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及其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无产阶级论文,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党创立起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并取得巨大胜利。作为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曾和党一起，形成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思想，并对这一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尖锐复杂的现实斗争中，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不断变化，日渐产生了放弃和背离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倾向并影响至全党。这也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本文仅就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及其演化，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从五四时期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基本形成。在五四运动前后，由于受十月革命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影响，陈独秀开始改变轻视劳动人民的观念，同情工农大众，赞同“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首先从理论上认识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使命。五四之后到党的创立，他走出书斋，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从实践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在许多文章、演说、书信中，肯定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认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①将工人阶级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看成社会的“台柱子”。②并基于对无产阶级的这一根本认识，积极投入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发起、创建工作，到党的二大，陈独秀执笔的大会宣言肯定“工人们的伟大势力，”承认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领袖军”，认为中国所有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均应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从1922年初起，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陈独秀进一步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并由此推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认为“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采用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③
三“二七”罢工失败后，陈独秀曾有过一个时期的消沉。但随着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经过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批评、帮助，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正确认识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消极思想不断得到了克服。1923年11月，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会议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提出共产党“必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④1924年5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检讨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思想，确定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⑤并且已意识到“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即共产党——笔者）和国民党右派之争”。⑥至此，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错误认识已基本被“纠正过来”。⑦陈独秀在随后的一些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基本上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他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在论述了历次政治运动后得出结论：“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⑧必须由无产阶级“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不妥协地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⑨在党和陈独秀等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发展，并在革命运动实际中形成了“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⑩
1925年1月，党在上海召开了四大。陈独秀主持会议并向大会作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会议“未经争论”即通过的由维津斯基起草、得到陈独秀赞同的宣言，集中体现了大会的政治路线，正是大会的宣言、报告及决议等文件，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11)他们“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12)明确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3)同时，为了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又提出了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并明确了加强党对各种群众运动领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样，党的四大就作为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形成的根本标志而载入了史册。显然，对党的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及其在四大被提出和为全党所接受，陈独秀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四大不仅是党的、也是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和党一起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一个根本标志。
陈独秀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前已述及，首先在于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开展工人运动的实践，从主观上具有了对工人阶级的正确认识。其次，是在客观上，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虽然与其曾低估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指示相矛盾）。同时，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这一思想作了不少探索和论述，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接受了这些正确的意见或主张，并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帮助下，纠正了自己的一些偏见和错误认识，从而促进了自己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
不可否认，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在巨大的曲折和反复过程中形成的，是存在着种种缺陷的。从五四时期到创党过程中，陈独秀虽然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头脑中仍残存着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工人阶级的意识。及至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他也随之消沉起来，“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14)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在努力实现国共合作的同时，由于受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的评价上的严重缺陷的影响，陈独秀在阶级分析上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他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重视资产阶级超过无产阶级，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当然，不能将他所说的国民党等同于资产阶级。——笔者），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只有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还接受、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但是，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上述认识还未定型，“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连续一贯的机会主义”。(15)当然更不能将此视为此后陈独秀一以贯之观察、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因为充其量这种错误理论在当时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既使陈独秀在这段思想上严重右倾的时期内，其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阶级分析方面，仍是有一定的正确认识的。如他仍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最勇敢的先锋队”，(16)没有“这最有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17)在夸大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幼稚性、妥协性，并最早将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非革命的”、“反革命的”三部分；在讲农民散漫、难以加入革命的同时，只承认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势力，已有加入革命的可能，等等。这是他的认识能由错误转向正确的基础。虽然陈独秀逐步接受、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但他在这一思想上仍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局限性。如忽视无产阶级对武装力量和政权的领导，未能认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忽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等等。象幼年的党一样，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时不久的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的种种缺陷，及形成这一思想过程中的曲折、反复，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反之则是不可思议的。不独陈独秀为然，党的其他领导人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也是不甚了了的。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毕竞基本形成了这一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并投入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际斗争。
二
从1925年1月党的四大到1926年12月党的汉口特别会议，是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发展与倒退互相交错、复杂演变的阶段。从总体上看，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陈独秀和党一起，仍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并在实际斗争中实行和维持了无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使革命力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倾向日渐发展并成为其主导思想，而且在汉口会议上为党所接受。这一思想倾向在实际斗争中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的复杂演化，首先表现在他对无产阶级本身的认识上。一方面，陈独秀坚持和发展了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的认识。四大之后，陈独秀积极投身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通过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尤其是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革命斗争中，工人阶级表现出的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性，使陈独秀对工人阶级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更趋正确。他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等大量文章、报告中，赞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强调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胜利。他说：中国工人运动“表现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最伟大的社会势力”，(18)中国工人阶级“已表示极伟大的力量”。(19)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20)“这一不妥协的工人阶级不仅在决战的心理上是不妥协的革命者。并且在客观上也富有能够革命的力量……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必须他们起来参加才足以制敌人的死命”。(21)“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地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22)从而强调指出；中国民族运动必须“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23)但是，陈独秀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正确认识，还未能同在具体的尖锐复杂的现实斗争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自觉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往往是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思想与实践相脱节的。他在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则显得困惑、呆板和手足无措，出现思想上的混乱，以致发生种种曲折、倒退的认识和行为。其集中表现，就是往往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低估无产阶级的力量，主张对资产阶级以退让求团结，从而导致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定的削弱和放弃。
其次，对农民同盟军的认识。应该肯定，在这一阶段，陈独秀主要是贯彻了党的四大关于农民同盟军的正确思想。党的四大在提出这一问题后，党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中国农民运动汹涌而起。陈独秀对农民运动是从根本上给予肯定和支持的，并强调党要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他说：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已经“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了”，“照这种趋势看去，我们可以说，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24)甚至认为：“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25)陈独秀着重指出：“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地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26)“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27)并针对农民运动已经兴起的省份，提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28)但是，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吓坏了资产阶级。为了稳住资产阶级，保住统一战线，陈独秀又一再主张限制农民运动。他在反驳反动势力攻击农民运动“过火”的同时，也跟着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当然，当时的农民运动确有骄枉过正的现象），并以缩短左右距离（即限制工农运动以换取国民党右派的向左）规定为党的主要策略。此外，受共产国际妥协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和党一样，曾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一度忽视和放松。这一切，对农民运动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再次，对争取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想更形复杂多变。首先应该肯定，他曾坚持或提出过的不少主张或策略是正确和较为正确的。面对统一战线内部在领导权问题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和斗争，陈独秀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29)的主张，认识到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通过与资产阶级争夺才能实现。同时，他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深化中渐趋全面，党的四大后，经过开展“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工人斗争，陈独秀很快改变了“二七”罢工失败后过份看重资产阶级的认识。甚至还得出过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都“不革命”的看法。(30)他曾多次指出资产阶级的幼稚性、软弱性、妥协性、反动性，认为“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31)指出“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他们不能革命到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32)他在将资产阶级划分为“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的三部分的基础上，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及军阀有力的工具”，(33)是革命的对象；同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小工商业家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这种对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初步区分，对争取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策略的制定，显然是有益的。
在对待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国民党方面，随着其内部左右派的分化愈演愈烈，陈独秀将其划分为共产派和右派、左派、中派等派别，提出共产党（共产派）“要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34)的策略。陈独秀在许多文章、演说中，对国民党右派，尤其是对右派冯自由、马素、张继、谢持、居正等，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批判。对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孙科等、也曾给予过一定的抨击。如认为戴季陶和老右派谢持、马素等“无甚出入”。(35)认为“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36)“他们既然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37)陈独秀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析、揭露、批判和斗争，对于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认识不仅不尽全面，不尽正确，而且其正确方面也往往不能坚持始终。尤其是在斗争形势、阶级关系急速变化时，更易认不清事物的本质，而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作出种种错误的判断。如1925年底北方政局动荡，国民军处境困难时，陈独秀就认为全国“革命低潮到来了”，从而要联合国民党右派(38)。1926年底，随着资产阶级在北伐中掌握武力，其势力日益膨胀，陈独秀就由看重工农力量转而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39)特别是到1926年底党的汉口会议时，由于北伐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革命人民同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矛盾已开始降至次要地位，而同由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新军阀蒋介石的矛盾，已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陈独秀对此重大变化竟根本未能认识，而要拉住蒋介石死死不放，甚至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迁就蒋介石之反动要求，并使党接受了这些主张。从而隐伏了重大的革命的危机。陈独秀虽然进行了一些反对国民党右派、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但是，一方面，他长期对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吴稚辉等新右派认识不清，还把他们当成国民党左派加以吹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共产党处于国民党中心地位、担当领导者的作用，是“包办”国民党，因此才引起右派忌恨；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应居于“客卿”的角色，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争端，保住统一战线。所以，他对右派的斗争是缺乏彻底性的，也是越来越缺乏战斗力的。相反，他是以更多的妥协退让，去迁就资产阶级，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仅1926年前半年，他就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斗争中，三次作了大让步。结果，使蒋介石等右派得势，共产党遭到各种限制和打击，出现了对革命不利的形势。陈独秀在与资产阶级限制与反限制的复杂斗争面前，更感力不从心。为了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他于1925年10月、1926年3月、1926年7月，先后三次向中央提出要我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这无异于将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共产国际和党内多数同志的批评和否决。
再次，对无产阶级领导武装、政权问题，陈独秀均曾有所认识。他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说：“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40)他又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是要居很重要的地位。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都是武装的，民众没有武装，如何能够得着革命的胜利？”(41)他主张党“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42)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43)强调要“不断地扩张民众的武装，如民团、商团、红枪会、农民自卫团、工人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学生军等”。(44)1926年6月，陈独秀还曾主张建立共产党自己独立的军事势力以和蒋介石对抗，要求共产国际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人的枪械，匀出5000支来武装农民，但因遭到共产国际拒绝而未果。(45)在政权问题上，陈独秀对党领导农民推翻乡绅政权建立农民政权，也是取赞同态度的。但是，在这个时期里，陈独秀从根本上忽视了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直接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主张北伐战争的军权统交资产阶级掌握，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在国民革命军中只能作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就任实权官职。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北伐战争中掌握了武力，实力空前膨胀。在建立革命政权问题上，陈独秀更是主张政权应归资产阶级所有，反对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46)自动放弃对政权的领导权，甘当“在野党”。
陈独秀在本时期之所以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发展与倒退交错，在总体上坚持这一思想的同时，逐渐形成以倒退为主的趋势，这首先是由越来越错综复杂而尖锐激烈的客观现实斗争所造成的。一方面，我们党还处于幼年，而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接受马列主义、领导革命斗争也为时尚短。另一方面，则是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斗争，同资产阶级新、老右派的斗争，以及开展各种工农群众运动，政治的、军事的、外部的、内部的各种斗争相互交错，极端错综复杂，需要很高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经验，而我们的党及其领导人陈独秀等还未具备胜任肩负这些斗争任务的能力和水平。再是，陈独秀已经产生的“二次革命论”萌芽，虽经党内同志帮助和在实践中认识，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和纠正，但并未彻底消除，一遇适当的气候，就会恢复和发展起来。陈独秀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并未理解。他产生过不经过民主革命而一举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47)但主要是将两次革命绝然分开，强调资产阶级应领导民主革命的思想。尤其是资产阶级在北伐战争中掌握武力、势力膨胀后，陈独秀更是将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为了拉住资产阶级而步步退让。其三，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断出现失误。可以说，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些妥协让步主张和行为，都可以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意见中找到根据。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得到了系统、集中的体现并为中央所接受。从此，背离、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倾向成为陈独秀和党的主导思想。
三
从1927年1月到1927年7月，是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大倒退的阶段。汉口特别会议后，进入大革命末期。在整个这个阶段中，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仍是有所坚持的。尤其在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之前，更是如此。但是，急剧变化、日益险恶的形势，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指导的诸多不切实际、自相矛盾和不断失误，陈独秀自身认识的更加混乱，使他对革命局面无法明示、无以把握。对一个接一个的反革命剧变感到头晕目眩，无所措手足。对自认为“大势已去”的革命形势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他认为要挽救革命的败亡，只有以更多地牺牲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去迎合、取悦于资产阶级，才能拉住他们和保住统一战线，保住革命。从而，他在这一阶段中，在总体上，是坚持退让——投降主义的，是迅速沿着放弃、背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轨道下滑的。
之所以说陈独秀在这一时期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有所坚持，首先是陈独秀对无产阶级本质的认识并未改变。他仍认为“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毁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48)1927年二三月间参加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过程中，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有很大回升。他主张工人阶级要立于革命的“主体”地位，并夺取武装，夺取市民代表会的领导权。在党的五大上，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仍持肯定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某些右倾错误。尤其是赞同了大会对“二次革命论”的否定和批判。大会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是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49)陈独秀也领导、参加了声讨蒋介石等反革命武装叛变的斗争，并曾提出东征讨蒋的主张。(50)此外，陈独秀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加强工农联盟及开展土地革命，工人阶级领导武装、政权及群众运动工作等方面，也曾有过一些正确的认识和主张，直到6月15日，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有挽救革命及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两个五月紧急指示，仍回电表示完全同意。陈独秀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仍能有所坚持，既在于前已述及的他原有的认识基础，也是党内同志批评帮助和执行共产国际某些正确指示的结果。
但是，这一时期，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的倒退是其主要倾向。尤其是在1927年4月《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反革命剧变接连不断。党的北方区遭破坏，“四一二”政变，“四一五”政变，夏斗寅、许克祥等相继叛变，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出境，武汉国民政府日趋反动并在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后宁汉合流，共同反共，革命危机临迫。陈独秀在这一系列反革命事件面前，感到既惊慌，又困惑，他在苦恼和失望中，更加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寄托于“国民党左派”。认为国民党（实质是资产阶级）“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51)在统一战线中，也更加“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主张对资产阶级无原则妥协退让，而一步步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在反革命事变面前，不仅反击无力。甚至责怪共产党自己，从而使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在对待无产阶级农民同盟军方面。他始终拿不出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心和措施，反而处处限制、责难农民运动，力图将农民运动限制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就使无产阶级难以团结甚至抛弃了农民这个伟大的同盟军，而使自己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在军事问题上，他也日益从不重视和消极的态度，转到要“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52)实际无异于交枪投降。在政权问题上，他也由向来漠视的态度很快转到要求共产党人全部退出政府，使革命所建立的政权为资产阶级一家独占。既便对我党在领导权上最具优势的群众运动，陈独秀也主张将其交给资产阶级，提出“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53)如此等等。显而易见，这就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丧失殆尽了。自然，也不难想见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已倒退到何种地步。
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背离和放弃，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极度发展，使大革命的失败已经势不可免。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加速发展和趋于成熟，并进一步由阶级投降主义滑向取消主义。因其思想对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已无明显意义，故不再赘述。
注释：
①②⑧⑨(44)《新青年》第七卷6号，1920年5月1日，第4期1924年12月20日，第5号1926年7月25日。
③(17)(18)(19)(20)(21)(22)(23)(25)(30)(31)(33)(36)(37)(40)(41)(46)《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71期1924年6月28日，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第101期1925年2月7日，第160期1926年6月30日，第180期1926年12月5日，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第136期1925年11月25日，第160期1926年6月30日，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第179期1926年11月25日，第149期1926年4月13日，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
④⑤⑥⑩(11)(12)(13)(24)(26)(27)(29)(32)(34)(39)(4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747页 187页 186页 270页 274页 274页 274页，(1926)142页 143页 148页 116页 116页 116页 115页，(1927)38页。
⑦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3页。
(14)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15)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16)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28)(48)(45)(50)转引自《陈独秀年普》，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第228页，255页，217页，266页。
(35)(47)《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392页，394页。
(38)《吴玉章回忆录》，第132页。
(42)(43)据陈独秀主持通过的中央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军事运动决议案》1926年7月。
(51)(52)(53)见陈独秀及共产国际代表主持通过的《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192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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