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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这里，毛泽东指出了建国后农业发展的两个方向：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点。
一
通常人们把现代化简单归这为工业化，这是不准确的，至少它忽视了农业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两个方向：现代化与社会主义。
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农业集体化要求采用工业化才能提供的现代机械化工具和现代技术，因而工业化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说：“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然而，时间追溯得更远些的话，我们发现毛泽东曾提出过与此并不完全一致的观点。1944年8月，他与美国人谢伟思说：“中国农民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前途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不解决农业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成功。”可以推论，毛泽东所指的农业问题，不仅包括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包括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革看成是工业化的前提，这一思想更相似于毛泽东建国后的观点。
后来毛泽东发现，“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这种模式并不适合于中国，于是他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一般认为，毛泽东创造的是一条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道路，这是他1944年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这种表述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地说，毛泽东在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如何与现代化协调发展。
1953年，毛泽东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提出了批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兴修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推广新式农具等等，都只是行小惠。这些改进农业技术的措施只有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他开始引导人民把农业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到1955年毛泽东发表《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他的这一思想就完全成熟了。“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到1955年，毛泽东决心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他设计了这样一种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现代化应当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反过来说，社会主义也应当是具有现代化内容的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应该是协调发展的，而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呈现鲜明的二元化结构特征：现代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并存，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并存，受到较好教育的市民与大量的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并存。而二元社会结构又与二元经济结构凝结在一起，对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产生影响，严重阻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拆除二元社会结构。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正是按这一思路发展的，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内涵，即在经济上的农村工业化，社会实体模式的农村城市化，在教育上，推动农村教育的普及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
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农业工业”这一概念，把农业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农村工业化上，他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按毛泽东的设想，农村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农村城市化。陆定一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发言稿中，转述了毛泽东对农村城市化的设想：“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这不是乡村，而是一幅美妙的城市图画。推动农村教育的普及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他多次提出要把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当成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如何实现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和推动农村教育的普及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考察建国以来农村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毛泽东在追求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时，一直遵循着他倡导的现代化目标模式，即现代化应当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出现，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新生事物。《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章提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毛泽东自己也在不同场合赞扬公社的组织形式。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既是农村生产关系的进一步社会主义化，又可以促进工农结合，加速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因此他指出，人民公社“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
毛泽东推动农村教育普及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他把推动农村教育的愿望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和教育改革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他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另一方面，他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他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要求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新的教育制度必须建立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由贫下中农去管理农村的学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公社宣告解体，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借助强劲的返城风又回到了城市，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学校也成了历史。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虽然确立了正确的农业现代化目标模式，但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不是成功的。
二
在我国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不可能离开广大农民，毛泽东领导进行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我认为，分析毛泽东领导农业现代化建设失误的原因，有两个问题，是不可忽视的。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对农民的基本估价，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
毛泽东建国后对农民的估价，以第一次郑州会议为界，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1951年，毛泽东把土改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前，毛泽东对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得越来越高。到1955年，他认为：“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他在南宁会议的讲话提纲里指出：“1958年，人民对革命和建设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比任何时候更高。”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开始有了变化。他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产品跟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产品进行交换……。许多同志觉得，农民现在忽然变得跟无产阶级一样，或者更高，农民现在是第一，而无产阶级呢？变成二哥了。”毛泽东开始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农民的小生产者特性，在此以后，他对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的危害估计得越来越严重，他经常向人们提及列宁的那句名言：“小生产者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基于对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过高估计，毛泽东大大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步伐，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对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危害不断拨高，导致了毛泽东晚年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虽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调整，但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就止步了。关闭了通向“包产到户”的大门。在思想领域内，则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阶级斗争，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也在不断发展，认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文化大革命”时则进一步提出，贫下中农领导一切，一切依靠贫下中农。所有这些，使毛泽东理解的农业现代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平均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以及深深的阶级斗争烙印，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学术界的论述很多，我想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点。（一）拔高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二）追求社会关系的绝对公平，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所理解的农业现代化三个层面的内涵，无论是经济目标、社会实体模式目标，还是教育目标，都是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这一政治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主张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必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他更强调社会主义对现代化的影响，认为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而把现代化所包含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因素看成是派生物。毛泽东坚持了社会主义，但他在认识社会主义上的三个误区，客观上阻滞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这一点，下面拟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三个误区，不可避免地与农业现代化事业产生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基底，毛泽东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是，这种愿望与毛泽东推行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存在着矛盾。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那些所谓的阶级成份不好的人，阶级斗争的观念冲淡了他发展科学技术的努力，他不相信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1970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师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毛泽东过分信奉政治的力量，以政治代替知识与技能，以至交白卷的小子成了英雄，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则进了牛棚。这些严重削弱了我国现代化的基础，邓小平曾经痛心地指出：科学院系统有15万科技干部，没有人敢进实验室，他们都害怕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年轻人害怕，老年人也害怕；现在，研究人员不读书。同时，毛泽东也忽视了专业化、职业化和高等教育对现代化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的初等教育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我国的专业化、职业化和高等教育却严重衰退甚至停滞。1968年毛泽东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持续十几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没有受过专门的农业科学技术教育，更缺乏农业生产劳动的技能，所有这些，都只能对农业现代化产生阻碍作用。
2.综观各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发现，现代化总是以新形式的不平等作为代价的。这样必然迫使人们作出一种选择，要么允许存在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以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要么维护所谓的社会平等却要以滞后现代化的进程为代价。在我国目前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平等，但还不可能完全消除不平等。毛泽东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平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加以肯定，这样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与其所追求的农业现代化目标之间就会经常出现矛盾。他提倡共同富裕，却又以同步富裕为前提；他积极地肯定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也极力消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因此，正如逢先知所说的：“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但如果把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那末，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毛泽东迫切希望中国农民能早日进入现代化社会，但在现代化与社会公平的二难选择中，他却又往往忽视了现代化。
3.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与农业现代化是无缘的，它不可能产生生产力的聚集效应，农业机械化、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在这种经济形式下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毛泽东把发展集体经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样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前提。但是，毛泽东为发展集体经济而追求生产关系“一大二公”的做法，显然与当时我国农村落后的生产力产生了矛盾。诚然，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生产力基础，但毛泽东忽视了集体经济也同样需要它的生产力基础。在我国农村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毛泽东的目的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但最终却产生了这样的后果，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不仅没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共同富裕，相反导致了普遍的落后和贫困。
以上粗浅地分析了毛泽东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农业现代化目标之间的三个矛盾，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因而他不可能解决这三个矛盾，而正是这三个矛盾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毛泽东坚持了社会主义，但他毕竟没有找到一条通向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晚年最大的困惑。
毛泽东没有找到一条通向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我们不能因此采取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否定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