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治理、风险导向与审计定价——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上市公司论文,证据论文,风险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述
以契约理论的层次结构学派和合约学派为依据，公司治理形成了狭义和广义等多层次的概念。对于狭义的公司治理，历史上相继出现股东中心论和人力资本中心论两种“单边治理”的思潮，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股权分散化等造成企业边界的柔性化，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企业”，使得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交易者、雇员、政府和社区等有机会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Cochran and Wartick,1988），[1]从而带来了新一轮的以“多边治理”为核心的治理革命，对公司治理的理解也重新定位在广义的概念上。从广义上来讲，公司治理实质上是公司内外部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和治理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Jensen,1993），[2]有效的公司治理同时依赖于良好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制度设计及其要素体现。
2007年4月，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肆虐并演变成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探求金融危机的根源，既有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失当和美国中介机构失信等外部治理原因，也有内部风险管理欠稳健、诚信体制缺乏、责任追究机制失效等内部治理原因，实质上暴露出美国式公司内外部治理的重大缺陷和风险。“正是治理风险的引爆，最终直接导致了这场金融海啸”。“此次危机与几年前的安然事件如出一辙，再一次凸显了‘繁荣’背后的治理风险问题”（李侠，2008）。[3]美国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的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拟从审计定价的视角寻求我国公司外部治理风险防范与控制机理。
审计定价是审计成本、审计质量、审计风险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的产物，在审计市场中一直为各方所关注。在审计市场不可避免地存在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成为一种具有效率的选择（刘建秋等，2005）。[4]2010年1月27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10］196号），反映了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情况已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并开始对收费行为予以规范。我国已有很多学者探讨了公司治理要素和审计定价的相关性，如蔡吉甫（2007）[5]等，但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探讨内部治理的影响，并未把外部治理的影响作为研究重点。从2007年1月1日起，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全面实施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为核心的新审计准则体系。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基于战略系统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内外环境层面上对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在提高审计效率的同时也力图降低审计风险，充分反映了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已成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关注重点。那么，在我国，外部治理影响审计定价的路径有哪些？审计定价考虑外部治理风险了吗？如何协同内外部治理以提高公司的整体治理效率？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
我国公司治理的突出问题表现在“内部人控制”方面，因为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加剧了强势一方的逆向选择，所以许多学者把研究重点投向公司内部治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高层权术游戏”。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可由既定的（外生化的）分析转变为内生化的分析，以提高制度的执行效率。因此，内部治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效率的公司治理也依赖于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和制度安排。在我国，目前从外部治理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如何构造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聚焦于外部治理及其“内生化”，以提高公司治理的内外系统依赖性。然而，由于篇幅或信息收集等原因，本文纳入研究的外部治理主体仅包括银行债权人（长期）、供应商、境内外监管、客户和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也把中观治理环境（区域和行业分布）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环境因素来考察，而并未包括经理人市场、行业协会、其他中介（如律师事务所）等等，这些有待于后续进一步的研究。
（一）银行债权人（长期）和审计定价
债权人和股东都是公司资金的实际提供者，但股东和经理层等“内部人”却可能通过股利分配、资产置换和投资不足等方式损害债权人利益。由于债务增加了破产的可能性（Harris and Raviv,1990），[6]尽管拥有固定收益权，债权人却承担了到期资金不能收回的风险。因此，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应该从股东手中转移一部分给债权人，并根据所出现的不同的收益状态来决定控制权的分配情况（Aghion and Bolton,1992）。[7]债权人可以通过拒绝放贷或提前收回贷款、借款契约保护性条款安排、贷款资金使用过程监管、进入债务人董事会、非常情况下的“相机治理”等方式来参与公司治理。我国资本市场中目前存在大量的债务性资本，特别是为公司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资本承担的风险最大，因此，无论从剩余风险的控制动机上，还是监督实力上，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债权人更易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也更为期待较高的审计质量。同时，出于对财务风险的顾虑，注册会计师也会调高有更多银行长期借款的客户的审计风险溢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长期借款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
（二）供应链治理与审计定价
“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s）认为，未来的竞争不只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与另一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对抗（Iansiti and Levien,2004），[8]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依赖于作为“核心商业层”的内外部供应链的协调运作。与内部供应链的供需业务相衔接，外部供应链主要由供应商和客户所构成。随着经济联结性的增强，供应商日益关注下游客户的发展情况，期待看到较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以推断客户未来采购的稳定性和还款能力，借此评价客户的重要性和信用水平，并对重要的或信用等级高的客户提供较高的赊销额。赊销额增加会增大企业的短期偿债风险，注册会计师可能会结合其他审计程序调高审计定价。
客户不仅有商品购买的选择权，还可以在采购合同中确定“有权审计条款”，对企业开展“供应商审计”，即便在购货后，客户也有退换、保修等售后服务要求和损害赔偿的权利。这些权利设置和商品的实际效用一起构成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竞争力越强的产品，货款的回收速度越快，双方的预期合作时间越长。打算与企业长久合作的客户更愿意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期望看到质量较高的审计报告。但是，较快的货款回收速度反映了较强的经营效率，注册会计师也可能据此调低风险预期，降低审计收费。综上所述，本文以应付账款/总资产、应收账款周转率作为替代变量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2：应付账款/总资产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
H3：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审计定价的关系不确定。
（三）境内外监管与审计定价
企业不仅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政府需要动用多种监管手段维持社会公正和经济运行。尽管世界各国的法律限制和政府管制总体上有弱化的趋势，但最近几年国内外财务丑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各国加强了监管制度建设。监管制度建设在监督管理者和保护投资者中具有重要作用（La porta et al.,2002）。[9]监管风险会影响审计定价，李爽等（2004）[10]以中国证券审计市场中的审计师变更为样本对象，研究发现监管信号提高了后任审计师对客户的风险评价水平，导致了审计定价提高。不同国家的监管规则的严格性有差异，由此所衍生的诉讼风险也不相同。La porta et al.（2002）[9]发现普通法系国家（如美、英）比大陆法系国家（如德、日）具有更高的监管和治理水平。即使同为普通法系国家，同时在美国上市的英国公司会向其审计师支付更多的审计报酬，充分表明美国市场较高的诉讼风险对于提高审计定价具有重要影响（Seetharaman et al.,2002）。[11]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允许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等），因此必然面临来自投资方的更为严格的监督，并接受境内外多重证券管理部门的监管。这些公司为了降低监管风险，必然有强化自我治理的动机和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动机。注册会计师也会在较高的监管和声誉损失风险的压力下提高审计定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4：受到国内监管处罚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要高于未受到国内监管处罚的公司。
H5：发行外资股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要高于未发行外资股的公司。
（四）外部审计治理与审计定价
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审计服务能够减少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强化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意义。由于上市公司可能借助大型事务所的品牌向市场传递财务信息可靠的信号，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和品牌效应影响了审计定价。在中国市场上，大型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Mark L.DeFond et al.,2000），[12]大型事务所尤其是国际“四大”获得了更高的品牌溢价（漆江娜等，2004），[13]大型事务所更具备实施风险导向审计的能力，其对源于公司治理的风险更加敏感，所以影响了其风险溢价和定价策略（潘克勤，2008）。[14]宋衍蘅等（2005）[15]探讨了会计师事务所更换对审计收费变化和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更换以后，影响审计费用上升和下降的因素并不相同。非标准审计意见意味着公司存在更大的风险，并向市场传递负面信号。审计失败的成因之一来自于企业的错误与舞弊或经营失败（秦荣生，1999），[16]为防范审计失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需要花费注册会计师更多的审计时间去收集更多的审计证据，并与管理层进行多个回合的谈判与沟通，由于增加了审计时间和审计成本，所以影响了审计定价。伍利娜（2003）[17]发现，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属于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要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
H7：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更换和审计定价的关系不确定。
H8：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审计定价要低于出具其他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中观治理环境与审计定价
中观治理环境主要包括企业所处的地区环境和行业环境。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制定审计收费标准上也会考虑到公司所处地域的经济水平，审计定价可能存在地区级差，李爽等（2004）[10]认为在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的审计收费较高。行业环境是注册会计师风险评估的重要环节，不同行业的经营环境并不相同。肖作平（2006）[18]对12个行业的审计费用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和虚拟变量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证明行业门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制造业占我国国民经济40％的比重，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多数也是制造业公司。由于制造业需要紧密的全球性经济联系，因此在本轮金融危机中遭到了剧烈冲击。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已经开始、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外贸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再加上核心技术落后、品牌附加值低、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注册会计师可能调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预期盈利，并调高其会计信息虚假陈述的风险。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9：注册地处京、津、沪、粤、浙、苏、鲁、闽地区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
H10：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中国证监会于2005年4月29日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截至2006年底，沪深两市已完成或者进入改革程序的上市公司共1301家，占应改革上市公司的97％，对应市值占比98％，股权分置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杨丹等，2008）。[19]2007年是新会计准则和新审计准则首先在上市公司实施的第一年，本文涉及很多财务指标变量，新准则实施前后的财务数据也存在一定的不可比性。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2007年为研究窗口，选择了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全样本的截面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开发和维护的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CSMAR），并参考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www.cnlist.com）和证券之星（www.stockstar.com）对有关数据进行了补正。为了提高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减少例外因素对数据的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主要是考虑到金融类上市公司和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异质性；（2）剔除数据披露缺损的上市公司；（3）剔除未披露年度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经过处理，最后得到1074家样本公司。文中相关数据的处理和检验都是应用SPSS13.0和EXCEL软件进行的。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根据上文分析，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为了对以上研究假设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本文借鉴了以往的研究，考虑了内部治理层特征、公司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盈余管理动机、财务能力等的影响，选取了NATI（实际控制人是国有为1，其他为0）、LNTA（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INVE（存货/总资产）、LOSS（亏损为1，否则为0）、ROA（净利润/总资产）、QUICK（速动比率）、LEV（资产负债率）等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可见，不同样本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有差异，经追踪到原始数据，审计费用最高值达11900万元，最低值仅为7万元。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的均值为56.4％，而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的均值仅为5.7％，由于我国的公司债券比例本身较低，银行贷款仍是上市公司融资的主要方式，因此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比重较低，债务结构不合理。会计师事务所为94％的样本公司出具了标准审计意见，表明绝大多数审计师都认可客户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26.4％的样本公司聘请了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国内“五大”按照当年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客户资产排名）会计师事务所，表明大多数上市公司聘请大型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意愿不强烈。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标准差为408.969，表明不同公司的货款回收速度有很大差别。样本公司中有92.6％的公司为盈利公司，可见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保持一定盈利性，这与资产报酬率（净利润/总资产）的均值为5.5％的结果表现一致。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56.4％，速动比率的均值为1.107，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总体适中。另外，描述性统计还显示，我国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属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都分别占到样本公司50％以上，而受到国内监管处罚和发行外资股的公司比重较小。
表3报告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由表3可见，审计定价与长期借款/总资产、应付账款/总资产、是否发行外资股、是否属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注册地是否为发达地区（京、津、沪、粤、浙、苏、鲁、闽）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相一致；审计定价与是否为制造业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不相一致；除此之外，审计定价与其他变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另外，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有高度相关关系而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但从表3中可见，绝大部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所以绝大部分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当然，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需要结合多元回归的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技术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在回归分析中应用“逐步回归法”（Stepwise Recession），筛选出最重要的变量。表4报告了最终的回归模型（Coefficients），从最终的回归模型和选中的系数来看，均为1％和5％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和VIF较小，表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DW值为1.895，经测算，不存在一阶自相关。从表4中可以看出，外部治理尽管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治理效应不太明显，一些重要的外部治理风险因素在审计定价中没有得到反映。具体分析如下：
1.银行债权人（长期）治理因素。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与理论假设不一致，说明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银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效应不明显。之所以银行债权人没有实现假设的预期控制效应，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相关。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能向企业投资，且很少以债权人代表的身份进驻上市公司董事会，因此作为“外部人”对公司缺乏有效的资本监督，再加上行政干预、借贷契约约束软化、“相机治理”机制难以形成等原因，使银行的风险承担和剩余控制权不相匹配。但是我们关注到，尽管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LEV）与审计定价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从总体上看，债权人利益得到了审计师的应有关注，审计定价考虑到偿债风险的影响。
2.供应链治理因素。应付账款/总资产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不显著，上述假设中提到的供应商和客户的治理效应没有在审计定价中得到响应。供应链上的参与方主要通过市场契约以及价格、需求等市场杠杆来实现交易，基于信任关系的战略合作机制、组织间成本与风险的协调控制实际上并未得到应有关注。
3.境内外监管因素。国内监管处罚和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政府监管风险没有在审计定价中得到反映。这既有监管法规不完善、监管力量分散等原因，也与民事责任弱化、惩罚成本太低有密切关系。发行外资股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显著高于没有发行外资股的审计定价，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表明境内外的多重监管增加了监管风险，提高了公司和投资者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同时，为了控制更易发生的被诉和高额赔付的风险，注册会计师明显提高了发行外资股的上市公司的风险溢价。
4.外部审计治理因素。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型事务所获得明显的审计溢价，这与以前的研究结论相同。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和非诉讼风险（声誉损失）都比小型事务所要高，同时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执业能力也高于小型事务所。上市公司特别是规模大、发展前景好或有海外上市愿望的公司，更有借助大型事务所品牌效应的积极性，也更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模型中事务所的更换和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与审计定价负相关，但不显著。描述性统计显示，2007年样本上市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比例为8.1％，但回归结果没有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也没有发现上市公司对审计意见的“购买”行为。
5.中观治理环境因素。上市公司所处地域与审计定价显著相关，证实了京、津、沪、粤、浙、苏、鲁、闽地区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的假设，这与李爽等（2004）[10]的研究结论一致。这既是因为当地物价和工资水平高，因此审计的人工成本较高，正向影响了审计定价；也可能是由于发达地区经济活跃程度高，审计市场的需求大，减轻了市场竞争对审计价格的抑制。企业是否为制造业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可见审计定价未能考虑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如公司盈利水平低、资金链吃紧、经营与财务困境可能带来的舞弊风险等。
在控制变量中，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说明较大的公司规模通过影响审计测试的时间和范围增加了审计成本，提高了审计定价。“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国有”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与肖作平（2006）[18]的结论一致，说明由于人格化所有者缺位，导致产权约束力不强，管理层利益壕沟（managerial entrenchment）效应比较突出，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动机。存货/总资产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前研究结论不一致，是否是由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下审计师将重点放在关注公司内外环境上而减少了具体业务的测试程序？这尚待以后另文研究证实。公司是否亏损与审计定价正相关，说明审计师非常关注公司是否盈利，因为公司经营失败往往增加了审计师的被诉风险。除上述变量外，其他变量（主要是内部治理变量）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
（三）参数和非参数检验
我们按照虚拟变量分组，通过参数检验（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两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进一步证实不同样本组之间审计费用的差异。表5报告了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除“年度是否亏损”的t统计量和Z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大于显著性水平10％、其F值的相伴概率值大于显著性水平5％小于10％以外，其他分组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1％，进一步证实了分组的显著差异及前述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五、结论和建议
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公司治理的重大风险，我国的新审计准则也开始全面导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公司的外部治理风险应该成为审计师的关注重点。本文的目标是检验外部治理风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定价，拓展了先前的以公司内部治理为主的经验研究。本研究立足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背景，使用1074家中国上市公司2007年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在控制有关变量后，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逐步回归法、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检验外部治理风险因素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研究表明，外部治理尽管在审计定价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效应不太明显，部分重要的外部治理风险因素并没有在审计定价中得到反映。具体而言，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与理论假设不一致，银行债权人治理效应没有得到发挥，但是总体上审计定价考虑到了偿债风险（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应付账款/总资产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假设中提到的供应商和客户的治理效应不明显；注册会计师考虑到了国内外的监管风险，但是国内监管处罚和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监管法规不完善、监管力量分散、民事责任弱化、惩罚成本太低有关；大型事务所获得明显的审计溢价，但事务所的更换和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上市公司所处地域与审计定价显著相关，然而上市公司是否为制造业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可见中观治理环境因素没有在审计定价中得到足够关注。此外，部分控制变量如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司实际控制人因素等与审计定价显著相关，这些与以前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为公司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债权人的治理效应亟待提高。我国债权人为公司提供了大多数资本（参见LEV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但由于长期的保护机制欠缺，极易造成“内部人”对债权人群体的利益侵占，因此，债权人的角色应重新定位。在所有债权人中，为公司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债权人由于利益周期长、风险成本高，因此最有动机、也最有能力参与公司治理。除了资本监督、贷款合同约定外，史生丽等（2008）[20]提出“我国银行债权人派代表进入公司监事会”的建议，笔者认为可行。我国实行董事会、监事会并存的双层制制度，但是由于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以及债务资本的到期偿还、利息固定等特征，银行债权人并不适合进入董事会。但是进入监事会行使对管理层的质询、诉讼等经济监督权较为可行，目前亟须法规予以明确规定。另外，我国的公司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不利于公司调整融资结构，降低财务成本。2007年8月14日，证监会正式颁布实施了《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因此，会有更多的公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债券持有人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也可作为“债权人代表”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2.增强强制性治理和自主性治理的协同效应，控制监管风险。发行外资股的上市公司支付了高的审计定价，说明审计定价考虑到了国内外多重监管下的治理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内外力量的作用，世界各国纷纷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改革，出现了国际化趋同的趋势。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治理质量不高，所以更应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先进管理模式，革新监管理念。但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英美式的公司治理也远非“尽善尽美”，因此在借鉴中还应做好有利于弥补我国政府监管、市场结构或企业自律缺陷的特殊制度安排。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新公司法的制定也遵循了自主性治理的理念，但这容易造成上市公司形式上的“消极合规”而不是对监管法规的实质性融入，从而可能影响法规的执行效率。只有优化公司治理环境，增强强制性治理与自主性治理的协同效应和互动机制，推动公司建立对监管风险的自适应和自我防范机制，才能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公司的服从成本以及违规惩罚成本，最终提高公司内外部治理的综合效率。
3.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提高外部审计治理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多、规模小、集中程度低，与国际大事务所不论在审计质量还是在审计定价上都有很大差距。因此在总体战略决策上，应通过国际合作和兼并收购等途径，走集团化、国际化的发展之路，增强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战略和职能战略决策也应与总体战略相适应，着眼于提高核心竞争能力，走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相结合的道路。会计师事务所实力壮大后，不仅能广揽人才，提高执业能力，也能在业务上减少依赖性，增强独立性，提高审计质量。面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以及“与客户合谋”的质疑，会计师事务所更应重视品牌和信誉建设，自觉维护行业竞争秩序，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深化产权改革，建立权力制衡的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保持应有的对风险的关注和审慎态度，严格执行风险评估程序，认真执行质量控制准则，最大限度地降低审计失败诉讼案件的发生概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外部审计的治理功能和效果。
现实中的商业生态系统非常复杂，公司的供应链关系存在相互选择和动态管理的特征。只有顾及合作伙伴及整个商业网络的健康发展、与他人分享财富的公司才能最终获得财富（Prendergast and Berthon,2000），[21]因此在战略评判和审计定价中也应充分考虑公司供应链治理的政策和效果。另外，由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全面风险评估的特征，因此对于中观治理环境尤其是公司的行业风险也应予以充分关注。
收稿日期：201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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