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准备和孕育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和三次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过程中论文,三个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和其他理论的形成一样，有一个准备和孕育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1956年“八大”前后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程的终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人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这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对于邓小平理论准备和孕育过程中的阶段划分和理论反思又该怎样界定呢？我以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又有三次反思。
（一）
邓小平理论准备和孕育的第一个阶段，是邓小平从1956年9月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起，至1966年8月被剥夺一切职务，受到错误批判止。在这一阶段里，邓小平进行了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从国际范围内讲，是对苏联长期实行的斯大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反思。从国内来讲，是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产生的。1958年“大跃进”式的急于求成和带有浓重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
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往往促人深思。对“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也反思过。但毛泽东的反思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反思有着重大的差别。毛泽东是在基本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坚持“左”的指导方针下的反思，而刘、邓则更多的是从中国国情特点出发，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出发，涉及到了体制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农村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还涉及到了纠正“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若干方面。
从1956年到1966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发展趋向。从邓小平在这一期间所写的著作和他的实践看，他指导思想上的发展趋向总的说来属于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要多一些，要一贯一些。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作出过好些符合事实的独特思考，提出过若干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主张。这些独特思考和正确主张，既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错误地看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原因，也是他复出后敢于领导全面整顿和与“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是他逐渐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理论准备和长期实践基础。
在这十年的曲折探索中，邓小平提出的独特思考和正确主张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党建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
（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之后一直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他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1页）
为了认真完成经济建设这个主要任务，邓小平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建设要面对国家的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脚不踩稳，会天下大乱；工业企业的管理，要从“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入手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等重要思想。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了解决工业发展中的严重问题，邓小平组织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八个工作组到北京、上海、天津、太原、吉林等地工矿企业调查，他自己也到东北辽宁等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调整工业、整顿企业的意见，并责成薄一波负责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条例涉及经济体制、领导体制、经济运行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业企业建设战略思考的雏型。
1962年，中共中央围绕如何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刘少奇认为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陈云也曾建议实行包产到户。邓子恢主张实行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的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与上述主张相反，认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再需要搞“责任田了”。邓小平则认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现在全国也还有个别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群众不愿意拆散，能够保持的就让它保持好啦，也有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比较多的是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这里实际上阐述了确定经济体制的两条彻底唯物主义的原则：“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群众愿意”。这是生产力标准和群众路线的具体贯彻。其核心是：“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尽管这一思想主张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上风时被否决了，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推动下而由群众自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
（二）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一直很重视，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提出了好些有开拓性的创见。如：
1、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确认“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的观念，自觉接受新的严峻的考验。
邓小平认为，执政的共产党，随着地位的改变，很容易使我们的党员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随着党所处环境条件的改变，很容易使我们党内生长着停顿下来不求上进、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的作风。有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和投机分子还会千方百计地混进党内，以图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捞取私利；随着党的任务的转变，还容易使我们党内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领导干部，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犯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所有这些，都只有牢牢确认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这样一个观念，才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和解决。
2、执政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同上书，第270页）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不受监督，自己下命令舒服，独断专行比较方便。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了。”（同上书，第271页）邓小平还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搞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同上书，第235页）为了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蔓延和发展，也必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使领导人物经常处于党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
3、执政党要重视制度建设。为了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退休制度，关心知识分子、重视科技干部特别是年轻科技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等，都提出了一些合乎我国实际情况的创造性设想。
（三）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邓小平主张正确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同上书，第235页）从1958年成都会议开始，党内就有一些人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邓小平对此不仅察觉及时，而且在1960年3月中共天津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象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3—284页）当时虽由多种原因未能遏止住个人崇拜和迷信之风的蔓延，但这一观点在一些同志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后来全面准确地完整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
邓小平理论准备和孕育过程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8月邓小平被当作“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剥夺一切职务，受到错误批判，10月下到江西省新建县劳动改造开始，至1976年4月再次被打倒为止。
在这一阶段里，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改造期间，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了进一步的历史和理论上的反思。1972年再次复出后，尤其是在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以更加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来实行自己的一些主张，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这些思想正是他第二次反思中认识升华的具体体现。
1984年邓小平在谈及1975年的全面整顿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尽管这次全面整顿为时不长，只有9个月，却在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史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起着“孕育”和“尝试”的作用，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象褓襁中的婴儿，快要落地出生了。也正因为这些理论和实践在群众中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为邓小平一生中第三次跌“落”后能够再“起”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群众基础。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为消除“文革”动乱，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进行的一场坚决斗争。这场斗争是从整顿国民经济突出的薄弱环节——铁路开始的。当时，全国铁路运输严重堵塞，已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生活。邓小平等经过分析，于1975年2月25日至5月8日，由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报告，中央发表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其它工交部门也根据这个文件开始整顿。5月8日到29日，中央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着手解决1974年以来严重减产的钢铁工业的问题。5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概括了铁路整顿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工交战线整顿的开展。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关于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中就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主导性意见。随后，国务院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草稿。这是一个全盘治理经济战线的文件。在抓工交战线整顿的同时，邓小平还抓了军队、党、科技和农业等战线的整顿。1975年1月，邓小平就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6月24日到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就军队整顿问题作出部署。会后，全军大力整顿军队建设中存在的肿、散、骄、奢、惰和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的问题，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并对地方整顿发生积极影响。7月17日，中央在浙江省委一个报告的批语中，肯定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出提干”的一些人抓紧教育、严肃处理的做法，并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整顿的问题。7月，中央还批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随后派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胡耀邦根据小平的多次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出了科技战线纠正“左”的错误的一系列重要措施。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包括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技和文艺在内的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方针。会后，全国各地抽调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开始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10月中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和当时斗争需要，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初稿），阐明了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批判了“四人帮”设置的阻碍整顿的理论障碍，澄清了一些重大理论是非。
在领导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还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其它一些场合，对“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四人帮”有所收敛，为全面整顿的开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从1975年2月到10月的全面整顿，在邓小平的精心领导和叶剑英、李先念等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地在各条战线展开，由经济领域推进到上层建筑，由实际工作发展到思想理论，实际上成了对“文革”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各领域中长期积累的“左”倾污垢的一次全面洗刷和清理，而“四人帮”也一直在制造谣言，拉拢力量，寻找时机，力求反扑。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由于“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册，第814—815页），使得整顿只进行到11月就被迫中途终止，邓小平同志也于1976年4月7日再一次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过程中提出的思想、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社会实践证明其为真理，因而在我们党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①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使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社会基础。经过整顿，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得到加强，派性受到批判，有所遏制，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开始形成，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经济上长期停滞、下降的局面也有了改变。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农业增长4.6%，科技、教育、军队等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就表明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它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长期动乱的人民从整顿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已经成为党心、军心和民心之所向。这就为广大群众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掀起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后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②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论述，从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论述，从指导思想上划清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以及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指导方针之间的原则界限。这就给人们正确估计“文化大革命”以锐利思想武器，促使人们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轨道上觉醒过来。邓小平在全面整顿期间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求实精神，对革命事业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力挽狂澜的巨大魄力与斗争勇气，更是成为鼓舞人们从错误的轨道上觉醒过来的巨大精神力量。所有这些，都为人们更快更好地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端的伟大历史转折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③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理论尝试及其转折的逻辑中介。全面整顿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先期实验和理论雏型。它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是一脉相承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承前启后的关系。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实行生产责任制；克服派性，增强党性；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全面平反冤假错案，整党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重视科学技术、教育，使其走在全国国民经济的前列；坚持按劳分配；搞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等，就都是全面整顿思想的继承和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当然，限于当时历史条件，那时的思想无论在广度深度和鲜明度上，都不可能达到后来的认识水平。但所有这些，必竟是全面整顿期间提出来的，因而也就不能不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尝试。
（三）
邓小平理论准备和孕育过程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76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开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重新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止。
在这一阶段里，邓小平又进行了第三次反思，反思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国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并且对华国锋同志在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错误作了尖锐的同志式的诚恳批评。他从思想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上清算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大力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在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人才、军队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为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及其以后系统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直接的准备和酝酿。
1976年10月党中央顺应党心民心，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此后不久，邓小平便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原来的领导职务。他一出来工作，就表现出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中，他首先抓住的是对全党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领导并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果说1975年全面整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的话，那么这次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前奏曲，或者说是助产士。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随着对“四人帮”揭发批判的展开，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彻底查清和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希望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完成党当时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拨乱反正（“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虽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过重大的作用，以后又做了有益工作，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而也就不可能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相反，他却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继续维持旧的个人崇拜，并且制造和接受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还于1977年2月正式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办事，那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纠正，人民群众的希望就要落空，党在当时面临着的拨乱反正的严重任务也就不可能被提出来。
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里提出的“完整”“准确”是相对于用“片言只语”来肢解毛泽东思想而言的。它既是针对林彪、“四人帮”歪曲、割裂毛泽东思想造成的混乱，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同上书，第38—39页）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和倡议下恢复了邓小平原来在党内、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全部领导职务。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又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时间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同上，第42—43页）进一步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提出了尖锐批评，同时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原则，从而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引起很大的反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登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
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曾有过明确的论述，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与之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广为流行，且占据统治地位，因而当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文章发表以后，便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讨论中，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有一些人特别是提出并支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和“介入”）。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更是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这篇文章，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盾指向主席思想”，批评刊登这篇文章的报刊负责同志没有党性，甚至提出责问：“这是哪个中央意见？”“要求报刊负责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还针对当时全党要求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潮流，提出了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样，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大争论也就必然要更广泛地展开了。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积极支持并引导推动了这场讨论。1978年5月19日，邓小平对文化部负责人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就不行。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又说：毛泽东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当时情况再次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同上，第119页）因此，“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琐，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同上）邓小平的讲话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而且对“两个凡是”作了深刻透彻的分析，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快成为全党全国思想解放的锐利武器。
但是，华国锋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仍然采取压制的态度。为了驳倒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责难，胡耀邦顶住压力，在中央党校组织了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于6月24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这篇文章是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下发表的，罗瑞卿曾亲自审阅并修改了这篇文章。此后，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也先后发表了大量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报导和文章，使这一讨论在全国逐步深入。
为了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与“两个凡是”的方针作斗争，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谈话，要求他不要再“下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9月16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又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了阐述。他在吉林省委向他汇报工作时说：“怎么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放不了。”（同上，第126—127页）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还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1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党委会上又说，不能要求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如果这样，林彪的“天才论”不就对了吗？
正因为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支持和引导，这场讨论一步步向纵深发展。截止1978年底，中央和省级报刊登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达650多篇，经过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关于这场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作了充分的估价。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又通过历史的回顾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0页）这都说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的序曲。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直接准备和酝酿。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广大干部群众统一了思想，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为大规模地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随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的发展，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为世人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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