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储备的最优控制理论与模型研究

外汇储备的最优控制理论与模型研究

刘昱[1]2008年在《外汇储备管理动态优化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汇储备是一国国际储备的主体,是反映一国经济、金融实力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能力日益重要。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截至2007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己达15282亿美元,位于世界第一,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高额增长表明我国经济地位的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实力的增强。但一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它必须与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这就是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在分析研究储备规模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研究,它主要包括对储备货币币别的选择、储备货币在整个储备资产所占权重以及储备资产具体形式的安排等。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即储备规模管理和结构管理就构成了外汇储备管理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这篇论文采用系统理论和最优化理论来研究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与动态控制问题。对于合理规模问题,此论文探索用不同方式实现对外汇储备进行最优化管理的途径和方法。首先运用成本收益法则,建立一个较为全面的外汇储备静态最优模型;再运用最优控制理论,构造一组外汇储备的动态最优控制模型。对于结构管理问题,该论文提出了在储备多元化趋势下的币种选择原则,对资产选择理论如何运用于外汇储备结构的最优化管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篇论文从外汇储备的规模管理和结构管理入手,分析了外汇储备管理的相关问题。此文章理论联系实际,指出了在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思路和目标,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贺金凌[2]2000年在《外汇储备的最优控制理论与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汇储备作为反映一国国际收支变动状况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其宏观经济调节功能日渐重要,但现有的外汇储备理论对此进行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很少对外汇储备与宏观经济各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实践中,各国包括经济发达国家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基本上也只是消极对待。可见,研究外汇储备的宏观经济效益和宏观调控机理有着十分急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开放经济条件下,外汇储备是考察一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指标,它既是宏观经济运行结果的体现,又是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外汇储备虽然只是某一时点上的一个存量,但它却与一国宏观经济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考察外汇储备,可以了解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通过调节外汇储备的水平,可以帮助实现一国经济的对内对外均衡以及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 外汇储备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和最优控制问题。一个国家外汇匮乏,固然会从多方面影响其经济发展,但是,一个国家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它必须与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否则,过多的外汇储备也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究竟如何确定一国所需要的外汇储备规模,关键是怎样判断其适度性,目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统一标准。不过,关于这一问题,经济学家有过不少的论述。归纳起来,判断外汇储备适度性的标准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储备抵补国际收支逆差的能力;其二是持有储备资产的成本收益的对比;其三是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本人倾向于认为,外汇储备适度与否的判断标准,不能只看国际收支状况,不能只考虑持有储备的成本和收益,而应该看 论文摘要所持有的储备是否最大限度地支持了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怎样根据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调节储备水平,使其控制在最优状态,促使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化,这正是本篇论文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篇论文的基本思路是,把外汇储备放到宏观经济全局,在充分考虑到一国经济的对内对外均衡以及既定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的前提下,去考察其规模的合理性和适度性,去探索对其实施最优控制的规律,而不是孤立、静态地就研究外汇储备问题,或仅仅从对外经济均衡的角度进行片面地分析。也就是说,判断外汇储备管理是否合理的标准,不能只看国际收支状况,不能只考虑持有储备的成本和收益,不能单从数量的多少上来作结论,而应该看所执行的外汇储备政策是否最大限度地支持了全局目标的实现。因此,所谓外汇储备规模的最优控制问题,实际上应该表述为,宏观经济系统最优增长和协调发展条件下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问题。 从宏观经济整体出发,本篇论文全面考察了外汇储备和影响外汇储备的各项因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国际收支各因数对外汇储备的影响,汇率、利率、通货膨胀。货币供应、进出口、外资外债、资本流动与外汇储备的关系,各项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与外汇储备的关系等。在对上述关系充分考察后,应用数理经济学方法确定系统的模型结构,并对系统模型的二些重要性质进行探讨,从而确定这些理论模型是否有效可行。这些性质包括:理论模型的稳定性、能控性、可观性以及一定时间内达到合理轨进的能达性等。在确定理论模型切实可行后,再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等对系统进行参数估计,建立起一组由微分方程描述的系统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模拟和最优化处理。在求解最优决策时,将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状态变量,外汇储备作为控制变量或决策变量,其他因素作为约束条件,最后求出决策变量外汇储 2 论文摘要 备的最优控制规律,使得作为状态变量的宏观经济目标从初始状态 转移到所期望的终端状态,同时使给定的目标函数达到最优值。 本篇论文的研究框架由九章组成。第一章“导论”,提出了本论 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分析方法以及基本思路、内容结构。第二章 “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及其测度方法:理论评述”,对关于外汇储备适 度规模及其测度方法的现有理论,包括比例分析法、成本收益法、因 素分析法、目标区分析法、“衣柜效应”分析法和质量分析法进行简要 评介。第三章“供给与需求: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影响 外汇储备的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分析,探讨外汇储备的供求均衡 与最优水平。第四章“经济增长、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对货币均衡 理论的检验”,在全球货币均衡模型的架构内,对经济增长、货币信用 扩张与外汇储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第五章‘外汇储 备最优控制模型的构造”,探索用不同方式实现对外汇储备

简练[3]2008年在《货币循环理论》文中指出货币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在经济学领域中争论不休,思想活跃的领域。但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尽管经济学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模型越来越复杂,却极难恰当的反映货币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实际功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出路何在?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货币循环理论。货币循环理论从对货币的本质的讨论出发,提出了现代分工(尤其以纵向分工为特征)经济是在对货币的追求的微观动机下,建立起来用循环流动的货币为管道和连接纽带的串并联宏观结构的观点。文章首先回答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在追求利润的经济中,构成利润、利息的那些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并就此抽象出循环的基本概念。在以此为出发,分别讨论了在加入内生信用/贷款货币、财富、纵向多部门分工等因素后,循环经济系统所具有的日常波动、繁荣萧条周期、动态竞争等特点。并结合“社会效率”这一概念,讨论了这种追求货币动机的循环经济真正的效率意义——刺激技术进步。对于扩大再生产的货币经济,文章着重研究了货币注入的途径,并提出了重要观点:某些国家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作为注入货币的方式,不应误认为是社会“无效率”的方式,而要采用更合理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在讨论完一般的结合生产体系运行的货币循环后,本文插入了对于现代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金融投机的讨论——脱离生产体系的货币符号创造。并以这两个基本理论作为出发点,应用在实际的历史和现实案例中,依次讨论了资本主义模式的建立和演变、跨国经济结构和大国与小国的外汇问题、从通货紧缩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各种货币现象等实际应用。点出了市场的真正要害,不是在于“交换”及所谓资源配置优化,而是“销售”及货币收入。其中值得给予特别关注的是,本文就大国的外汇储备使用,提出了建立“服务于海外生产网络扩张”的“离岸中央银行”的想法,为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龙张红[4]2010年在《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估计、优化及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截至2009年12月底,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已达2.4万亿美元。高额的外汇储备不仅带来巨额外汇占款和由此引发的冲销成本,而且还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政治风险等。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管理上,对于外汇储备风险管理(特别是币种结构研究)也主要以定性的经验判断为主,缺乏一些必要的定量分析工具,在广度与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此,本文结合我国外汇储备风险管理实践,运用Markowitz资产组合理论、模糊决策理论、计量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问题,对外汇储备投资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本文的思路是对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估计、优化配置及调整策略的一个完整流程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外汇储备币种结构预备分析、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现实估计、外汇储备最优币种结构理论与实证研究、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策略。既有规范研究,又有实证研究;既回答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是什么”的问题,又回答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第一部分中,分析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制度框架与现状,总结了影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主要因素,介绍了资产组合模型、海勒—奈特模型和杜利模型三种传统模型。在第二部分中,首先,分析外汇储备资产币种配置与风险选择、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假设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将影响国家外汇储备投资的风险选择,用三次效用函数刻画外汇储备投资在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三原则之间的权衡关系,建立基于效用最大化下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的币种结构理论模型,并利用真实数据,构建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与风险收益之间的一般线性计量模型和“多元时序和滞后协整混合模型”,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借鉴盛柳刚、赵洪岩(2007)的模型与方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拓展,并利用2000年至2009年之间的季度数据,在外汇储备包含储备货币数量不同的四种假设下,分别估计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及收益率。在第三部分中,将模糊决策理论引入到了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管理中。通过对影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各种相关经济因素的分析,应用模糊规划方法将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和盈利、风险因素在模型的多个约束条件和目标中加以考虑,建立一个多约束多目标最优化模型,这样既考虑了外汇储备作为一项资产的盈利性及风险性,又兼顾了外汇储备执行功能的实现,克服了回归分析方法和纯粹的资产选择方法的弊端。其次,从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实践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已经与国际基金管理业接轨,按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国际基金管理模式运作,在资产管理上采用国际通行的以投资基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因此,设立两个投资基准和三种市场风险制度,构建了基于多投资基准和多风险制度的最优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分别在收益率的正态分布和非正态分布、固定风险厌恶度和变动风险厌恶度的假设情况下,模拟分析了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在第四部分中,根据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现实估计和最优币种结果,提出怎样实现外汇储备最优币种结构的调整策略。外汇储备结构包括币种结构和资产结构,外汇储备资产种类大体分为债权类资产和股权类资产。所以,我们从币种结构调整、债权类资产结构调整和股权类资产结构调整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探讨外汇储备结构调整问题。在币种结构方面,由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及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建议放弃纯粹的消极多元化调整策略,灵活运用积极多元化和稳定多元化策略对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进行调整;在债权类资产结构调整方面,由于短期债券的收益率处于历史最低位,为我们提供减持短期债券的最好时机。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处于高位,但如果在未来收益率出现下降的话,也就是我们减持长期债券的时机;在股权类资产结构调整方面,我们运用进化金融理论思想对其进行分析,建议在投资股权类资产时按其相对收益率进行比例投资,而不能看到那家公司收益好就把资金大量投入,否则会使财富遭受损失。

郎维维[5]2008年在《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外汇储备作为国际储备的主要形式,对一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变化与发展始终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我国外汇储备总量一路飙升。2001年以后,外汇储备每年的增长率都保持在20%以上,截至200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5282.49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半数以上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的长期债券,在美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储备价值不仅面临着严重的汇率风险而且存在着较高的机会成本,整体收益率偏低。因此,在世界经济格局多元化的今天,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提高外汇储备的运营效率已成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论文选择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现状和世界外汇储备管理趋势的基础上,将外汇储备结构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相结合,从投资学的角度探讨最优外汇储备的币种组合及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问题。在币种结构的讨论中,论文根据外汇储备币种选择的三个原则,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种类,并采用马柯维茨投资组合选择理论中的均值—方差模型得出了不同收益率下的最优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在资产结构的讨论中,论文根据外汇储备资产配置的原则,将储备资产划分为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两部分,探讨了几种切实可行的资产调整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外汇储备资产配置的绩效评估问题。这对于提高外汇储备资产收益,促进我国经济建设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葛伟[6]2007年在《中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外汇储备近年来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势头,截至2006年底其规模已经达到了1066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如何实现结构上的有效管理,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总结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各国经验,对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改进策略。全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是从理论角度对外汇储备结构管理进行了简要阐述。内容包括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原则及内容,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内涵;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管理的资产选择模型、海勒—奈特模型和杜利模型;币种结构与资产结构的决定因素,并在风险收益框架下讨论了最优储备结构的决定问题。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首先分析了各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做法及其经验。各国在外汇储备管理中,均比较注重流动性管理;近年来随着收益性要求的提高,部分国家相继设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对外汇储备进行积极管理的做法更是值得我国借鉴。反观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现状,虽然官方数据缺失,但是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来看:币种结构过于集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资产结构低收益现象也比较突出,亟需做出相应调整。第三部分(第五章)针对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前文分析与各国经验启示,笔者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1)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目标需要适时调整,即以流动性作为首要目标,以盈利性作为近期的重要目标;(2)币种结构的优化须采取循序渐进的分散策略,动态调整币种结构;(3)资产结构的优化须加强分级管理,提高收益性。最后,本文探讨了我国战略性外汇储备的投资策略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原则及注意事项。

刘冲[7]2014年在《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较大的贬值风险,在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如何对外汇储备进行有效的结构优化管理,是降低风险、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分析了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发现不论是币种结构还是资产结构,都存在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依赖性。实证分析中,本文通过AHP模型,结合资产组合理论、海勒-奈特模型和杜利模型,得出了币种结构的最优比例,并分析了增持黄金、调整美元资产结构来优化我国储备资产的可能性。研究结论表明: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资产结构有待改善,我国应逐步降低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适当增加欧元和日元的比重;在保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储备资产的收益性和资产多元化;黄金作为一种避险性资产,可以在危机发生时发挥较好的对冲作用,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币种结构方面,发展自贸区、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三种较好的降低美元比重的途径;资产结构方面,增持黄金储备等方法可以提升外汇储备收益率。外汇储备的结构管理优化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循序渐进的进行。我国外汇储备管理者要对外汇储备的结构管理加以重视,从而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

张敬思[8]2013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评估》文中认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中国当局把握有利时机,将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到战略高度进行考虑,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然而,人民币国际化并不只是简单的开放政策,而是涉及经济金融改革大局的战略抉择,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某些环节处理不当,甚至产生矛盾,很可能引发风险的逐步积累和最终爆发。例如经济金融政策独立性丧失的风险,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对经济金融稳定造成冲击的风险等。因此必须有效识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各类风险,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和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积极防范、控制和化解。全文共分五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是导论;第二部分(第二章)是一般理论与实践;第三部分是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第四部分(第八章)是政策建议;第五部分是结论。第一章:导论。该部分主要说明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相关文献综述及简要评论;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创新之处。第二章:货币国际化风险的基础理论与控制实践。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货币国际化的风险进行分类并说明分类依据。二是对影响货币国际化风险大小的因素进行分析。由前两部分构成了货币国际化风险的简单理论。三是世界上三大国际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国际化的风险控制实践。至此,第二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构建了货币国际化风险的分析框架。第三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市场阻挠及威慑风险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特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而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单级货币体系,更准确的说是以美元为主、欧元为辅的非对称的两级货币体系。人民币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两大垄断势力展开竞争。由于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欧美特别是美国为继续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势必排挤人民币国际化。本章根据经济学中的寡头理论,通过建立非对称的斯塔克伯格模型对美元与人民币的竞争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美元霸权和垄断能力的差异,人民币将遭受到美元的排挤,并在短期内难以超越美元的地位,中长期则存在合作的可能。本文认为,货币垄断能力的大小取决于经济规模,而通过比较美元、欧元和日元在国际化时的经济规模,发现日本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因此认为经济规模在推进货币国际化方面具有门限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确实存在这一门限效应,从而揭示了美元霸权、欧元成功和日元失败的根本原因。第四章:人民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主要从货币替代和货币反替代角度论证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资产选择行为对货币存量进而对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的影响。首先从多角度全面分析了近年来中国的货币替代与货币反替代现象,其次分析了资产选择行为对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影响的机制,最后在多恩布什的粘性价格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修正的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理论进而建立了各类资产选择行为与货币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经过实证分析,本章认为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主渠道是汇率,它通过人民币升值预期发挥作用。第五章:人民币国际化对财政政策独立性的影响。本章首先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例,分析了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国际地位有所下降的内在逻辑。其次,从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入手,构建了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的IS-LM-BP模型,并对财政政策受到的约束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动态规划法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地位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可能的财政政策两难问题及相应的最优财政政策路径。分析认为,如果未来出现财政政策两难,那么最优的财政政策路径是降低赤字或者债务水平,但已经无法回到初期的水平,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最后,为找到合理的赤字和债务水平,利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仅从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角度看,我国的赤字水平已经超过最优水平,债务水平提升的空间有限。第六章:人民币国际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本章以美元和日元国际化进程中风险管理的教训为例,分析货币国际化后大规模资本流动对资产价格造成冲击的风险。本章首先从货币国际化的两个基本特征入手,将货币国际化的基本特征归结为本币升值和资本账户开放下的大规模资本流动。其次建立了人民币逐步国际化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从而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初期人民币汇率、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资产价格造成的影响。最后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考察了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国内资产价格造成的冲击。第七章:人民币国际化对宏观稳定的影响。本章主要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资本账户开放对宏观稳定造成的影响。其中,宏观稳定包括产出缺口稳定和价格水平稳定两个方面。文中以传统的总需求方程和总供给方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包含人民币国际化因素的动态总需求与总供给方程,进而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度提高对产出缺口和价格水平的冲击。理论模型说明,资本账户开放度提高会对宏观稳定造成双重影响,实证结果则表明,在样本期的大部分年份里,资本账户开放度提高主要导致了正向产出缺口扩大和价格水平上涨,也即经济过热。此外,本章从利率渠道角度阐释了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提高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第二章的一个补充。结论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货币当局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利率政策将会受到很大限制,只能实行以产出缺口为目标的利率政策。第八章: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经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主要面临三大风险,即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市场阻挠和威慑风险、经济政策独立性受到约束的风险和经济金融稳定遭受冲击的风险。本章根据第三章至第七章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的论证,结合第二章美元、欧元和日元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控制经验和教训,具体提出了对人民币国际化风险进行控制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争取区域货币合作领导权,尽快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密切关注人民币有效汇率对股票价格的负作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以及加强对流动性结构的专注等等。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阐明了重要结论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第一,国际货币竞争的根本决定力量取决于由经济规模所决定的货币垄断能力,并且经济规模在推动货币国际化方面存在非对称效应,当一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小于23.6%时,该国只能以较低的速度提升其货币的国际地位,相应比重大于23.6%时,则可大幅提升其货币的国际地位。目前只有美国能够达到这一标准,欧元区也曾达到这一门限值,而日本距离这一数值还有较大差距。因此,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牢固,但短期内只能以较低速度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面临的市场阻力较高。第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资产选择行会通过货币替代和货币反替代对货币存量造成影响,而当前主要是货币反替代造成货币供给量被动增加的局面。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主要渠道是汇率渠道,并通过人民币升值预期对货币存量造成影响,利率对货币存量的影响还不明显,美国货币供给增加的外部冲击也会对国内货币存量造成较大程度的影响。第三,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对财政政策独立性也会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考虑货币国际地位的情况下,扩张的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可能导致财政政策两难,从而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数据,首次提出了在考虑货币国际地位情况下合理的赤字水平和债务水平。第四,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国内流动性是造成股票价格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但国内流动性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一方面取决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国际金融经济环境的变化。当发生危机时,国内流动性趋于定期化,股票价格下跌,反之在平稳时期,国内流动性趋于活期化,股票价格上涨。此外,人民币有效汇率对股票价格的作用是负向的,这与2008年以前国内学者根据人民币名义汇率分析的结果恰好相反。第五,理论模型分析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资本账户开放将对宏观稳定造成双重影响,并对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影响。未来央行如果转向以利率为中介目标,那么相应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产出,以通货膨胀为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存在困难。此外,经济自身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对宏观稳定造成冲击的重要因素,如果调节能力差,则会放大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金融的冲击。实证分析显示,从人民币实现经常账户可自由兑换至今,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提高扩大了正向产出缺口和价格水平上涨,导致经济过热。

黄峰敏[9]2014年在《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与管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3.82万亿美元,比去年年底增长了5097亿美元,年增额也创下历史新高。外汇储备的规模对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可以用来调节一国政府国际收支失衡,保证一国外债偿付的能力,同时又是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提高国际对本币信心的重要手段,还可以降低“经济危机传染”的可能性。但是一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并不总是越多越好,因为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如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引起通货膨胀、影响当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等。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国际间资本流动也变得更加频繁,学者开始越来越关注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的研究,但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外汇储备合适规模的标准也在不断随之发生改变,目前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作为一个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到底应该持有多大的外汇储备规模,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到底是多还是少,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在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因素,并先后利用改进过的阿格沃尔模型和考虑了预防金融风险因素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模型对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近年来我国存在超额的外汇储备,而且实际外汇储备规模与模型估算出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之间的差额逐年增大;改进后的阿格沃尔模型估算出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要小于考虑了预防金融风险因素的模型所估算出的适度规模,基于模型的估算,我国的超额外汇储备的规模较大。最后本文分析了我国超额外汇储备形成的原因,并对外汇规模管理提出对策和建议。

陈奉先[10]2012年在《中国高额外汇储备:成因、影响与数量管理》文中提出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1年12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量达到3.18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3%,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是世界第二位日本的2.5倍。建国初195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量仅为1.57亿美元,至改革开放初(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未突破十亿美元。然而此后中国外汇储备逐年稳步增加,1982年突破百亿大关,1996年突破千亿大关。2000年后中国外汇储备进入快速增长通道,2006年、2009年和2012年相继突破一万亿、两万亿和三万亿大关。客观上讲,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入世后“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和长期实行优惠的引资政策作用的结果。迅速累积起的高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应对国际收支波动、稳定汇率的能力,提升了投资者对于中国应对货币金融危机的信心。福兮祸之所伏。中国高额、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在现行汇率制度以及结售汇规定的约束下,外汇储备增长的“通货膨胀”效应愈加明显。虽然货币当局强力冲销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冲销成本问题愈加突出;其次,高额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升值压力与日俱增,而货币当局针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指数却波动更加剧烈,货币当局的外汇市场干预面临着平抑汇率过度波动与“完善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汇率由市场决定)”的两难选择;再次,在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的束缚下,货币当局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受到一定限制;最后,在全球金融震荡不断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引起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有效地分散外汇储备资产规避风险,成为外汇管理部门棘手的难题。如何理解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制度性成因和直接诱因?外汇储备激增对国内物价形势、人民币汇率压力以及货币当局政策独立性在数量上有何影响?如何切断外汇储备增长的“通货膨胀”渠道?如何确定中国最优的外汇储备数量?如何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减少中国外汇储备的“多余量”?愈演愈烈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催生了东亚外汇储备库,这其中各国的成本收益如何?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设能否有效降低各国外汇储备持有量?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还应如何优化?这都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1)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政策性根源在于强制结售汇制、银行外汇头寸限额以及固定(或者说钉住一揽子货币)汇率体制,直接原因则在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的盈余以及“投机性”资本流动;(2)切断外汇储备的“通货膨胀”渠道是降低外汇储备对物价影响、提升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少外汇储备冲销成本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升值压力的关键。而这一选择需要货币当局向财政部门“移权”,建立“财政部门主导、外汇管理部门配合”的外汇管理体制;(3)在计算中国最优的外汇储备数量问题上应首先考察自身持有外汇储备的诸多动机,在确定中国持有外汇储备动机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同时按照货币分析法的观点,在确定最优外汇储备量的时候也应充分国内货币市场失衡状况的影响;(4)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通过“俱乐部效应”减少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外汇储备竞争,增加抵御金融风险的整体实力,并且在东亚外汇储备库中的份额和影响力。既有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在东亚经济体中的影响日益增加,更多的东亚经济体选择(或者说“倾向”)钉住人民币,中国应进一步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加人民币在东亚货币中的“区域主导货币”的地位,减少东亚和自身对美元的依赖;(5)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应借鉴发达经济体成熟的管理模式,增加透明度和独立性,强化内控机制和外部风险控制的制度建设。全文共九章,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思路和逻辑,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以及主要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外汇储备管理理论简述,主要对外汇储备的内涵、功能、国际收支调节理论进行简介,同时综述了外汇储备最优数量、最优币种结构和最优资产结构的经典计算方法。第三章首先介绍中国及世界外汇储备概况、外汇储备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在此基础上从直接性、政策性和制度性三个角度剖析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成因,并对外汇储备未来走势进行预测。第四章主要分析中国外汇储备激增对国内物价、人民币外汇市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影响以及货币当局冲销政策的效果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效果。实证研究表明外汇储备激增与国内物价存在内在联系,面对外汇储备的“通胀渠道”,货币当局一直进行强力的冲销,尽管冲销效果不错,但冲销成本不容忽视。在外汇储备激增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压力的问题上,本文使用“模型依赖(Model Dependent)"的Weymark指数估计了1996年来我国面临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xchange Market Pressure Index, EMP)和央行外汇干预指数(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 Index, EMI),并将其与其他7种“模型非依赖型(Model-Free Measurement)"模型所估计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和干预指数进行对比,实证结果显示1996年来人民币总体上面临着升值压力,但不同时期压力存在显著的差异:1996年-2000年期间货币当局的升值压力逐渐减少,也可以认为此间货币当局面临着一定的贬值压力;2000年-2006年间货币当局的EMP指数一直呈现下降态势,说明此间货币当局面临着较大的升值压力;2008年以后EMP指数再度上升,说明货币当局的升值压力逐渐缓解,甚至在2011年前后出现强烈的贬值压力。样本期间中央银行平均干预指数1.155,说明我国央行实行的是强势干预政策。针对外汇储备增加与中国面临的“三元悖论”问题,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发现中国货币当局还是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证自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高额外汇储备对于货币当局政策独立性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第五章是从亚洲总体的角度探讨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对亚洲44个经济体分析亚洲外汇储备增长的共同原因以及在经济体不同发展程度(收入水平)、汇率制度和地域上持储行为的差异。本章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剖析亚洲经济体囤积外汇储备的动机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亚洲经济体外汇储备囤积行为存在着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重商主义动机和攀比动机;从存量上看,交易性动机和基于预防资本外逃的预防性动机作用最大,但前者比较稳定,后者是驱动外汇储备变动的最重要因素。攀比动机和基于预防经常项目波动的预防性动机存在着上升的趋势,成为驱动外汇储备变化新的因素;此外,持储动机在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汇率制度经济体中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第六章使用1992-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利用外汇储备动态调整模型从数量和持有动机角度考察了中国最优外汇储备的持有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最优外汇储备持有行为体现着交易性、预防性、重商主义和攀比四种动机;交易性动机和攀比动机对最优外汇储备持有行为的影响最大,预防性动机在2006年以后逐渐强化,而重商主义动机和汇率因素的影响微弱,攀比动机呈现明显的危机驱动型特征;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动显著地受储备缺口和货币缺口调整的影响;中国的实际和最优外汇储备量自2002年起陡增,但后者始终低于前者;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资本管制和强制结售汇制以及汇率弹性不足导致中国的储备缺口调整系数λ较低并最终导致中国最优外汇储备量不断攀升。同时本章还对比了动态调整模型下最优外汇储备量与传统经验比率法、成本收益法下最优数量之间的差异。第七章主要就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成因、制度缺陷和绩效评估进行分析。首先阐述东亚外汇储备库建立的经济动因,随后利用“保险指数(Coverage Ratio)"方法具体测算了东盟10+3在参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中的收益和成本问题,随后探讨了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制度性缺陷以及在在外汇储备库建设过程中中国的角色扮演问题。第八章主要分析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改进。该章首先概述了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总体框架,并对中国持有的以美元标价的外汇储备资产收益状况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发现2002年-2010年中国持有的以美元标价的外汇资产整体名义收益率为2.59%,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并考虑汇率变动带来的收益后,实际收益率仅为0.27%。随后本章对中国所持外汇资产的管理绩效通过“变异系数”指标进行考察,发现中国的外汇资产管理效率低于比利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但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文中对这一“吊诡”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针对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设计了“财政接管”的外汇储备管理框架,并对财政部门与货币部门的协调分工进行细化。就外汇储备本身的管理而言,本文提出按照外汇储备功能分层管理的思想,并对投资、管理思路进行细化。同时,就外汇储备管理的治理结构、透明度和外部监管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第九章是全文总结。本文存在的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有:(1)在分析思路上,针对外汇储备成因从制度上、政策上和直接诱因三个角度剖析外汇储备激增的成因,使成因分析更全面、深入;(2)系统的考察了外汇储备对国内物价的冲击、对外汇市场造成的压力以及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的影响,同时估计了中央银行货币冲销的效果、外汇市场干预效果;(3)在分析最优外汇储备量时,突破了以前线性模型中“外汇储备均衡”的缺陷,利用动态调整模型确定中国最优外汇储备量,使分析更加贴近实际。同时对持有外汇储备的不同动机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从调整系数的角度分析中国最优外汇储备高企的成因。这在以前研究中鲜有涉及;(4)不同于以往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角度论述减少中国外汇储备的路径,而是从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设角度分析其对减少中国乃至东亚外汇储备囤积的作用;(5)在分析方法上不仅有亚洲整体的横向面板数据分析,也有针对中国的纵向时序分析,所用数据不仅有年度、季度的低频数据,也有月度的乃至周、日的高频数据,从而使研究更加全面和稳健;(6)首次论述了“财政主导,央行配合”的外汇储备管理思路、框架。文章的不足之处可能有:(1)在分析中国最优外汇储备量时使用的是1992年-2010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考虑到变量比较多但时间维度相对较短,有可能会影响自由度。对于进口倾向m出现与逻辑和经验不吻合的系数符号,文中解释不足;(2)对于外汇储备的投资途径,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并未考虑投资于黄金这个重要的渠道;(3)限于篇幅,本文仅围绕着外汇储备最优数量展开分析,但外汇储备管理不仅包括数量管理,还应涵盖结构管理(币种结构、资产结构、地域结构)、风险管理(汇率风险、违约风险等)这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 外汇储备管理动态优化模型研究[D]. 刘昱.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2]. 外汇储备的最优控制理论与模型研究[D]. 贺金凌.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3]. 货币循环理论[D]. 简练. 北京大学. 2008

[4]. 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估计、优化及调整研究[D]. 龙张红. 湖南大学. 2010

[5]. 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研究[D]. 郎维维.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6]. 中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研究[D]. 葛伟. 厦门大学. 2007

[7]. 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研究[D]. 刘冲. 山东财经大学. 2014

[8]. 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评估[D]. 张敬思.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9]. 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与管理问题研究[D]. 黄峰敏. 厦门大学. 2014

[10]. 中国高额外汇储备:成因、影响与数量管理[D]. 陈奉先.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标签:;  ;  ;  ;  ;  ;  ;  ;  ;  ;  ;  ;  ;  ;  ;  ;  ;  ;  

外汇储备的最优控制理论与模型研究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