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交易理论与中国煤电的纵向交易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纵向论文,中国论文,效率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0）03—0027—07
一、引言
产业组织历来就有横向与纵向之分。比如，在企业兼并方面，既有横向兼并，也有纵向兼并；在限制竞争行为方面，既有横向限制（如横向垄断协议），也有纵向限制（如维持转售价格，限定交易对象等）；就价格双轨制来说，既有横向价格双轨制，还有纵向价格双轨制（于立、王建林，2008）；在分工（协作）方面，既有横向分工（协作），也有纵向分工（协作）。人们通常所说的产业组织多指横向产业组织，其一般定义就是产业（或行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产业组织理论中“产业＝市场”的假定与经济现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否则无从界定相关市场。
但现实中的产业组织问题很少是简单的横向问题。例如，中国的煤电关系近年来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突出矛盾。在我国，动力煤主要用于火力发电，火力发电中动力原料来源主要是煤炭。原本相依为命的煤、电产业，近几年却屡发冲突，并越演越烈，国家发改委多次出面协调煤电关系，但收效甚微。每年的煤电产销运协调会上不断上演煤电博弈大战，煤炭企业捆绑谋求煤炭涨价，以实现计划煤价格与市场煤价格接轨；电力公司“合谋”要求电煤价格降低，以期降低营运成本。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煤电冲突日益尖锐，尚未找到较好的解决办法。
二、文献综述
产业组织理论和反垄断执法关注的重点和难点应该是纵向关系。我们曾提出“纵向价格双轨制”的理论，并用其分析中国电力过剩和“电荒”问题（于立、王建林，2008）。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看，横向问题比较容易说明，但“纵向规模”该怎样理解？总之，纵向关系在经济性、市场界定、行为规范等方面都对产业组织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诸多难题，并引起了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
煤炭企业与电厂之间属于产业之间的竞争，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间竞争，它是一种典型的产业链纵向关系问题。表面上的“煤电冲突”表现在电煤价格上的讨价还价、电煤合同的履约率波动争议等，但深层问题在于煤电交易制度安排、煤电纵向市场势力、煤电产品价格规制方式等方面，因此，本质上是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形式的选择和政府规制方式的改革。
学者们对煤电关系进行了研究。Joskow（1985）使用交易成本框架分析了专用性投资对坑口电厂的煤炭供应安排的影响，将影响因素区分为电厂设计策略、煤炭采购策略及运输策略，并分析不同情况下的纵向安排的利与弊。Kerkvlier（1991）同样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对不同的纵向安排进行比较，分析了专用性投资导致的事后双边垄断行为和企业策略选择问题，发现纵向一体化可以减轻电厂买方垄断行为导致的无效率。Joskow（1987；1990）从价格条款、非价格条款（如时间期限、煤炭质量、限制出售等）和其他条款（如标准的不可抗力条款、take-or-pay条款等）研究了煤炭合同问题，发现由于规制的限制、煤炭供应商的市场势力以及纵向一体化的不经济性，长期合同可能比纵向一体化更有吸引力，但长期合同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条款的设置。于立等（2004；2005）分析了煤、电关系紧张的根源，指出“纵向价格双轨制”是引发煤、电企业和政府三方长期博弈，导致煤电市场效率损失的根源，认为纵向一体化虽然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难免会出现过度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于立宏（2007）从需求波动视角分析了煤、电企业纵向一体化，煤电产业链合同安排、煤电规制模式。刘劲松（2007；2008）从新古典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等三个角度分析了纵向交易关系理论，并借助纵向交易关系理论，分析了煤、电企业之间存在的“煤—电租”和纵向价格双轨制关系，提出缓解煤电冲突的政策建议。刘冰（2009）从交易合约视角分析了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关系问题，提出选择最优的合约形式是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科学判定合适的合约结构变量，而影响合约结构变量的主要成本因素是总交易费用、购置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借助于杨小凯新型古典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的选择，并提出政策建议。
其实，从产业组织理论上看，基本思路无非有二：一是建立在斯密的分工理论基础上的纵向专业化经济分析思路，强调“分”；二是建立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的纵向一体化经济分析思路，强调“合”。本文试图对纵向一体化经济与纵向专业化经济理论进行整合，重新构建纵向交易理论分析柜架，并从均衡选择角度探讨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关系形式选择及纵向交易效率问题。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纵向专业化经济可以降低组织成本，纵向一体化经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两条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对应于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形式选择的最优选择均衡点，任何偏离此点的选择结果都会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中国目前煤电交易关系现状和冲突，是基于现有制度安排的选择结果，解决中国煤电关系问题，必须从纵向生产技术和纵向交易制度角度通盘考虑煤、电产业改革方向和政策设计。
三、煤电纵向交易关系的分类
任何经济活动都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单纯的技术关系，表现为人们的劳动作用于自然物料和自然过程并获得资源的生产性活动；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取资源的交易性活动（盛洪，1994）。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交易活动和交易行为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垂青和重视。科斯引入交易成本概念用于分析组织形式选择问题。科斯所讲的“交易”一般是以“市场交易”形式出现的，主要用于分析资源配置过程和方式。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把交易理解为“交互影响的行为”，意指在经济领域中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使交易的涵义有所扩展。但为使问题简便清晰，人们通常把企业内部的交互行为称为“组织关系”，相应的代价称为“组织成本”；将企业外部的所有交互关系统称为“广义交易关系”，相应的代价称为“广义交易成本”。威廉姆森（2001）为分析交易与治理的匹配关系，建立了分立结构，讨论了企业、市场和混合制组织的选择问题。[12]这对于我们下面的分析很有启发。
然而，对纵向关系而言，并不是说所有的纵向关系都是纵向交易关系，后者只是前者的局部，重点强调经济关系。事实上，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工和纵向专业化越高，交易关系就越重要、越普遍、越复杂。其中，建立在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属于纵向交易关系。如果就像看待“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一样，把“完全纵向专业化”（外部化）和“完全纵向一体化”（内部化）看作是两个相对的极端情况，而且分别视为“纵向分解”和“纵向整合”的最终结果，那么，处于两者之间的便是部分纵向专业化或部分纵向一体化，而且这种中间状态是普遍的和多种多样的。无论是纵向整合，还是纵向分解，有时可通过“企业重组”和“关联交易”①两种方式单独进行。当然，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整合不一定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重组”的“硬策略”，也完全可以在不调整组织结构的条件下，主要运用“关联交易”（软策略）也能达到整合（协调）的目的。反之，分解也不一定就只靠“关联交易”，也可以通过参股、控股，调整合同期限或条件，达到一定的灵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的纵向交易关系接近于纵向关系，因为几乎所有的纵向关系都可看作是某种交易。但严格意义上的狭义交易关系是指在不改变组织结构的情况下，只通过市场交易处理纵向关系。本文的纵向交易关系定义主要是狭义的，即主要是通过重复谈判，变换交易对象，外包、签约、履约，违约诉讼等方式，来完成纵向交易。
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混合经济。亚当·斯密通过描述“针”的生产过程，精辟地论证了分工对社会财富增长的贡献和作用。斯密理论是通过分析分工的重要性强调了（纵向）专业化经济。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概念，论证了企业的性质。科斯理论通过比较市场和企业的存在价值强调了（纵向）一体化经济。现实中，最忌简单的“两分法”和“极端化”，在市场和企业之间“非此即彼②”。根据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主要根据合约类型和产权安排衡量），我们可以划分出众多的纵向交易形式，形成连续的纵向交易关系谱系。威廉姆森把借助权威和命令配置资源的企业，和借助于竞争和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作为描述纵向交易关系的两个极端，中间充斥借助于合约和产权联结配置资源的混合制组织形式，产生组织形式的“三分法”。我们认为，威廉姆森采用分立结构分析方法，把企业和市场两个极端的组织方式中间统一归为混合制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这种分类方法既未进一步细分具体的混合制组织形式，又假定组织谱系是间断的、非连续的。而实际上，混合制组织又可以分成许多种具体形式，如与纵向整合相近的企业集团、战略联盟、纵向协调等，与纵向分解相近的纵向分离（分立、拆分）、外包等，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独家交易、限定转售价格、纵向圈定、特许权经营（OEM－商标、授权－技术）、强制销售、数量折扣、捆绑销售（搭售）等。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关系，重点探讨煤电纵向交易形式选择问题，我们用“纵向整合”替代威廉姆森分析框架中的企业组织形式，反映上、下游不同的单体置入同一个决策主体控制之下的纵向制度安排，用“纵向分解”替代威廉姆森分析框架中的市场组织形式，反映原本隶属同一个决策主体控制之下的组织分解成完全或相对独立的市场交易主体的纵向制度安排③。
四、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形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
1、斯密的分工理论思路：纵向专业化经济的来源与解释
纵向专业化经济是经济学家长期专注和研究的经济现象，特别是随着国际分工日趋细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专业化发展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战略选择。相近的名词还有“价值链切片”、“外包化生产”、“生产的非一体化”等，有的学者还借助于投入产出表计算一个国家的纵向专业化程度并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其实，纵向专业化或垂直专业化是个一般性的普适概念，不仅可以应用到国际贸易与全球分工问题，更适用于研究更普遍的产业链纵向分工与合作问题。比如，煤、电关系就是典型的产业链纵向交易关系，纵向专业化和纵向一体化是两种典型的纵向交易关系形式。
纵向专业化经济的理论基础始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斯密认为，分工起源于人们的才能差异，由分工导致的纵向专业化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劳动者因分工而实现的纵向专业化会提升劳动技巧；第二，过多的工艺转换会影响效率，而分工可以免除这种效率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投入的机械发明和创新，只有分工才有可能实现。④ 研究劳动分工主要包括个体的纵向专业化水平或劳动熟练程度、工艺多样化程度以及生产迂回程度。工艺多样化程度与产业链中同一层次专业部门间的横向分工有关，但这种工艺细分严格地说也属于纵向分工，而生产迂回程度则与产业链中上、下游专业部门间的纵向分工有关（杨小凯，黄有光，1999）。实际上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命题，本质上所有的分工都属于纵向分工，或者说专业化经济本身就是纵向专业化经济。杨小凯和黄有光专门研究专业化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实质上就是，纵向专业化经济等价于分工经济，并且纵向专业化经济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综合起来，可以把纵向专业化经济的来源概括为：（1）大量使用专业化设备会带来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2）不断的累积学习效应有利于全面的生产效率的提升；（3）工序细化和工艺模块化带来的标准化管理和制度化运营，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4）企业纵向专业化的专注经营能力和市场声誉会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就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而言，使用纵向专业化设备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产生明显的纵向专业化经济。如采煤设备由普采到高档普采过渡到综采，采煤工时效率迅速提高。对电厂而言，纵向专业化可使电力机组发电能力有质的飞跃，大幅度提高纵向专业化设备的利用效率，产生明显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纵向专业化有利于提高煤炭和电力企业的管理水平。所以，在较为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各自从事具有明显优势的生产活动，纵向专业化经济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
2、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思路：纵向一体化经济⑤ 的来源与解释
就经济活动组织形式的后果而言，纵向专业化经济是一极，纵向一体化经济是另一极。科斯通过论证企业的性质，从而解释了一体化经济存在的原因。他的分析思路是，在社会化生产的条件下，纵向专业化的同时必然产生一定的交易活动，而交易更多地是借助于“价格机制”或“市场”实现。但利用“价格机制”也是有代价的，如发现有关价格的成本、缔约成本和执行成本等，统称为“交易成本”。通过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可以节约利用“价格机制”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由于纵向专业化在产生纵向专业化经济的同时，有可能产生相应的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技术落后、制度安排不合理，导致交易成本过高，那么纵向一体化经济就有了存在空间，从而纵向一体化便会成为企业更多选择的配置资源主要方式。
概括起来，纵向一体化经济的来源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纵向一体化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利影响，防止机会主义的发生；（2）减少了纵向专业化活动为主可能产生的复杂谈判过程，降低了谈判和寻找交易对手的交易成本；（3）消除价格歧视和降低进入壁垒，甚至可为实现上下游交易补贴战略提供机会；（4）明确供需双方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减少供货合同的不确定性。
从中国现实情况看，近年来由于煤电关系的不协调，交易成本过高，电力企业多有向上游扩展，通过收购、参股等方式，试图掌握更大的电煤控制权，从而实现后向纵向一体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一些大的煤炭企业不愿过多地陷入交易谈判之烦，往往有意通过建立坑口电站或其他方式，向前向纵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煤电关系正常、市场交易较为顺畅的条件下，煤电双方自动选择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同时也是纵向专业化程度）应该是较优或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现实煤电关系并不正常，而且交易成本实属偏高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中国现实经济中煤电纵向一体化趋势在较大程度上是应该避免的，它是以损失纵向专业化经济为代价的。
3、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形式选择的基本理论模型
表面上看，纵向一体化经济与纵向专业化经济似乎是矛盾的，不可兼得。其实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下面的基本理论模型分析，相关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只有把两者科学合理地综合考虑，才能做出最优决策和合理的激励政策。同时，人们也可以借助相关理论进行政策评价。
煤电双方企业在具体选择纵向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时，是个渐近的过程。企业以现实所处情况为起点，如果选择纵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就要采取纵向分解的策略；如果选择纵向一体化方向，便要选择纵向整合的策略。⑥ 根据煤电产业链中交易主体的关系紧密程度，假定可以细化成连续不断的纵向交易关系形式，纵向一体化和纵向专业化经济分列两个极端，则纵向交易关系形式与企业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形成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形式选择的分析模型。
图1 纵向整合与纵向分解的权衡
图1中，左端代表完全纵向专业化，右端代表完全纵向一体化，二者之间可有多种多样的中间状态。越左表明纵向分解的程度越高，越右表明纵向整合的程度越高。图1中“边际成本”曲线的基本涵义是，在煤或电生产成本等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条件下，企业寻求纵向分解或纵向整合策略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此升彼降”关系。其中，边际交易成本曲线
从左至右由高到低，代表纵向专业化经济越来越低，而纵向一体化经济越来越高；边际组织成本曲线
从右至左由高到低，代表纵向一体化经济越来越低，而纵向专业化经济越来越高。就其实质来说，纵向专业化经济意味着组织成本的节约，纵向一体化经济意味着交易成本的节约。从某种意义来说，纵向专业化经济更接近规模经济，纵向一体化经济更接近范围经济。图1说明，在一般的情况下，实施纵向专业化谋取的纵向专业化经济与实施纵向一体化谋取的纵向一体化经济之间通常是“不可兼得”关系，只能寻求某种权衡⑦。
假定a点代表目前的情况，即纵向分解程度较高，但纵向整合程度不够。这时应该提高整合程度，同时降低分解程度，比如移动一个单位（边际上）到b点。相应地，组织成本增加bf，但同时交易成本减少bd，企业整体上由于提高整合程度减少（净）成本为df＝bd－bf。同理，如果目前是位于G点右侧的某处，那么适当降低整合程度，同时增加分解程度，也会使总成本减少。可以证明，边际交易成本曲线与边际组织成本的交点是总成本最低点，相当于纵向交易关系形式选择的均衡点。如果选择点偏离均衡点，则造成净成本损失，这种损失相当于社会福利净损失。这就意味着纵向交易关系具体形式的选择取决于边际交易成本曲线和边际组织成本曲线，并随这两条曲线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横轴的某一处，理论上总会存在纵向整合和纵向分解的“均衡点”，至于现实经济中有关企业受自身能力或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不能实现“最优均衡”则是另外问题。这其中，最应避免的是政府政策失误造成的市场信号扭曲，使企业行为产生偏误⑧。
五、中国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关系的效率分析
根据以上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模型，本文对中国现实经济中煤炭企业和电厂之间的纵向交易关系进行推论及效率分析。有趣的是，主要的理论推论大体上都可以得到验证。
结论1：如果在技术上煤炭企业和电厂都存在明显的纵向专业化经济，但双方效率实际上并无明显改善，那就说明交易成本过高的因素在从中作梗。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都是纵向专业化经济特别明显的行业。中国近年来的经验也说明，这两个相关行业的典型企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如我国发电技术近几年有了较大发展，电力纯技术效率整体提高，TFP年均增长2.10％，但总效率却下降0.1％，表现出市场化改革滞后的“制度化低效率”（杨淑云，于良春，2008）。另外，虽然上了许多大容量、能耗低的机组，但我国发电、输配电和用电效率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侯建朝等，2008）。而且在我国，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似乎越是纵向专业化经济明显的行业，越时常会出现“亏损”的“呼救声”。
结论2：如果交易规则复杂多变，交易主体就会出现行为短期化。现实经济中，煤炭企业与电厂之间的交易规则不确定性过高，例如，电煤价格从传统经济时期的计划价格，到转轨经济时期的协调价格，电煤价格形成过程中至今没有建立起比较正常稳定的市场关系，政府机构经常陷入是否介入和如何介入的“两难境地”。这种情况下，煤、电企业市场合作意识淡化，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成为各自诉求，双方不信任程度不断加深，经常处于相持状态。每年一度的电煤合同谈判往往不能顺利签约，“有量无价”的无效合同现象比较普遍。
结论3：市场化程度不足的企业缺乏降低成本的动力，甚至出现不怕亏损的“逆向选择”。例如，李朝林就指出，一些电力企业不去采取措施降低成本，甚至出现这样几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一是煤炭购销舍简就繁，从中间商购煤，增加中间环节；二是煤炭采购价格上舍低求高；三是煤炭交易舍近求远，甚至进口。在我们看来，其中的过错不能全怪电力企业，但却可以验证我们的推论。市场化不高的电力企业，由于电价受国家控制，存在与国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再加上大型电力企业多是国有企业，历史形成与政府的特殊“附属关系”，因此，电力企业降低成本的动力不足，甚至存在利用“政策性亏损”“绑架政府”的倾向。
结论4：如果上下游交易成本过高，就会出现过于纵向一体化或偏于纵向整合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本应合作共赢的纵向专业化经济无法顺利实施，导致过度纵向一体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进一步限制纵向专业化经济效率的发挥。
结论5：无论是具有较高市场支配地位的一方还是谈判能力较弱的一方，都有动力去“俘虏”规制者，威逼劝诱政府机构出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效率提高上。煤炭行业改革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整体上市场谈判能力较弱（也存在煤炭供需紧张时，煤炭企业拥有较高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一些国有煤炭企业便以保证煤矿安全为“借口”，大力提高行业集中度，借此提高自身的市场优势。而电力行业与政府更具“天然联系”，更具有“俘虏”规制者的能力和动力。如果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降低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关系的角度出发，只有进一步加大市场化改革步伐，促使煤、电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自身效率提高上，才会有利于降低煤电企业纵向交易的总成本。
收稿日期：2009－12－25
注释：
① 在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关联交易”有特定的解释，本文取其一般的经济学涵义。
② 中华文化的精髓本来就不是这种简单思维，“非友即敌”，而是强调“阴阳谐和”、“你中有我”。
③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在分析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时，可以把电力企业视为纵向一体化组织，而暂时忽略电力产业除发电环节外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有关电力产业的产业链中的输配电组织对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形式选择的影响问题，将在另文讨论。
④ 当然，这只是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还不是全要素的效率概念。如果说整个生产活动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综合结果，那么，劳动分工只是整个分工的一部分，其他要素也有分工问题。
⑤ 中文的“经济”与英文中的多种涵义相对应。Economy强调经济体，如“市场经济”；Economics强调经济学，如“产业经济学”；Economies强调经济性，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本文所说的“专业化经济”或“一体化经济”强调第三种涵义。
⑥ 这方面的相关概念有不少混乱，本文对此进行了清理，并对整个概念体系作出重新定义。如纵向专业化与纵向一体化，纵向专业化经济与纵向一体化经济，纵向分解与纵向整合，组织成本与交易成本。
⑦ 经济学中论述这种“权衡”）关系的例子很多，如社会目标中的“公平与效率”，反垄断问题中削弱竞争与改进效率之间的“威廉姆森权衡”（Williamson，1968），产业组织理论中的“马歇尔冲突”，宏观经济学中表明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典线”。也许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才成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
⑧ 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是“政府失灵”或叫“政策失灵”，但经常可以看到对“政府失灵”与“政府失误”的误解。“政府（政策）失灵”是指受信息局限、政府任期、官员目标等因素的制约，在正常情况下都难以避免的失败。而“政府失误”则是指执政能力水平所限，或客观条件发生意外变化而出现的失败。前者是注定的，后者是偶然的。