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新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6)09-005-013 DOI：10.13713/j.cnki.cssci.2016.09.001 1896年，大清光绪二十二年，离现在已经整整120年了。翻开历史记载可以看到，这一年希腊雅典举行世界首届奥运会、德国法兰克福市立医院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心脏外科手术，而德国人伦琴(Wilhelm K.R
ntgen)发现了X射线一事于这年初正式公诸于世，美国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制造出了第一辆汽车——福特一号，称为“四轮车”(Quadricycle)等等。而这年发生在中国的有影响的事，如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严复译出其系列译著的第一部——《天演论》、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当时首次由国人主办的刊物《时务报》、上海徐园的茶楼“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如此等等，可以说虽然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颇值注重。 诚然，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来说，1896年并没有山呼海啸、天崩地裂的大事件发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难以这一年作为某段历史的分界线或者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因为历史总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要标识的，故而这一年也并未得到中外史学家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然而，恰是上述这些“第一次”汇聚成为开启新的历史阶段之滥觞，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尤其是经济学术从传统形态迈向现代历程的新起点。众所周知，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学术的转型是社会变迁的能动反映。换言之，1896年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经济史学具有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前者植根于华夏悠久的传统经济文化沃土而源远流长，后者则伴随近代化大潮的“西学东渐”而逐步转型发展。1896年可以视为这两种形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突出标志就是围绕陈炽的《续富国策》等引发的经济学术公案。 一、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 1896年的中国出现经济学术公案?这大概对于绝大多数国人包括经济学家的知识体系都构成震撼。略有中国经济史学常识者，估计能够举出严复翻译《原富》为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之开端，但不容否认那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或许还有人知道大清的京师同文馆曾经开设经济学课程“富国策”，并出版相关的中译教材，不过那也只是传授和译介西方经济学，距离国人自撰的经济学著述还相差很远。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原命题”值得质疑——难道谈中国经济学肇端就只是探讨或考证西方经济学何时传入?难道有着悠久历史、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且曾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其学术中却没有“经济”，其经济学完全是“舶来品”?就算中国的经济学是近代以后“舶来”的，却不可能前不着边、后不接地存活，总得“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即“移植”也离不开这块栽植的土壤。注重西学引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本国学术发展之“内生因素”，否则“从天而降”的西学也难免“橘逾淮为枳”。如今经济学强调“路径依赖”，“突生”或“断裂”不能够诠释经济学术发展的事实，这就需要依循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学术史的轨迹去寻找答案。 毋庸置疑，在远早于西方若干个世纪的中国，就有发达得多、丰富得多的经济事象、经济实践与经济制度存在，蕴含着丰富的相关经验和有别于西方且领先于别国的经济学说与理论，包括儒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学说[1]，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辞典里面岂能没有“经济”?①中国历史上不但有沿用千载的若干经济语词、概念、范畴，而且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许多新发现也是中国人的贡献，譬如世界货币理论史上的“货币流通速度”、“格雷欣法则”等实际都是宋人的最先发现。[2]直到清代，徽州人王茂荫有关货币问题的见解独到，其在《条议钞法折》中阐述了十分珍贵的行钞原则——“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3]他成为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笔者曾经从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特殊贡献与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角度，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4]中国人的相关贡献不胜枚举，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无法割裂的学术流脉，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足以为证，无需赘述。 中国经济史学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到经济学术史新阶段，这不仅要从本学科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研究拓展到“外史”(external history)研究层面，还必须深入到中国经济学术发展的史实考察与学理内涵研究的新领域。笔者首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十几年来，通过对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发掘、梳理与分析、研究，逐步完成并陆续刊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② 经过长年的发掘、梳理与科研探索，能够肯定中国经济学术史中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其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内生因素”，而且是建构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充足素材与重要基础。[5]概括地说，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学科”，但也形成了较为系统且相对稳定的学术架构。其主要构件包括： 1.“经世济民”之学的学术性称谓——从“实学”到“经济之学”。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经世济民”之学自宋代以降即有其相对稳定的学术性称谓即“经济之学”，而且内涵明晰、运用广泛，凸显传统学术中的“经世致用”特色。 2.“经世济民”之学的文献学基础——从“食货志”到“经世文编”。自汉代以来即形成“经世济民”之学的文献学基础，以基本固定的记述体例分门别类地记载经济事物、典章制度与思想主张，从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政书“十通”中经济类典志，直到洋洋大观的历朝“经世文编”中经济类文献的系统性编纂与发展。诚然，传统时代的“经济”从属于政治，寓有“经邦治国”、“经国济世”等涵义。其实西方也很类似，直到1890年才有独立的“经济学”，岂能苛求古代中国就有现代经济学存在? 3.“经世济民”之学的分析性论作——从“富国策”到“钞币论”。历朝历代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或具体要求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性经济著述——从单篇奏议、时论到系统性论著浩如烟海，勾勒出历代朝臣、思想家针对当时的各种经济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等多种主张、论点、学说和理论，汇聚成为中国“经世济民”之学的厚重文献积淀与发展演进流脉。 4.“经世济民”之学的学理性范畴——从“货殖”、“经济”到“本末”、“义利”。范畴是学理的核心，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有其较为规范的学理性范畴，重点考察解析颇具“中国特色”的这些经济范畴，及其数千年的应用实例与演进流变，诠释其学理功能、行业结构和分配伦理等内涵演化与时代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学术现代转型不可忽视的“内因”，可见中国经济学并不是简单地“舶来”就能够“生根”与发展。 5.“经世济民”之学的制度性实践——从“取经济之才”到“经济特科”。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不仅有其“名”，还有其“实”，即制度性实践。宋代选拔管理经济事务的官员要求懂经济并具有管理才干，成为清代“经济特科”的先导。到晚清变法图强设立“经济特科”选拔经济人才，推动施行了1300年的中国科举制的最终废除。 还应当看到，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并非“坐而论道”，也不是“闭门造车”，其还对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产生影响。例如，法国重农学派就可能受中国农业思想的影响，其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的标志性成果《经济表》或许就富含中国因素，其被称为“欧洲的孔子”。[6]再有，“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国富论》中将中国作为与欧洲不同的经济类型来比较阐述，不少中外研究将司马迁的“善因论”视为“看不见的手”的渊源之一。另外，前述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资本论》研究“货币或商品流通”的注释83中，提到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他不仅曾是懂经营的徽商，而且主管清廷财政事务，还深谙中国源远流长的货币理论。同是在德国，中国货币思想学说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社会经济学中也有呈现，且是其理论架构的组成部分。韦伯的名著《儒教与道教》开篇就谈货币制度问题，还专门指出《史记·平准书》是“典型的中国王室财政学”，也是保存下来的“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最古老的文献。”[7]笔者反复强调，经济学也同人类文明一样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创造，经济学术也是中西互动、共同发展的。即使在今天，我们绝不是只能被动地争取实现与国际学术的“接轨”。中国经济学术史证明，我们不仅有领先世界的“长项”，而且“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基础，也具备了问鼎世界经济学话语权的资格。[8] 二、“西学东渐”与中国经济学术转型 回到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中国经济学是从哪来的?”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与现代经济学不能划等号，因而“从西方传来”的说法也并非完全不对。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学，无论什么“学”，除了老祖宗留下来的算学、史学、天文历法等(也都经历了历史发展的学术转型，医学比较特殊，直至今天中医还与西医并存，其虽有发展，但基础理论依旧)，可以说差不多都是“传来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到，如今所谓的“科学”大都是以“西方”和“近代”为前提或基础发展而来的，而“学科”则更多的是近现代产物，要求古代中国产生现代学科不仅是苛求，也是违背史实和非科学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传统时代就没有科学，看看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那卷帙浩繁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为力证，笔者上述有关中国传统“经世济民”之学的考察也可佐证。因然，学者们会加上“古典”、“传统”等词语前置，用以区别传统学术不同于现代科学或学科。不过这样一来，“传统”与“现代”似乎就变成了“不搭界”的两者，这就又回到了前述“断裂”的状态。的确，一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的两种学术形态，即使能划分出“传统”与“现代”之有别，却无法证明两者完全割裂无关。 笔者认同没有“外力”的促发，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尽管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却无法完成学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所谓“外力”就是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西方经济学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与西方宗教、科技、法学等一起被介绍进来的，但时间上比一般所知的严复译出《原富》(1901)、甚至同文馆译刊《富国策》(1880)都还要早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便在20世纪之前，国人在译介西学的同时，已经逐步开始了本国经济学的新探索——以下的“公案”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 补充概述严译之前的西方经济学中译情况，主要有：1818年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的《生意公平聚散法》，1839年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的《制国用之大略》，1840年郭实腊的《贸易通志》，1847年鲍留云(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的《致富新书》，1857年王韬(1828-1897)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华英通商事略》，1880年汪凤藻(1851-1918)与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的《富国策》，1886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的《富国养民策》等等。虽然这些都早于严译，发生在20世纪之前，但是严复的系统性西学中译，尤其是翻译《原富》的历史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不仅仅是西书的中译，也鲜明地体现在开设经济学课程方面。经考证，目前所知在中国较早开设经济学课程的主要有：1864年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山东登州文会馆的正斋第6年开设“富国策”，1867年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5年制和8年制都在最后一年)开设“富国策”，1881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上海中西书院第8年开设“富国策”，1895年盛宣怀(1844-1916)设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本科开设“理财学”——这些都是今天意义的经济学，教材也主要是从西方经济学翻译的。如登州文会馆与京师同文馆开设“富国策”课程的教材，都是翻译剑桥大学盲人经济学家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即法思德)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指南》)的中译本《富国策》。 如上所述，国人在译介西学的同时，也开始了撰著中国经济学著述的艰难探索。如果说，1837年王鎏的《钱币刍言》、1846年许楣、许梿的《钞币论》以及马建忠1879年的《铁道论》、1890年的《富民说》等都还带有“传统”的味道，却也依稀可辨中国经济学术向近代转型的渐趋鲜明的轨迹。例如马建忠，他不仅是颇具影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更是用心“专究西学”的学者，还到欧洲诸国去学习，并成为最早在法国获得学位的东方人。《清史稿·马建忠传》称“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他很得李鸿章赏识，还有出任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总办等经历。当时有识之士将西学理论方法同中国传统的经济概念与思维方式相结合，试图诠释或改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并逐步展开对本国经济学说和理论的探究著述，这是中国经济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征，也是抵御西方列强与发展本国经济的时代需要。 就在甲午战后不久的1896年——也是本文着重提出的重要年份，本土的确出现了好几桩“经济学”之事。这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记载经济学书达百数十种，动机就是想让国人了解“泰西从政者，非从经济学出不得任官，理财富国，尤为经济之要。”[9]这里的“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无疑。同是1896年，维新派的喉舌《时务报》上发表古城贞吉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他时任该报社的东文翻译。更重要的如梁启超的《论加税》、《论金银涨落》、《西学书目表》等，都在这一年问世，国人已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问题。这些的确能够作为中国经济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标识，并非偶然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笔者先后考证西方经济学传入的一些情况，一般认为这多是西人所为，其实不尽然，国人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像本文反复提及的同文馆《富国策》，就是国人汪凤藻译、丁韪良校定的，另外如王韬、蔡尔康、张坤德等人也都在译西书方面很有贡献。再举个例子，我国早期的著名外交官郭嵩焘，19世纪70年代出使英国，在其日记中不仅记述他得知斯密、穆勒等人，而且谈到：“英国凡学皆有会，曰‘奇温斯’，善言经济之学。洋语曰‘波里地科尔’[Political，政治的；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10]173这比严复《原富·译事例言》谈怎样翻译经济学要早20多年。 与上述事例相比，这一年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陈炽刊出《续富国策》和《重译富国策》。近代中国鼎鼎大名的陈炽算得上是才子，翁同龢称之为“奇士”，梁启超说他是“异才”，其20岁朝考就被录为第一等，他还有出任地方官和国家主管经济部门——户部的长期工作经历。《续富国策》很受中国经济史学家的重视，被称为“是国人自撰的专门探索经济问题而又旨在仿效西方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胡寄窗语)或称其为“中国的《国富论》”(赵靖语)，也由之产生了一桩120年迄今未了的学术公案。此事之所以不同寻常，因其恰恰反映了国人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如何面对经济学术转型的一些关键问题，并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围绕《续富国策》引发的经济学术“公案” 陈炽(1855-1900)，原名家瑶，改名炽，字克昌，号次亮，又号瑶林馆主，自称通正斋生，江西瑞金人。他20岁朝考，录为一等第四名，钦点七品京官，签分户部山东清吏司任职，次年南归。他28岁中举，仍就职户部，后迁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等，兼军机章京等职。其掌管经济事务，深感民族危机，力倡“救亡当以富国”为先。他先后深入沿海各地，考察民情实况，重视西学，颇多心得。他多次上书李鸿章等朝廷大员，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和意见。1894年撰成《庸书》百篇，提出发展近代工商业，主张开设议院等。此书影响很大，经翁同龢推荐，呈光绪皇帝御览，对维新运动实有助益。陈炽活跃于维新人士之间，还出任强学会提调，支持办《时务报》，并协助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1895年陈炽撰写经济专著《续富国策》60篇，以求中国能够“踵英之后，富强寰宇”，并于次年出版。书甫一出，反响极大，一版再版，颇受时人重视。同在1896年，他不满前人的译本又《重译富国策》，交《时务报》连载(未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高歌痛哭，深忧国事，1900年病逝于京城，年仅46岁。其主要著述经今人搜集、整理编成《陈炽集》。③ 所谓“公案”，主要就是围绕陈炽的经济学著、译之书存在好几个谜团。例如，《续富国策》写于何时?与其《重译富国策》的问世孰先孰后?《续富国策》要“续”的到底是不是斯密的《国富论》?其重译的又是什么书?《续富国策》与《富国策》是什么关系?如此等等，若干年来学界论点各异、莫衷一是，形成延续至今的经济学术公案。 包括《陈炽集》编者在内的一般观点，认为陈炽是在《重译富国策》的基础上(或在同时)撰写了《续富国策》，其主要依据来自该书的“自叙”。的确，陈炽的“自叙”确实写于1896年(丙申年)，初版也是在这一年。④故而，持这样的观点的学者不少。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持论不同，如张登德概述了一些论点并进行了分析考察，提出“先著后译”的观点。[11]笔者赞同著作在译作之先的论点，实际上陈炽在1895年就在写《续富国策》了。关键证据如《陈炽集·续富国策》卷三《工书·军械之工说》[12]221-222记载“上年中倭之役，北洋短炮过多”……又有“上年大东沟之战，中国有铁舰，日本多快船。”卷四《商书·急修铁路说》也说“去岁中倭一役”，这里说的都是1895年的“上年”，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事。从陈炽其他论述中也还有一些论据，证明他是著书在先，并且是深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为救中国发愤而作。弄清写作时间，与后续问题有直接关系。 “公案”的关键是《续富国策》到底“续”什么?陈炽在“自叙”中申明此书是“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他说：“嘉道间，英与法战，擒拿破仑，流诸海岛，虽自矜战胜，而本国之商务顿衰。”政府政策不利，于是英国“有贤士某，著《富国策》，极论通商之理……而近今八十载，商务之盛，遂冠全球。”他认为英国的富强“归功于《富国策》一书。”所以，他著《续富国策》，就是要使得中国“踵英而起”，证明接在英国之后富强的一定是中国!“他日富甲环瀛，踵英而起者，非中国四百兆之人民莫与属也。”注意：陈炽说得很清楚，这本英人的《富国策》，是在拿破仑流放之后写的。1815年6月滑铁卢战役法军大败，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岛，此事距离陈炽写书的1895年正好“八十载”。那么，这样一本《富国策》怎么会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呢? 众所周知，斯密的《国富论》是1776年首次出版的，如上所述国人知道斯密早于严译。如上述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的日记中就记载“询其所读洋书，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Adam Smith，亚当斯密)，一种曰斯觉尔密罗(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10]169此外，《万国公报》光绪二十年(1894)所登卜舫济《税敛要例》中说“英国人师米德雅堂著有《富国策解》，所论税敛，其理有四……”极为重要的是，英人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著、李提摩太与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13]“第六卷上”大段介绍斯密，“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国苏格兰省之嘎斯哥海口，有掌教大书院之山长姓师米德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同书“第九卷上”又提到英国以前的政策不利于通商，“幸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之根本。……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1894年3月到9月，李提摩太先将其部分译稿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名为《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刊登之后反响强烈。1895年广学会出版全本，改为上述书名，据说出版之后一时洛阳纸贵。 既然“师米德雅堂”(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明明白白是1776年出版的，距陈炽写“续”应该是120年才对!怎么成了滑铁卢战役后“八十载”呢?对此，持陈炽“续斯密”之说的学者认为——“陈炽把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现的时间弄错了。”[14]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陈炽要“续”的不是斯密的《富国策》，而是同文馆那本!问题更复杂了——前述同文馆所译是亨利·福西特(即法思德，1833-1884)1863年出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80年译成中文书名为《富国策》，此书距离陈炽所说“八十载”差得更远了，才十几年而已。再一种论点认为，陈炽要“续”的《富国策》是泛指一般经济学，并不是特定的某部西人著作，因为那时的经济学书多称为《富国策》。如胡寄窗先生提出，说陈炽“续”亚当·斯密之书“亦无不可”，没有人能说《国富论》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富国策》是泛指一般经济学，“决非专指《国富论》一书”，说陈炽要“续”的是一般经济学“恐怕更为符合当时情况。”[15]他特别提到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译》中说的“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⑤不错，陈炽的《续富国策》正是这样划分的。然而，说按这四部来划分的著述就都是一般经济学也不尽然，当时类似的也还有。然而，一般说以《富国策》为那时的经济学是有道理的，比如马林、李玉书论及各家的“富国策辨”，内容主要是谈西方各经济流派；还有吴汝伦为他人写序，也称《富国策》。但具体到以之论证陈炽之“续”，则尚显论据不足，至少有一点比较难解释，那就是陈炽很肯定地说“《富国策》一书”，李提摩太也是说“斯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都是十分明确地专指“一书”，而不是泛指经济学。 笔者注意到，当时中文译著中论及斯密《国富论》有各种名称，如《万国财用》、《邦国财用论》、《富国探源》和《富国策》等等；斯密的中译名也很多，如斯美氏、师米德雅堂、挨登思蔑士、阿荡司等等不一而足，的确令人眼花缭乱难免搞错。再来看一下同文馆的《富国策》，此书是在吸收了约翰·穆勒、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理论的基础上写成的，它所包含的内容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部分，中文译本包括生财、用财、交易三卷，而陈炽并没有按此种分法，他的《续富国策》如上所述是分为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个部分的。换言之，虽然以上各种说法各有道理，但陈炽到底“续”什么还是不很清楚。 那就来看看陈炽本书。《续富国策》是国人自撰的有系统的、仿效西学研究中国经济的专书，其“着眼于西方经济制度与政策以求西法图富强”，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而且是典型的中国经济思想史重要文献，作者将全部内容均冠以某某“说”来阐述。全书共4卷60篇，分为《农书》16篇、《矿书》12篇、《工书》14篇、《商书》18篇，论述内容广泛，包括农、矿、工、商各业在内的中国经济诸问题，主旨就是“富国”。尤其在矿政、工艺、通商、邮电、银行、保险、公司税则等方面予以重点阐释；即使谈“农”，也偏重商业性大农业，如茶、烟、糖、葡萄酒、橡胶、渔牧等等，研究这些如何富国。更重要的是，陈炽还提出了许多经济政策性建议和制度变革性主张，如“大兴铁政说”、“创立商部说”、“纠集公司说”、“创开银行说”、“保险集资说”、“商改税则说”等等。其论说都是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展开的，他主张学习西方振兴经济富强国家，谋求一条中国富强之路。这样全方位论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力求在中西比较中找出中国应当迎头赶上的方式与途径，在当时还是相当难能可贵的。陈炽的确是希望他的书能起到《富国策》促使英国富强那样的作用，可他是怎么知道英国“某贤士”著《富国策》的呢? 四、与“公案”相关的陈炽《重译富国策》 陈炽著《续富国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像英国那位著《富国策》的“贤士”那样，振兴本国经济促进国家富强。要弄清楚上述那些莫衷一是的论题，不仅需要分析陈著，也需要论及与“公案”相关的他的译著《重译富国策》。 同是在1896年，陈炽在其《重译富国策》⑥的“叙”中说：“英人斯密德，著《富国策》一书，西国通人，珍之如拱璧。李提摩太译述《泰西新史》，推原英国富强之本，托始于是书。因忆十五年前，曾见总署同文馆所译《富国策》，词旨庸陋，平平焉无奇也。续因学堂议起，译钞欧美各国课程，由小学以入中学、大学，其条贯综汇之处，皆以《富国策》为归，犹总学也。此外。天学、地学、化、重、光、电诸学，犹分学也。”[12]274这段话十分重要，好在收入了《陈炽集》，这或许能够提供解释有关问题的关键性线索。 第一，陈炽的确看到了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中对亚当·斯密的介绍，而且知道斯密德《富国策》是促进英国富强之书，可见他在《续富国策·自叙》中说的英国某“贤士”当是亚当·斯密了，这大概提供了解开“公案”疑团的一个线索。但必须注意的是，陈炽此时只是从李提摩太等人的介绍中知道有斯密此人，也知道其著《富国策》使英国富强这样的事，但他并未真见到此书。退一步说，根据他自述不懂英文，即使看到了斯密的书也看不懂。 第二，据陈炽说他在1896年的15年前即1881年看到了同文馆中译本《富国策》，而且不满意这个译本。尤其是他认为《富国策》在当时教育中具有“总学”的地位，译文好不好关系重大，所以他决心要重新翻译。陈炽接着又说，正好有懂外文的朋友从南方来，也向他介绍西方富强得益于《富国策》，“《富国策》，洵天下奇文也。其言与李提摩太同。”于是，陈炽“旋假得西人《富国策》原文，与同文馆所译华文彼此参校，始知原文闳肆博辨，文品在管、墨之间；而译者弃菁英、存糟粕，名言精理，百无一存。”——注意：问题出来了!由于陈炽得到原文也看不懂，于是他理解的那部促使英国富强的《富国策》与同文馆的译本就被作为同一本书而“彼此参校”了。 第三，陈炽通过李提摩太等人的介绍知道原书很好，但是与他亲眼看到的同文馆所译的《富国策》很不同，他不清楚压根就不是同一本书，却认为是翻译不好所致，是译者“弃菁英、存糟粕”造成“名言精理，百无一存”。于是，他“爰即原本，倩友口授，以笔写之，虽未必吻合原文，亦庶乎可供观览矣。”在他看来同文馆译本简直没法看，只能重译!他所谓的“重译”是请懂英文的朋友口授而自己笔述，并拿到《时务报》去刊登的。笔者看到此事还有旁证。如同在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对陈炽的做法予以肯定，并将其作为中译西书的一类案例来分析，他指出：“如同文馆旧译之《富国策》，而《时务报》有重译之本；广学会旧译之《泰西新史揽要》，而湖南有删节之编。咸视原书晓畅数倍，亦一道也。”[16]从这里也可见当时翻译西书不拘一格，当然也另有各种批评意见。 这篇《重译富国策》“叙”上正式签署“通正斋生译述”，是陈炽无疑，另在他的几封书信《致汪康年书》中都提到此事。其中一函，是他与汪商议在《时务报》上刊登译稿名称之事，其中说到“通正斋生(《富国策》用之)……改曰《重订富国策》可矣。”另函又说“此书在西国最有名”，又说“重译《富国策》，尚未卒业，皆系草稿。今倩友人录出叙文一篇、总论一篇，祈附刻报中。大约不过廿余篇，如日刻两篇，十余次可毕。”这又来问题了——亚当·斯密《国富论》怎么只有这么少的篇幅?《陈炽集》的编者考证《时务报》第15、16、19、23、25册连续刊登陈炽的《重译富国策》，最初的第15册是1896年12月15日刊登。编者指出“英人斯密德著《富国策》一书，分三卷十五章，八万多字。首译者为汪凤藻，时为1880年。次年有乐善堂聚珍版本，唯‘斯密德’音译为‘法思德’。故陈炽译述之曰‘重译’。《时务报》连载未完，而于丙申年一至三十册合订本后，附书目八种，其第七种即《重译富国策》。今遍寻未着，大概时务报馆后因故未出。”[12]274注释 《陈炽集》编者认定陈炽重译的就是同文馆的《富国策》这没有问题，但陈炽心心念念那本使英国富强的斯密德之书，怎么也不会只有“八万多字”，而且“法思德”怎么成了“斯密德”的译音呢?不通。法思德就是亨利·福西特，斯密德(雅堂)即斯密亚堂(亚当·斯密)，两者无论生活的年代以及两书的作者名、书名以及出版时间、书的内容、篇幅等等差距都很大。更重要的是，同文馆1880年出版的三卷八万多字的《富国策》，次年(1881年)有日本乐善堂本，笔者也做过详细考证。把此书作者法思德即福西特说成是“英人斯密德”，显然弄混了!懂得中国文献的学者，若又能看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概就不会将“三卷八万多字”的福西特(法思德，1833-1884)1863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同文馆译成《富国策》)与亚当·斯密(1723-1790)1776年的巨著《国富论》混为一谈——两书问世相差87年! 麻烦的是，不仅《陈炽集》的编者如此，陈炽本人就弄错了，否则他上述那些话就不会那么难于理解了，难怪1896年的经济学术公案到120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定论，这与陈炽本人弄错直接相关。后人的研究是要以当事人的论述为一手证据的——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那么，大名鼎鼎的才子陈炽怎么会弄错?这恰是新旧交织、中西叠合的转型时期之反映，从而似乎也并不奇怪。陈炽在这篇“叙”中就说“盖西士既不甚达华文，华人又不甚通西事。虽经觌面，如隔浓雾十重。”这恐怕就是那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当时福西特的书作为教科书有一定影响，而李提摩太、丁韪良等又都提到过亚当·斯密的书，国人并不能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两者及其区别，有人甚至认为同文馆译本就是斯密原著并不高明的翻译，包括陈炽也认为是同文馆的译者“弃精华、取糟粕”所致。何况当时斯密的《国富论》并没有完整中译本，要到20世纪以后严复才翻译出此书，因此国人并不了解斯密之书，只是从洋人或到过英国的人的介绍中获得一知半解。并且在那时的西书中译时，一人一书多种译法或反之的情况比比皆是——故而出现所谓“公案”，主要是用现今的思维方式和眼光去看待百年前的情况所致。 无独有偶，更有意思的是当时还出现两本已经中译的西书也被混淆的情形。在梁启超的《读西学书法》中，提到“同文馆所译《富国策》与税务司所译《富国养民策》，或言本属一书云，译笔皆劣。”——更复杂了!《富国策》与斯密的书混淆还情有可原，至少都用了同一个名字《富国策》；但《富国策》与《富国养民策》也能被混淆，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可见那时西方经济学原理性著作的中译情况复杂，并无一定之规，人们弄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况一些译著本身既有中外译者个人“非专业”的差池，也有他们翻译时不同的理解或删缩、发挥与议论，再加上国人多不懂外文，发生上述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了。对此，不能用如今的眼光和理解去认识——同时，这也可以证明“转型”之艰难! 最后，再看看陈炽的译本。由于陈炽的“重译”并不全，现存只有卷一“生财”——总论、三要、人功、资本、分合、多寡、损益。卷二“用财”——总论、角逐、田限、工价。再看看同文馆的译本。同文馆《富国策》卷一“论生财”下分七章——总论、论生财有三要、论人功、论资本、论三要滋生之力、论制造多寡之异、论增益财用之理。卷二“论用财”下分九章——论制产之义与均富之说、论财所自分、论地租角逐之道、论工价……。不需要再赘列了，简言之，一目了然——陈炽重译的就是同文馆的《富国策》。陈炽《重译富国策》卷一“生财”的“总论”中就有“富国之学，以美利利天下。欲天下人人能知之、能行之，则必自浅者始矣。斯密德者，英人也。首创是学，名之曰《邦国财用论》。”这就是说，陈炽自己一会儿用李提摩太的说法“斯密德，著《富国策》”，一会儿又说斯密德著的是《邦国财用论》。实际上，《邦国财用论》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中文名，这在当时大概是不曾发生歧义的。如同文馆《富国策》卷一“论生财”的“总论”中，开宗明义讲“《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财、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陈炽“重译”的就是同文馆此书，其所述内容也很相似，而他却真的弄不清楚同文馆译的不是斯密的书。 说到这里似乎终于清楚了。看来，后人的误解源自前人的偏差，而出现那样的偏差恰是转型、过渡时期的产物，不能按照今天的标准要求那时的人，包括陈炽。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炽得知英人写的《富国策》有益于富国，因此要“续”写中国的《富国策》，以求发展经济富强中国，这无疑是值得高度肯定的。这个“续”字，并非是为英著写续，而是要“踵英而起”使中国“他日富甲环瀛”，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笔者以为，上述“公案”固然还可以商榷研讨，但着力点若放在国人从译书到自著经济学书的史实研究上、从中国经济学术转型与新发展的视域去认识分析，或许比继续驻足于一个“续”字的各种解析更为重要。 五、结语 现今的人们似乎很难理解上述那样的混淆、误读、曲解等等现象，但在当时却往往是司空见惯的，关键就在于那是中国经济学术新旧叠合、中西交融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逐步完成其现代转型，1896年正是这两种形态交汇的转折点。转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必须经历一个过程，之所以出现莫衷一是的经济学术公案，正是这一过程的真实体现。这也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并非“传入”就等于“移植”成功，国人不仅需要接受、消化、反刍、吸收等，才能逐步完成从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到现代经济学的最终的“蜕变”；而且学术转型的过程并非可以独自完成，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无法再就此展开论述。 1896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年份，这一年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相关情况出现。例如，比较集中的经济类系统出版物的面世，1896年“富强斋主人”编辑出版《西学富强丛书》(48册)，收录了许多西方新学文献。再如，同年农学会编译出版《农学丛书》，共7集82册，其中也包括中文著作在内。比较有特点的国人著作，如黄皖的《致富纪实》，1896年刻本，是从技艺方式与耕作思想来论致富。这不仅是农学的新发展，而且可以弥补中国传统经济学术微观不足之欠缺。一般说来，我国的经济思想和理论重在宏观领域，而微观层面较为薄弱，中国经济史学新发展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微观层面的不断完善，或曰“深进”。 同时，我们知道学术“分科”是近现代的产物，而进入21世纪之后的学术发展趋势鲜明地呈现出“跨学科”的时代要求，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都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与协力。笔者曾基于史实与逻辑的视域考察经济史学及其学理关联，[17]进而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史学的演进与走向，阐释科研在“深进”的基础之上“打通”学科界域，这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路径。[18]这些前期工作奠定了本重大项目的科研基础，本文即是其中重要的典型案例之一。作为研究论文，已在写“结语”了，但本文提出的问题却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只能说研究刚刚开始。相信后续的工作不仅能够修正以往一些成论，甚至可能颠覆已有的基本知识，在中国经济学术史这一经济史学的新领域，还有许许多多的研究有待来者。 注释： ①笔者曾历时多年系统考证相关问题，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和肯定，代表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获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8)。该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收入《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3页。英文版Ye Tan,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pp.36-49；收入Cheng Lin,Terry Peach and Wang Fang(eds),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pp.166-180. ②笔者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学术史”(00BJL033)，相关成果陆续刊出。特别说明：“经济学术史”是以经济学术的发展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文献学、学术研究史以及经济学教育、经济学术团体的发展史等等，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可参考：叶坦：《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冬明：《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学术动态》(北京)2005年第30期等。 ③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此集经编者修订、勘误并参考了京、沪、赣等地一些珍贵资料，较其他版本为佳。近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收张登德编：《陈炽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在《陈炽集》基础上考订修正、增补拾遗，此外编者还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均颇值参考。 ④《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是以朱益藩署检并题签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本为蓝本，经编者修订、勘误并参校光绪丁酉年(1897年)孟夏桂垣书局重刊本和豫宁余氏重校本等整理修订而成，笔者采用的即是此本，并参核了《西政丛书》第15册所收陈炽：《续富国策》，光绪丁酉仲夏慎记书庄石印本等。 ⑤原文漏“分”字，笔者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补。 ⑥陈炽：《重译富国策》收入《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此版还将同文馆《富国策》目录附后，以备参考。笔者还参核了《时务报》、求是斋：《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以及张登德编：《陈炽卷》等中的相关内容，但没有采用上述文献中今人的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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