。
第五、危害大。首先，这场“浮夸风”是我党在指导思想上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而它的蔓延又使党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直接导致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失误，诸如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行高征购政策，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继续跃进”、“更大跃进”等，这些决策失误又加重了大跃进运动的灾难。其次，“浮夸风”使我党以为大跃进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而相信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了。因而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夸风”是“共产风”的源头之一。再次，“浮夸风”使整个社会大话、假话成堆，严重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既误国害民，又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搞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此外，浮夸报道也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
总之，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浮夸程度之大，牵涉及人员之多，危害之严重，都是惊人的，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大跃进运动结束以来四十余年，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浮夸现象已大为减少，而早已不能成其为风了，但它并未绝迹，在一些地方还有蔓延之势。它虽不具有大跃进“浮夸风”的特点，但也应该引进我们足够的警觉和重视。
收稿日期：2001-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