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居住在社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他们拥有丰富的人格魅力、经验优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是老年群体中的精英，正在成为当前居民区各项治理工作的“新力军”。他们退而不休，就近参与居民区的社区治理，不仅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更为转型时期社区治理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示范引领，形成了一些典型的参与范式。本文重点考察制约该群体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改进对策。
关键词：社会转型 社区治理 老年精英 参与模式 影响因素
一、退休人员在社区发挥作用的现状分析
（一）当前社区治理的现状
长期以来，在国家-社会互动视角下，“街-居”制的传统社区模式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参与主体的博弈和权力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学界关切的热点。沈剑霞指出：当前的社区居委会工作普遍存在行政化问题，即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在实际运行中，主要不是从事自治活动，而是从事政府组织指派的行政事务，实际上成为各级政府的延伸组织①。当前，以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社区规模日益扩大，居住人数10万以上的社区达700个，上班族早出晚归导致社区白天“空城”，年轻群体对社区事务参与热情度不高。
（二）以退休人员为代表的老年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
然而，以离退休干部为代表的老年“精英”群体，政治素养高、社会责任感强，以高度的参与热情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活跃在社区治理各个领域和组织里，凝聚人心、引领，发挥着“积极分子”和“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朱富强认为：离退休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新时期，广大老干部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们是改革开放曾经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在改革和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老干部的积极作用，在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少走弯路，对解决当前存在的社会难题有着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②。
（三）退休人员参与居民区治理的客观“短板”
但与此同时，老同志受身体精力条件的制约，参与社区治理只能是量力而行，无法与非专职社区工作者相比拟。老同志对新媒体的使用程度、对互联网等虚拟社区认知滞后性，使得老同志缺席当今社区治理信息化领域。吴信训指出：总之，以贴心服务为宗旨，针对老龄群体的需求特征，充分调动和开发新媒体的多种功能，更好地提升老年群体的自我生存能力，更好地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乐，把老年群体变为“乐龄群体”，这不仅具有现实可能性，可以为老年社会问题治理发挥重大的作用。同时，也会给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产品和服务创新空间③。
二、退休人员参与居民区治理的模式分析
（一）从参与意愿上大致可分为：有组织行为即被动的响应和自发行为即主动作为。孙元等指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呈现被动状态，主要表现为参与的行为被动、方式被动、制度被动、途径被动。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淡薄，对社区参与的利益实现功能认同不足，参与体制分化程度低、自立性差，社区吸引与维系力不够。要实现城市居民从被动到主动的社区参与转变，就要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形成完整的社区组织体系，实现社区利益互动并采用激励原则④。
（二）从参与目标上划分，可分为利益相关型和公益自愿型。陈伟东等指出，社区生活本质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各种利益相关者均是平等的参与者，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明确界限⑤。
（三）从参与领域和内容上看，可分为促进社区党建、参与社区日常治安和矛盾化解、公共服务供给、文明建设（垃圾分类）、文化建设价值引领共同体建设等。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当前，老干部工作部门倡议老同志在社区发挥“六大员”作用，即“党的政策的宣传员、社会道德的示范员、和谐社会的促进员、教育后代的辅导员、社会风气的监督员、社区文化的倡导员”。
三、老年精英群体参与居民区治理的影响因素及改进对策
（一）影响因素
溯本追源，探究老年“精英”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参与意愿的问题，意愿是行为的动机，是老年“精英”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逻辑的起点。其次，是要从群体自身特质、社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外部环境，来梳理当前制约群体发挥作用的客观因素，为本文从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的视角，提供合理化建议，给予决策支持。杨鑫指出了专业属性和自身特长，成为老年“精英”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高等院是社会人才培养的摇篮，而高校教师相较于社会普通人员，拥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他们事业执着、工作专注、社会责任感强，即使离开了工作岗位仍能保持较高的职业素养，在退休后从事“老有所为”工作上，同一般社会退休人员相比，高校教师退休后继续为社会服务的条件更充足⑥。
（二）改进对策
马婧在研究中发现，老年“精英”群体参与治理的方式有传统意义上的“人情”成分：作为老年群体政治空间之轴心的“老年精英”（楼组长、志愿者骨干等）及其与社区居民的“人情”操作、“人情”投资和“人情”互动是驱动老年群体政治空间得以运转的逻辑所在，并受到来自老年群体个体差异（性别、健康状况、收入水平、职业经历）、社区交往（社区公共娱乐、交往密切程度、利益依赖程度）和群体观念（社区归属感、个人认同感、政治效能感）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⑦。
老年“精英”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既符合当前离退休干部工作社会化、社区化的大趋势，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活动；也是当前社区治理多元化、提高基层自治能力的必然需求。史云贵指出：从构建区域性社区党建新格局、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区公共服务机制、重塑社区组织结构、构建大社区整体性治理体制、大力发展社区“两新”组织、打造社区公共文化等方面提出了破解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对策性路径⑧（史云贵，2013）。
从社区建设视角出发，老年“精英”群体的积极、有序、高效能的参与社区治理，有助于开发社区内部丰富的“老年人力资源”的“富矿”，有助于形成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社区共同体。
注释：
①沈剑霞.论城市社区居委会工作中的行政化倾向[D].浙江大学，2004.
②朱富强.新形势下老干部作用发挥机制研究[D].郑州大学，2015.
③吴信训，丁卓菁.新媒体优化老年群体生活方式的前景探索——以上海城市老龄群体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调查为例[J].新闻记者，2011（03）：65-69.
④孙元，蓝光喜.努力实现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8（03）：12-15.
⑤陈伟东，李雪萍.社区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02）：71-73.
⑥杨鑫.“老有所为”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D].江西财经大学，2017.
⑦马婧.老年群体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治空间[D].华东师范大学，2016.
⑧史云贵.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14（02）：88-97.
论文作者:汤辉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2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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